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庄（五）

杨庆民

　　重点高中坐落在县城，离家四十五里。开学前，大姐见我穿的松紧口布鞋烂了，前头张着嘴，就默默地从一本破画报里翻出鞋样子，搭夜给我做了双新的。我试穿了下，不大不小，刚刚好。

开学报到时，父亲骑车送我。从家到县城，一多半是土路，坑洼不平，我腿都坐麻了，硌得腚痛。

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我俩眼瞪得溜圆，东瞅西望，心想，怪不得都说县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到处都是柏油路。

我在后座上侧身一数，不大会功夫，身边就过去了六七辆小卧车。要在老家，这样的车，仨月俩月也见不到一辆，都是“突突突”冒黑烟的手扶拖拉机。

迎新大会上，校领导首先对我们能过关斩将，进入重点高中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打预防针，说：“不要以为进了重点高中，就进保险箱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骄傲自满，不思进取，成绩很快就会秃噜下来。”

校领导的讲话，给大家稍微松懈的心又上紧了发条，很快就开始了紧张的高中生活，有的人学迷瞪了，走路都能撞上电线杆，还有的怕浪费时间，上厕所都掂着书。

各科老师也整天摸学生的底，“考，考，老师的法宝”，小考、中考、大考，成了家常便饭。

　　也许只有下了晚自习，被压抑的情绪才能稍微得以放松和宣泄。

寝室打过熄灯铃，查夜的老师渐行渐远，趴在被窝里装睡的男生开始蠢蠢欲动，开起了“卧谈会”。

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给女生打分，从班里打到班外，从年级打到全校，至于谁长得最好看，各花入各眼，争来争去，最终也没个结果。

再就是对老师评头论足，起一些非常形象的外号。有的还咳嗽两下，倒倒嗓子，拿腔捏调地学老师说话， 越学越带劲，结果被“杀回马枪”的老师抓了个正着。

高中三年，我几乎每两周都要回家一次，有时候实在没空回去，父亲也会趁周末，骑车来给我送粮票。

中间偶尔也会有村里人来县城办事，母亲就央求他们往学校拐拐，给我捎点换季衣服和煮熟的鸡蛋， 所以我和村里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

每年的寒暑假，我也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刚放假到家时，村里人因为有段时间没见我，都很惊讶：“咦，大学生回来了，都长这么高了”。

村里人习惯把考上高中的孩子称为“大学生”，里面更多的是鼓励和期许的成分。

上高中的我，也比以前懂事了，想着家人一年四季在地里劳作，现在我放假了，也该替父母下地干点活了。村里人都在田里干活呢，没过几天，我就和他们打得火热。

紧张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终于迎来了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高考那几天，对我来说，日子最难熬，也最让我痛心。

由于高度紧张，导致我高考临场发挥失常，成绩下来后，差的出乎意料，填报的志愿均未录取，最后被调剂到了一所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学。看着手里的调剂录取通知书，心里一丝欢喜也没有。

我觉得对不起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对不起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更对不起自己多年的努力！

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就准备回高中复读，来年再考。在回校园的路上，正遇上高三的班主任张老师，他的眼睛高度近视，镜片一圈又一圈，成涟漪状，透着厚重。

张老师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也明白了我的想法，只是冷静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本来就理科强，文科弱，我现在已经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了，即使再复读一年，他认为也很难有大的突破，希望我再考虑考虑。

我觉得张老师的话不无道理，一时觉得迷茫。后来不知从何处打听到，隔壁山东省的曹县一高是省重点，教学质量更好，于是就闹着去那里复读。

父亲在我求学的道路上，一直都是无条件的支持。他二话没说，又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了离家六十里的山东曹县一高。

慕名到曹县一高复读的学生，早就排起了长队。校方见我的高考成绩，比全国重点线还高，很爽快地就接受了。

可是等我到了班里一看，就傻眼了，两百多名学生乌央乌央挤满了整个大教室。因为报到的晚，我只能坐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当时的我，眼睛已经有点近视，黑板上写的什么，模模糊糊，根本看不清。

我开始有点犹豫了。曹县一高隔省跨县，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父亲的河南粮票也不通用，以后只能骑着自行车定期来给我送粮食了。

看着在墙边蹲着休息的父亲，因为带着我骑车六十里路，衬衣早就湿透了，满脸汗水。我眼里一热，泪水夺眶而出，瞬间放弃了复读的念头。

我家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父母为了供我上学，已经竭尽全力，我实在不愿再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了！

人生啊！有时候就像一只在黑暗的棉裤裆里乱窜的虱子，说不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狠狠的咬你一口。谁能保证复读一年会考的更好，万一下年又出现失误，没发挥好，怎么办？

也许俺娘说的对，人，争不过命。心强命不强，奈何？现在好歹没有名落孙山，农村孩子，先跳出农门再说吧。

下定决心以后，我心里反倒释然了。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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