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七血案

诗书剑

胡恒信先生回忆录(7)

1947年初,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额已经达到48,378亿元,是战前的3430倍,以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更有甚者,国民政府军费支出居然占据财政总支出中的60%。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和军费开支剧增,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地处华中重地的武汉尤为突出。而位于硚口的武汉被服总厂,相对于武汉来说,虽然属于小社会,却具有代表性地显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以至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武汉被服总厂位于汉口硚口,另有1个制革分厂在武昌,1个服装分厂在谌家矶。武汉被服总厂有五千多工人,另有三千左右的临时工。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可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涨。以工人每日生活必须的大米为例,1946年10月每斤大米为270元,到了1947年1月,就涨到380元。1947年初,工人的平均月薪买不到10斤大米！工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如何生活下去发愁。

工人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经常临时加班加点,每月工资原来是一块大洋,后来换成发法币,再给三斗米作为津贴。三斗米一般可以够一位单身工人一个月所需,再加上相当于一块大洋的法币,单身工人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如果是有妻子儿女的家庭,就要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了。

工友们的居住条件也很差。单身工人挤在汉口马场工人宿舍;有家的住在汉口鸿大栈房,一间房子最多要住十几家。后来,工人想了个办法,在栈房周围搭建了一些席棚和木板房来住。工人们每天都是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还要加班加点地在工厂做活。

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剧增,给武汉被服总厂的军需任务加重。工人们加班加点地赶做军需被服,得到的薪酬却很少。工人们苦不堪言。

徐福海接管武汉被服总厂以后,总厂很快地呈现出一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景象。为此,徐福海就将工厂管理大权任由军统特务操纵,对全厂工人实行军事管制,经常以各种理由拘禁或惩罚工人。对徐的横行霸道的作为,工友们愤愤不平。

在这种情况下,月霞分别对傅延庆、胡恒信等十几位主要骨干进行了形势分析,列举了徐福海不管工人死活,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现状。同时要求工友们团结起来,要求厂方增加工资,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

主要骨干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与工友们述说。听了骨干们的述说,工友们就把如今的情况与田镇瀛任厂长时期比较,认识到徐福海实行的确实是法西斯统治。

工友们都明白了维护自己生存,是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如何去实行自己的权利,尚存在一些问题。张月霞面对骨干们反馈的问题,有时拿不准解决的方法。为此,她通过在江汉军区的老刘以及在武汉的有关党组织城工部的同志来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的次数,就显得十分频繁。

9月初,武汉被服总厂公告,要求工人于10月底完成计划外追加指标,发给每人40万元法币 (当时可买三石米)。为此,工人每天要干十六个小时。

可是,当工友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指标,厂方却张贴出布告,公然称“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

工人们一看到布告,禁不住怒火中烧,气愤至极。没想到,厂方居然说话不算话,任意减免工人奖金。这不仅促使工人们积存已久的怨恨,随时都可能爆发。

11月初,厂方又下达赶制单衣任务。11月6日,裁剪工人首先与厂方管事的发生了争吵。

厂长徐福海闻讯赶了过来,他走进裁剪房就吼:“你们闹,我就写条子开除你们。再闹,我关了厂,全饿死你们。”

徐的言行引发了全厂广大工友极大的不满。工友们纷纷质问徐福海为什么说话不算话,扣发工人工资？谁知,徐福海却以工人造反为由,调来了工厂警卫连部分人员,命令他们鸣枪恐吓。工友们怒不可遏,纷纷指责徐福海。

骨干李祜五等人随即发动工友们到国民政府去请愿。张月霞得知此事,即带领胡恒信等骨干一起发动,一时间就召集了400多人。大家商量一下,既由李祜五带领,张月霞和胡恒信在其中负责秩序,傅延庆殿后,工友们结队前往国民政府武汉行辕请愿。

到了行辕后,行辕出来一位官员说:“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工人们回厂等待。

可是等了一个晚上,却没有看到行辕任何一个人来调查。工友们商量以后,禁不住挥舞起拳头,决定明天再去请愿。

11月7日早晨,总厂周围已经布满了军队。工人的请愿队伍在被服厂门前集合,却发现昨天带头请愿的工友不见了,同时发现特务正在抓人。于是,由骨干蔡绍倪领头,由傅延庆组织工友携持抓人的特务一起走,月霞在队伍中间负责秩序,胡恒信负责殿后,工人队伍开始向行辕行进。

当请愿队伍经过单人宿舍的马场门前时,厂警卫连在厂部秘书钱汉章(驻厂军统特务头目)率领下,阻止工友们前进。厂警卫连向天空鸣枪,钱汉章用手枪直接向工人射击,并指挥警卫连用步枪和机枪向工人射击。

走在前面的骨干蔡绍倪当场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被打伤;其中一位工友丁海泉受重伤,不久也死去。傅延庆组织工人队伍分成两部分,指定几个人由胡恒信负责,料理死者、伤者;大部分人在张月霞的协助下,由傅延庆带领,继续向行辕行进。这时,警卫连乘三辆汽车追赶请愿队伍,沿途用刺刀、枪托殴打工人。在马路上,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

请愿队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到达了武汉行辕。行辕官员们的答复仍然是:“你们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解决。”

　　1947年10月签发给丁海泉的工作证

请愿回来,工友们在傅延庆和月霞的带领下,来到了马场工人宿舍。工友们来到了两位遇害工友的身边,看到了胡师傅等几人守护在两位工友的遗体周围,胡师傅正在擦着眼泪,其余人是眼泪汪汪的。工友们也禁不住眼圈发红,有人甚至放声痛哭起来。

月霞来到了牺牲的工友身边,胡师傅就把情况向她汇报。两位工友的遗体已经擦洗干净,换了衣服。

月霞先面对胡师傅说:“杀人偿命！”然后转向大家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家又看望了受伤的工友,再三安慰他们,让他们先安心养伤。

全厂工友们知道了钱汉章率领警卫连打死了两位工友、打伤了三十多位工友的事件。工友们禁不住义愤填膺,决心团结起来,向侩子手讨还血债！

月霞和骨干们首先确认驻厂特务钱汉章率领警卫连枪杀两位工友的事件为“一一·七血案”;其次决定通过骨干组织广大工友准备开展公开斗争。

11月7日下午,张月霞即将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原局城工部做了汇报。中共中原局城工部与恢复不久的中共武汉市委较快地取得了联系。中共武汉市委有关领导听取了月霞的汇报,决定统一领导,发动各方声援。

遵照中共武汉市委的有关指示,月霞开始有序地围绕着“一一·七血案”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