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中风云

苏仲辉

引言：《动乱年代》是我自传体文章的第五部分。这部分又分为：（一）复课闹革命、（二）一中风云、（三）夺权与反夺权、（四）“反围剿”、（五）运粮与“夺枪”、（六）进攻与反进攻、（七）余波发酵。本次发表的是第（二）部分：一中风云。其余部分将陆续发表，希望读者们能喜欢并欢迎批评指正。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本人的文章仅是“民间故事”，不是史料书籍，不必太认真。但在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名字，如存在着不实或有侵权行为的，本人首先表示歉意，并予以指出后，即行改正。

（二）一中风云

在古田，文化大革命最红火的还是古田一中。

那时的古田一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内容经常是批判学校的“反动学术权威”，经常是防修反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文章，经常是能引起波澜的转载文章，经常会给人们透露出一些前所未闻的消息或者显露出蛛丝马迹般新动向的文章，还有就是表忠心的誓言等等。大字报把教学楼走廊的墙都贴满了，实在无处可贴，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走廊上两柱子之间拉几条粗麻绳，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尤如一条条幕帐随风摇曳。

古一中老前辈倪可源老师就曾回忆说：在逐渐克服了物资上的严重困难之后，学校的教育事业更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而就在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已悄然而至，1966年的一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袭来，顿时，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校园内一改往日那琅琅读书声的温馨氛围，而弥漫着的是大鸣大放大批判的紧张的气氛，掀起了抓“黑派”、批“黑路线”、斗“黑典型”的斗争运动，当时学校里被点名批斗的领导教师就已多达二十多人。由于我在教导处工作多年，自然而然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了，成了黑路线的黑典型，因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挨批斗之苦，受游街示众之辱，更有审核检查之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当此之时，我深有了“自愧谋生无别计，当初悔不作先生”之悲叹。

那时，几乎每个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许多还挨了批斗。原古田一中老教师王远甫先生，曾任古田一中教研组组长、教研组主任、教导主任、工会主席也被揪回来批斗，但他大有儒家风范与文人气节，相当乐观。他说能跟王义科、关耀庭这样的大官同台被批斗，这也是一种荣耀的事！但，有的老师就顶不住这压力，图书馆的林韶音老师，教务处主任廖增翰老师，就不堪凌辱、讹诈（有人回忆说，一中教务处廖增翰的自杀，是因为一到发工资时，就有红卫兵来找他，殴打他，他刚发的工资没了，名贵手表不知去向）而自杀了。

8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古一中的许多学生敲锣打鼓，高举红旗，簇拥着毛主席画像，唱着颂歌，上街庆祝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纷纷贴出大字报表决心：“党中央决定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头可断，血可流，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是我们革命的方向盘，掌握了它，我们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就能打得更准、更狠。有了这个决定，我们斗志更高，胆气更豪，力量更大，信心更足!”

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大体上以班为单位组成战斗组，也有跨班级的，或者以班组、学习小组为单位组成战斗组，少说也有十几个组织。但这些组织建立、取消都很随意，许多组织都是昙花一现。组织的名称也多，特点之一就是很革命，很时尚。如：“造反兵团”、“红色赤卫队”、“卫东彪战斗队”、“鲁迅兵团”、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队”、“毛泽东主义捍卫军”等等。刚成立时的这些红卫兵组织，不仅“矛头对内”，而且“枪口对外”，走向社会进行“破四旧”，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分子。

红卫兵对不符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封、资、修”发起了攻击，如要求女生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 男人不许留“飞机头”、“大包头”；不许穿“奇装怪服”、“高顶尖尾头皮鞋”；凡是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都要坚决取缔，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所谓的坏书一律都得焚毁。

有一位平时爱烫发的女生，灵魂深处闹革命，写了一张斗私批修的大字报：我们提倡不烫头发，因为烫头发也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想用种种方式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达到复辟的目的。再说烫头发也很浪费电，如果我们把这些电用来支援国家建设，那岂不是更好吗？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动了我的灵魂，我要坚决与资产阶级、一切剥削阶级的决裂，绝不再烫头发了！这大字报迎来一片喝彩。

我一位同学刚从小学毕业上古一中，到高中部的一楼教室内（总部），申请加入“抗大红卫兵指挥部”，他还记得是一位高中学长，是凤都桃溪人，叫他填了一张表，发一个红袖套就算加入了。这位同学当时他看到了在地板上有好几大木箱都满满地装着“袁大头”，那银元少说也有上千枚；还有一些供奉祖先的“神龛”、“神主牌”等。这些东西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破四旧”、抄家的战利品。

那时，红卫兵还经常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抓来戴着高帽进行游行示众，勒令他们接受批判。我就见到一位基督教信徒的老太婆，被勒令到“红卫街道”礼堂接受批判。随着批判情绪的高涨，批判者还要这位老太婆自己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掉，极尽侮辱。我还见到一位跪在街边，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特务分子陈×平，举得高高的两手被涂满黑沥青，行为的“黑手”。

古六中有一位72届高中毕业生王守清，后深造于英国伦敦温布顿艺术学院，就任于香港艺术公社董事主席及国际艺术村中国区主席，他回忆说，他父母是馬共，文化大革命时被当做牛鬼蛇神来横扫，当时頭戴尖長帽在古田十字街批斗遊行，还被关在鋁廠，用竹棍打，坐老虎蹬，跪石子，吊飛機。那年我才12歲，弟妹更小，日子真的不知怎么過。

“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那段岁月真的不堪回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红卫兵在特定时期不分青红皂白地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甚至发生了打砸抢抄抓等恶劣行为，这些确实毒化了社会风气，严重践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遗产，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损害。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当年的红卫兵受限于年龄和知识水平，他们的初衷是出于“防修反修”的考虑，旨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和专政。因此，在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当年的红卫兵。当时公开的、唯一的媒体就起到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的反动作用。如：

当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是这样赞颂的：“红卫兵充当了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

9月17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也这样写道:“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

在此舆论的推波助澜下，红卫兵的革命激情只能是越燃烧越旺，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我当时就在《福建日报》见到红卫兵写的两首诗，觉得写的很好，就把它抄录了下来：天不怕，地不怕，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强大工农兵作后盾，破旧立新建立新天下。还有一首：革命小将红卫兵，鲜红的袖章，火红的心，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勇敢造反闹革命，挥动革命铁扫帚，大破“四旧”立“四新”,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举, 冲锋陷阵向前进！

古一中有一位六六届的初中生，今年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齡了，大家都亲切称她为大姐，每当她回忆起文革初期那段时光时，还是极为感慨，她说，那时就是敢沖、敢闖、敢上陣，每次集会都会争先上台指挥唱歌和喊口號。真是激情燃烧的青蔥歲月啊！

这就是当年红卫兵的激情！

不能不说，红卫兵的初心是好的，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的。古一中的红卫兵们看到古田政府许多部门瘫痪，社会治安出现问题，“打、砸、抢”越演越烈，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他们与“全国学生驻古田联络站”的学生，于1967年1月13日对古田的“三库”（粮库、钱库、油库）进行了封存，古田有一粮库还在凤埔公社西溪大队。说是封“三库”，实际上就是用白纸条，写个“封”字，在大门的两扇门当中“×”字形的贴起来。对于红卫兵的封条，那时还是管用的，因为，那时的红卫兵最“牛”，谁见谁都害怕。

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的重点逐步转向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为荣，保皇为耻成为了共识。古一中的红卫兵也奋勇争先批斗“走资派”，争当革命造反派。

当时，古田县城十字街“圆圆圈”与解放路两侧的路边竖起了一排排木架牌，专供貼大字报；在“圆圆圈”处的西南角原百货商店门口搭有一个十几平米、高度约1.5米的平台，这个平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走资派”被揪到这里来接受批判。被批斗的走资派，多见是头上戴着高帽，高帽上写着侮辱性的字眼；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派的名字，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大的红叉。有时这些红卫兵还将“动文变动武”，强迫“走资派”跪“瓦粒片”，有的还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商业局长倪福美，其身后就有两名人员将其胳膊向后上方拉起，形成类似机翼的姿势，同时将他的头向前推出，按下去脖子，模仿飞机的机头，现场被坐了飞机。这情景就如当年土改时斗地主恶霸的形式一样。见到最多的是原县委副书记王义科、关耀庭被批斗的情景，但现场没有见到有过激的行为发生。

法院院长陈其党与1965年被任命但实际未到任的古一中校长陈锦丹也被古一中红卫兵“关”在影剧院写检查。陈其党是老游击队员，陈锦丹是老地下工作者，都是古田的老革命，值得人们尊敬的老干部。红卫兵们都反映，陈其党比较“顽固”，坚决不写“检查”，陈锦丹比较温和，后来还是在陈锦丹的“劝说”下，陈其党才动了笔。

泥沙聚下，鱼目混珠。当时社会上流传说，红旗兵有人在批斗“走资派”时，以红卫兵组织需要经费为由，向“走资派”勒索钱财为“私用”。此事，当年被批斗的老干部也言之凿凿。

实际上批斗走资派仅仅是一种“革命”的表现形式，真正激烈的“大戏”是夺权与反夺权，这是古田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戏”，而且整整演了10年。

以下几张照片均下载于网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田县十字街与古一中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