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荀子之《性恶篇》

戏溪堂王楚

“人之初，性本善。”在三字经的启蒙下，我们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老夫子所描述的人性是那般善良，纯洁得一尘不染。然而历史不忍细读，当你阅读到欧洲人，特别是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掠夺土地、使用天花病毒、大规模屠杀、强制寄宿学校等手段，对北美洲和澳洲原住民进行灭绝和驱逐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人性善良吗？当读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我们一直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信条似乎崩塌了。《警世通言·卷二十八》云：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老虎作为肉食动物，其吃肉不过是生存需要，人有无害虎心却值得斟酌，同室操戈的事情都比比皆是，作为兼食动物的人类而言，并非不想，大抵是打不过老虎罢了。弗洛伊德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人天生，并且永远，都是自私的动物！同时也具有同情心和爱心。”这是英国亚当·斯密的话。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人始终是决定因素，华夏文化对于人性的思考太趋于理想化，西方的哲学则显得理性多了。或许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洗涤，我们一直走在尚善尚美的路上。洪应明倒是显得非常清醒，他在《在菜根谭》中写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过分相信别人的善良，是一件特危险的事。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读过的荀子《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在性恶篇中如是说。四面拱火，乱中取利，让地球都不得安宁，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对于当权者来说，不作恶是其人性中最大的善良。对普通人，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来说，读一读荀子的《性恶篇》，去伪存真，对于了解人性，少受无妄，应该颇有帮助。 《性恶篇》 ——《荀子第二十三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騹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驶，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译文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义法度就消失了。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一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一定要有了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不锋利的金属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砺，然后才能锋利。人的本性邪恶，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人们没有师长和法度，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用来强制整治人们的性情而端正他们，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而引导他们。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孟子说：“人们要学习的，是那本性的善良。”我说：“这是不对的。这是还没有能够了解人的本性，而且也不明白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说法。大凡本性，是天然造就的，是不可能学到的，是不可能人为造作的。礼义，才是圣人创建的，是人们学了才会、努力从事才能做到的。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不可能人为造作的东西，叫做本性；人身上可以学会、可以通过努力从事而做到的，叫做人为；这就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的区别。那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用来看，耳朵可以用来听。那可以用来看东西的视力离不开眼睛，可以用来听声音的听力离不开耳朵。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不可能学到是很清楚的了。”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的作恶一定都是丧失了他们的本性的缘故啊。”我说：“像这样来解释就错了。孟子所谓本性善良，是指不离开他的素质而觉得他很美，不离开他的资质而觉得他很好。那天生的资质和美的关系、心意和善良的关系就像那可以看东西的视力离不开眼睛、可以听声音的听力离不开耳朵一样罢了。所以说资质的美和心意的善良就像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一样。如果人的本性生来就脱离他的素质、脱离他的资质，一定会丧失它的美和善良，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人的本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这些就是人的情欲和本性。人饿了，看见父亲兄长而不敢先吃，这是因为要有所谦让；累了，看见父亲兄长而不敢要求休息，这是因为要有所代劳。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操劳，弟弟代替哥哥操劳；这两种德行，都是违反本性而背离情欲的，但却是孝子的原则、礼义的制度。所以依顺情欲本性就不会推辞谦让了，推辞谦让就违背情欲本性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邪恶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有人问：“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我回答他说：所有的礼义，都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制作陶器的人搅拌揉打粘土而制成陶器，那么陶器产生于陶器工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木工砍削木材而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工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圣人深思熟虑、熟悉人为的事情，从而使礼义产生了、使法度建立起来了，那么礼义法度便是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至于那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音乐，嘴巴爱吃美味，内心爱好财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才都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是一有感觉就自然形成、不依赖于人为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些并不由感觉形成、一定要依靠努力从事然后才能形成的东西，便叫做产生于人为。这便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所产生的东西及其不同的特征。圣人改变了邪恶的本性而作出了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作出后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就制定了法度。那么礼义法度这些东西，便是圣人所创制的了。圣人和众人相同而跟众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是先天的本性；圣人和众人不同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是后天的人为努力。那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本性。假如有人弟兄间分财产，如果顺应人的本性，就都喜好私利而且希望得到，那么兄弟之间就会互相争夺；如果受到礼仪规范的教化去分配，那么就能互相推让。所以，顺应人的本性，兄弟之间就会争夺，接受礼义规范的规划，人们就会相互推让。一般的说人想为善，都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浅薄的希望变得丰厚，丑恶的希望变得美丽，狭隘的希望变得宽大，贫穷的希望变得富足，卑贱的希望变得高贵，如果本身没有它，就必定要向外寻求；所以，富足的不再羡慕钱财，高贵的不再羡慕权势，如果本身有了它，当然不必再向外寻求了。因此，人之所以想要为善，正是因为人本性恶的缘故啊。如果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的内容，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来掌握它。人的本性不懂得礼义，所以要经过思索考虑来了解它。这样，如果只有本性，人就不会有礼义，也不会懂得礼义。没有礼义秩序紊乱，不懂得礼义就要违背事理，所以，如果人只有本性，悖乱就存在人性之中了。由此看来，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是不对的！天下古今所称的善，是指端正顺理，合乎礼义，遵守社会秩序；所谓的恶，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违背社会秩序的。这是善良与邪恶的区别。如果真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那么又要圣王做什么用呢？又要礼义做什么用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还要在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上增加什么呢？今天看来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古时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偏邪险恶不端正，违背社会秩序而不安定，因而建立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兴起法度来管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使天下全都达到安定而有秩序，合乎善良。这就是圣王的治理与礼义的教化。如今试一试，如果去掉君主的权势，而不用礼仪的教化，舍弃法制的治理，而不用刑罚禁止违法乱纪，就此观察天下人民的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强者伤害弱者，多数人欺负少数人，不久天下的人就会发生悖乱而互相残害。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喜好谈论古代的人，一定对现代有验证；喜好谈论天道的人，—定要有人的事情做验证。凡是议论，可贵的是要由分析和综合，要由验证。所以，坐下来讨论问题，站起来就可以布置安排，推广起来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没有与它相合的证据，也没有可以验证的凭据，坐下来谈论它，站起来却不能够布置安排，推广起来也不可以实行，这不是大错特错吗？所以，如果认为人性本善，就要摒弃圣明的帝王，就要废除礼义。如果认为人性本恶，就是赞许圣王，注重礼义。所以，矫正木器的工具的产生，是因为有弯曲的木材；绳墨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君主的设立，彰明礼仪，就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挺直的木头不用矫正工具就自然挺直，这是它的本性挺直。弯曲的木材—定要用矫正工具矫正才会挺直，这是因为它本性弯曲。人的本性恶劣，必定要依靠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合乎善良的标准。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有人问：“积累后天人为的礼义，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制定出礼义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陶匠和制粘土制成瓦，那么，难道制瓦就是陶匠的本性吗？木匠砍削木头制成木器，那么，难道制造木器就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制定礼义，好比陶器匠人调制泥土制成瓦一样。那么，积累人为因素而制作的礼仪，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人的本性，即使贤明如同尧、舜，残暴如同桀、跖，他们的本性也都是—样；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如果把积累人为形成的礼义视为人的本性，那么为什么又要推崇尧、禹呢？为什么还要推崇君子呢？人们之所以推崇尧、禹、君子，就在于他们能教化改变自己的本性，能做出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的结果就产生了礼义；所以，圣人积累后天的人为努力而创作了礼义，这就好比陶匠和泥制瓦一样。因此，积累后天人为的努力而形成的礼仪，难道这就是人的本性吗？人们之所以鄙视桀、跖、小人，这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情欲，他们胡作非为，贪图私利，争夺权势。所以，人性本恶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上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子骞、孝己这些人，而看不起其他人，但是唯独只有曾参、闵子骞、孝己他们注重孝道，而且成全了孝子的美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奉行礼义的缘故啊。上天也并不偏爱齐国、鲁国的百姓，而嫌弃秦国人，但是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之间的分别，秦国人不如齐、鲁两国人恭敬有礼，为什么呢？因为秦国人纵情任性，胡作非为，轻慢礼义，这哪里是他们本性的不同啊？“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话怎么讲呢？大禹能够成为大禹那样的人，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度。这样，仁义法制就有可以懂得、也可以做到的性质，然而一般人都具有的素质，也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也就很明显了。如果仁义与法制不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做到，那么，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懂得仁义法制，也不能实行仁义法度。如果普通人本来就没有能够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而且本来就没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那么，他在家中不能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不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现在不是这样，普通人在家中能够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能够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既然这样，那么，他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这些具备在普通人身上就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普通人用它可以了解仁义的资质，可以做到仁义的才具，去掌握那具有可以了解、可以做到的性质的仁义，那么他们可以禹也就很明显的了。如果—个普通人，信服道术认真学习，仔细审查深入考虑，坚持不懈，积累善行而不停息，那么他就能够达到最高的智慧，可以与天地相配了。所以，普通人积累仁义法制就可以成为圣人。有人说：“积累善行可以成为圣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达到，但不可以强迫他们达到。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他不愿意做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他不愿意做小人。小人和君子，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但是他们没有相互对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但不肯这样做。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普通人能成为禹那样的人，就不一定了。虽然他不能成为大禹，这并不妨碍他可以成为大禹。用脚可以走遍天下，但未必有能走遍天下的人。士农工商他们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为业，然而他们并不曾交换过。由此看来，那么这样做，而未必能够这样做。虽然没有做到，也不妨害可以做到。那么，能够不能够，和可以不可以，这两者差别很大。它们之间不能等同看待，道理是很明显的了。尧问舜：“人情怎么样？”舜答道：“人情很不好，这还用问吗？有了妻子，就不大孝敬父母了，欲望满足了，就不大讲诚信了，取得了高官厚禄了，就不怎么忠于君主，人情呀！人情呀！很不美好，还问什么呢？只有贤德的人才不这样做。”人有圣人智慧的，有士君子智慧的，有小人智慧的，有下贱人的智慧的。说起话来旁征博引，千变万化，但总的原则只有—个，这就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却直接了当，有条理而有法度，这是士君子的智慧；说话滔滔不绝，他的行为却悖乱无理，这是小人的智慧。口齿伶俐，而语无伦次，技能博杂，却无所用，分析问题迅速，但不合乎急需，不顾是非曲直，总希望能胜过别人，这就是下贱人的智慧。直译：有上等勇敢的人，有中等勇敢的人，有下等勇敢的人。天下有中正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先王有正道传下来，敢于去贯彻执行；在上，不依从于乱世之君，在下，不不混同于乱世之民；仁义道德所在之处，就无所谓贫穷。仁义道德不在的地方，就无所谓富贵；天下人了解他，就愿与天下人共享欢乐，天下的人不了解他，他就岿然自屹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勇敢的人。礼貌恭顺而心意谦逊，重视信用而轻视财货，敢于推荐贤明使他居于高位，敢于把不贤的人拉下来罢免掉，这是中等勇敢的人。轻视自己的生命而重视财物，安于祸乱而多方解脱，逃避罪责，不顾是非、正误的实际情况，一心要胜过别人，这是下等勇敢的人。繁弱、巨黍，都是古代的良弓，但是如果没有矫正工具的矫正，就不能自行矫正。齐桓公的葱，姜太公的阙，周文王的录，楚庄王的留，吴王阖闾的干将、莫邪、巨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有名的良剑，可是不经过磨砺就不会锋利，如果没人使用，宝剑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可是，前面要由有马嚼子和马缰绳的控制，后面要有马鞭的鞭打，还要有造父那样能手驾驭，才能日行千里。人即使具有良好的资质，聪明的头脑，也一定要跟随明师学习，结交好的朋友。跟随明师，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正道；结交好的朋友，所看到的就是忠诚、信用、恭敬、礼让的行为。自己在潜移默化种进入仁义的境界，这是于观摩效法的结果。如果跟随不好的人相处，所听到的就是欺诈、虚伪的事情，所看到的就是肮脏、欺骗、下流、贪婪的行为，自己将要受到刑罚和杀戮还不知道，这也是由于观摩效法结果啊。古书上说：“不了解儿子，看看他的朋友就清楚了，不了解君主，看看君主左右的臣子也就清楚了。”这就是观摩效法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