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水情‍ ‍（纪实文学）‍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大姐大

奇怪！在北京居住了这么多年，每当我站在自己家的高层建筑的阳台上凭窗眺望，总觉得我是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上；每当我望着远远近近的许多高楼大厦，脑海里幻化出的，竟是许许多多高耸入云的宝塔；而脚下川流不息飞驰而过的各种车辆，竟酷似延河水奔腾的波涛，此起彼伏，永不停留！我终于明白了，那黄土高原上的延安，那象征着延安的宝塔，那养育了我们全家的延河水，在我的生命里，是如何刻骨铭心！是如何的永生难忘！

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我的家乡，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的父亲孔厥（原名郑志万，又名郑云鹏）出生的地方，就是比天堂还要美的江南鱼米之乡——苏州。父亲有一个姐姐四个妹妹，他因此成了祖父祖母倍加疼爱的宠儿。我的母亲陆先引，也是一个上海人。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生了她一个孩子，她是一颗掌上明珠。而我却出生在黄土高原延安的一个土窑洞里！我因此与延安结下了情深似海的不解之缘……

1937年，父亲接近了一些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他放弃了宜兴县测量队技术员的工作，在宜兴办起了《抗战日报》。也就在那年，父亲和母亲一起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了汉口。1938年，他们又参加了“汉口战时书报供应所”。当时，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在这里，他们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可是，那时我的母亲刚刚生了我的姐姐不足十天，父亲考虑再三，只得对母亲说：

“要不，你带着孩子先回苏州老家去，等孩子大些，我再来接你。”

然而，母亲怎能在这场全民抗日的救亡斗争中袖手旁观冷眼以待？而祖父祖母对父亲的百般宠爱，五个姑姑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早已形成了父亲生活上的依赖性。让他独自去延安，母亲怎能放心得下！母亲望着襁褓中的婴儿，愁得茶饭不思！父亲只得耐着性子等待。这时，国民党开始封锁去延安的关口，形势已经相当紧迫，再不当机立断，怕是去不成了，父亲急得仿佛热锅里的蚂蚁一般！

他们只得横下一条心，忍痛把出生不足十天的头生女儿送到汉口一家英国人开办的育婴堂里，至今下落不明。他们打起背包，毅然投向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一路上，母亲拖着产后虚弱的病体，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和一捆书籍，历尽了国民党层层设卡的阻挠和刁难，历尽了旅途的劳顿和困苦，艰难地一步步向延安走去。沿途兵慌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把所有能卖的能当的东西统统当卖一空，当他们风尘扑扑到达延安的时候，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了。

在延安，他们找到了党，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家。也就在这年，他们双双入了党，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父亲在这里找到了发挥自己写作天才的用武之地，他的文学作品开始崭露头角。那时，父亲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而我的母亲先是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也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父亲除了学习，还要搞创作。母亲则除了学习，不但要料理家务，有时还要随父亲一起下乡。在父亲的作品里，也渗透了母亲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当我呱呱坠地来到人间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母亲憔悴的面容和那短短的头发；是父亲满脸的胡茬和熬红的双眼，还有他们身上统一发的灰布衣裳。我在父母忘我地工作和学习中一天天长大。在延水河畔、在鲁艺的土窑洞里，真不知父母在我进入甜蜜的梦乡时，曾经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父亲给我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小西。因为我出生在祖国的大西北，出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土窑洞里。如今，早已年过耄耋之年的我，依然深爱这个名字。每当母亲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称呼我这个小名时，心头总会弥漫起一股淡淡的甜蜜……这，就是我对延安、对延河水、对父母的永久的纪念！

黄土高原的冬天，北风呼啸，黄沙弥漫。父亲和母亲随“边保剧团”到八路军一二零师下连队实习，一边给战士们当文化教员，一边向战士们学习，体验生活。那时，为了配合宣传，鼓励士气，父亲经常编写小剧本，甚至还编陕西地方戏秦腔小戏，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一次，父亲和战士们一起搞了一个活报剧，剧名叫做《英勇牺牲》，是说一个革命战士被浮后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情节并不离奇，但当时的创作情景却是十分感人的：院子里，摆着一张十分简陋的桌子，父亲坐在中间执笔，左边是指导员，右边是连长，几个战士站在对面。就这样，边唱秦腔边表演边创作。这对一口软绵绵嗲兮兮的苏州口音的父亲来说，是何等的困难！有时他情不自禁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唱上一段串了味儿的秦腔调，那情景，实在令人失声发笑……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开始他在延安的文学创作的。

吃惯了江南大米的父亲，到延安吃那小米子，就觉得嗓子眼儿里“拉”得慌，真是难以下咽。还有那洋芋（土豆）和南瓜，无论怎么吃也不是个味儿。但他从不流露出来，只是默默地吃着。吃完，还学着当地老乡的样子，酒足饭饱似地抹一下嘴唇和下巴。母亲原本还担心从小被我的爷爷奶奶和五个姑姑娇宠惯了的他，一定受不了这种苦。看到他吃完饭后美滋滋儿的样子，才消除了内心的担忧，放心地笑了。其实，父亲早就馋得无以复加了。一天，父亲摸着口袋里几个津贴费，犹豫了好一阵子，终于下决心买了一副猪大肠，他好开心哟！手里拎着那猪大肠，兴冲冲走进门来，一边大叫：

“先引，快来看，我买的猪大肠多粗啊，肥极了！”

母亲一看，真是哭笑不得。原来那大肠里满满当当全是污物，怎能不粗！母亲在父亲的额上轻轻地笃了一下：

“咳，你——呀！”

当母亲把猪大肠拿到延河里去费劲地冲洗干净，煮到锅里时，父亲竟象个馋嘴的孩子，急不可待地围着锅台直转，还一口口地咽着涎水。这段猪大肠，没有任何调味品，就那样白水煮煮，放点盐，父亲竟吃得狼吞虎咽、旁若无人！好一阵子他才发现母亲没有吃，不等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就用筷子点点大肠，示意母亲也吃。看着父亲的馋相，母亲哪里舍得吃呢？多少日子了，这是第一次吃大荤的东西啊！母亲温柔地笑笑说：

“你吃吧。我、煮的时候就吃过了。”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许多人比我的父母更艰苦。但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咬着牙挺着熬着，谁也不叫苦，内心里都在盼望着革命早日成功，到那时，吃什么没有呢？然而，也出现过个别不仅吃不得苦，而且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人。于是父亲的讽刺性小说《过来人》（又名《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一问世，就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领导的注意。1939年10月19日，周扬叔叔在给老舍的信中盛赞了父亲的才华（《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51页）。

后来，父亲和葛洛叔叔、洪流叔叔、古元叔叔等青年，背着简单的行装，被派到边区农村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并做着乡政府的工作。在川口区碾庄乡，父亲担任了除奸（治保）副主任。他住在折家畔，跟乡长折艮开住在一起，跟折艮开的关系也很好。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下乡期间一律不搞创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虽然是除奸副主任，工作却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白天，父亲与农民一起，在春寒料峭的山坡山刨地、送粪。肩头肿了，手上打起了血泡，疼的火烧火燎，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干着。晚上，召集村民会，帮助他们组织生产变工队、互助组，组织春种秋收，还要搞除奸、搞文化卫生、交公粮，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等等工作。开完了会，往往已到深夜，第二天还要接着劳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深夜，累得浑身象散了架子，往热炕上一躺，那种熨贴、那种舒适，谁都会免不了呼呼地睡去。父亲却不！他在思索……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市的父亲，怎么也想象不到农民的生活竟是如此艰辛！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使他碾转反侧，难以入眠。

那时，下乡的同志按规定吃的都是派饭，即今天一家明天一家轮流负担。这样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困难，更使深入生活的同志扩大了接触面，广泛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父亲每到一家，农民们总是把连对自己的孩子都舍不得给吃的东西，做了给他吃。端起饭碗，父亲常常感动得难以下咽。那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黧黑的脸就象自己的母亲。农民朴实善良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体会到农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和满怀的期望。父亲决心转向写农民的题材。然而，他那软得“流汤”的苏州话，和那土得“掉渣”的陕北话，怎么往一块儿对呢？父亲以惊人的毅力，决心从头学起。他订了一个小本子，遇到方言土语就记下来。他抓住一切空余时间，在农民的田间炕头，问啊记啊。有了这本自编的语言小“词典”，父亲就连吃饭走路都在心里默默地背着记着，真不知他在这上花了多少心血！

一次，母亲给父亲洗衣服，把那小“词典”顺手放在炕沿上，忘了。年幼的我不知那是什么物什，拿起翻来覆去地把玩。玩儿得不耐烦了，就一篇篇撕下来扔到地下。看那白纸片儿飘飘地落下去，煞是好看。正玩儿得高兴，父亲发现了，一把夺过剩余的本子，急哧白咧地怒吼：

“玩，玩，玩！！这也是你玩的东西吗！！”

父亲直气得怒目圆睁脸色煞白，颤抖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突然，他一把抓起我狠狠地打起来，一边愤怒地说：

“还哭！还哭！”

直到母亲进来拉开了父亲，他才气哼哼地坐在炕沿儿上，两只眼睛还恨恨地盯着我……那是母亲认识父亲以来他发过的最大的一次脾气。晚上，麻油灯下，父亲忙于写作，母亲坐在旁边，精心地整理被我撕坏的小本子，不能粘连的，便重新写好。几十年后的今天，提起此事，母亲还意味深长地说：

“咳，那次，你就差点儿撕掉了你爸的半条命哪！”

如今，当年与父亲一起下乡的葛洛叔叔和洪流叔叔（这两位叔叔我在1990年时曾经拜访过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异口同声地说：

“你的父亲对自己的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是非常严肃的。他性格内向，不爱说笑，但他十分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又及时地记下了不少笔记和日记。他是很刻苦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写出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来。”

1942年11月14日周扬叔叔又在《解放日报》撰文《略谈孔厥的小说》，对父亲写的《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凤仙花》和《二娃子》等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作者写了农村中的新人物、新事情。在口语运用上，尤其获得卓越的成功。这些语言是新鲜活泼的，没有空洞概念，也没有故意修饰，从它们，活生生地表达了农民的真实心理，反映出了新旧思想的对立。……”

一次，父亲患了红眼病，周扬叔叔知道了，亲自给他联系到和平医院住下，并给医生写了条子说：

“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很有前途，请务必治好他的眼睛！”

不仅如此，周扬叔叔还把自己的马借给我的母亲骑，好使母亲能够及时照料我的父亲。

1943年4月11日，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可喜的转变》中提到：“小说方面的有孔厥的《苦人儿》、《父子俩》都试用民间形式和民间语言。”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父亲更加深入农村，努力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向农民学习，向农民靠近。这时期，父亲发表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它把父亲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把父亲对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由衷庆幸，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严家炎的评价说：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作家以冷静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又说：“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来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策335页）

1946年8月，郭沫若在《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文艺作品》一文中写道：

“……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把一位女英雄折聚英的一生写得活灵活现，比读一部长篇还要有味儿。”（《解放日报》）

也就在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时候，我有了大弟小凯。那时，我的母亲被组织安排在一个名叫“小小合作社”的小卖部里工作。在这里，母亲在陕北公学和在鲁艺所学的知识简直一点也用不上。母亲只得每天学习业务，学习珠算，学习管理帐目，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孩子的出世，给他们的工作和创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于是，继我那送在汉口育婴堂的姐姐之后，父母只得忍痛把他送了人。接着，又把二弟哈尔也送了人。后来居然想把我也送掉！这回，母亲直哭得死去活来，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了。天下的父母谁不疼爱儿女！（这点在我做了母亲以后体会得格外深刻！）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为了革命，为了事业，她剜掉了自己的心头肉，亲手送掉了三个儿女！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感情的折磨了！再也忍受不了这生离死别的痛苦了！然而，她比谁都更明白，她那早在奔赴延安时不出满月便长途跋涉的身体，在接连生了我和两个弟弟之后，更是得不到良好的休息和营养的补充，真是一天不如一天。而繁忙的工作，料理不完的家务，有时还要帮助父亲抄写稿件，她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力不可支……正在母亲哭得双眼红肿茶饭不思、父亲挠头搔耳束手无策的时候，组织上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决定把我送到保育院去！

那天，对时间格外吝啬的父亲，竟然破例和母亲一起去送我。父亲拉着我的左手，母亲拉着我的右手，我高兴得连蹦带跳连喊带叫，洒下一路儿时的欢笑……在山坡上，父亲母亲采了许多山丹丹花插在我的头上，父亲动情地说我就是一朵可爱的山丹丹花……

保育院是我全新的家。我有了更多疼我爱我的妈妈，有了许许多多最亲密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们一块儿睡觉、一块儿游戏，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受一样的共产主义教育。一次，在母亲接我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家铺子门口，摆着好多又大又亮的红枣儿，我的眼睛立码儿亮了，馋得直吮自己的手指头。我停下了脚步，问母亲：

“妈妈，这么多枣子，咋还不发呀？”

一句话问得母亲难以回答，她真不知该如何向这么小的孩子说明这个问题。就在母亲稍一犹豫的时候，我飞快地抓了一把枣子（其实只有三个），跑开了。母亲追上我抢回了枣子还给主人，主人宽厚地笑笑说：

“几个枣子不算啥，就给娃娃吃吧！”

说着，又抓了两把枣子给母亲，母亲说啥也不要，那人就把三个枣子给了我。我哪里舍得吃。第二天，我把三个大红枣儿带到保育院，毫不保留地给身边的小朋友每人“发”一点儿，一丁点儿……这就是保育院对我们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保育院对我们各种教诲中最闪光的馈赠！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做父母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呢？然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保育院的小朋友穿的都是统一发的灰布衣裳，有的嫌大有的嫌小，很不美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回到家里，看见母亲把各种各样颜色的八瓣梅（陕北的一种花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按它的花型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八瓣梅。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叫做：格桑花）平摊在一块儿微黄的白布上，用指甲盖儿在上面不住地揉搓，花瓣上的颜色汁液就奇迹般地印在了白布上。一朵一朵、一瓣一瓣，隐隐绰绰、浓浓淡淡，在一片没有边线的朦胧中，竟透出了无比的娇艳！母亲就用这块自制的花布，给我做了一件衣裳。我那天穿着这件美丽的衣裳，羞涩又快乐得不知所措。母亲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眼里充满了内疚和疼爱的泪花。在保育院里，我的八瓣梅衣裳不知引来多少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然而，第二次回家再去保育院时，我却说什么也不肯再穿，因为小朋友们谁也没有啊！也许，现在的孩子们会认为我当时的这种行为是多么幼稚可笑！但我们的保育院，无论老师阿姨，无论兄弟姐妹确确实实做到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正因如此，几十年后，同学们的名字可以忘记、模样也可以忘记，而那深深的情，却溶汇在生命中永世不能忘怀……

延河水哗哗地流着

山丹丹花儿红红地开着

我一天天欢乐地笑着

长大了

不久，父亲为了写当时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特地到吴家枣园与吴满有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随吴满有一起去给毛主席送代耕粮。领袖、英雄、青年作家三个人虽然南腔北调，彼此说话都听不太懂，比比划划交谈得却十分热烈。到了吃饭的时间，三人的交谈依然意犹未尽，主席就再三留他们吃饭。饭桌上，主席说父亲的作品他篇篇都看了，而且非常喜欢。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那样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竟然抽出时间来读一个青年作者的文学作品，这真使他激动得无以复加！谈到《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时，主席还幽默地说：

“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意义，就是题目太长了。”

这件事深深地激励和鞭策着父亲，他决心更加深入到农村中去，不仅熟悉生活，体验生活，而且要努力改造思想，从生活中提炼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后来，父亲又写了《吴满有故事》、《人民英雄刘志丹》、《外国朋友看着我们》、《刘志丹》等作品。这时候，父亲的创作风格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了。尤其是他的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至此，父亲成了陕北很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而我的母亲，依然为工作兢兢业业地忙碌着，依然为父亲的创作全心全意地奉献着，依然为养育子女辛辛苦苦地操劳着。后来，母亲被调到保育小学去教语文和音乐，她依然默默地尽心尽力做好工作。1959年，母亲作为全国群英会主席团的成员，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她。当然，这是后话。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你经过了努力，就算没有白活。母亲的一生，虽然没有辉煌，却也闪亮着光彩。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多少事情已经淡忘。延安，这块火热的土地，依然是我记忆中最最向往的地方。那山，那水，那窑洞；那父亲的汗珠，那母亲的泪水；那山坡上我和小伙伴一起挤暖暖，那山脚下我和小伙伴一起碰拐拐；那朝阳下做的早操，那延河畔打的水漂；那石板上写的人、手、口，那背不完的小九九……噢，多少忘不掉的清晨在脑海里浮现，澎湃出朵朵浪花的延河水；多少扯不断的情思在心坎儿里缠绕，拧成无数条无形的线，把延河水与我永远相连！

噢，你，圣洁的延河水啊，是你，养育了我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