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声声话东林

孤独的老狼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每每看到这副对联，总是禁不住为明朝东林党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气度和襟怀而激荡。然而随着对明朝历史的深入了解，东林党人的形象却渐渐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明朝后期，由于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臭名昭著的宦党独揽朝政，特别是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死后，朝堂之上无人能够制衡各方力量，于是六部三司等诸多官员在宦党的淫威和权力的诱惑之下，出于政治上的自保及仕途上的稳固，纷纷建立各种政治上的利益联盟，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昆党、宣党以及东林党等诸多派系。这些人勾结在一起，“宁负朝廷恩，不犯众臣怒”，逐渐形成了“有朋党而无是非”的政治氛围，令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更加摇摇欲坠。

　　明朝诸多党派之中，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的还属由江南士大夫组成的东林党人。万历三十二年，因上疏反对“三王并封”被罢职回乡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好友高攀龙等人重修宋代大儒杨时的“龟山书院”，在此讲学并宣扬其政治主张。因书院清溪林秀，深得庐山东林寺之神韵，故名“东林书院”，顾宪成亲自撰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悬挂于书院内。东林书院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等方式反对当时因误导王阳明心学而产生的空谈之风，提倡文人士大夫要有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气节，倡导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这些主张对于当时颓废、萎靡的社会氛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引导作用，江南文人士子前来求学者众多。

　　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八君子”人除了授课和讲学之外还发起了东林大会，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召开小会一次进行研学辩论，对愿意参加的人员不做任何限制。一时间，“宪成讲学，天下趋之”，“四方来观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已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聚拢在东林书院的文人学士们在研习孔孟之道的同时以“匡扶天下”为己任“裁量人物，逾位论政”，对朝野积弊、贪官污吏、宦党专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东林人士积极参与朝政，后来凡是支持和认同东林书院政治理念的官员都被称为“东林党人”，成为明末党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然而，东林党面临的政治环境却并不乐观。

　　在明朝末年的朝堂之上，东林党人不仅要面对山东“齐党”、湖北“楚党”、浙江“浙党”、江苏昆山“昆党”、安徽宣城“宣党”的排挤，更是受到了以魏忠贤为首“宦党”的残酷打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涌现出一批忠心报国、一心为民、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东林名臣。如“天下第一廉吏”左副都御史杨涟目睹魏忠贤权势滔天、祸乱朝纲，不惜冒死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宦官专权的恶果“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直击要害，魏忠贤闻听之后惊恐万状，极力捏造罪名将杨涟投入狱中，并指使党羽用铁钉钉入头颅致其惨死；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大胆直言弊政，严厉考核官员，与魏忠贤势力针锋相对，被诬陷受贿身陷囹圄，学生史可法前去狱中探望，看到老师“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的惨状后泪流满面，即便这样，左光斗依然铁骨铮铮绝不向奸佞低头；还有明朝的“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偏爱福王迟迟不肯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东林党人认识到这样下去恐怕会产生不可预估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誓死进谏，万历皇帝迫于压力立朱常洛为太子，明朝政局才得以稳定。

　　可以说，初期的东林党人以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忠言敢谏、坚持真理的风骨成为明朝政治中的一股清流。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之后，东林党人因护国本有功迅速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党派。由于东林党人反对贪污、关注民生，与明朝末年贪腐横行的官场自然形成了对立关系，尤其与魏忠贤一派阉党的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危难之中，东林党人敢于坚持政治理念和主张，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他们利用“齐、楚、浙”三党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转移、拉拢离间、逐个击破，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的激烈争斗中，更加团结的东林党人笑到了最后；在与宦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充分利用社会舆论，树立忠贞刚正、公正廉洁的社会形象，最大限度地争取皇帝的支持和同情。明光宗、明熹宗驾崩之后，明思宗崇祯对宦党专政深恶痛绝，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启用被压制和罢黜的东林党人，至此，东林党人终于一家独大，成为朝堂之上只手遮天的党派。

　　随着老一辈东林党人的离去，掌握了朝政大权的东林党却逐渐丧失了前辈的风骨和气节，逐渐将国家利益抛之脑后，彻底沦为江南地主、官僚、富商阶级的代言人。这些满口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以“为民请命”、“散财于民”的名义提出削减江南地主与商人赋税的建议，其态度之坚决，言辞之激烈迫使崇祯帝不得不妥协。时值后金入侵，内外交困的崇祯帝无奈之下只能向大臣们筹集资金，但平日里慷慨激昂的东林党人却轮番上演哭穷的戏码，使得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朝廷无法向富足的江南富商和地主豪强们征收工商税，无奈之下只能增加农业税，如此一来，农民的负担达到了“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惊人的程度，农民们走投无路下纷纷加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的起义队伍，成为推翻明朝统治的一股洪流。

　　掌握了权力的东林党人自诩“清流”，却已然蜕变成道貌岸然、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不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不再为黎民苍生而费心，高官厚爵成为了他们中饱私囊、贪图享乐的工具。东林党领袖李三才家财竟然达到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大明王朝一年的财政总额，其后的东林领袖刘一燝、叶向高、钱谦益等人也都是家财万贯的富豪。东林党人在没有掌握权力时为抗争不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可一旦掌握了权力之后却竭尽全力地为他人制造着不公。他们利用“京察”的人事考核权，对本党官员大加褒奖提拔，对其他党派的官员则贬斥打压，“党同伐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一心想力挽狂澜的崇祯皇帝环顾朝堂之上，除了东林党人之外竟无可用之人。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危难之际身边唯有太监王承恩一人，朝廷上高谈阔论的东林党人早已四处逃窜无影无踪。煤山之上，崇祯自尽之前望着紫禁城发出悲叹：“朕并非亡国之君，而诸臣皆为亡国之臣矣！”此时，大批东林党人却在为保全富贵纷纷投靠闯王李自成。清军入关之后，这些恬不知耻的东林人士又投入满清怀抱。南京城破之时，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小妾柳如是要和他一同投河殉国，钱谦益在河边踌躇徘徊之后竟以“河水太凉”为由拒绝而苟全性命，后来因“迎降之功”成为满清的礼部侍郎，其“风骨”、“气节”真是连秦淮河边的青楼女子都不如！甚至其外甥金圣叹也辛辣地嘲讽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究其根本，东林党不过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在其存在的40多年时间里，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为江南士族豪强利益的“代言人”。内不能济世安民，外不能荡平敌寇，那些所谓的“忠君爱国”、所谓的“为民请命”、所谓的“仁义道德”、所谓的“铁骨铮铮”不过是争夺官位和权力的工具而已。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渐远；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