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

上周石头

1968年秋天，我们这些“老三届”，怀着满肚子的委屈和苦闷，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当年，我们离开家乡，前往省重点中学求学的时候，心里真是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梦想。那时候，亲友们是那样的期盼，同伴们是那样的羡慕。我是村里的第一位高中生，所有的乡亲几乎一致地认为小山沟里出了“金凤凰”了，从此要远走高飞了。可是现在，我却灰心丧气地回来了，心中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内心的失落真是达到了极点。

踏上村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跟以前不大一样了。过去放假回来，乡亲们碰到我，往往会有一句“回来了？”的问候，听起来，那感觉是多么的亲切，而现在，同样一句问候的话，感觉却有些不舒服，如果对方再加上一句“放假了？”或者“什么时候回去啊？”那简直就象受到嘲讽一样的难受。其实乡亲们大多是好意，只是内心的感觉变了。

过去看那些没有再读书的小学或初中时的小伙伴们，长年累月在田地里劳作，一个个又黄又黑，满脸的疲惫，内心不无同情，而现在看到他们，感觉却是一个个身强体壮，容光焕发，着实让人羡慕。二十多岁的儿时的伙伴们早已成为生产队的壮劳力了，而我虽说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假期里也经常参加劳动，但无论是体力还是劳动技能，都比他们相差了一大截。

当时，在我家乡的那个小山村里，农业生产劳动还是传统的甚至是原始的生产方式，你是正劳力，还是次劳力，拼的是体力，比的是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实在没有多大用处。我们这些读书人，当年令人羡慕的”金凤凰”，就难免成为受人岐视的“灰小鸭”了，自卑之感油然而生。想想自己读了十几年的书，花了亲人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却落得如此田地，内心的酸苦实在难以言表，一天到晚感觉惶惶的，也不知该做点什么。

家里养着生产队里的一头大黄牛，我便经常赶牛上山，手里拿一本书或笛子什么的，到了山上，把牛往荒山野地里一放，我便一头躺在草地里看书或学着吹笛子，过着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在迷惘中，我痛苦地过了个把月。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在教育系统有点小名气的二姐告诉我，泽村小学缺一名代课教师，问我去不去？当个孩子王原本是我们这批曾经雄心勃勃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之一，但现实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其无聊地呆在家里，遭世人白眼，让亲人担心，还不如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躲一躲。逃避往往是人在失意、落魄之时的一种选择。就这样，无奈之中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出发那天是个晴朗的下午，兆头不错，但毕竟是去陌生之地做陌生之事，内心不无忐忑。我担着行李，弯弯曲曲，辗转了二十多里的山路，总算来到了泽村小学。时近傍晚，学校早已放学，老师们正在菜地里劳动，抬眼望去，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在众目注视下，我只好鼓起勇气作了自我介绍，那个样子肯定是狼狈极了。但学校领导不在，幸有素不相识的雷子祥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使我大为感动，也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成了朋友，并延续至今。

晚上，校领导回来了，当即给我分配了任务，要我去章岸小学代课，这使我感到意外。早些天在区教办开介绍信的时候，教办负责人明明告诉我，说是在泽村小学代课的，怎么变了呢？原来，泽村小学要代课的那位老师暂时还没有走，而章岸小学的一位姓沈的老师却要抽调区里搞阶级斗争展览，校领导就让我先去代沈教师的课。对于这种变动，我当然有些不乐意，因为泽村小学是公社中心小学，现在却变成了村小。内心想是这么想，却也不敢表示出来。第二天，便去了章岸小学。

章岸小学一共两个班，一至四年级一个班，五至六年级一个班，均为复式班；二位老师，一位姓沈，另一位姓刘，沈老师是公办教师，是学校负责人兼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是民办教师，本村人，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则是一至四年级的班主任。我接了沈老师的班，便成了学校负责人兼班主任了。当然，这是领导上当众宣布的，并非是我的自封。刚刚代课就当学校负责人，我自然会有一番推辞，但领导却是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论年龄我比刘老师大，论学历又比刘老师高，自然是我当负责人了，第三个原因领导没有说，我心里却是明白，我是长期代课老师，习惯上的身份要高于民办老师。说来也是好笑，我的代课经历十分的短暂，满打满算不到一个学期，却在两个公社的四所学校里代过课，并担任过三所学校的负责人，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代课教师来说，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在章岸小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星期。怎么上的第一节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组织过一次庆祝国庆的活动。说是庆祝活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学生集中起来，由我出面讲一讲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套话，然后领着大家在村里的小道上游行一圈，高呼一下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如此而已。

国庆节刚过，领导又让我去顺源小学代课，因为，那个学校的张老师要抽出来搞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我便去了那里，仍然是当学校负责人兼五、六年级班主任，另外一位老师姓沈，是一位公办教师。为什么不让沈老师当学校负责人呢？原来，他的历史上有过右派的问题，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自然没有当负责人的份儿了。我在顺源小学的时间也不长，大约个把月，但有几件事情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

顺源小学的校舍是一座破旧的祠堂，掩映在几株需要二、三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抱得过来的大枫树的底下，因此显得有些阴森。我的房间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是临时腾出来的，不要说没有天花板，甚至没有任何其它的遮盖，梁上架着几根杂七杂八的木头，躺在床上可以直视屋顶，晚上常会听到老鼠打架的声音。学校附近的大枫树底下，有一些空地，属于学校的“势力范围”，我曾去劳作过，种了一些白菜在上面，虽也精心呵护，但由于光线不足，全长成了清瘦的模样，我也无缘享用它们，因为，还没有等到这些白菜可以享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班里有三十来名学生，来自学校周围的十几个小村子，既纯朴又野性，我要一天到晚地从语、数到音、体、美地教着，其它的课还好说，就是唱歌课有点难，我的嗓子很差，发出的声音怪声怪调的，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不过也硬是应付了下来。当过教师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班级都会有调皮的学生，更何况我是一名初来乍到的代课教师，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他们上演过什么样的恶作剧，我一概记不得了，只记着有一位极其调皮的学生，姓王，名字就免了罢。怎样应对调皮生的挑战，是一个新教师每天都要考虑的问题。在经过了几番挫折之后，我忽然想起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一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把它用来解决调皮生的问题倒是蛮灵的。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下午放学的时候，把犯过错误的学生留下来，办他们的学习班，给他们学习最高指示，讲革命的组织纪律性，这样办了几次，他们果然安分了不少，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延长放学时间而已，只不过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们，要想按时回家就得听话，否则办你的学习班！这个办法现在还有很多老师在用，以补课等名义延长在校时间，迫使学生听话。从现代教育的观点来看，这其实是一种低级的教育方法，不过在当时，我是颇为自得的。

当然也有很用功很出色的学生，有一次批改作业，我把同学们写对的一个字（我记得是个“鼓”字）改错了，在课堂上受到一位姓李的同学的质疑，我还固执已见呢，但下课后一查字典，才发现真的是自己错了，我于是向同学们表示了真诚的歉意，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教训写进了日记。

顺源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山，附近还有一处景点，叫岩山殿，我独自爬上去过。那个时候的岩山殿已没有什么建筑了，只留下来一些破碎的瓦片，但靠近西联方向的那一大片暗红色的峭壁却令人赞叹不绝，那真是天工造化，人间奇景啊。听说现在那里已经香火很旺了，我却无缘再去。

放农忙假了，我在顺源的“使命”也结束了。那时候放农忙假，学生回生产队劳动，教师是要集中一起去临近的生产队劳动的，一般是集中在公社所在地的学校，我们这个公社当时叫德云公社，所在地泽村，我们便在泽村小学集中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农忙假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会对我未来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农忙假里，大部分教师集中劳动，校领导却安排我跟张老师去搞外调（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校领导何陈明老师一直对我很好，有着哥哥对弟弟一样的关心和爱护，大概是性格相投，观点相同的缘故，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我就跟着去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泉溪公社的一个村子，要路过泉溪村并在那里住宿。我们一到泉溪村口，就碰上了我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据说已结婚了。老同学意外相见，她便非常热切地邀我去她家作客，我推辞说，等办完了事再说吧。后来办完了事，晚上住在旅馆里，去吃饭的时候，又一次碰见她，她再次热情的邀请，我仍然推辞说，今天还有事，明天吧。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回来了，在公路边候车的时候，竟然第三次碰上了那位女同学，她见我们要走了，仍然再三再四邀请，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今天不行了，我们有要紧的事得马上赶回学校去，以后有机会再来吧。就这样，我第三次谢绝了她的邀请。

其实，不是我不想去，多年的同班同学，现在难得碰见了，应该去走一走，坐下来叙一叙，但是我胆子小不敢去，只怕去了之后，被张老师取笑，说我跟女同学怎么的，如果被张老师议论到单位去，那就更不好了。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是很封建的，大多数青年对待男女之间的交往十分谨慎。但我这样做，内心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便产生了要写信去道谦的念头，这个念头直到我参军以后才得以实现，并且通过她，联系到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另外一位女同学。如果没有这一次的泉溪之行，我后来的家庭生活可能就要改写了，当然，这是后话。

农忙假结束之后，我终于留在泽村小学代课了。我代的是三年级的班，大概也是个把月吧。时间虽短，却对两件事印象十分的深刻。

先说第一件事情，吃狗肉。我虽然长在山区，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吃过狗肉，因为我的母亲信佛，说是吃了狗肉，人死后灵魂不能上天，所以家里从来没有狗肉吃。有一天，何老师和雷老师他们花了5元钱买了一条狗（如果是今天恐怕得1000元光景），经过宰杀料理之后，拌和着很多的佐料放在锅里烹煮，大家等待着享用美餐。不巧那天晚上有电影，便产生了小小的问题。见此情形，无论资历年龄都排在末位的我遂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留守的任务。我小心翼翼地烧了两个来小时，直烧得香气四溢。那是我第一次吃狗肉，那味道之鲜美使我终身难忘。后来，我又吃过不知多少次的狗肉，甚至吃过质地上等，烹调技术先进的狗肉，却始终达不到第一次吃狗肉的感受，可见“第一次”是多么的重要，人生会有许多的第一次，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值得珍视的。

第二件事情，便是是与班里的一位同学闹了矛盾。班里有一位小同学，个子不高，却长了一副大脑袋，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大头”的绰号。这位同学人聪明，读书也好，就是非常骄傲。有一次，也不知为什么事情，他与我在课堂上顶起牛来了，我一发火，就把他拖到了教室外面，他哭着回家告状了。他母亲气冲冲地赶到学校来找我理论，我正不知如何应对，却被一班同事团团围住了，左一个他儿子不是，右一个他儿子不是，把这位同学的母亲数落得灰溜溜走了，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同事的友爱和集体的温暖。

转眼到了1968年的年底，全区教师集中陶村小学开会，传达并着手落实上级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农村生产大队办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所有公办教师统统要回原籍任教，更别说是代课教师了。

于是，会议一结束，全区教师便在人心惶惶中各奔东西，许多不安心在武义工作的外地教师也趁机调回了原籍，这对师资奇缺的武义是个不小的损失。万般无奈中，我来到了家乡所在地的上周小学。

上周小学的规模跟顺源小学差不多，也是一至六年级两个班，我又担任了学校的负责人兼五六年级班的班主任。回本村任教是我极不情愿的事情，外出代课，原本是为了躲避。更何况，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好开展工作，这也是大多数教师的共同心理。

不过，我在上周小学，一切却是格外的顺利，并没有发生原先所担心的事情，也就没有留下可圈可点的有趣故事。但是，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也就跟一般的社员差不多，每月三十元的工资泡汤了，每天比照生产队劳力，按出勤记工分，享受着生产队极其微薄的劳动报酬，这就更没有意思了，内心便萌发了另找出路的念头。

恰在这时，征兵开始了，我便报了名，我读高中的时候曾参加过两次征兵体检，均未获通过，这一次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毕竟当兵也是一条出路啊。没有想到的是，体检却意外地顺利，竟然通过了。于是在来年的春天，我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当兵的历程，我也向自己的代课生活告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