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阳光快乐

女儿：束美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上，有关科技人物研究中，有一篇文章《不可遗忘束星北》，开篇中写道：在群星璀璨的学者群中，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者之一。他的学生程开甲(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价是：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老骥伏枥、甘为人梯

父亲束星北人生的最后五年，即1978年至1983年，是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给了父亲最后一个施展才能的人生舞台。也应该说是父亲人生最后的一个辉煌时期。

1. 吴健雄和李政道先生的赠书，引起父亲极大的感慨

我感觉对父亲晚年触动最大的，应该是在1978年左右，他收到了李政道先生和吴健雄两人共同寄给他的一本书（也可能是份期刊杂志），因为是英文版的，具体什么名字，我看不懂，只记得外皮是牛皮纸，第二页中文写到：“敬请束先生指正 李政道 吴健雄”，父亲感慨了一声：“啊呀，指正不了了！中国脱了鞋撵吧！”

这本书，让父亲明显地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内心的痛苦。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当吴健雄先生在浙江大学给他当助教时，以及1943年他教李政道先生的时候，束星北以及他在浙江大学好多的同事和朋友们，如王淦昌、苏步青等，可一直都是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上的啊！

他清楚地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动乱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已是遍体鳞伤，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所受的那点冤屈，比起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在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之后，这时的他，所想到的不是如何补偿自己，而是如何把自己的劫后余生，毫不保留地献给他所挚爱的祖国以及科学和教育事业。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是浪费生命”。他所想的都是：“我还能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他只能往前看，已来不及往后瞧了，从此之后，他完全回归到自己是一位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位置上来了。

2.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召唤

1968年我家住登州路33号院子一楼时，35号即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机关。33号和35号之间没有墙。而北海分局的机关食堂在拐弯的兴安路上。因此中午分局的职工到食堂吃饭，都穿过我们院子里，直接到拐角的食堂吃午饭。我们院子当时是海洋学院宿舍，北海分局和海洋一所很多人都是海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1978年恰逢科学的春天来临，原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四处寻求科技人才，海洋一所科技处的秘书耿世江，与北海分局的展广中都是海洋学院1960年毕业生。因为他们1956年进山东大学读海洋系时，父亲在海洋系气象研究室工作，正好遇上肃反后给父亲平反。反右斗争前父亲的才能和名声，他们都有所知。展广中每天路过我们家院子去北海分局食堂吃饭，他也认识仍住在登州路33号的我的四哥四嫂。尽管20多年过去了，他们也知道父亲的当时的处境。耿世江通过展广中，了解到我父亲当时住在青岛医学院松山路传达室，便向曾荣所长推荐了束星北。

在曾荣所长的诚恳邀请下，父亲也为曾所长的诚意所感动。父亲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参阅了30多本海洋学著作和国际海洋学术会议论文集后，思忖再三，确认自己能够胜任海洋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应该说，这是父亲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

在对父亲多年的研究，以及对他许多同事、学生多年的采访过程中，我也认为，当初父亲到海洋一所来工作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虽然有些认识父亲的的老先生认为海洋一所的天地小了一些。

我发现，在中国的气象界和海洋界许多有声望的科学家和元老中，如院士叶笃正、毛汉礼、任美锷、陈吉余等，都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听过束星北、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先生的数学、物理讲课。

而且1955年时，父亲曾受竺可桢和涂长望先生的委托，在当时的山东大学成立了科学院气象研究室，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系，从事过气象研究工作。

所以说父亲最后到海洋一所工作，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3. 老骥伏枥，甘为人梯

父亲到海洋一所后，受到了所领导极大的重视和照顾。在住房困难的条件下，曾所长拿出办公楼最朝南的两间办公室，安排为父亲的办公室和卧室，旁边还有一间教室，并为他配备了专车。

同样父亲到海洋一所来后，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这也是他一直考虑的问题。他看到，海洋一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虽都是1964和1965年的大学毕业生，经过父亲的观察，发现他们的数理基础不够扎实，绝大多数都是学俄语出身的，英语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懂。父亲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过70，靠自己的力量去追赶世界前沿已经不可能了。正在这时青岛电子协会成立。通过父亲在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父亲的一些学生找到父亲。

（1）听我的一个朋友，原青岛电子学会的秘书王维嘉女士对我讲的一个她和我父亲束星北交往的神奇故事：

“我大学毕业到青岛市电子仪表工业局技术科工作，1978年负责筹建青岛市电子学会。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关键时期，青岛市政府为编撰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召集全市各行业专家学者座谈会，为政府建言献策。

在电子行业专家座谈会上，有一位专家的发言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为青岛市电子仪表工业乃至全市经济结构发展刻划出清晰的蓝图。

他谈到“青岛市工业结构不合理，呈倒三角结构，第一产业重化工行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65%，第二产业占比30%，第三产业仅占5%可以忽略。这种工业结构根本不适合青岛这个城市。在美国可以有人不知道青岛，可是没有人不知道青岛啤酒。在欧洲青岛被誉为东方的日内瓦。可是，你们到日内瓦看看也不过如此，哪有青岛美。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造物主镶嵌在东方的天然瑰宝，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凭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却花费大量的投入搞重化工，造成重大污染，破坏了更大的自然资源财富。这叫做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当时青岛的化工是支柱产业，其他所有行业产值加在一起还不及一个化工行业产值多。青岛人引以为傲的青岛钢厂滚滚黑烟笼罩在青岛上空几十年。这位专家继续说“青岛经济结构应该呈正三角，即第三产业为主，重点发展轻工、纺织、电子及旅游、会展行业，大幅削减第一产业，充分利用青岛市天然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造福人民。”

谈到青岛的电子行业他说：“电子工业要走名牌战略，我们有限的资金不能蜻蜓点水，撒芝麻盐。我们现在电子技术水平落后国外近百年，国外都普及彩色电视机了，我们连收音机都买不到，还要凭票买。我们应该集中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家用电子产品，对现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引进技术，创造名牌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听了他的谈话，我急于想认识这位专家，急忙找了一张纸，临时画了个签到簿，要求每位参会者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束星北先生写了大大的束星北三个字，完全不在表格里，是草书。我又特地问他怎么念，他说束星北。哇，好大气的名字。我趁机向他介绍我们电子学会是电子技术人员的家，并邀请他顺便去认识认识家门。我们就一路说着把他领到电子学会办公室，并请他经常来家坐坐。

当时正值青岛市五年规划大会，局长要我撰写电子仪表行业的五年规划，我就按照束星北先生的思路结合各企业的意见一气呵成，制订了青岛市电子仪表行业的五年规划。规划中提出了大力发展电视机、照相机、空调、微电机和电度表等拳头产品。集中资金投入创青岛自己的名牌。

市政府采纳了专家的建议，全市几乎所有的外汇额度都支持了电子仪表行业的技术改造。全行业51个企业，50个企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更新，使老企业改头换面，焕然一新。青岛电视机，照相机，微电机，电度表等产品一跃成为国内外抢手的名牌产品。电度表，微电机，天线等产品在广交会外商排着队都订不到货。青岛五朵金花全国闻名。由于，束星北（当时统称束工）对我工作上的帮助和启迪，经常沟通探讨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好哥们，哈哈，我有多么傻，不知天高地厚，一不小心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时至今日，海信、海尔成了电子行业的世界名牌，旅游会展、奥帆基地和灯光秀都在冥冥之中验证了束星北先生的构想。

一天，当时我市军用雷达生产企业无线电三厂厂长孙希唐（后来的山东省电子工业厅厅长，世界电子通讯龙头企业朗讯或at&t董事长）找到我说，小王，听说我们国家雷达之父也是世界知名的雷达专家，这个人在世界上都很有名，他现在正好就在我们青岛，你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给我们讲讲课，不行见见面座谈一下也行。我说，你联系一下就行了。孙希唐说，不行，我的面子太小了。你通过电子学会联系一下试试。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叫束星北。”“哈，没问题，我可以联系。”我当即拿起电话，就联系了束老，他说十月份海洋局一所有一个培训班要讲课，现在正在备课。但是，还是同意先为我们讲三个月讲座。孙希唐高兴的要跳起来了。“小王，你面子真大。我马上回去安排”。

开讲那天，无线电三厂中层以上所有人员全部停产来听课，还有无线电厂，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全市电子专业的技术人员都来听课，科协最大的可以容纳120多人的教室爆满。黑板前，走道上坐满了人，科协办公室的椅子，凳子都借来了，还继续来人。进不来的在门口，窗口里三层外三层站在外面听课，有的站在板凳上听课，大家都自带马扎子来听课了。束星北从雷达的基本原理开始，讲到当前世界雷达发展水平，我们雷达企业发展的研究方向，以及从宏观到微观的技术问题。课间问了一下学员，都说讲的太好了，真是一场电子雷达技术的饕餮盛宴。

座谈会后带着束星北先生一路说着到了我的办公室，让他认认家门。他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我是无线电专业，重点研究军用通信机。他说他也是这个专业，我们立即有了无尽的话题。谈到当前我国军用通信技术的现状和国际上产品之间的差距，心急如焚。我国当时用的军用通信机还不如二、三十年代缴获的美国机器好用。

他看到我订的无线电专业杂志很感兴趣，我即邀请他经常来看杂志，专门给他一个写字台，可以常来坐坐。并邀请他作为电子学会的顾问来指导工作。为方便他看杂志，我让他把所有杂志带回家，什么时候看完再一起带回来，免登记。后来，每年订刊物，我干脆把目录交给他，让他全权负责。他每次都会非常认真订刊物，并亲自到邮局办理。再后来，他问是否可以订外语杂志，我说可以，你只要需要就可以订，并且收信地址直接写你自己家就可以了，因为外语杂志只有你自己看，除了你没有别人看。还可以买外语书，他每次都列一个长长的目录，交给外文书店，由书店到各个国家去订购，货到以后再电话通知去取书。

我们成了青岛市外文书店的购书大户，也成了多年的好朋友。因为外文书籍大多都是精装本很重，有时候书到了，书店经理每每会顶着大日头，把书捆扎在后座上，用自行车给我们送来，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超强的购买力，引起国家外文书店总店的高度重视，特批我们不用事先交钱，书店先垫付书钱，货到以后再付款。

每次去外文书店人家都非常客气，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本冷清的外文书店完成的业务量顶文革十年，不，顶解放以来的总和还多。那几年，该店年年被上级评为先进标兵单位。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因为青岛有一位世界知名科学家。他像一枚超能磁场吸引着全球大量先进的技术理论。

文革后期国家急需恢复经济，但是各企业都面临人才荒。电子行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差了近百年。奋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一代国人的历史使命。

恶补文化，学习技术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电子学会承担起了办学重任。租了青岛二中所有教室办青岛市电子技术夜校，还要找任课老师，买教材，忙的不可开交。

一天束星北先生开门进来，背着手说：“小王，你不是要找老师吗？我给你带来了。”我开门一看，哇，站了满满一走廊人，全是国家海洋局一所的工程技术人员，老大学毕业生。我赶紧一个一个的登记，分配任课时间，课程。

夜校如火如荼的办起来了。万没想到如此火爆，人员拥挤堵塞了交通，惊动了公安部门，每晚派警力负责管理秩序。整个二中教学楼灯火通明，三个人一个课桌还坐不下，一个教室挤了近100个学生。还有不少人找关系走我的后门，想报名报不上。无奈，只好与各位任课老师商量，辛苦他们每天晚上同时教两批学生。第一批放学后，翻台，再教第二批学生。这个提议得到老师的一致支持，我们一晚上就办两次夜校。扩招了一倍学生，缓解了招生压力。

电子夜校成了青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任课老师每天晚上从五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点才放学，但是依然积极性很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一晚上的收入比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都多。海洋大学一位老师离婚后，老婆与一位万元户结婚了。他收入提高后，家里重新粉刷了房子，所有家具焕然一新，买了别人买不起了家用电器。老婆又回来复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和和睦睦。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好多学生都回去参加了高考，进入大学改变了命运。有的在企业成了技术骨干。青岛印染厂引进了德国的电子刻花机没人能开动的起来，我们夜校的一位工人学成回厂后把设备启动起来了，为企业创造了效益，被企业破格聘用了技术职称，改变了身份。这些事例比比皆是，枚不胜数。青岛市电子学会也被中国科协评为先进集体，我在第一届全国科协大会上做了重点发言。

82年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们国家对外开放急需既懂技术又懂外经外贸的复合型人才。国务院委托北京大学办涉外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专门为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城市培养外贸局长和经贸委主任。当时，我孩子才几个月去不了。组织科长说你先不要急着答复，给你三天期限考虑以后答复。我问了所有家人都不同意去，孩子太小还没断奶。两天过去了，基本决定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要答复组织部门了。下午临下班束星北先生来，我顺嘴提起这件事，他说：小王，你既然问到我，我就送给你几个字，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去就是了。”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但是，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那我就去。”我立刻跳起来说，束工你走时把门卡上就行了，我赶在邮局下班前去打长途电话问我婆婆能不能帮我带孩子。他说，没什么事我也回去了，我们一起走吧。这一别成了永别。我忙着回家收拾东西，把几个月的孩子送到婆婆家，毅然决然赴北京大学上学去了。

在北京大学接受了于光远，厉以宁，龚祥瑞等国家顶级大师的教诲，由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变为外经外贸专业管理干部，青岛市电子产品出口成了全市经济支柱产业，外汇收入成了电子行业主要收入。后期作为青岛贸促会外贸公司业务法人代表，纵揽了青岛市所有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设备进口项目，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如果当时不是束星北先生的几句话，我就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失之交臂了。不曾想，与束星北先生交谈的几句话竟是与他最后的诀别，一年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伟人就是伟人，用他那点石成金的能量改写了我的人生，扶持了外文书店。用他默默的奉献捧红了青岛市电子学会。用点睛之笔谱写了青岛电子工业乃至全市经济结构调整宏伟蓝图。

40年后通过微信读到一篇关于束星北先生的文章，束星北，束星北，这个人我认识，是我哥们！迅速找出他的署名影印件，对就是他！草书。至此我才知道束星北是中国雷达之父，是中国的爱因斯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的朋友，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王维嘉的话让我想起，在1962年时，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也曾委托时任青岛市统战部长赵方舟先生找到在青岛医学院的父亲。打算将青岛发展成一个电子城，托父亲规划设计。并让赵芳洲先生带着我父亲在青岛市龙江路一带到处给我们家找房子，我也曾跟着去了好几次。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又来了，这件事情就泡汤了。

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父亲彻底被打倒了，在1962年时可能还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都还知道父亲的才能。二十多年后的1978年，已经很少有人认识“束星北”是谁了。

我个人认为，父亲当初之所以能答应到青岛电子学会去讲课，而且一讲坚持三个月，他就是明确地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的运动，中国与世界科技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脱了鞋撵吧！”这就是父亲的动力，他知道凭他自己，毕竟年龄大了，是不行的了。他要把他自己的知识，尽最大可能地传授给别人，他甘做“人梯”，而且不讲任何报酬，不遗余力地坚持而为之！

（2）举办“动力海洋学学习班”并亲自带领“海洋内波研究课题”

他在为青岛市的电子工业发展做出努力后，紧接着，在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他又坚持举办了近两年的“动力海洋学学习班”。他从英语、数学、普通物理教起，继续甘当“人梯”！

束星北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前后两任所长曾荣（右）和王殿首（左）

这是父亲到海洋一所来以后，自己记录的他的平反书

也就是说明，父亲在1979年12月26日才正式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中央55号领导小组平反的。

对于父亲在海洋一所的工作情况，我想由父亲的两位在海洋一所的学生耿世江和赵俊生的文章来说明，因为他的学生比我更有发言权：

耿世江先生的文章《束星北教授晚年在一所》（他是父亲晚年的学生之一，也是当时科技处负责父亲与所领导的联系人），此文曾发表在2007年第九期《科学新闻》）上：

“在束教授一生的最后五年里，我几乎是每天同他在一起，亲眼目睹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来所初期，束教授边看书学习，边思考如何为一所的海洋研究奉献余力。

为了摸清一所科研人员的素质，9月份，他先后就科研的方法及多年积累的经验体会、牛顿力学基本定律和原理等问题，举办了3次专题讲座，解答同志们所提出的疑难问题，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与科研人员的广泛交流，束教授深刻体会到，多数科研人员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对一些基本物理定律和原理理解得不够透彻，难以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仅靠几次专题讲座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便萌生了开办一个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想法。束教授的这一想法与曾所长一拍即合。经过一番准备，通过自愿与考查相结合的原则，最后确定了28名学员。我既作为学员之一，还受曾所长之托，协助束教授做进修班的具体组织管理工作。为避免干扰，安心h.郊崂山县李村的崂山旅社开办。

为照顾束教授的生活起居，束师母也陪同束教授一起进驻崂山旅社。

稍事安顿，于11月3日束教授便开始上课。束教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我们没有任何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全凭教授的一纸提纲讲授，我们边听边记。束教授的讲课内容先后涉及到一般张量分析、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数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他读书从不盲从，既不盲信书本，也不迷信名人，他对书中的一些结论，总是要通过自己的物理分析，建立方程，推导结果，以验证其结论的正确与否。束教授的讲课方法，独具一格，特色明显。对于一些重要的物理定律和原理，总是先通过现象的物理分析、实例论证、启发诱导，着力把问题讲深讲透，把一些疑难问题讲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听后豁然开朗，铭记在心。束教授常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务求精深，来不得半点虚假，懂就是懂，不懂就说不懂，不懂就问，不懂不丢人，不懂装懂才丢人。他还经常对我们说：“我想到的问题，你们都应该想到，我想不到的问题，你们也应该想到，不能我想到的问题，你们还没想到。你们应该想得比我还多才对。”可见这位当时已七十多岁的老人，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思想之活跃，比我们这些小他30岁左右的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9年，时任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陈炳鑫，经两弹一星专家的推荐，找到了正在崂山旅社为海洋一所培养人才办学习班的父亲。他向父亲提出导弹舱回收的问题，因这在当时属于国家绝密问题，所以陈炳鑫没有多说。父亲当时虽然身患重感冒，吸着氧气，但依旧用一个手巴掌大小的计算器，花了仅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计算出了回收时间。

下面引用赵俊生在《深切怀念恩师束星北教授》一文（原载《胡杨之魂—束星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详细介绍事情的经过：.

“关于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海域数据资料舱安全回收时间估计问题的解决”

1979年春季，时为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的陈炳鑫同志，在曾所长带领下，到当时我所“动力海洋学进修班”驻地崂山旅社，向束先生求教关于该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据陈炳鑫同志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200m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的同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推移。我诸打捞船将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它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

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就可以安全打捞？束先生听完叙述后说：“让我想想。”由于先生有轻微感冒，加之时间已临近中午，先生显得有点累。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片刻。为了不分散先生的注意力，谁也没有讲话。在吸氧、强力咳嗽，向口腔喷止喘药水交替数次，约10分钟后，束先生一拍脑门说，拿计算器来。又过约5分钟后，先生说算出来了：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陈炳鑫同志说，隔2小时去捞也来得及。

就这样，本来打算不惜花几十万元甚至成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束先生花了半个小时就解决了。当陈炳鑫同志感谢、辞行时，先生再次强调资料舱溅落一小时后，打捞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

嗣后，据说还有人主张要花巨资做模拟试验。一直到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后，上面传来消息说：钱学森教授肯定了束先生的结论，此后在导弹发射前国家确实没有花钱再做模拟试验。

自此之后，束星北教授在国家海洋局及海军系统内名声大振，这在客观上也为海军、海洋局在国防系统内赢得了声誉。于是，束星北教授关于导弹飞行、溅落的资料舱安全打捞时限的估算，就有了各种版本在流传；其中大多数传闻失实。今后如有再引用者，应以本文版本为准。因为，当时本人就在当场（这是束先生事先安排的）。

其时关于束先生所给出的上述科学结论，其亲朋好友各有不同的反映：有的人认为，为什么不把估计的结论说得圆滑些？！万一估计不足可能会犯政治大错误，另有人认为，为什么不藉此争取经费弄个项目给学生做做。先生对此议论不屑一顾。因为，他对科学真理坚信不移，他绝不会按照别人的思维逻辑行事。束星北，就是束星北！！！

池塘抛石激水柱、模拟导弹溅落不花钱

在陈炳鑫同志向先生求教以后，某日的下午，束先生领着我们28个弟子从学习班驻地崂山旅社，徒步向不远处的一个池塘所在地出发。抵达池塘边，先生令其身边的几个弟子捡起不同大小的石头高抛坠入池塘中，并令大家观察激起的水柱的高度及其向四面八方的消散情况。

看到的现象是：石头落水激发起的水柱除高度不同外，都迅速地向周边消散。据此，束先生用手杖指着池塘说，如果这就是大洋，洲际导弹溅落激起的水柱消散情况与抛石头引起的现象大同小异。今天算是做了个不花钱的导弹溅落模拟实验。

次日就引导我们研究Bessel方程和Bessel函数的渐近式。因为Bessel方程是柱面波的波动方程，Bessel函数是表征柱面波的函数，它是其解之一。在波动的中远场，Bessel函数的渐近式是余弦函数。基于此，我就彻底理解：束先生对溅落资料舱安全打捞时限估计的思想路线了；原来，先生把100～200m高的冲击水柱的消衰当作柱面波扩散传播对待，安全时限的估计用的是其中远场的渐近关系。通过此例，对先生科学嗅觉的敏锐及解决疑难问题能力的高超，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天后，父亲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池塘边做模拟实验的现场。照片上有陈炳鑫来讲父亲原海洋一所的学生赵俊生（最后一人）、曾宪模等人

以上照片是父亲束星北在海洋一所工作的五年期间，也是他生命的当中的最后五年，留下的近100万字的《动力海洋学教学笔记》原稿。可惜，由于搬家多次，他的亲手书写的教学笔记竟不知去向，在何时找不到了，我也一直自责。

可是他的学生手中有的还保留了父亲上课时，他们所做的笔记，尽管他们自己不敢保证是否对父亲的讲课内容理解正确。但至少可以从他们的笔记中看出父亲严谨治学，认真备课的一丝不苟和他雄厚的数理基础，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这张照片是他其中一个学生姜太良先生所做的笔记

在海洋一所工作期间，所里曾经多次提出给父亲调整到一级教授工资，因为父亲在反右前早就是二级教授了（原山东大学理科最高是二级教授），父亲却不接受给他一级教授的待遇。

每当别人向他提起他的平反问题和待遇要求时，他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留着历史去研究吧！”

他对他的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趁我还活着，多跟我学点东西吧，别以后后悔。”

他时常对他的学生们讲：“我现在还能站在讲台上给你们讲课，我就很高兴了！”

他也多次对我讲：“最遗憾的是我不能把我脑子里的东西留给你。”我劝他不要再教学生了，因为他太耿直了，看到学生不够努力，他还要批评人家，出力不一定赚好。但父亲却义无反顾地从英语到数理基本方程，日夜兼程地去教他的那批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多年，但基本功不够好的海洋一所的科研人员。

大哥曾跟我说过尽管他自己在一生中也取得了一些学术上的成就，但他自己知道他跟父亲之间在学术水平上有巨大的差距，甚至连父亲的一半都不如。

对于这一点我在海洋一所同父亲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深有体会。高中毕业时我也算个高材生，文革后也考上了大学，学了数学专业。但我深感到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的连续性中断了十几年就像是一根链条上的一个大断点，接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调侃自己是学“数（shǔ）” 学的，出海时“数小球”（因为海流计是通过海流冲击小铅球的个数来确定海流大小）；上班“数方格”（在方格纸上画海流图）；回家“数指头”（过日子）。

我二中的同学黄晓圣，他也是1966年青岛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他以好几门功课满分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山东海洋学院物理系（现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据说是海洋学院历年来招收的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的父亲是青岛医学院的，与我父亲也相识。1980年黄晓圣的父亲带着他找到我父亲想跟父亲学习理论物理，父亲一方面表示自己年龄大了带不了学生了，并对他说：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失去了研究理论物理的最好年龄，并建议他搞技术物理。

我亲眼看见父亲吃住就在教室旁边的房间里，小小的计算器（一书本大小的，根本称不上计算机pc150最早的可编程的计算机）每晚放在他的枕头旁。他说，他听见计算机的打印的声音，就能睡好觉。

为了能够在小计算机上计算，父亲甚至跟我学习可编程的BAISIC语言。我问他：“你一个大教授跟我这个小助工学，不掉价吗？”父亲回答：“不懂不掉价，不懂装懂才掉价。”

1982年，当时全国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书记也找到父亲，并表示愿意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父亲对他说：“我这个人比较自由散漫，又做不了表率，所以我留在党外，你也清闲，我也清闲。”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田艳茹从淄博回青岛，来看望我父亲。一见面父亲就把她认出来了，就叫：“你是小田！”田艳茹高兴地问道：“束伯伯，你好吗？”父亲对她说：“好啊！我替那些死去的人多活了这么多年就很好了！”

父亲为人坦诚，直率。因为他是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在评定高级职称的会上，他时常会对申请人在学术问题上提出一些疑问，这难免使当事人心里会产生一些不快，认为束教授是在和他过不去。其实不然。在父亲看来，这是他的一种学习方法和态度，来搞清楚一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因为在他自己求学的经历中，在他跟他的国外导师学习时，以及他在浙江大学教学的过程当中，相互提问，答疑，争论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

他的为人坦诚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到国家海洋局一所来工作后，有一天，曾荣所长陪同南京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地貌学家、海洋地质学家任美锷先生和他的夫人来看望父亲。任美锷先生的夫人上世纪30~40年代曾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时也是浙江大学的才女之一。论起来也算是父亲的学生辈。父亲曾听人说，因为任夫人很有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污蔑她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当父亲一见到任美锷先生夫妇时，他对任夫人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以为你很漂亮呢！”任夫人赶紧回答说：“不漂亮，不漂亮。”事后，曾荣所长经常拿此事当笑话跟别人讲。父亲坦诚到有时令人尴尬的地步！

这是1982年春天，山东电视台的记者于拓（后排左第三人）到青岛海洋一所，由我所的汤广信和刘自力等陪同，拍摄了父亲生前唯一能找到的视频，山东省电视台播出的电视人物专题片《耿耿丹心》。2007年束星北诞辰100周年纪念时，我们又重新做了整理，也就是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制作了《科学家束星北》的纪念光盘，它见证了父亲束星北在海洋一所度过的他人生的最后五年。

4. 父亲的最后心愿

这是最近从美国我的一个侄女处，转来的一封父亲在他去世前6天前给我伯父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看出父亲的最后的心愿：“希望能再活十年，把海洋学抓到手。”

1983年9月我们出海回来，刚刚将内波调查采集到的数据整理出来后，10月上旬的一天早上，父亲兴奋地对我讲：“束美新，我们有了重大的突破，调查的数据和我们的数理方法的推测，结果完全吻合！”父亲还说，他要亲自到北京去找海军司令员，带着他的有关“内波研究”的英文简要，去同他解释内波对于潜水艇航行的重要性。可惜，没等他去，就一下子被风寒击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而且在这封信的6天之后，10月30日凌晨3:00，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我们几个子女让父亲的学生把母亲从家中接过来，并叮嘱他们在到医院之前，千万不要告诉母亲，父亲已经去世了，告诉她之后，也让她不要哭出声来，以免惊动病房其他的病人。

4点多钟的时候，母亲来了，脸上挂满了眼泪，却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紧闭着嘴巴，任眼满面泪流，她扑倒在父亲的身上，一言不发。我顿时被母亲强大的控制力惊呆了，使劲搀扶着她，生怕她发生意外！就这样一直到天亮，父亲才被推往太平间。离开病房后，即将进入太平间大门的那一刻，母亲和我们才意识到，父亲将永远地与我们分别，这才拼死般地拉住灵车不肯放手，嚎啕大哭起来！顿时我感到天昏地暗，情绪完全失控了。灵车进去了，我扑倒在地，但再也无法挽留住父亲了。而我的母亲这时才把生怕影响别人的休息，无声任凭眼泪横流的压抑顿时迸发出来，母亲扑倒在地上，极力摆脱着我们的搀扶，努力挣扎着想爬向已经关上了的太平间的大门，放声痛哭地送走了与她相知相伴了近60年的我的父亲，这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遵照父亲生前的遗嘱，身着海洋服，在国家海洋局一所所长陈则实和青岛医学院双方领导的见证下，大哥代表全家捐赠了父亲的遗体，给青岛医学院做科学实验。

遗体转交仪式上：前右第一人束越新、中间青岛医学院院长张之湘、左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所长陈则实

面对中国广阔的海域，父亲束星北“希望能把海洋学抓到手”的遗愿，他本人没有能够实现。在此，我要感谢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成立了《束星北青年学者基金》。我相信，完成束星北先生最后未了的心愿，一定会后继有人！

女儿：束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