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爷 爷 妈 妈

黄泥巴

妈妈杨连英

（1894年~1969年）

　 这里称呼的爷爷、妈妈，实际上应称呼父亲、母亲，因为我从小就被过继在他们名下为儿。他们分别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处于清朝末年，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年龄相差60多岁，按照家乡原来的老习惯，从小一直称呼他们为爷爷、妈妈（老家称呼妈妈意为奶奶，妈妈则称呼为姆妈）。为了尊重一致，还是采用老家称呼。

爷爷住在石臼湖南麓凤栖山下一个古老的小村庄，小时候零星上过几天私塾，仅会识写少量常用字，身材魁梧（南墅黄家跳“龙灯”、“马灯”曾连续几年都是跳“龙尾”或“报马”的角色），言少勤劳，敦厚善良。从小跟随公公学得一手娴熟染布手艺，二十来岁之前，一直在外地做染坊生意。到了结婚年龄，则由公公婆婆做主安排，迎娶了孙家巷杨家灵秀的姑娘。虽说之前均未曾见面，但在婚后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相知相爱，相互支持，共同度过了生活的风风雨雨。

以一家一户模式分散种田，“种”、“收”季节较忙，平常的田间管理则相对轻松。庄稼收成很大程度上是靠天收。为了家庭生计，增加收入，爷爷不得不到皖南山区等地做染坊生意。家里田间的活计则留给奶奶一人管理。可奶奶是“三寸金莲”，裹过脚的小脚女人平常走路多重心不稳会摇晃，做农活更不方便。特别是挑担，费力摇摆还迈不开步，犹如正常人踮脚挑担吃力费劲。而那时的水肥粮油收获“出”、“尽”全靠肩挑。还有如插秧，则更是难上加难。她们的小脚踩在稀泥水田里，往往要陷到膝盖处，陷深了移动起来就更加困难。

　　尽管种庄稼十分艰辛，收成难料，但家家户户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管风霜雨雪，乐此不疲，惜土如金。有的为了多收粮，除了精耕细作和开荒拓地外，常常把眼睛盯在“缺劳户”上。妈妈就经常遇到这种事，种麦到北田边，放在南田边的锄头不见了，而到了南田边，放在北田边的麦种又“飞”了。这是“阴招”，“阳招”是在插秧时，被霸面积的大男人打成“泥人”，白日欺弱强取，公开逞强霸世。百姓受了欺侮冤屈无处说理求公平。封建社会好像人吃人。

可是，妈妈並不軟弱怕事。她常说，自家人打闹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深矛盾，做人要行善积德，做事要公道正派，看得远才能走得远，缺德的事不能沾，积德的事要争着做。有次一磨刀人来村忙碌中一块钱不见了，冤枉了山里来的17岁姑娘（毓堂爷准儿媳妇），看热闹的围了很多可没人化解。妈妈得知后主动提出，她出一半钱，另一半在村上凑齐了给人家，可筹资正在进行中，忍受不了打骂屈辱的姑娘跳了“尖角塘”。而人“走”后，钱又冒出来了，原来是纸币受潮后粘在犁铁头反面。冤害了好人，人们议论纷纷，说如早有人出来调解，就不会发生悲剧。小小误会，处置不当，夭折花蕾；无私善举，传颂至今，益泽后人。

那时，农村百姓主要靠庄稼生存，而要获取好收成人不多不行，缺乏男人劳力更不行。爷爷妈妈做梦都想有男孩，可10多年一直生女婴，前后8胎仅留下一个，下塘姑妈命最大，最有福。

　　他们40岁左右，大概遇到了人生的低谷期。1934年，居住的房屋又被邻居（继海伯妻杨家佬等）不慎失火烧毁。而房子刚刚维修好没几年，仅为“煞水”用的是进口压缩木板，“靛桶”就拆了36只，上下18扇雕花屏风门和木地板全部油漆一新，广林哥等小伙伴常在楼上跑圈捉迷藏……当大火初起时，有人告诉正在孙家玩牌（杨麻雀）的妈妈时，她说：“我家现在的房子像“铁桶”，不用担心。”哪知偏偏烧的“铁桶”。等慌忙急急赶回时，大火已通天，无法扑灭，无法进屋取物，急得干跳脚，眼睁睁看它化为灰烬。后忙乱中购买了南堡的三间牛棚屋，总算有个栖身处。

人啊，生命中最暗的时候，往往也是最接近光明的时候。痛定思痛，他们紧接着做了件承先启后、光宗耀祖的大事。经反复摸底协商，又征得数位老先生和有名望的族人同意，给其亲叔叔世流公“活嗣”，將戴家城诚寿公其四弟並侄四人承祧到世流公名下，叔公的遗产全归嗣子嗣孙所有。1935年元月双方正式签订继单。毓发爷爷和善良的奶奶史氏曾分别在南京雨花和江宁生活，先后生三女四子（秀荣、秀华、秀富、秀贵），常来黄家结算收取租金，妈妈则常常早早备好等待。

1939年，刚刚才十岁的秀贵（我生父）便到溧水和凤黄家跟随杨妈妈生活。1951年他与贤惠的诸带娣（我生母）结婚，生一女两子。从而挽救了两个家族，目前大小有百余人。这在两家家族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熠熠光彩。这乃是后话。

　　爷爷长期经营染坊生意，习惯反笔划写姓名，以便于拆封后正面好认。这是他将自己姓名写在筛箩上留下的亲笔。

　　自从我出生后，60多岁的杨妈妈几十年的苦恼、焦虑甚至悲痛一扫而光，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整天喜的合不拢嘴，走路轻快就像一阵风，做什么都劲头十足，对我真是“含嘴怕咬伤，放下怕跌伤。”亲朋送给她的点心礼品自己舍不得吃，全给我包。还没几个月就带我睡觉，夜里尿了床她总熬到翌日晨再处理，说“喜欢闻男婴儿尿香味”。后来慢慢会走路了，到哪里都携着我。记得常在孙家街上，我总是拖着妈妈的围裙不让坐在亲眷湘仪家说话，要“划清界线”，就因他是地主成份（“文革”期间）。长大后每每想起，总觉得荒唐透顶。她白天照看孩子，晚上帮忙纺纱，家中四部棉车（含邻居）围绕一盏煤油灯，很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妈妈昼夜做了不停，家人不忍心，别人称妈妈是脱胎换骨了。而她却说：“不累，这样生活才有意思。”

　　爷爷更是高兴地喜笑颜开。本来他在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早已不准备出门了，后又毅然地到建云、东坝继续做染坊生意，“挣点钱帮助帮助。”妈妈曾携姐姐去过一次，有次要带我去玩，可等了一天的公共汽车因人多车少没去成。1960年腊月快要过年了，爷爷被几个人用竹床抬回家来，那是累倒生病了。他睡东边大房间，头靠东墙矮橱，我每天晚上睡西头给他暖脚。记得每天早晨，爷爷总是笑容可掬地说：“这孩子乖的很，脚头热的很。”而我不懂事却说：“爷爷的脚皮像锯刺，扎手。”尽管杨妈妈和爸妈精心照料，但爷爷还是在翌年的正月初二安详地“走”了，回家后仅呆了九天。那年我5岁，就像发生在昨天。

回忆过去，既难过又幸福，难过的是爷爷妈妈对我疼爱有加，可没有享到我的半点报答；幸福的是我受到了双重父亲母亲的关爱，言传身教，学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本领，学观察问题处理事情的方法、习惯和应对措施等等，受益匪浅。

感谢你们为我消灾除难，保护周全成长。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我总觉得还一直在爱护、支持我们，还一直关心、庇佑我们后人，让我们全家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

愿这成为小花，献给你们！

（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