《点 点 滴 滴 石 门 坎》

老杜

　　2024年8月26号这一天，专门去了一趟石门坎，为的是向长眠在那里的一个外国人致敬。

大概是1985年吧，刚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和当地干部们也谈起过他。Tāo哥是这么说的: “公元1904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拼写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

1949年之前的40多年里，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们在石门坎所创造的文明奇迹，当然远不止涛哥罗列的那么一点点。如今只要上网输入“柏格理”或者“石门坎”一词进行搜索，就会有长篇累牍的报道，无须我鹦鹉学舌。在这里只提及一点就够了: 正是他们的不懈工作，让当年的石门坎博得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之美名，在国际上被誉为“文化圣地”、“海外天国”。

Tāo哥“遗忘”了什么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涛哥这段讲话似乎在有意制造一种遗忘——遗忘柏格理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份。

毫无疑问，柏格理及其数名同样来自英国的后继者都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来石门坎，第一目的肯定是传播基督教。当年石门坎及周边地区，近百座教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众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一时之盛，全国无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石门坎的大名曾惊动了蒋介石。尽管他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却对这个外来宗教在草根民众中的传播深感不安。总裁的担心影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于是授意贵州地方政府密切监控石门以防教会势力扩张，甚至以“开发”为名打算取缔那里的教会学校。不过遭到社会各界坚决抵制，最终不了了之。

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被宏大革命叙事定性为“文化侵略”——我们的近代史课堂上就是这么教的。Gòng chǎn dǎng的Tāo哥，根本不敢去触这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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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在石门坎柏格理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标准的中国传统礼仪。与我同时在墓前顶礼的，还有十多位男男女女。但见他们恭立墓前，双臂交叉于前胸，只低头静默而并不躬身，便好奇问道: “你们是教徒？”

“不是。”其中一位没好气答道。

或许是看见我也朝柏格理鞠了躬吧，他又才稍稍缓和口气补充说: “只是懂得一点点。”

“本地的？”不知趣的我继续问。

“不是”，他的一位同行者抢过话头，“我们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旅游团？”

他俩顿时一脸苦笑: “自己约起悄悄来的，我们那边管得紧，被单位知道了会有麻烦。”

我好像明白了: 他们大概是一伙坚定的基督徒。没想到百年沧桑之后，柏格理们的传教成果还余烬犹炽！

石门坎与柏格理

1887年，23岁的柏格理来到中国，旋即便一头扎到云南昭通传教。据说他经常走街串巷，一边敲着铜锣一边扯开嗓子喊“大家来听福音啊”，但招来的却只是一群把他当耍把戏一样看待的小屁孩，跟在屁股后面嬉笑不已。

昭通地处滇黔川交通要冲，开化较深。城中居民大多是文化优越感很强的汉人，柏格理把他们作为传教的目标人群，颇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从1887年到1904年这17年里，他只招收到17名信徒，自己都感觉憋屈得要死。

1904年，柏格理终于迎来转机。这还得从上一年（1903年）说起: 几个石门坎的苗族猎手从威宁到普定去打野猪挣工钱，偶遇在安顺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牧师。应后者之邀，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从石门坎赶两天的山路来安顺聆听布道。

大概是党牧师体恤他们赶路之苦吧，考虑到石门坎距昭通不到半天的路程，便将他们介绍给在昭通的柏格理。

憋屈了17年的柏格理万万没有料到，这几个主动投来的门生会带动那么多苗族同胞到他这里来受教。他不得不事先顾人准备饭菜款待他们。布道完毕已是晚上，又留大伙在自己居住的小楼过夜。留宿的人太多，把楼上一棵承重的横梁都压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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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所在的黔西北，系多民族地区。居住有彝、汉、回、苗等民族。

历史上，彝族应该是这里的主体族群。如果从政治层面考察，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国，到明清时期的奢香夫人、安氏土司，彝人一直有本族的政权庇护着。即使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掌握这里基层权力的“土目”，也几乎都是彝族人士。

汉人大概在汉武帝将夜郎国并入牂牁郡前后就在这里出现了，有中原政权的支持，从来不乏优越感。而回族到得晚一些，大概是蒙元统治云南的时候扩张而来，也强势过。

只有苗族，被排挤到乌蒙山深处，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狩猎为生计，政治上几乎从未长过脸，长期遭受歧视和欺凌。

宗教信仰呢，彝族的毕摩教，是一种脱胎于原始宗教的神学宗教体系，凝聚族人颇为有力；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消说的强势；至于汉人的儒家信仰，不是宗教却更甚于宗教，根深蒂固；而苗族，一直停留在原始的萨满信仰阶段，单薄且分散，弱势而无力。

苗胞们在柏格理眼中跟自己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享受到了他们从未享受过的平等和尊重。越来越多的苗胞主动上门聆听布道，接受洗礼。这令长期在昭通向汉人传教而灰头土脑的柏格理，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他本来就怀揣着“让一个民族皈依”的梦想，机会就在眼前，何不深入去到乌蒙山腹地的石门坎去，建一座教堂，布道招徒呢？

他成功了。石门坎一时蜚声海内。

都认为是柏格理成就了石门坎，但若站上历史和社会的高度来看问题，这话或许应该反过来说: 是石门坎成就了柏格理！

“文化侵略”之外

如果认为基督教仅仅是传播上帝信仰的宗教，不免就片面了。晚近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孕育于基督教文明的沃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无不带有基督教胎记。尤其路德宗教改革诞生的新教，更在精神上催生、抚育了现代资本主义。

就宗教信仰而言，基督教当然有其迷信的一面。但进入现代以来，传教士们渐渐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播不能只靠愚昧无知的盲目信仰。启蒙和科学给它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若以现代知识的传播开路，传教事业则会事半功倍。

传教士柏格理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在石门坎及其周边地区，不仅猛建教堂，广招信徒，更是把办学建校，教授知识当作要务来做。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这便是当时的实情。

1905年9月1号，石门坎学校开学报名，9月3号正式上课。课程开设有数学、语文、英语、音乐和体育等科目。1912年该校正式取名叫“光华小学”。1941年设初中预备班，以此为基础1943年建成西南边疆石门初级中学。

与此同时，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们又不惜余力将他们的事业推广向滇黔川交界地区，先后在贵州威宁，四川珙县，云南昭通、宜良、鲁甸、盐津乃至昆明建立光华分校。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中级卫校和神学校1所。各分校的教材购置、课程安排、毕业统考等，皆由石门坎光华学校统一办理。如是，一个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黔川边区现代教育体系出现在滇黔川边区，而石门坎俨然就是这个体系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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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教育体系各学校都施行双语教学。这里所谓的“双语”，并非我们今天常见的汉语普通话+英语，而是汉语+民族语言。英语是必修课。在石门坎小学，柏格理的妻子就是英语老师。

抗日战争时期，陈纳德飞虎队一位飞行员架机在驼峰航线不幸被日军击中，掉落在石门地区，正好遇上当地一个苗族同胞。这位苗胞居然用英语跟美国飞行员流畅地交流起来，弄明白情况后便主动送他到中国军队的驻地。飞行员当场感激得泪流满面，他怎么都想不到在中国一个如此偏僻的荒野，会有如此熟练掌握英语的普通苗民。可见石门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之高，即便放在今天也不遑多让。

光华的双语教材编写，除汉语文之外，在彝族地区，用的是彝文。在苗族地区，则用苗文。

涛哥说柏格理“用英文字母拼写当地的老苗文”，此话不确。那意思好像“老苗文”在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前就已经有了，柏格理只不过是用英文字母把它拼写出来而已。

其实，苗族在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不管“老”还是不“老”的文字。柏格理打从决定到石门坎传教开始，就一门心思学习苗族语言，且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它。上课操一口流畅的苗话，对他说来小菜一碟。可没有文字，编不出教材，双语教学还是跛了一只脚。

柏格理于是会同当地几个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借助从苗族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的灵感，潜心研究，动手创建书写苗语的拼音文字。几经失败，终于创立了既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又含有模仿传统服饰花纹自创而来的几何图形符号这样一整套文字书写系统。这才是后来民间所称的“老苗文”，也叫“石门坎苗文”、“柏格理苗文”、“滇东北老苗文”。英语世界则是称它“坡拉字母”。

总而言之，“老苗文”的发明，柏格理居功至伟。

有了这套老苗文，柏格理们不仅编写出苗语课本，还翻译出版了《圣经》，甚而印刷发行苗文报纸。广大苗族民众也用它记账、写信，记录民族诗歌、故事及各种其它的传统知识。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官方制定公布了另一套苗族文字（即新苗文），老苗文也仍旧在乌蒙山苗族同胞中流行和使用。它是属于柏格理和石门坎的，也是属于苗族民众的。

光华教育 硕果累累

光华学校不仅为滇黔川边区各族民众打开了学习新知识的大门，更在他们中间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光华学校的校歌唱道——

“好男儿，当自强。

学有绩，寻光明，要日就月将；

要学那昔大禹，寸晷无荒；

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

光华学校课本里有《爱国歌》——

“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

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

物产丰富山河美，

五千年前早开化。

如今共和作新民，

努力治国平天下。”

课本里还有《平民歌》——

“平民，平民，民主的主人。

主人不努力，国家不太平。

我四万万同胞，

职业虽不同，人格皆平等。

国家兴亡，大家有责任。”

经历这样的教育，光华学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为国家为民族，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而且，这份责任和担当，通过光华学子这座桥梁传播开去，连当地社会的草根民众，最终也能了然于心。

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役在云南发动。石门坎各族民众曾两次捐款共计六千大洋给护国军。蔡锷将军也两次颁布奖状送给石门坎加以表彰。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八百多名石门坎子弟毅然从军，奔赴抗敌前线……

石门坎人果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平民歌》所唱的: “国家兴亡，大家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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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的40多年里，石门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苗、彝知识分子。

就苗族而言，据2002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族志》: “到1949年止，由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有数千之众。……升入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的学生约30多人。……（其中）吴性纯、张超伦还得了华西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就彝族而言，有1997年出版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称 : “1949年底前，全县彝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0余人。聂光廷、陆堂恩获华西大学和美国纽约州大学的博士学位。王正文赴日留学，系威宁彝族第一个留学生。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人。”

以上仅是贵州一省的相关数据。滇、川没查到，两省对此事似乎也不怎么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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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政府将仍留在石门坎工作的外籍人员（包括柏格理的遗孀）全部恭送出境返回他们的国家。风光一时的石门坎现象，至此谢幕。

　　

尽管如此，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还是享受到了石门教育体系的成果。网上有资料说，“从石门坎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有省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这群人应该就是涛哥所说的“精英”了。

2005年9月，已是总书记的Tāo哥亲自打电话给即将离任的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嘱托他“一定要去石门看看，给石门一些帮助”。钱运录于是来到石门坎，在柏格理墓前呆了20分钟。众人离开时，他又转身一个人独自返回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钱运录或许是拜谒柏墓级别最高的Gòng chǎn dǎng官员了。他当真批款三千万元给了石门坎。

碰到一点小意外

这次我们去石门坎，本以为至少会有一间陈列室之类的场所供来客参观，岂料找不到。只好自己掏腰包顾了一名当地老者，带着我们四处寻访柏格理们当年的遗迹。烈日当空，爬坡上坎，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勉强达到此行的心愿。

老者的爷爷曾给柏格理做过厨师。一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了不少当年的轶事（他应该也是从老一辈那里听到的），大多闻所未闻。后来，我们还打听到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又去访问了他。这位老人称，他的父亲（或许是爷爷，没听清楚）是柏格理首批学生中的一员，曾写过一份《石门坎百年实况录》的资料。我顿时就心里犯嘀咕 : 柏格理首批学生是1905年招收的，“他的父亲”入学时的年龄至少应该10岁上下吧。居然记录了“百年实况”，难道活了一百多岁不成？不过，我最后还是不好意思打破砂锅问到底。

老人退休前曾经在当地一所学校任校长。我们是在停车场一间逼窄的门卫室找到他的。靠墙一张破条桌上，有一台灰尘蒙面的老旧电脑和打字机。老人说，资料就存在电脑里面，若需要可以打印出来送给我们。停车场一间逼窄的门卫室找到他的。靠墙一张破条桌上，有一台灰尘蒙面的老旧电脑和打字机。老人说，资料就存在电脑里面，若需要可以打印出来送给我们。说着便打开电脑找出资料文件夹点开，操作手法倒是十分麻利。

资料用双语写就，汉、苗文对照，有上百页之多。老人开始打印，那台和他一样上了岁数的打字机“咔嚓咔嚓”忙活好一阵子才打出一页纸。照这速度，估计要全部打完我们非在这儿过夜不可。于是给他说，我们等不及，得走了，留点钱作打印费，让他找时间慢慢打印出来再寄给我们。

钱倒是小事，老人说。接下来却迟疑了，一脸的犯难。最后他才告诉说，这里的Pài chū suō给石门坎邮局打了招呼，进出当地的邮件都得检查，如果发现有跟石门坎那段历史相关的，全部扣下交派出所处理。所以，他只有找机会偷偷去威宁或者昭通，才能寄给我们。

正说着，手机响了。是给我们带路的老者打来的。他电话里告知，刚才Pài chū suō的人打电话问他，我们这几个人是什么身份，他以前认不认识，为何要带路？

这算哪门子事呀！我们招谁惹谁了？没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资料也不要老人寄了，何必给他惹麻烦？于是跳上车，一溜烟朝威宁方向逃去……

老杜20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