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聚与散

震亚

60年前，我们，一群少年人，怀揣梦想，通过中考汇聚到了北京四中的高一（6）班。

44人分别来自20多个中学的初中部，从多不相识到同窗共读，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团结友爱的班集体（高一后半学期有因病休学后复学的三人加入，不久另有三人相继随家迁往外地）。至今，当年的录取通知书我还珍藏着。

四中是所老牌名校，一直重视因材施教，鼓励自主学习，设有免修制度。虽然在原初中校时，大家都是学习尖子，但在新环境里，一切都需从头开始。不少同学在初中阶段已自学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更有唐祎、吴本中、范苏苏等多位同学先行一步，顺利通过考试，获准免修一门或两门课程。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时，总有同学敢于用更高年级才会学到的知识或课外阅读中掌握的思路予以解答。

那时的中学，真的是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一时曾上街掏粪，穿梭于平安里一带的街巷，学习劳动模范时传祥；高二时又曾赴京西城子煤矿，下井挖煤，培养不怕苦的精神。赶上秋收，还去郊区的永丰公社支农；京密引水工程的工地上也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汗水。

作为男校的学生，充满活力、敢于挑战、崇尚勇毅、坚韧与担当是其特点。学习上都不甘落后，干活时全不惜力。下午课后，赛着做单杠引体向上与仰卧起坐俯卧撑，还去跑道上比拼，球场上争胜。为了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家住和平门的段存理每天步行上下学；家住北太平庄、三里河、南礼士路的毛祖桓、张克军和马伟博、罗斗文等人，则是背着书包跑步上学。

如若一切正常，三年下来，我们都将奔赴各自心仪的大学，开始新的航程。

但是，意外还是来临。不是三年而是四五年后，大家才相继离校。并非学制延长了，而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改变了一切。

受时代大潮的影响与认知的局限，班里也曾多种组织并存。但本班同学心性纯良，顾友情、无私怨、尚兼容、不极端，没有深陷于无休止的“批斗”与“运动”之中。

1968至1969年间，与全国滞留在校园里的中学生一样，我班同学亦风流云散：或山西、陕西插队，或云南、东北军垦，或自行联系落户地点及去父母干校劳动。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是多数，有幸进入工矿或光荣参军的为少数。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时局如何变幻，不自弃、有定力，让我们经受住了磨砺。

多少年后再聚首，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步入沉稳坚毅的中年。大家分散在军政工商、教科文卫等不同部门，重新起步、努力奋进、各尽所能、各有所成。无论在社会上担任何种职务、有何成就，但聚会时，都只是发小、同学，直呼其名，包括当年的绰号，如“赔本”“M”“Galava”“罗庇尔”等，全无不敬，更觉亲昵。

小范围的见面不算，班级性的聚会始于1988年。而此前一年的四中80周年校庆是个契机，让久无音讯的同学在校园里意外相遇，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进入新世纪后，在范苏苏、张克军等同学的积极组织下几乎是每年一次，从一二十人，发展到二三十人。

其间，曾请到班主任凌毓儒及顾德希、田佣、洪梅芬、韩茂富等各科老师与我们同聚。往往这时，张鲁元同学总是贴心地亲自开车接送老师；而长于摄影的冯海龙等多位同学的现场抓拍，为历次聚会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最终，有了把这种聚，凝结为纸版纪念册的意向与可能，并赶在疫情前的2018年，成功面世。

由罗斗文同学主持编辑的纪念册分班级概况、回忆片断、个人简历、才艺展示与通讯名录五大部分，为数十年的母校情、师生谊、人生路做了个见证。借此将我们这拨人的这段历史以书的形式超越时间与空间地保存下来、流传下去。

封面是戴士和同学（中央美院教授）设计的：以母校的标志性老校门为主体，黑与白为基本色调，充满了坚石的质感。大家一致说好：素朴、厚重、透着历史的沧桑。但也有人发出疑问，以绿色凸显的书名里“一九六六年高二（六）班”的称谓是否有些特别？毕竟，在社会上，我们是被习惯地称之为“67届老高中”的。对此，恩师顾德希先生在序文里做了非常精当的解释：

“这难道不是67届高三6么？不称高三但称高二，实属无奈。66年那个史无前例的夏天，‘文革’的暴风骤雨，让67届高三6失去了出现的可能。许多东西能拨乱反正，但历史把这个班定格为‘高二’，却没法儿改。”

是的，我们虽然最终算是高中毕业了，却永远地定格在了“老高二”。尽管，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班的绝大多数人都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甚至有段晓峰、李顺德、毛祖桓、张新国、俞启定五位同学成为了博士研究生导师。但我们终究没有读过高三，没有真正地高中毕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其实，我们还是领到过毕业证书的。那是1968年夏，当拥挤在中学里的六届学生（习称“老三届”）即将发往各地时，相继领到了由学校革命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只是，这样的证书怎么看都觉得不大对劲。比如我们这届：本该是1967年颁发的毕业证书，却是1968年签署的；尽管写明“高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实际上却只上完了高二的课程；而且在校时间为四至五年，至1969年才全部离校。

显然，这样的怪异只可能发生在荒诞的年代。

通常，每一届学生在毕业时，都会拍一张合影，以资留念。但我们没有。

当年不可能有。有的是游离于运动之外时的自由组合。比如1968年去八达岭长城游玩时近20位同学的留影。人员当然不齐整。

如今也无可能。几十年里，已有四位同学不幸去世；另有三名同学联系不上。所以，现在的聚会合影依然是有缺失的。譬如2006年春节的聚会，已是历次聚会中人数最多的，也仅30人。

在多次的聚会中，2008年2月的那次聚会尤其令人难忘——与教我们物理的班主任凌毓儒老师共过生日（凌老师七十大寿，我们则是跨入六十岁的门槛）。曾任班长、团支部书记的吴本中、王大维和老大哥范苏苏同学与凌老师同切生日蛋糕，把聚会推向高潮。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纷纷向老师汇报离校后的经历，几十年的沧桑，各留下不同的轨迹；人生的万花筒，幻化出数不清的酸甜苦辛。那热烈的场面，至今难忘。孰料，仅仅几个月后，凌老师却因病不治，遽然而逝。

失去了凌老师，让我们伤感，似乎与母校少了一份牵系。所以，十年之后的2018年，出于对母校的孺慕和对教我们语文的顾德希老师的敬仰，大家在双井的一次聚会上，一致请求应邀参会的顾老师能当我们的新班主任。而与我班有较多联系的顾老师也慨然应允，且赋诗一首：“京东双井地不偏，耄耋何期任新颁。选者头白我尤甚，天长地久不羡仙！”

因为疫情，班级性的大聚会一停就是数年。好在，我们有微信群，线下不能聚，线上还是可以互通信息、互致问候的。

今年，是我们这批同学入校相识的六十周年，适逢顾德希老师85岁寿辰，于是便有了10月31日在北师大南院科苑餐厅的新一次聚会。

阔别数年，岁月为彼此都新添了印痕。不过，顾老师依旧精神矍铄，慷慨陈词，直言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同学们深有同感，齐声应和。之前，顾老师曾赠每位同学一本他校订并撰《导言》的《顾炎武文》（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而先哲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确已融化在了这代人的血液中。

毕竟，都已退休多年，大多数人已然边缘化。所以，聚会时，除了忆旧，大家交谈更多的还是当下的休闲生活，包括养生、求医、与病共存的现状与体会。没办法，对于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来说，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原本，仍应有三十来人与会的，但因各种缘故，实际只到了18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多人体弱、患病、住院不能前来，亦有家人有病需要照顾无法脱身。

这方面，赵兵同学有计划的积极应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于30年前就因癌症而手术、化疗，病休一年。但心态平和、诊治科学。之后，在工作之余，将球类运动与研习书法相结合，有动有静，长期坚持。如今，不仅书法精湛，70岁后还能飞身上篮，让人佩服。

应当说，班级的凝聚力是相当强的。没来的，大多发来微信说明情况。来的，亦纷纷探询、问候。远在广西南宁的章丕钦同学更是特意赶到北京与会，给大家以惊喜。激动的他还赋诗一首：“曾是少年狂，今日白发苍。只叙昔日情，无力扶沧桑。青春不复在，老骥当伏枥。仍有抖擞者，书写新华章。”

是的，“仍有抖擞者，书写新华章”。比如张新国同学不仅开创了手术根治II型糖尿病的新局面，在国际上“创新立规”形成“共识”，而且现在还奔走各地，示范、推广；李顺德同学则在法学领域不断作出贡献，参与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修改工作；还有戴士和同学多年来一直强调写生，倡导“写意油画”，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如今仍在搞创作、出论著、开画展……

聚会进入尾声的时候，大家请梁纪东同学来段京剧清唱。作为老资格的票友，他稍作推辞后即清了清嗓子唱起了我们这代人都熟悉的《智取威虎山》里的那段唱词“今日痛饮庆功酒……”。到最后一句时，大家齐声跟上：“甘洒热血写春秋”。一时，声振屋宇。

岁月催人老，有聚必有散。通常，人们喜聚而不喜散。但今日的散，何尝不将迎来下一次的聚呢！正如顾老师诗中所云：“秋日科苑美，峥嵘甲子情。喧声达肺腑，肝胆忆征程。老迈心犹壮，相逢酒一觥。纪东情韵远，腔老尽宏声！”

好一个“腔老尽宏声”。无论聚散，都是当下我们这茬人需要的状态与心声呀！

写于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