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情思

沧海人家

　　出家门，向前走，穿过两道院，来到马路上，我天天走过这条路，到学校去上学。

我家怎么会住进这个“深宅大院”呢？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内形势的逐步好转，在五七干校学习的父母回到县里等待分配工作，父亲原本在县里是有职务的，但由于“解放”的晚，原来的单位已经有人去了，县里领导找父亲谈话，准备安排他去县招待所工作，这在当时恐怕是全县最没有存在感的职务了，但出身的父亲习惯于服从命令，二话没说就上任去了。招待所旁边就是刚落成不久的大礼堂，可能是方便管理的考虑，县里干脆就把礼堂暂时划给招待所管理，因此招待所的干部也被戏称为“堂官”。

父亲到招待所工作也有一个好处，那里的房子多，安排家属住处不是问题。我们家先是在招待所内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招待所里经常召开会议，人来人往，十分杂乱，不适宜家属在里边久住。恰好大礼堂院里有三间平房没有人居住，于是我们全家就搬了过来。与人来人往的招待所相比，新家的院子既空旷又冷清，住在这里是需要一些胆量的。

住下来不久，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份空旷与静谧。它闹中取静，别有洞天，那是一种难得的安静，而不是阴郁和肃杀。地点位置也好，大礼堂虽然面向马路，但中间隔着一个小广场，从家里到广场中间还隔着一道小门，这样的布局把外面的喧嚣挡在了家门之外，住在里边犹如世外桃源。

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得不说，在此之前我家一直在附近村里借宿，和土房火炕打了好几年交道，基本上是入乡随俗，如今搬到县城也算更上一层楼了。

搬家那天房东一家都来帮忙，用手推车给我们运箱子、柜子等大件的东西。吃过午饭后，母亲领着房东大娘参观了一回大礼堂，房东大娘回去后逢人就说：“还是县城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告别时，也不忘说上一句：“到大礼堂找我去啊。”

　　从村里到县城，不过几里地的路程，但农村和城里的差别还是有的。比方说，上午九点钟以前，院子里是见不到阳光的，大礼堂高大的墙体把阳光挡在了外边。而傍晚的夕阳又是绝美的，站在礼堂的台阶上看去，残阳如血，晚霞若火，它把整个县城都照的红彤彤的，美的惊心动魄。到了晚上，路灯渲染过的月色皎洁朦胧，四周寂静下来后，大礼堂墙角下的小虫们叫的正欢，，“唧唧”“吱吱”“啾啾”，透过门窗传进屋里，很有月下听琴的美妙享受，这些都是我在低矮逼仄的土坯房里未曾体验到的。

闲暇的时候，我对大礼堂做过一些观察，大礼堂坐北朝南，建在县城的主干道上，礼堂的前立面高三层，红砖素灰，上方写有新华礼堂四个红色大字。前楼后面是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厅，投用初期大厅没有吊顶，也没有排椅，显的十分宽敞。礼堂内部房间不多，二层是工作人员用房，三层是电影放映室，剩下的就是仓库了，有时候外地剧团来了，演员也住在里面。

大礼堂虽然功能有些单一，但外观朴素庄重，里面亲民实用，处处透着那个年代的风格。为了弄清这座礼堂的历史，我专门到图书馆查阅过县志，大礼堂建于1972年3月，一座礼堂能够写进县志，足见它承载的历史价值。

住进新家不久，我发现了一个喜人的秘密，原来电影放映后，大厅的侧门需要打开，而我可以凭着礼堂“内部人”的身份随意出入礼堂，有时候还可以带亲戚朋友蹭票，反正那时候礼堂里很难坐满人。如果剧团来了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家经常成为演员们的“茶馆”。

　　礼堂虽小，有时候也上演大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译制片《卖花姑娘》的上映那次，这部朝鲜宽银幕电影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特别是悲剧式的表现手法打动人心，在当时全国样板戏一剧独大，文化生活单调的背景下，《卖花姑娘》一经进入我国影院，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在此之前，礼堂放电影一般都在晚上，但那次破例改在白天放映，巡回场次，两头跑片，为了保证观看效果，县电影队事先用黑布把礼堂四周的窗户蒙的严严实实，连我经常走的小侧门也挂上了厚厚的帘子。

《卖花姑娘》热映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看的人多，不仅县城里的人看，附近乡村的人也专程赶来观看，一时间县城里热闹非凡，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后来的《少林寺》。另一个印象是哭的人也多，随着影片主人公花妮的悲惨遭遇步步深入，女人们大多哭的一塌糊涂，一些感情丰富的男人也流下了热泪，影片高潮阶段，黑暗的大厅里抽泣声一片，可谓是银屏花香人溅泪，无处不唱卖花歌。县城的道路旁，学校里，单位上经常听到有人问答：“你去看《卖花姑娘》没有？”“我看过了”或者说，“我正想去。”随后又问：“哭了吗？”“哭了，哭了。”一时之间，县城里似乎形成了一种空气，甚至一种风向，如果不看《卖花姑娘》就好像是一大憾事。且不论影片艺术水准如何，一场电影赚足了中国人的眼泪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除了看电影，有时候我还悄悄溜进礼堂听会，当年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听得懂台上领导们发表的重要讲话。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与其说是听会，不如说是看台上的那些“大人物。”至今我对其中的三个人的记忆深刻。一位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典型的老干部摸样，温文尔雅，讲起话来细声细语，我上山下乡时老书记还专程来为知青们送行，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另一位是县武装部政委，“支左”时任县委副书记，讲话时喜欢披着军大衣在台上走来走去，话语中带有军人的气度，是一位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革命。还有一位是省里派下来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我最喜欢听他的会，此人毕业于北京一所名校，理论功底深厚，特别善于借古比今，高兴了还与台下听会的干部互动，是一位学者型的基层干部。最有意思的一次会议也发生在他身上，那天他在一次讲话时不知怎么发生了口误，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与会人员一时忘了下文，便像老师提问一样让台下的人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小县虽穷，却是帝师之乡，乡村干部也有俊才，一位公社干部站起来用浓重的乡音娓娓道来，替领导解了围，也为农村干部挣了脸，这段小插曲在县里流传甚广。

大概一年后，父亲调到物资局工作，我和大礼堂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县城，都绕路去看一眼那个见证过全县太多重要时刻的大礼堂，也望一眼那个小侧门后面的“家”。

再后来，大礼堂变成了危楼，又过了几年，大礼堂被彻底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