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归来

二毛之人

　　提起书院，总令人联想到山林幽静、文豪聚集、独立不羁等等，脑际映现出应天、岳麓、白鹿洞、东林等名书院的场景，大都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名山，与道观、寺庙为邻。山长都是学问高、品行好、名望大的人出任。氛围大抵是林木森森、庭院深深、学子谦谦、书声琅琅。今天，一踏进灵岩书院，就感受到自己也沉浸到这样的场景里了。

灵岩书院，由著名历史学家李源澄创建于1945年，于1947年停办。二年间，在书院讲学的有傅平骧、张圣奘、唐君毅、帅净民、蒙文通、罗念生、钱穆、谢文炳、朱自清、秦佩珩、潘重规、牟宗三、赖高翔、张敷荣、周辅成、刘盛亚、饶孟侃等三十二位名动当代的大学者。院名“灵岩书院”是著名学者、书法家、文史大家谢无量先生受李源澄之邀所题写。原匾残品在书院展厅展出，现在书院门前的竖匾是后人临摹之作，横匾由现代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题写。当谢无量先生题写的“灵岩书院”木匾无奈地从东岳庙门上拆下来时，仿佛预示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灵岩书院成为近一千四百年中国书院史上最后的辉煌。晚来者如我辈，只有在灵岩东岳庙前红叶的芬芳中，默诵着谢无量先生走进书院时激情题诗“远游何必上青城，一到灵岩便有情，未进山门先一笑，满山红叶读书声”，去遥想那一段美好时光了。

书院这个词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贞观年间(大约635年)，位于遂宁县的私学张九宗书院，第一个官办书院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开办的丽正书院。这个时候主要有两种书院：一种源自于官方设立，主要用于收集、整理、校勘图书；另一种则是个人读书的地方，更偏向于文人的书房；而更偏向于我们认识中的“书院模式”，则是起源于唐末。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政治腐败、宦官当权，朝廷在文化教育上的话语权进一步减弱。而逐渐祸乱的社会现状，也使得文人学子们对官方的信任度逐步降低。所谓“天下无道则隐”，为了躲避战乱与政治的侵扰，以学问而闻名的大儒士子们纷纷选择隐退，在秀丽的山水之中避世、建舍。后来，隐退的人多了，士人们为了交流方便，便模仿佛教的讲经制度创立出类似的场所，以作学术交流之用。后来，慕名而来的学子们也聚集在此地，聆听学者的讲学。自此，书院的教育职能初具雏形。在当时这种新书院的数量还不算多，主要是书院主人的个人行为，如果要用如今的例子作类比，更像是大师辅导班。

宋代，中国著名重文轻武的朝代才真正迎来了书院的大发展时期。宋朝的书院数量庞大，不仅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还拥有了比较完善的教学理念与成熟的规章制度。南宋时期理学已发展成熟，出现了众多学派。各学派纷纷在书院进行讲学，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水平，吸引学子到书院获得知识，争取科举高分，使书院对学子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

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与变革，如宋代这般欢迎书院的朝代并不多，特别是一些民办书院所倡导的自由讲学、针砭时弊的风气，被统治者认为“群聚党徒、摇撼朝廷”，在明代中后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嘉靖、万历时期，书院被四次大规模禁毁。无论是私立，还是官办书院，都因各种原因被毁弃。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东林书院的教训，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许在政府严密控制下创建书院。清朝因长期的八股取士导致士人们的思想僵化，即使几个著名的书院被官方恢复，书院的数量多达2000余所，也只不过是私学被官方控制的表现，书院模式自此还是走向了没落。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进，封建制度日渐瓦解，书院也江河日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书院的再度复兴是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围绕“教育制度”，学人以重提书院进行的回应：或于体制之外倡导书院的自由讲学精神；或是顺应体制，实现书院特色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契合；或是融书院与现代学校之长自成教育新制以改造社会；或于大学体制中直接引入书院制度与特色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使命的现代新儒家代表，纷纷以办书院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学术主张与教育理想。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复兴在于民族精神的复兴，民族精神的复兴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书院的研究与创办正是在当时动荡的学术教育环境中应时而生，断断续续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我所查阅到在抗战大后方创建的书院有：马一浮于1939年在乐山乌尤寺创办的复性书院，伍非百于1943年在南充创办的西山书院，李源澄于1947年在都江堰创办的灵岩书院，钱穆于1946年赴昆明执掌重建的五华书院，梁漱溟于1948年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

书院有一种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完全禁绝的精神力量，这就是灵岩书院提倡的“自由读书、自由讲学、和谐包容”，它自由而无拘无束，引领着每一个灵魂向着知识和真理深处探索，激发出无限的创意和智慧，让每一个灵魂充满了色彩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