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趣事

微笑

一、童年的记忆，五岁才开始

姥姥系着围裙，猫着腰站在灶台旁，把做好的面鱼，一个个的放到油锅里。眨眼间，面鱼漂出油面，姥姥拿筷子翻了个个，没一会儿，金黄的小蜜果被姥姥捞到花盘子里，立刻，诱人的香甜味，从厨房散发到整个院子。我趴在厨房外的窗台上，眼巴巴的盯着金黄色的，还在滴着油的小蜜果，口水差点流出来。这时，姥姥笑呵呵地走出来，手里端着盛着蜜果的小碗，递到我手上，让我吃。这是姥姥给妈妈做的月子点心，那一年，小弟出生，我五岁。

1957年农历正月十八，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这是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庭，我的父母，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姥姥，老姨和老舅，共10口人，还没算在城外做更夫的姥爷.

听父母说，姥姥是1953年大姐出生4个月时，带着她的一帮儿女，来到我家，照看大姐做家务，当年，姥姥43岁，老舅才5岁。

父亲是1955年9月，被省委组织部任命调到呼兰县工作的。在呼兰工作的9年中，曾任呼兰县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县委副书记职务。

呼兰县幸福街156号，是我家在呼兰的第三个住处。第一处是建国街顺纪胡同，因为在县城十字街的北边，就叫它大北头。第二处是电影院附近，叫小北头。幸福街156号，地处县城南边，叫它南头。小弟弟1962年秋出生在幸福街的南头，至于什么时间搬到南头，已无从考证了。南头的住房，父母工作调到省城哈尔滨后，姥姥及家人一直在此居住，直到1999年姥姥去世，乃至最后房屋拆迁。

5岁时的记忆不多，零星的像初冬的小雪花，飘飘洒洒在那遥远的时光隧道中，但记住的事，就不会再忘。5岁那年，我跟着姥姥第一次出远门，到肇东县昌武镇，姥姥的妹妹家串门，这里也是姥姥的老家。姥姥的妹妹，我叫姨姥，一生没生育，家里有个过继来的儿子叫五丫，我叫他五丫舅。在姨姥家的那些天，五丫舅怕我想家，经常带着我到镇上玩，别的没记住，只记得昌武大街上总有个脑残的傻子，走路一瘸一拐，咧着嘴傻笑，后面总围着一群孩子。在姨姥家没呆几天，我就哭着闹着要姥姥带我回家，这时，姨姥就从炕上的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袋，从里面倒出一点白米，笑着说，孩子今天中午做二米饭，炖豆角吃，别想家了。二米饭，就是在小米里加点白米，那个年月，能吃到白米，就是过年了。

这是1957年冬，妈妈在呼兰县城建国街顺纪胡同大北头的家房前。是我的出生地。

这是1958年冬，大姐和二姐在呼兰大北头家中，当时还没有我。

二、弟弟们的孩子王

两三岁的小弟亚光，天天嚷着要骑车，爸爸给我们买了一个小三轮自行车。我们姐弟三人如获至宝，别提多高兴了。我坐在正座上，后面两轮之间的横梁上，站着大弟亚新，两只小手紧抓着我的肩膀，生怕掉下来。前面的大梁上坐着小弟亚光，张着小嘴又怕又高兴。开车喽，我用力踩着脚蹬，院里院外的''招摇过市'',车子虽骑不快，也是美滋滋的，直到我蹬不动了，两个弟弟还不依不饶的不肯下车呢。这辆小小的三轮车，承载着我们姐弟三人，多么美好的童年记忆啊！

姥姥家院外，住着一家姓王的邻居，有两个小哥俩，经常和弟弟们一起玩，玩高兴了，吃饭都叫不回来，玩不好就打在一起。有一次，俩弟弟又和王小二打起来了，这时，小弟撒腿往家跑，边喊着找我姐去，援兵来了，俩弟弟来了精神，斗志昂扬的对阵王小二，王小二吓得只好跑回家了。在弟弟们的心里，我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有姐姐撑腰，谁也不怕。

我7周岁上学了，弟弟们盼着我下午放学带他们玩。吃过晚饭，姥姥的大炕就成了我们姐弟三人的游乐园。小弟听摆布，经常趴在炕上，两只小胳膊当腿，两条腿由我抬起来，像推小车一样，大家一起喊着:卖豆腐喽。到了晚上，两个弟弟会乖乖地躺在炕上，听我讲故事。‘’别玩了，回屋睡觉吧‘’，听见妈妈叫他们，两个弟弟急忙钻进我的被窝，用被子蒙住头，不肯出来。姐姐的故事还没讲完呢，哪能回妈妈屋里睡觉呀。童年的记忆中，两个弟弟是那么可爱，他俩绝对听我指挥，我们从来不打架。

姥爷的工作单位，好像是一家煤建公司，他在那做更夫，白天也不常回家。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去那玩 ，每次去，姥爷都会拿点东西分给我们。有一次，姥爷拿出了一个旧报纸包着的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大堆硬币，姥爷让我们拿回去分了买糖吃。到现在，我都不记得我贪占了大头，可事隔多年后，两个弟弟都说我当年把5分硬币留给自己，2分的给了大弟，1分的给了小弟，这事他们一直是''耿耿于怀''。

我长到七、八岁时，胆子也大了，就瞒着姥姥，偷偷带着弟弟们去呼兰河沿，小弟太小不想带他，却总是一要出门，就被他发现，哭着喊着甩不掉。呼兰河，是黑龙江省的一条大河，我们家住的幸福街156号，位于县城西南，出家门一直往西边走，没多远就是呼兰河沿。来到河边，总能看到一些家庭主妇，把搓衣板伸到河水里洗衣服。河边半人高的树丛中，挂满了衣裤，有的是主妇们新洗的衣服，有的是下河游泳的人脱掉的衣裤。站在河沿上，看着并不清澈的河水，分不清哪边是上游，哪边是下游，只觉得眼前的河好大呀！

对于我们出生在呼兰的姐弟三人，呼兰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啊！从1966年我离开呼兰县城，到哈尔滨定居，就再也没有去过呼兰河沿。半个世纪过去了，虽曾多次去呼兰看望姥姥，老姨，也不止一次的想过，到呼兰河沿走走，看看，却始终没能如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儿时去呼兰河沿的小路，早已不复存在。那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那路边灰暗低矮的土坯房，那一望无边，黄乎乎的呼兰河水，多少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梦绕魂牵的呼兰河啊，儿时原生态的母亲河，深深地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中。

这是比我小3岁的大弟弟亚新，3岁时的留影。

1967年，7岁的大弟弟亚新和5岁的小弟弟亚光，在呼兰幸福街房前。

　　三、顽皮的女孩

1. 烤肉虫吃—-我兴致勃勃地捧着一把白肉虫子，从外面跑进来，径直走到灶坑前，往里看看，正好还有没熄灭的余炭，冒着火星。我一个个的把卷曲着的，白白的肉虫子丢进灶坑里，不一会儿，拿小棍子把烤熟的虫子一个个的巴拉出来，一边兴奋地喊着两个弟弟，快来吃肉啊。这考虫子也太好吃了，弟弟们边吃边吧嗒着小嘴，真香啊，没吃够。
2. 告别爬树—-呼兰县幸福街156号住宅，是呼兰县委分给爸爸的，一共五间房，我家和当年呼兰县火柴厂厂长李中山（后来成了老姨的老公公)家各住两间半。当时，可算是县城的豪宅了。这套房子，两间是套间的住屋，半间是厨房。两间住屋都各带一个有窗的储藏室，我们叫它道闸，住屋和道闸的隔断，上面是透明的玻璃框，直通到棚顶。两个住屋各有一铺阳面的火炕，外屋的火炕连着厨房的灶坑，做饭烧火炕就热乎了，爸妈带弟弟们住的里间屋的火炕，是单独烧火，炕才能热。两个房间中间有一面火墙，炉子在姥姥房间，冬天，就靠它取暖。炉子上可以烧开水，也可以放个小饭锅，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生病了，姥姥就在炉子上用小铝锅给我煮的面条。房子前面，有一个比篮球场还大的菜园子，从春到秋，姥姥种的瓜果蔬菜吃w不完。菜园前面，靠马路有一棵高大的老榆树，我捧回来烧着吃的虫子，就是在这棵树上逮的。小时候，我对这棵老榆树可是情有独钟，除了冬天，春夏秋一有空，就会踩着板障（就是篱笆墙）爬到树上，在树上往下看，好玩又威风。姥姥怕我总爬高上树，万一哪天从树上摔下来，就不得了啦，就跟我说，谁家的小姑娘爬高上树的，像个野小子，再别上了。我听不进去姥姥的话，表面答应着，姥姥看不见时，还会偷偷地去爬老榆树。姥姥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从院子里找了把铁锹，径直来到马路上，没一会，就等来了路过的牛车，皮拉啪啦一摊牛粪留在马路上，姥姥用铁锹搓起牛粪，一锹一锹地拍到老榆树的树干上。看着被姥姥拍满牛粪，可怜的老榆树，我差点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爬树。
3. 一毛钱买糖吃—-爸妈房间，靠墙有个大黑花皮箱，妈妈经常打 开箱子，取衣物等用品。有一次，我偶然发现箱子上面有一沓纸币，小坏主意来了，我偷偷拿出一毛钱，妈妈不会知道的。没过几天，趁屋里没人，我偷偷打开妈妈不上锁的箱子，拿了一毛钱，攥在手里，跑到胡同口的小卖店，买了一包杂拌糖，不敢回家，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嘎嘣嘎嘣的一口气把一毛钱的糖都吃光了。那年月，吃不到糖果，吃不到饼干，更不知道啥叫零食。能吃到的，只有姥姥切酸菜时，留给我们的酸菜芯和饭嘎巴。偷拿妈妈一毛钱买糖吃这件事，长大以后一直没勇气说出来，几十年了，在我心里就是个小阴影，直到12年前，妈妈去世前，我也没好意思跟妈妈说。妈妈，我错了，您在天有灵原谅我吧。
4. 逃医生—-那一天，我感冒了，好像有点发烧，不然，妈妈也不会把县医院的医生请到家里来给我看病。医生穿着白大褂进了院子，我知道是来给我看病的，还不得打针呀，那多吓人啊。我这么想着，趁妈妈招呼医生，悄悄地溜出了房门，打开院子的小脚门，撒腿就往外跑。跑到大门外的马路上，回头向院子里看看，没人追出来，我高兴的成了放飞的小鸟。那天，离开家，不记得去了哪里，都干了什么，没吃没喝，在外面逃医生，跑了大半天，也不知道几点回的家。若是现在，学龄前的女孩一个人离开家，家长早就出来找人了，没准都得报警了，感叹！那个可爱的年代啊。
5. 坚决不拔牙—-到了退牙的年龄了，正常情况是，乳牙掉了才长出恒牙，而我，前门牙的恒牙都露出一大半了，乳牙还摇摇晃晃的不肯自己掉。妈妈急了，准备好缝衣服用的细线，找来帮手，一起按着我，要给我拔牙。我哪里肯乖乖的束手就擒，使劲挣脱着，坚决不肯拔牙。妈妈看动硬的不行，就和颜悦色的跟我说，你现在不拔牙，长大了牙齿歪歪扭扭的多难看，到时候可别怪我。我斩钉截铁地回应妈妈，不怪你，不怪你。最后，真应了妈妈的话，恒牙长出，乳牙不掉，换牙期我的门牙长得里出外进，影响美观不说，牙齿排列不齐，导致刷牙不到位，给后来牙齿龋坏埋下隐患。

四、第一次坐火车

长长的绿皮车厢火车，咣当咣当的驶出站台，开往沈阳。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和四姨去辽宁宽甸，看望在部队当兵的，尚未成亲的四姨夫。那是1964年的夏天。

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姥姥，离开爸妈和姐姐弟弟们，刚上火车还挺好奇，看看这摸摸那的，坐了一会儿，就有点想家了。记得当时，四姨拿出一卷干豆腐给我吃，我咬了几口，好咸啊，不好吃，心里好大的不高兴。这时，四姨哄着我，让我开心问我：到了那管他叫啥呀？四姨指的是四姨夫，我不加思索的说:叫二哥呗。这二哥的称呼从何而来呢，原来，四姨夫家是我家住呼兰大北头的邻居，四姨夫的妈妈，我叫她金大娘，金大娘长得白白胖胖的，和蔼可亲的样子，姥姥告诉我，我小时候还吃过金大娘的奶呢。金大娘有四个儿女，四姨夫是二儿子，我自然叫他二哥了。后来，四姨和四姨夫谈起了恋爱，我们小孩哪懂这事呀，在我眼里，四姨夫就是二哥。

坐了好长时间火车，下火车后应该又倒坐汽车，好不容易到了四姨夫部队营地。当晚，我就睡在四姨夫的床铺，清楚的记得床的四周围着蚊帐。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四姨，营房的叔叔把我领出屋子去找四姨。外面很大的一片空地，过了两个漫坡，前面就是当地村民住的一片片的房子，房子建在山坡上，风景挺美的。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哈哈！原来他们是去山坡上的老乡家度蜜月了。

从部队回家，四姨夫去沈阳送我们，我和四姨夫还在沈阳照相馆拍了合影。

1990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二）在姥姥过80岁大寿的呼兰县南头家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姨夫。他老人家在两年前的疫情中，在广西北海去世。

这是我7周岁时，在沈阳和四姨夫合影。

1990年11月18日，呼兰幸福街156号家中，姥姥和她的四个女婿合影。后排右起四姨夫、我爸爸、三姨夫、老姨夫，前排坐着的是我80岁的姥姥。

五、七周岁进校园

六十年前的呼兰县城，主街是一条细长的南北走向的大街。从家里出来，三五分钟走出胡同口，就来到主街。往北走，呼兰火柴厂的正门，对着呼兰县一中，再往前走，就是县城唯一的电影院。记得那年，老舅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看电影，为了少买一张票，快到门口了，老舅把长得最高的我抱起来，逗得影院检票员直笑，说：快把孩子放下吧，不要你票。过了电影院，再走出没多远，上一个小漫坡，就是县城的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街，（当时读作十字gai，这一发音在很多方言中被保留下来）。十字街的东北角，是县城最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副食品商店，过了十字街，再往北走，马路西就是呼兰县建国小学，我的启蒙小学校。

1964年，我7周岁，在呼兰县建国小学校入学，成了一名小学生。按常理，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会越来越清晰，可我上小学的头两年，像是关上了记忆的闸门，老师、同学都是谁，课堂上老师讲了什么，课下玩了什么，像一页白纸，没留下一丝念想。不记得是那年哪月，我从建国小学校，转学到了离家更近的幸福小学校。

这是呼兰建国小学校，60年前的1964年我入学时，就是这个校址。

六、文革来了

呼兰县城，一辆辆大卡车上，站满了趾高气扬，冷漠无情的男女青年，他们穿着草绿色军上衣，蓝裤子，胳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手里拿着大喇叭，大呼小叫的喊着口号，不时的将一叠叠传单从车上抛向空中。我和那个年代的小孩，无一例外的，翘着脚仰着小脑袋，张开两只小手，混在人群中，去抢那天上飘下来的纸片，不知那五颜六色的纸上写的什么，不知为什么像抢到宝贝一样，把传单拿到家里。

时间定格在1966年5月，深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

爸爸是1955年9月至1964年10月在呼兰县工作的，文革开始时，爸爸虽然早就调到省委了，但是，还是没有逃过一劫。爸爸被呼兰年轻的造反派强行从哈尔滨家中，带到呼兰县，当成走资派批斗。那天，爸爸头上带着纸糊的大高帽子，被推到大卡车上游街。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和大姐看到了车上的爸爸，在汽车后面哭着追着车跑。

晚上，爸爸回到姥姥家，趴在姥姥的炕上，委屈的嚎啕大哭。爸爸说，我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在呼兰工作这么多年，过年过节的，有人给家里送筐鸡蛋都不收，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呢。我蹲在炕头窗台下面，一会儿看看爸爸，一会儿看看姥姥。这时，姥姥拿着她那一尺多长的大烟袋锅，在烟口袋里满满装上一袋烟，点上火，一边抽着，一边劝着爸爸，劝着劝着，姥姥也吧嗒吧嗒的掉起了眼泪。

七、革新街100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街100号，是爸爸1964年10月调到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分到的住房，也是我家在哈尔滨的第一套住房。当年，也算是省委的家属楼。我1966年从呼兰姥姥家回到哈尔滨爸妈身边，一家七口人，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了。

”东家的孩儿，西家的孩儿，吃完晚饭都出来玩。“八九岁的邻家女孩崔艳华，背着口水总是流到她后背上的小妹，晚饭后第一个站在院子里，楼上楼下的喊着小伙伴们出来一起玩。革新街100号，由一栋二层的小楼和对面的一排平房合围成一个大院子，我们这些小伙伴，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玩着各种各样数不清的游戏，捉迷藏，打鸡蛋黄，踢口袋，跳绳，好玩的项目太多了。跳绳分集体跳大绳和个人跳小绳，大绳由两个人按同一节奏，由高处摇向地面，一个，两个或几个人分别或一起跳到绳子里，双脚随绳子高起低落，小绳是一个人既可完成。还有一种是跳皮筋，一只脚点地，另只腿抬高脚尖去钩绳子，这种还会有歌谣相伴，边唱边跳，别提多神气了。跳绳不是我的长项，我最喜欢和擅长的是打鸡蛋黄和踢口袋。双腿对着向里踢，叫“盘”，一腿向里一腿向外叫“拐”，我盘踢能连踢100个不坏，绝对是赢家。

革新街100号的小二楼，是室外带棚的木制楼梯。我家住在二楼的阳面正中间，窗户外面是一条长长的外走廊，一米多高的木护栏，两根柱子中间可挂凉衣绳，挂衣服，晒被子都行。大弟弟小时候，有一次就把头夹到了护栏里退不出来，惊动了好多邻居帮忙，才把大脑壳拿出来，哈哈，有惊无险。小时候，一遇到阴天多云，或雨过天晴，小伙伴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站在二楼走廊上看云彩。云里雾里，一会儿出现了西游记中的花果山，一会儿又出现了月亮里的小兔子，一朵朵一片片的云海，想它是啥就是啥，小狗、大熊、胖娃娃，真是云游天下，千变万化。周末不上学，小伙伴们除了在楼下玩，有时，也会聚到楼上，三四个女孩就地盘腿坐成一圈，耍起嘎啦哈，谁家有一副羊嘎啦哈，会显摆的不得了。有时，一群男孩、女孩聚到一起在楼上捉迷藏，从东家跑到西家，跑得外走廊楼板咚咚山响，楼下的大人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朝楼上喊话叫停，小孩们玩得正来劲，哪听得到大人的制止，最后，楼下的人就会满脸怒气的跑上二楼，强行制止孩子们的游戏。

革新街100号，二楼住着十来户人家。上楼左面，是楼的大山侧，三四户人家的门，挤在不太大 的空间里。有斯姨家，贾颜君家，卢迪家。斯姨是一个严重的克山大骨节病的受害者，身高只有一米，双手十指比正常人短了一截，但斯姨长得漂亮，大眼睛双眼皮，一笑露出一对虎牙，嗓音清脆，聪明伶俐，会为人处事，善于处理邻里关系，人缘很好。家务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蒸的大馒头又白又大。斯姨的丈夫张叔好像是省委的水暖工，身材正常，老实巴交的。他们有三女一儿，各个健康。斯姨和我妈是好朋友，我们两家关系很好，我家有什么活计都请张叔帮忙。记得，有一次，张叔又来家里帮着修理什么，妈妈让我合面粉，给张叔烙饼吃，张叔不好意思地憨笑着说，吃饭也行，还吃面饭啊。现在想想，六十年代，能吃上面食，还挺奢侈啊。斯姨家旁边，住着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中间的男孩叫贾颜君，和我一个学年，他上下各有一个姐妹，彦君从小就顽皮，总是笑嘻嘻地眯着两只小眼睛，不知在打什么坏主意，他经常会跟他妈说肚子痛，他妈就会给他一毛钱，他跑到文化宫小卖部，买了素鸡（就是豆腐干），吃完就好了。彦君的妹妹贾宾伟，比我小一岁，我们经常一起玩。宾伟的小姨经常到她家串门，给他们带些零食，我看着宾伟总有零食吃，羡慕又眼馋。上楼梯对着的单元，外边是张平家，里边阴面是乌小玉家。上楼梯往右走，和张平家一墙之隔就是我家。

我家住屋算是这个楼比较好的位置，进门是个方方正正的小厨房，左前方是个挺大的炉台，往里走，左边是两个套间的卧室，其实是一间房加个软间壁，隔成两个屋。爸妈和小弟在里间，我们姐弟四人在外间。厨房的后边是厕所，和厨房一样大的面积，除了蹲便池，还有挺大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从卧室去厕所，要通过一个转弯的小走廊，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我家楼下住着和我一个学年的田红秋，她和她弟弟都长得高高的，她弟弟田红新后来听说搞了体育，红秋的姥姥常住在她家。欣荣的妈妈史娘，长得白白胖胖的，腰间总扎着围裙，院里院外的大事小情她都会过问，她是街道的组长。楼下还有一对亲姐妹，她俩双双未婚，姐俩在一起生活。我们背地里都叫她们大老葛，二老葛。大老葛好像是在省委搞文史研究的，一头齐肩的直发，总是梳到耳后，三开领外衣经常套个纯色的灰马甲，感觉就是个有学问的人。66年文革前后，特别是九大前夕，那个全民狂热的年代，大人们班可以不上，孩子们学可以不上，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活动必须积极响应、参与。记得，为庆祝九大，院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老葛自愿编排舞蹈，组织孩子们，手舞彩带，边唱边跳:"新擅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越看心里越亮堂。”

革新街100号 的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个不曾忘掉的伙伴，就是哈尔滨的有轨电车，老哈尔滨人都叫它摩电。我们家门口就是工人文化宫的摩电车站，上车4分钱车票，随便坐到哪站。每天上学、放学，总能和它见面，有时和它擦身而过，有时，远远听到咣咣当当的声响，就知道摩电车是即将进站，还是渐渐走远。

走出家门，顺着摩电车道，穿过中山路，就是买米买面的粮店了，那时是定量供应口粮的，若出门到外地，要换好全省粮票或全国两票，才能买到主食。前面就快到革新街商店了，离这不远的胡同里，我曾跟着大姐、二姐，拎着装着玉米粒的小布口袋，花上8分钱，去蹦爆米花。有时人多还要排队等候呢，各种不同颜色的布口袋，放在地上一字排开，旁边站着焦急等待的孩子们。轮到了，我们眼盯着师傅将玉米粒装进像个葫芦形的锅里，在火上摇了几分钟，师傅大声喊着，蹦了！大家都跑远了，双手捂住耳朵，只听砰的一声，爆米花出锅了啦，立时，周边的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再往前走，十字街的东北角，是我们熟悉的小卖店，叫它五店，那里有种7分钱一个的小面包，拳头大小，松松软软的，那原味的，没有添加剂的小面包，几十年过去了，仍不忘它的美味。

革新街100号，楼房的后面，隔着著名的中山路，正对着和平邨宾馆。现在的和平邨宾馆1号楼，建于1910年，曾是原中东铁路局董事长马忠俊的公馆。1931年，马忠俊因支援马占山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老百姓尊称他为“马道台”，其公馆亦得名为“马道台府”。建国后，1956年，这里改为接待领导人的高级宾馆，为了保密，对外称其为107招待所。当年，107在哈尔滨百姓中相当神秘。那时候，一到放学，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凑到乌小玉家的北阳台，去看中山路上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去看马路对面的“107”小楼，这个意大利中世纪塞堡式小洋楼，神秘、美丽，却可望而不可及。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伴随着我长大，不可避免的会留下一些阴影。童年的记忆里，原本漂亮、宁静的中山路，有时却变得冷漠而惶恐。那天，我们挤在乌小玉家北阳台上，眼看着一辆辆大卡车，装满了手持棍棒的人们，他们高喊着口号，汽车鸣着长笛，像救护车一样，飞奔而去，冲向离家不远的省政府方向，不知又有哪些老干部又被揪斗、抄家，他们的孩子瞬间就会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小伙伴们听得心惊肉跳。还有几次，好多大卡车，就停在107的大门口，车上下来至少人上百人，席地坐下，听家长说，这是”静坐“，两派斗争正处在胶着状态。

历史，真实地记录了影响几代人的文化大革命，停产、罢课、经济停滞不前，领导干部和知识份子含冤受迫害。我们这一代人，虽生不逢时，小学，中学，上山下乡插队都在文革中度过，但童年的记忆里，搞不懂是是非非，不懂任何政治，小小的心灵里，记录的永远是快乐，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八、小学的快乐时光

1966年暑期，我离开呼兰，回到爸妈和姐姐弟弟们身边，从呼兰县幸福小学校，转学到哈尔滨市南岗区解放小学校读书。

解放小学校创建于建国前的1947年，校址在中山路上，工人文化宫的斜对过，从家出来，过了革新街，再横穿中山路，往前走5分钟下个小漫坡就到了。院里的学龄孩子，都在这个学校。学校的大门，在与中山路垂直的小街上，我们教室的窗户正对着中山路。当时，我上三年级，被分到5班，第一个班主任老师叫李敏，后来，又换了男老师李宝生。我的同桌男生叫黄宁，头发有点自来卷，记得是我家邻院的部队子弟。每天上课之前，黄宁总喜欢把两个人的书桌中间划一道线，谁都不能过界，但我们从来没有过争吵。在新的学校，新的班级，丝毫没有感到生疏，因为二姐和好多院里的小伙伴，都在这上学。张平，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且家就是一墙之隔，每天，我们都一起上学、放学，一路上，有说不完的小心思，讲不完的有趣事儿，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班级里，我还有两个好朋友，王小华和李树媛。我们三个人，在学校几乎是形影不离，被同学们称为三个娃娃。王小华长得浓眉毛，大眼睛，白白胖胖的，称做胖娃娃；李树媛，秀气文静，头发有点羊毛卷，称做洋娃娃；我被称做布娃娃。王小华家在学校后面的光芒街，一个独栋的俄式小院，她有自己的单独卧室，里面是爸妈和两个哥哥的套间。记得，我有一次去她家玩，想上厕所，坐在坐便马桶上，怎么也尿不出来，小华就找来一个痰盂让我蹲在上面，最后才解了小便。王小华小时候一吃馒头就会抹辣椒酱，就像现在的孩子吃面包抹果酱一样。李淑媛的家，在工人文化宫的后面，也是一套苏联房。淑媛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比她大很多。我们也常去她家玩。麻福颖，住在革新街100号楼对面的平房里，我在5班，小颖在4班，我俩教室挨着，也经常搭伴一起上学，后来上中学，在73中，我们还在一个班里，但只两个月，我就随爸妈搬家转学走了。小时候小颖就善解人意，是个懂事的女孩。这几个儿时的好伙伴，几十年友情不散，至今，我们仍保持联系。小学同学里，还有比我们都成熟的曾少红，微胖的身材，很有舞蹈天赋。牙齿不齐的鄂军，大咧咧的孙铁华，总爱说笑话的陶广平。

那个年代，课外作业几乎没有，更没有任何校外补习班，真正的幸福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快乐时光！

1966年，正值文革开始，连小学校也不例外的军事化管理。班级被看成是部队的排，班长叫做排长，中队长叫做连长。有一次，学校组织野营拉练，学生们要背锅，背烧火的木柴和挂面，模仿解放军行军野炊，到目的地去埋锅灶饭。当然，背锅背柴火肯定都分配给了体力好的男生。每年的清明节前，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动力区的烈士陵园扫墓。从中山路的学校出发，老师带着各班的小学生们排着队，浩浩荡荡的步行到烈士陵园，这也算不近的路程，可当时没有一个人掉队。每当学校组织这种活动，我们前一天就开始兴奋，像过年过节一样，喜悦和快乐洋溢在童真的脸上，童年时代真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茂坪河的水啊闪银光","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我最早听到并演唱这首歌，是在解放小学的文艺宣传队里。记得好像是四年级，学校音乐教师成云老师，给我们编排了歌舞《八角楼的灯光》，在宣传队里排练。成老师的丈夫，当时好像是工人文化宫的舞美专业人员，他非常热心的亲临排练现场做指导。这是一个横排4到6人，纵向4排的舞蹈方阵，前面三个人领舞，有细高身材的李燕，长得漂亮的汪伟，还有极具舞蹈天赋，舞姿优美的曾少红，那个年代，小学的舞蹈队，能排练这样的节目，可说是阵容强大。能参加这样的排练和演出，我感到特别自豪。《八角楼的灯光》，这首优美、激昂的经典红歌，虽创作于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但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我还会在酷狗音乐上点播这首歌，深深地陶醉在这首经典红歌的魅力中。

这是小学几个好盆友合影。后排右一是王晓华，左一是曾少红，前排左一是李树媛，右一是我。

这是现在的哈尔滨南岗区解放小学校，1966年我在这上学时的小二楼早已焕然一新了。

到此，《我的童年趣事》已近尾声。回忆童年的往事，我深深地怀念已离开我的爸妈，想念一手把我带大的姥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六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回忆是时间的印记，是生活的篇章，童年的趣事虽已成为往事，却清晰如昨天。那小小的三轮车，那姥姥门前的老榆树，那若隐若现的呼兰河沿，那革新街100号门口的摩电车，那“八角楼的灯光”歌舞场面，曾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现。那些曾经的欢歌笑语，苦辣酸甜，终究会在生命的长河中渐渐消散，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那么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始终如一颗颗璀璨 的繁星，缀满我心灵的夜空，那是我生命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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