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布包

阎式松

母亲有两个布包，大的是书包，小的是钱包。

大布包是母亲的书包，比A4纸略小。那年，大概在1951年，社会上兴起一股扫盲运动，母亲在蜜蜂绒线厂上班，参加了工厂的扫盲班，下班回家兴致勃勃向我们讲起了绒线厂领导要办学堂的大喜事。

当晚就找了块蓝布料，动手缝制个书包。母亲出身在穷苦人家，六岁父亲去世后跟随哥哥姐姐从扬州乡下到上海做童工，既不识字，又没有学过女红，凭着自己的感觉裁剪好布料，动手缝制起来。书包有两层，还装上了钮扣，虽然针脚有点粗糙，但母亲很满足，带着书包上下班。那年，我刚读小学，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和母亲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读书识字。最终，扫盲后的母亲会写阿拉伯数字，会写一些常用字和自己的名字了。这只书包虽然使用的时间不长，却是母亲的高光时刻。每当看到这只书包，我就会想起母亲伏在桌上写字的背影。

母亲九十岁那年，我突发奇想，想看看母亲还能不能写字，拿出那只书包，找了纸和笔，想请母亲写点字给我留个纪念，母亲还记得那个书包，颤颤巍巍写下了三个“小”字，并写下女字旁，我知道她是想写个“妹”字，最终还是没有写完整，只是留下一行阿拉伯数字。看着自己写的字，母亲竟像回到当年学会写字时的情景，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

（母亲的字迹）

母亲的第二个布袋是个小钱包 。母亲舍不得花钱去商店挑个漂亮的皮夹子，钱币都是用一块零头布包着，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就动手缝制了个小钱包，还是书包的样子，两层带钮扣的，只有书包的四分之一。别小看了这个有点土气的钱包，这可是母亲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理财的见证，钱包里的每一分钱，都凝聚着母亲对家庭无私的奉献和深深的爱意。

儿时的我向母亲讨要零钱，母亲就会在这个钱包里掏出五分一毛放在我的枕边，叮嘱一番才会去上班，而我又毫不犹豫把零钱花在周家牌路上那几个小摊位上。

（母亲给孙子的百元钞）

晚年的母亲钟爱孙辈，记得有次住医院前，也是在这个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给了两个孙子，可能是对生命的终点有预感吧，住进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几张百元票从此就退出了流通市场，成了珍贵的纪念品。

母亲生于宣统元年，三岁小皇帝溥仪刚坐了龙庭。按旧时习俗，女子以“三寸金莲”为时尚，女孩从三、四岁起就要裹脚的。母亲不愿受这份罪，抗争着又哭又闹不肯缠足，幸运的是，缠足的适龄女孩遇上小皇帝溥仪从龙椅跌落，天下大势风云突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风波，男子剪辫子；女子废缠足，风波刮到了扬州乡下，母亲逃过一劫，保留了一双天足。凭着这双天足，母亲在上海滩上的大东华纱厂、裕丰纱厂、同兴纱厂、蜜蜂绒线厂诸多工厂上过班。“关饷”后有了钞票才衍生出母亲的书包和钱包。而年长母亲六岁的姨母就没有这份幸运，缠足后难以在工厂上班 ，只能靠养猪谋生。

（小钱包、小物件和母亲的一缕白发）

书包承载着母亲想学文化改变命运的梦想；钱包则是守护着家庭幸福的港湾。在这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物件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让我感到时间的无情和人生的短暂，唯有这只小钱包至今还静静地躺在我的橱柜里，钱包里装着母亲用过的小物件：手帕、圆镜、发夹、针线、顶针箍、纽扣，和母亲的一缕白发，上面还留着母亲的气息，我把它当作母爱的象征珍藏着，思之亦涕然。

今天是母亲去世二十二周年的日子，手抚小钱包，回忆起母亲和两个布包的故事，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阎式松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