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草草

西部大开挖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

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战争的残酷，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而这一次恶战的缘起，却是颇有点名气的元嘉之治。刘宋武帝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接班，史称宋文帝，年号元嘉，从公元424年至453年，共30年。但凡谥号上有个“文”字，在文治方面还是有一点长处，宋文帝实施清理户籍、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恢复，元嘉前期可谓是南朝历史上最强盛之时。

可惜，也正是这种短暂的成绩让刘义隆迷失了方向，他想效仿自己的父亲与北朝掰掰手腕，一意孤行发动战争。元嘉年间共组织两次北伐，分别是430年和450年，两次均以南朝的惨败而告终，第二次北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甚至带领十万大军打到长江边，兵锋直指健康，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所言“元嘉草草”，便是特指这一次，刘义隆两次主动发起的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国力不强，无压倒性优势。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共存续了169年，绝大多数时段均是北强南弱，北魏与刘宋之间差距不算太大，可谓伯仲之间。北魏的问题主要是其北方还有敌对势力，包括柔然（也称蠕蠕）、后秦、胡夏（大夏）、北燕和北凉等政权。其中，柔然是北魏最主要的敌人之一，经常南下侵扰北魏边境。北魏为了防御柔然，沿平城北设置了六个军事据点，称为六镇，分别是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此北方六镇后来成了北魏的心腹大患，六镇起义导致了北魏政权的分裂。北魏一直面临南、北双线作战的问题，也正是基于此，刘宋武帝与文帝才能找到机会，发动多次北伐。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要通过一次或几次战争就实现完全征服对方的意图，在理论上都没有可能。

其次是军力不占优，无必胜把握。北方的优势是骑兵，长于突击，单兵作战有优势；南方以步兵为主，要利用坚固的城防和地形优势作战，优势在于防守，也在于作战的纪律执行。刘宋与北魏对战不下数百次，但凡胜利，均要靠坚固的防守拖垮对方，同时需将士们戮力同心，以命相博。北府兵曾经在南北对抗中打得风生水起，主要仰仗其作风彪悍，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刘义隆第二次北伐是在刘湛之等文臣的鼓动下发动的，决策流程很仓促，国家层面的准备和动员都不充分，朝中诸多大臣也持反对意见，军方更是不明所以，毕竟南北双方已经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突然撕破脸，总得有个适应的过程。种种不切实际的冒进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次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均不占。元嘉两次北伐失败，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战线拖得太长，后勤补给出了大问题；二是拓跋焘用了“拖”字决，让战争拖入寒冷的冬季，南方士兵无法适应北方的严寒，战斗力大打折扣；三是主将能力不足，贪生怕死，贻误战机；四是刘义隆授权不足，遥控指挥，整个指挥系统呆板僵化、效率低下、应对失当。这几点一累加，注定是大罗金仙也难救的败局。

回到《资治通鉴》中的这一番描述，北朝军队把江淮之间的广大区域弄成了人间地狱，这对刘宋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力荡然无存。南北朝时的战争都非常惨烈，烧杀抢掠不一而足，但北魏对刘宋的报复尤为残酷，对兵士的暴行听之任之，甚至刻意放纵，这种无差别的屠杀只会带来仇恨，对拓跋焘自以为的丰功伟业无任何加分，相反，他坐实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刘义隆呢？他把一个人任性的后果推到极致，给国家和民众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君王，一个决定背后连着尸山血海。

位高权重者，怎能不谨言慎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