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因周昆指挥失当红军撤离瓦窑堡

【湖湘之子】

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因周昆指挥失当红军撤离瓦窑堡

离开瓦窑堡

咱在 1935 年 11 月上旬到了瓦窑堡没多久，就听老百姓念叨刘志丹的事儿。刘志丹可是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跟谢子长等同志一道，历经好些年的艰苦奋战，弄出了个有 20 多个县的苏区，在陕北那是大名鼎鼎。可在 1935 年秋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搞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把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给抓了，关在瓦窑堡。有些人在“没影儿”的罪名之下遭迫害死了，让革命根据地陷入大危机啦。

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很快就瞅见并改了这个大错。咱们到瓦窑堡的时候，毛主席跟党中央早就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这些同志先到这儿查这个事儿，还把抓起来的刘志丹等一百多个干部给放了，这才让陕北根据地从危险里出来，有了团结打仗的新样子。那时候，要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人把陕北这块根据地也弄没了，咱们红军长征连落脚的地儿都没啦。到瓦窑堡没多会儿，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随营学校跟陕北的红军学校合一块，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员差不多有一千人，周昆当校长，吴岱峰当副校长（没多会儿就调走了），宋任穷当政治委员，我当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成立以后，就开始紧张地搞政治、军事训练。

虽说学校物质条件糟糕，住不好，吃不好，穿不好，可大家学习劲头十足，求知心强，相互学习，彼此帮忙，解决了不少学习和训练中的难题。那时候已经是隆冬，雪花飘个不停。好多南方来的同志，刚到陕北，水土不服，受不了这气候，就病倒了。因为一开始大家就穿单衣单裤，屋里有火炕，出去就容易着凉，有些人高烧不退，再加上部队的药在长征路上都用光了，这地方又偏僻，买不着西药，所以有些同志就被病魔带走了生命。真是饿着能死人，饱了也能死人；冻着能死人，暖了也能死人，灾祸真多！咱们想了不少办法，慢慢给学员把棉衣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也就逐渐适应了。

同年 11 月下旬的时候，中央红军的劲头还没彻底缓过来呢，就跟西北红军一块儿，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围剿”，搞了直罗镇战役，好家伙，一下子歼灭国民党 109 师一个师还加一个团，大获全胜！这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搁在西北铺了路。咱听到这胜利的信儿，那都高兴坏了。听说张云逸代表中央军委带个剧团去前线慰问啦。12 月 25 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开政治局会议（就是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决议把咱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分析得挺对，赶紧定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让党在新历史时期快到的时候，把政治上的主动权攥手里了。决议还改了些不适合抗日的政策，说当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狠狠纠正。

这可是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呐！咱们学校用心地组织学习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还有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起初，有部分学员脑子转不过来，对民族资产阶级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跟工人阶级一块儿抗日，表示不太相信，对一些政策的变动也弄不明白，真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难题。好在咱们离党中央近，大家经过学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左”倾关门主义的坏处，明白了组织众多的民众，调动大批的革命军，是当下革命向反革命发起进攻的需求。

因为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里讲了“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为了落实这个决定，能跟上抗日形势的发展，1936 年 1 月，党中央把红军学校改成了西北红军大学。还是周昆当校长，原来的政委宋任穷调走了，换成袁国平当政委，我还是政治部主任。学员增加到 1000 多人。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红军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老是问红军大学办学的事儿。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就是毛主席住的石窑洞，离我挺近，毛主席老叫我去讲讲学校的学习和工作，给我讲讲当下党的政治路线，我可沾了不少光。

有一天呐，毛主席喊我去他窑洞，谈培训干部和学校招生的事儿。旁边站着个身板壮实的年轻战士，毛主席瞅了这战士一眼讲：“我这儿有个战士，是经历过长征的好同志，我想送他去你那儿学习，行不？”我赶忙点头，连着说道：“欢迎！欢迎！”接着，毛主席指着旁边那战士说：“他叫陈昌奉，是我的警卫员，跟我都五六年啦，一直没啥好的学习机会。如今，咱们的根据地不断扩大，啥工作都缺干部，你把他带到学校好好学，学好了出来能更好地为党干活。”毛主席还特意嘱咐我帮陈昌奉同志认字、学文化，他讲：“培养红军干部战士，先得把文化水平提上去，不识字的就从识字开始。”

过了些日子，陈昌奉同志拿着毛主席送给他的两个本子、两支铅笔这类学习的物件来学校报到。我给他分好班，就安排专人教他认字。他学习特别刻苦，进步贼快。学了四十天，因为工作需要，他被调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员去了。他离开学校以后，不光自己认识了不少字，还能教保卫队的战士认字啦。学校依照毛主席关于办学的指示，弄出一个教育计划，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同一年 4 月 26 日给咱们学校写了封批复信。信里讲：“文化教育（认字、写作文、看报看书能力的培养），这是整个教育计划里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部分……要是学生啥课都学好了，可不会看书、写作文，那他们出了学校以后的发展还是很受限制的……要是学会了看书写作文，那他们出校以后的发展就有一个常常能用上的基础工具喽。”

打那以后，咱们学校就把文化教育当成重要的教学事儿来弄，安排学员学文化的时间差不多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学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自然还有史地方面的常识啥的。陕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可那儿的山野美着呢，绿绿的山坡上，开着红彤彤的山丹丹花。布谷鸟还时不时地扯着长调可劲儿唱。瓦窑堡会议就像一阵猛劲儿的东风，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咱们国家正处在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夕。在新的局面下，党中央估摸内战要停了，新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马上就来，为了让红军干部培训工作更好，把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提上去，适应新的战略变化，党中央拍板：以西北红军大学作基础，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1936 年 5 月 14 日，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毛泽东同志给红军团以上干部开会，着重说各军团得趁着全面抗战还没开始的当口，抽调好多干部，从军团领导一直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去红军大学学习。还要求部队各级党委得保质保量把优秀干部送到红大去，当成一项战略任务完成。那时候国内战争还没完呢，中央工农红军刚长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就弄了红军大学，还下了决心抽调大批红军主要领导干部去红大学习，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形势任务转折的时候，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战略决定。

6 月 1 日，在瓦窑堡的那旧庙堂前，红旗飘呀飘，歌声响又亮。差不多百名出色的红军干部，聚在这儿，搞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简单又郑重、庄严。庙墙上贴着红的绿的标语。临时堆起来的一个土台子上，挂着一条红布横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大会了，跟学校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讲了重要的话。他讲：“头一回大革命的时候有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领着北伐成功了，可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没干完。咱们的红大得接着黄埔的劲头，把黄埔没完成的任务完成喽，在这第二回大革命里也当主要力量，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给争取来。”

毛主席讲话，把创办红大的目的、意义还有办学方向都说清楚啦。会上讲了，毛泽东同志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当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林彪和罗瑞卿既是学校的头儿，也是学员。全校分了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的干部，有 40 人，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225 人，科长周士第；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是由原西北红军大学改过来的，差不多 800 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全校学员超过一千人，学员主要是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干部。我趁着学校整编，请求去红大学习。因为我军事、政治、文化水平都不行，任务又重，以前没机会好好学。可袁国平政委不同意。

我就去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他准许我去第一科当学员。红大没有政治部，他让我还兼任红大党总支书记，负责第一、第二科的政治工作，还明确讲了，这几天要是有行动，跟着第三科。我应下了。第一科在城北面隔着一条小河的祁家湾。我马上搬过去住，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红大一科的学员有：

一科科长陈光跟政委罗荣桓同志也是学员兼领导干部。一科学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这些，还有党的方针政策。差不多是军事政治两边都重视。毛主席、洛甫（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曾经来校讲课或者作报告。6 月 21 号，是个星期天。学员们都上街去啦。我对这小镇熟悉得很，所以留在学校里预习“资本主义”这章的讲义，还看了些参考书和地质学方面的书。过去老在打仗的环境里，自己没机会住校学习。如今，有了比较安稳的学习环境，觉得特别难得，所以自己学习也挺下劲。上街的学员陆续回来了，看到我还在埋头苦读，纷纷打趣说：“哟！你星期天还这么使劲，是想当孔夫子还是当马克思呀？”我就微微一笑，接着看我的书。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猛地记起晚上学校要搞同乐晚会，就丢下书本，穿上胶鞋，绑好绑腿，打算晚饭后去参加。没一会儿，第三科响起了“嘀嘀哒哒”的开饭号声。我心里直犯嘀咕：咋这么早就开饭啦？咱们一科咋还不开饭？学员们也都在那儿议论纷纷。这时候，陈光科长火急火燎地跑过来跟司号员说：“赶紧吹开饭号，快！快！”吃完饭没过多久，罗荣桓政委从外头回来了，挥着手跟我们讲：“赶紧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大家一瞧，晓得有军事行动了，都紧张地收拾行李、备马。勤务员、饲养员也都来了，忙得不可开交。准备妥当了，我让饲养员牵着马跟着大队走，自己带着警卫员张力同志去校部打听消息，好跟着三科行动。

我到了校部，才晓得三科那 800 多人全都上战场啦。原来呀，国民党第 86 师高双成的部队，趁着咱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的时候，从榆林那边来偷袭瓦窑堡。当时瓦窑堡是后方，就一个连负责警戒，只有第三科这点武装。好在这科的学员，差不多都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军政素质不错，战斗力也强。我带着警卫员到了北门城楼，瞧见杨尚昆代主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等领导在那儿，拿着望远镜瞧敌情呢。这时候，他们跟城外前线断了联系，城里也没正规军了，身边就带着警卫员，还有当地一个班的赤卫队。我问敌情咋样，他们也不清楚，就听到城西北桃源方向的枪声好像越来越近。我跟几位领导说了来意，就带着警卫员出去找三科的队伍。罗瑞卿提醒我：“你可得留神大路！”

出城走了大概 1 公里，快到河边的时候，猛地瞅见一个穿着女同志衣裳的士兵，瞅着像敌人。我就寻思：咱第三科的学员都让周昆带着去前边啦，咋敌人能钻到这儿呢？就在这当口，左边来了两个看着像老百姓的人，跟我们打招呼，摇着手，不让我们往前走。我一瞧这情形不对，敌人把我前边的主力（第三科）撇开钻进来啦。得嘞，我赶紧往回跑，上城楼跟领导报告敌情。城楼上正空着呢！

罗瑞卿听了我报告，拿望远镜瞧了又瞧，讲：“那不是敌人，是咱自己的队伍。你没瞧见？他们屁股冲着咱这边呢。”我也不好再多说啥，就带着警卫员又出城去找三科的同志。周昆科长匆忙带队出发，饭都没来得及吃，他的警卫员陈炳群拿了一盒饭菜，跟着我也出了城。我们一边走一边更小心防备着。快到河边时，我们三个人弄成三角队形往前走。到了河边，在头回发现有几个人的地儿，又瞅见有 10 多个人藏在树林子里。阳光晃得厉害，一时间弄不清前面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警卫员张力扯着嗓子喊：“哪儿的？”他们不吭声。

连着问了好几回，他们才说：“是保安队的”（保安队那时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我又仔细瞅瞅，有几个好像戴着红军的帽子。接着，俩警卫员拿着驳壳枪先过了河。瞧他们离树林也就十多米了，我也下河踩着石头往岸边走。当警卫员快到他们跟前时，猛地“砰！叭！砰！”一排枪朝咱们射过来，还夹着“抓活的”的叫嚷声。哟呵！敢情对面是冒充“保安队”的敌人，太危险啦！咱们顺着曲里拐弯的河边，一边打一边往回跑。敌人那密麻麻的枪弹在身边、脑袋上嗖嗖地飞，陈炳群受了点轻伤。咱们一股气跑回城里，上了城楼，见到杨尚昆同志，他赶忙问：“咋样？”我指着河边说：“那些人不是自己人，是敌人，追咱们来啦！”

这是一座大概海拔 600 米的高山，光溜溜的，一棵树都没有，山上也不见人影。我跑到山跟前的时候，嘴巴干得要命，警卫员赶忙去找水啦。我等不及他，自己就先往上爬，刚爬了 100 多米，瞧见上边的人从旁边往下朝南跑。我寻思敌人是从侧面钻到山上来了，我没法再上山啦，想回去找林彪，也来不及喽，估摸他们在城楼上能瞧见。所以，我马上就下了山，顺着城墙往南门那边走，想跳城墙出去，可又有壕沟，那就只能再从南门进到城里。心里想，要是敌人进了城，那可就糟啦。天已经黄昏，夜色蒙蒙的，敌人没敢随便进城。城里安静得很，街面上就只有几只鸡和狗，这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我又从南门转出来，打算再去找第三科的队伍。走了三百多米，瞧见前头有几个人往城外走。我赶紧跑过去一瞅，哟呵！毛主席！他是最后撤出来的，身边就几个警卫员。得，我不往前赶了，攥着手枪，跟在毛主席他们后头，要是碰上敌人，就在后头打掩护。跟了一会儿，见毛主席没危险了，我就朝着我军的警戒线走，好像有一连的部队在那儿散开防守呢，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指挥。他见我来，就问我敌情。我简单说了说，接着问杨尚昆、林彪、罗瑞卿等领导咋样。听他说：“都过去了！”我这心才算踏实。随后，我照着周副主席的吩咐，去后头找红大队伍归队。

瓦窑堡战斗就这么完啦。咱被敌人突然一攻，赶紧撤到瓦窑堡旁边的小山村，政治跟军事上的损失可大了。接着咱们红军大学就跟着党中央还有直属队走了一个星期，迁到保安去了。这事后啊，人们就议论起这场战斗来：咋没激烈打上一阵，瓦窑堡就让敌人占了呢？第三科的 3 个营多能打呀，科长周昆当过红 1 军团的师长、红 8 军团的军团长，可敌人就一个营，咋还打输了呢？其实是这么回事：桃源方向原本有咱一个排守着，敌人一进攻，就给打散啦。

周昆带着第三科学员出北门打敌人，在大路上放了少量部队，让主力去占领北山的高处。用打正规战的眼光瞅，没啥毛病。

可敌人这是突然搞偷袭，这么个部署就不合适啦。结果呢，敌人绕开咱主力，顺着大路借着树林、沟坎、山腰那些死角悄悄往前挪，就钻了咱们的空子。再有啊，既然占了制高点，原本能从上往下打敌人，或者截住敌人，是能把敌人给打跑的。何况敌人从榆林地区跑了 45 公里来这，到瓦窑堡时累得够呛，就是强弩的末头啦。咱军队虽说没准备，处在守的位置，可战斗力强，精力旺，以逸待劳，能变被动成主动，把敌人击退的。周昆却没这么干，成了在山上看着，把战机给耽误喽。

他这回指挥出错可不是碰巧，他当红 8 军团长的时候，湘江战役打得糟糕，吃了败仗还被撤了职，当然啦，8 军团的失败不能全赖他。后来，他一直情绪不好，政治上也消极，所以这次战斗表现不佳。1938 年 2 月他拿着公款跑了，成了丢人现眼的逃兵。瓦窑堡战斗给咱的教训可不浅。这次袭击咱们的敌营长张廷芝，解放后被收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