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斋主的豁然人生——悼念邓灿老人

王铁军

　　刚刚获悉，开发北大荒的复转老兵，知青的好朋友，曾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副书记、副局长的邓灿老人于2024年11月5日16点50分因病离世。

我与老人未曾谋面，但在我们编辑的《雁阵惊寒》书中收录了杲文川等著的《豁然斋主的豁然人生》一文，文章记述了邓灿艰苦奋斗，为开发北大荒做出杰出贡献的一生，记述了他与北大荒知青情同骨肉的亲密关系。据说老人看到样书后十分满意，对此我们亦深感欣慰。

特转发《豁然斋主的豁然人生》如下，以作悼念。

豁然斋主的豁然人生

/杲文川 王欣 朱延福

从当兵入伍到转业北大荒

1938年11月21日，邓灿出生在湖南宁乡县黄材区南塘乡日塘村一户农民家庭，邓灿是三兄弟中的老二。邓灿在老家时原名邓铭钧，字兴越，号湘人，叔伯兄弟排行老五。

邓灿先读私塾，背不下来，不但要用戒尺打手板，还要跪一炷香。后来进入了新式学堂。15岁时，因家贫想当兵，因发育未完个头小，没被录取。他便和三个小伙伴赶到宁乡县城中学看征兵大会。会议召开前，邓灿看没人能写会标，便自告奋勇前去写标语。团长见他挺机灵精干，就问他“想不想当兵？”“我从乡下跑来就是想当兵的”。团长高兴地说：“我们要你了。”邓灿又说：“我们一起来的还有3个，都想当兵。”团长看看这几个小家伙，一挥手：“我们都要了。”那时候，部队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邓灿初二肄业的文化就算是部队里的秀才了，他被留在中南军区暂编团任文书、书记工作。从1949年，解放军对湘西土匪进行清剿，邓灿赶上了剿匪的尾巴。入伍当年入团，1956年5月在桑植县入党。

1958年从抗美援朝归来的部队大批转业北大荒，但部队不想让有文化的邓灿转业。邓灿送兵到了密山，被北大荒大森林、大平原、大沼泽地所震撼，被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火热劳动场面所感动，被战友们的豪情壮举所感染，因而也想投身北大荒的建设。但部队舍不得他走，不给他办关系，邓灿当了9个月“盲流”，才落到了八五二农场。他的转业时间是1958年3月26日，转业前的职务是湖南吉首军分区的一级文书。

从建设大兴岛到抢修二抚路
    “文革”前，邓灿做了农垦总局副书记、副局长王正林的秘书，王正林对邓灿一生的影响极大。王正林，1919年1月生。河北省赵县人。“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参加革命。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党，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拂晓》报社等报社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沈阳市、黑龙江省担任区长或县委书记，1952年任松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后任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1954年秋，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第一个国营大型谷物机械化农场——友谊农场，任命王正林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他是一个实干家，也善于总结农场的工作经验。1976年任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副书记，1980年因劳累过度，逝于任上，被群众誉为“北大荒的焦裕禄”。
    邓灿从王正林身上学到了一整套的工作经验和工作作风。他们作为社教工作队来到七星农场河南作业区，这里是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一块肥沃土地，所以也被称为“大兴岛”。他们立志要把这里建设成农垦的一个样板，那时候，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王正林说：“那我们就叫‘大兴’吧。”邓灿没有想到，社教工作队撤离时，他被留了下来，担任大兴分场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那时候，条件极为艰苦，去大兴要坐船穿过七星河的大片沼泽地。在艰苦奋斗中，砂石路修起来了、七星河大桥建起来了。那路是在冬天，刨冻土块，用背板把冻土块背到路上，高高垒起，春天化冻后，沉入沼泽，渐渐而成的。那桥是七星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的。路畅通后，物资运输方便了，大兴分场开始大规模垦荒。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邓灿成为“张林池—王正林—李在人—邓灿”一条黑线的人物，戴高帽子，挨批斗。直到1968年春播，要抓生产了，才给他们机会抓春播，算是半解放。
    1968年6月，邓灿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开始，一些知青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农场没有录取。其中，后来成为作家的肖复兴，多次找到邓灿，说明上山下乡的想法和决心。邓灿多次进行家访，调查研究后，理解了这些知青，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从此与知青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9年，修建从富锦县二龙山公社到抚远县的二抚公路，任务交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完成，从各团调集6800多人和车辆参与抢修工作，其中90%是知识青年，邓灿担任修路8连指导员。道路要穿过不少树林和大片的沼泽地，除了时间紧，条件差，人员新的困难外，蚊虫多，是给兵团战士带来的最大困难之一。如果喝米粥，盛出来是白的，不一会儿碗里就落满了黑色的蚊子，兵团战士们是连着蚊子一起吃。所有人都是住帐篷，喝泡子水。
    就在工程十分紧张之际，邓灿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那天傍晚，大家为了躲避蚊子，清洗完身体后，都早早地钻进了蚊帐。帐篷附近的路上，只有邓灿在夕阳下来回走着，大团的蚊子不知死活地疯狂攻击着他。童年时母亲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他眼前，家境虽然贫寒，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却时时刻刻温暖着他。他多想赶回去扑向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呀，但是肩上的责任，任务的紧急，要求他只能强忍心中的难过，压抑思念之苦，第二天又如无其事地出现在劳动的工地上。
    然而，知青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不但为其探亲开绿灯，还送上温暖体贴的关怀话语。北京知青江瑞英原本是柬埔寨华侨，由于心向祖国，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回到祖国。1967年又随着上山下乡来到大兴分场二连。江瑞英与母亲相约1969年在北京相见，江瑞英请了探亲假，可母亲因摔伤了腿而爽约了。江瑞英回北大荒就赶上了修路，此时母亲来到了北京，希望能见上女儿一面。江瑞英刚回来，不好意思再次请假，母亲要来北大荒，可此时战备紧张，边境不能来。这时邓灿找江瑞英谈话，说：“当年我十几岁就跑去当兵，母亲哭瞎了眼，母亲病重我因工作任务也没回去，使我遗憾终生。你还是去见你母亲吧，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多年以后，已经在巴黎的江瑞英一直保留着邓灿的书信，对邓灿的感激之情一直埋藏在心里。
    邓灿坚持表扬好人好事，不断鼓舞全连的士气，兵团战士们不怕艰苦和劳累，抢晴天，战雨天，从4月进点，到当年10月末二抚公路就全线完工了。总长235公里，邓灿看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吃苦耐劳，战天斗地的精神，十分感动，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与知青战斗友谊。

邓灿与庞新海

从指导员到教导员
    随着战备形势越来越紧张，二十五团在一营的基础上组建武装营，由抗美援朝老英雄、二十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庞新海兼任武装营营长，邓灿担任教导员。
    庞新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带来了部队光荣的优良传统。邓灿调来肖复兴搞创作，写出《三唱庞新海》，由营宣传队演出。兵团战士以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为榜样，一手拿枪，一手挥锄，倍感光荣自豪。邓灿在充分尊重庞新海营长的基础上，把农业生产和政治工作都抓了起来。他经常带着参谋干事下连队，遇事大家一起商量，共同解决问题。武装营的各个连队各有特长，邓灿调动各连的积极性，各自发挥特长。
    基建一连是从全团抽调上来的武装连队，平时担任团里的基建任务，由于抓得好，该连在武装训练、完成基建任务方面成了团里的一支能打硬仗能完成突击任务的骨干力量。
    八连有不少文艺骨干，经常创作出新颖活泼的文艺节目，他们的事迹被写成通讯《卧虎里山麓春满园》，刊登在《兵团战士报》上。
    七连重视知青生活，其中老职工黄大爷会种菜，会储存蔬菜，《兵团战士报》刊登出《走访黄大爷》的专访。
    四连是机炮连，注重农业生产的同时抓紧军事训练，在沈阳军区全军区实弹打靶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为全兵团赢得了荣誉。
    五连有43名华侨青年，华侨青年热爱祖国，多才多艺，在文艺、体育等方面显露了才华。
    十二马架开荒队当时叫十二连，因地势低洼，粮食生产不突出，但连队政治风气好，新闻宣传活跃，是六师新闻宣传的典型单位。在评比四好连队时，大家意见不一，在邓灿的支持下，十二连最终评上了四好连队。
    1970年初，二十五团组建宣传队。宣传股副股长马洪林与邓灿是同年转业兵中最年轻的，又是好朋友，知道邓灿善于做思想工作，就把宣传队交给一营（武装营）管理。1968年邓灿到北京接来的北京知青中有不少文艺骨干，都集中在四连，所以四连的宣传队很活跃。团里下令调4连宣传队队长李燕宝当队长，但李燕宝觉得自己是学农业的，应该在连队的农业上发展，不愿意去。邓灿就安排李燕宝担任一营的农业参谋和作训参谋兼宣传队队长。邓灿平易近人，关心爱护知青和宣传队员，解决了他们的很多具体问题。
    团宣传队先后排演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和《平原作战》以及小话剧等小节目，在各个连队和周边矿山、企业、公社巡演过上百场次，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声誉。
    李燕宝后来调做团生产股参谋、师生产科长兼6师宣传队队长。他回忆说，我们这一批知青受邓灿的影响很大，他为人正直，关心爱护每个青年，帮助青年人成长，所以，我们大家都服气他，尊重他，敬佩他。我们这一批人都成了他一辈子的终生朋友。
从建三江到大兴安岭
    1971年，邓灿被调到绥化农管局任办公室主任，1973年升任绥化局的副局长。1975年，邓灿结婚成家了，妻子陈荫萍是在大兴分场就认识的北京1967年知青。从此以后，知青们不再叫邓灿的官称，而改称“姐夫”或“妹夫”了，他真正和知青融为了一体。
    1976年春节过后，邓灿带着黑龙江省委的重托，来到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邓灿此时38岁，有七星农场和抚远三角洲的开发垦荒经历，成为七人领导班子中的“少壮派”。
    1978年，大兴安岭管理局机关刚迁到大杨树东，办公室临时设在家属房内。办公条件差，生活艰苦。老干部刘德宝回忆说，“那时也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群众，说修路都去修路，说火车站来货了，所有的人都去卸车。工作没有点，劳动没有数，大家都想得开，因为书记局长也都跟着一样干，那时候风气好。邓灿他们一个心眼抓工作，谁都服气。”
    1978年，踏查大紫阳山荒原，为开荒做准备。邓灿分别和李在人、王树德两次入山，坐爬犁，吃粘馒头，喝沟子水，一转就是七八天。
    这位李在人可是黑龙江农垦事业的大功臣，当东北民主联军第四次血战四平的时候，从延安来东北的李在人被任命为松江省第一农场场长。他们用从冰河里刨出来的日本人遗留的“火犁”开垦出了中国农垦第一垄土地。李在人做过省里的厅局级干部，自愿到条件落后的七星农场当场长。“文革”中挨批斗，他坚贞不屈，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而坚持说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嘴硬，为此没少挨造反派的毒打。李在人是邓灿的老上级，李在人行政13级，邓灿行政23级。现在邓灿是局长，而李在人这个延安老革命毫无怨言地做邓灿的副手，体现了老革命“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风亮节。邓灿对李在人无比尊重，注意听取李在人的意见。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邓灿认为，条件苦，领导先上，群众有士气。实际上，垦区的开发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创立与构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者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甚至领导要吃苦在先。
    1981年向上级报决算，党委主要领导向自治区汇报盈利500万，计财处长范志远按实际情况汇报亏损200万。对此，主要领导几次施加压力，范志远感到很为难，邓灿不看谁官大官小，谁实事求是就支持谁，最终按亏损上报。邓灿历来反对弄虚作假，他认为，“说假话不仅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而且把经济规律也搞乱了，不能因为自己政治上一时的需要，而把单位搞垮了。”
    邓灿不搞特权。他和机关人员一样排队买饭，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小事，可老百姓往往在这些事上看出领导的人品。原局纪委书记金凤芝记得，她家刚搬到局时，邓局长拿着小碟找她要腐乳，结果被院里的小狗咬破了裤角。在她看来，“那么大的官咋和我们这样随和？”是啊，邓灿本身就没把自己当“官”。老干部范志远说：“从邓局长的爱人陈荫萍就看到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陈荫萍在机关做一般的财务工作，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根本看不出是局长夫人。”陈荫萍说：“我最佩服他（邓灿）的人品，敬重事业，不图名不图利，我只能学他这个。”两口子总能想法一致，处处严于律己，处处做群众的表率，这也许是邓灿忧国忘家却有个温馨的家的缘故。
    1977、1978年两年间，大兴安岭农管局开荒55万亩，超过了前15年的总和。这里固然有黑龙江省委和各个农管局的支持，但新的领导班子新的工作作风带来的不同以往的干劲儿起了决定性作用。邓灿主持的全局开荒现场会议，规定每人讲话不得超过10分钟。有人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可当讲话者讲到10分钟时，邓灿立即叫停，会场为之一振，大家暗暗赞叹：“邓灿有魄力”，“新来的局长不一般”。这便是邓灿给人的第一印象。邓灿说：“有人爱讲长话，说得也对，为啥工作上没效果呢？就是因为说得太多，抓落实太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落实。邓灿平时言谈举止儒雅温和，善于与人沟通，办起事来却大刀阔斧，干净利落，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泥带水、疲疲塌塌的作风和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官腔。
    大兴安岭垦区与民族地区和林区混杂在一个区域，工作中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如何既坚持原则，又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的确不容易。
    北方的少数民族性格豪放，而邓灿也是性格豪放之人，所以他是班子中最善于处理民族关系、农林矛盾的人。有些干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或以势欺人，或斤斤计较，常把关系弄僵了，使工作受挫而让邓灿出面解决。邓灿干工作不讲情面，但在处理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却始终保持一种豁达大度的心胸，保持高姿态，高风格，小心谨慎，以心换心的与民族干部交朋友。
    少数民族兄弟确实重感情，邓灿调走时，鄂伦春旗一位领导专程从阿里河赶来送行，并按照民族的最高礼节，赠他一支猎枪。
从心系农垦到放眼北大荒
    1979年7月，大兴安岭垦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重大变动阶段，邓灿心静如水，仍旧尽职尽责，保证了垦区的平稳过渡。
    1982年8月，邓灿调回黑龙江红兴隆农管局任党委副书记。1984年1月，邓灿先是调任黑龙江农垦总局政治部主任，后是担任总局党委常务副书记、副局长。邓灿地位提高了，但是为人随和，平易近人，性格开朗，爱好广泛，使人感到亲切和蔼好接触。邓灿注重感情，对待过去的同事、故旧一往情深。1989年，大兴安岭垦区张怀昆、李万祥去佳木斯办事，正赶上黑龙江总局开运动会，邓灿在主席台上看见他俩，便急忙下来，告诉工作人员：“大兴安岭的老同志来了，我得请假回家”，工作人员要在单位安排饭，邓执意回家，并买了菜，亲自下厨房。李万祥回来说：“邓局长可想大兴安岭的人了” ，“他现在职位高了，还是那么平易近人。”
    邓灿担任总局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在垦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上功不可没。1984年，他专门申请资金，帮助建设农垦有线电视台，农垦有线电视台1986年正式开播，要比当地早建10年，在全国农垦也处于先进地位。1996年，在总局的支持下，邓灿亲自出马，参与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荒涅槃》。播出后，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这是黑龙江垦区获得的第一个五个一工程奖。
    1993年，邓灿写出《北大荒人眼里的知青现象》。他指出：回溯那十年，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实的、虚的；有形的，无形的；短暂的，长久的；局部的，全局性的；显露的，潜藏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不胜枚举，难以计量。如果说，北大荒人给了下乡知青以豪爽、真诚、纯朴的话，那么可以说下乡知青们给北大荒带来了新鲜、活力和生机。他首次提出了：事实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育”是双向的，“改造”也是双向的。城市向乡村输送以知青为主体的人才，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打破封闭的进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正因为在思想认识上邓灿站得高，理解得深刻，所以在工作中他能充分信任知青，全心全意帮助知青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能大胆使用知青，在压重担中培养他们尽快成长。这样的结果是邓灿身边总有一大群的知青朋友，他们知心换命，肝胆相照，成为心心相印的至交好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成为维护安全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北大荒落实政策的统战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一个原因是转业官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是解放战争中投城起义人员，也有俘虏后参加解放军的“解放兵”，其中还包括曾经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第二个原因是1958年,北大荒接纳了国家机关各部门的错划“右派分子”约1500人,集中在牡丹江垦区的八五〇农场和红兴隆垦区的八五三农场,这其中就包括了作家丁玲、诗人艾青、剧作家吴祖光、书画家尹瘦石、诗人散文家聂绀弩、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需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人员二分之一在北大荒，需落实政策的台胞三分之一在北大荒。
    为此，黑龙江农垦局党委内成立了统战部，第一任部长齐德珍，第二任部长杜晓华。杜晓华说：“当时，统战部只有4个人。邓灿作为党委领导，做了大量的落实政策工作，他在统战工作上功不可没。”工作人员虽然没有编制，大多数是兼职的，但是在北大荒陆续成立了黄埔同学会、侨联和台联，对应该落实政策人员一是恢复了政治待遇，二是补发了工资，三是对学有专长的人员重新安排了工作。基本完成了涉及各方面的落实政策工作,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
    邓灿一直在琢磨，从1947年我党创建第一个农场，三十多年来，几代北大荒人不畏艰难困苦、勇往直前，他们已把生命融入了这片荒原，用青春和智慧征服了这片桀骜不驯的黑土地，实现了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历史性巨变。北大荒的垦荒英雄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是什么精神在鼓舞他们不懈奋斗，不屈不挠呢？一定要把这种北大荒的精神总结归纳提炼出来。于是，邓灿动员总局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和相关单位组织成立了“北大荒精神研究会”，在总局主要领导刘成果和党委一班人的支持领导下，组织研讨会，群策群力，通过集体的智慧，最后总结出北大荒精神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北大荒精神，是黑龙江垦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用青春与汗水、鲜血和生命，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育和锤炼出来的，是英雄的北大荒人的政治觉悟、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意志品格、行为规范和工作作风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豁然到灿烂

邓灿退居二线后移居北京。闲暇之余，他拾起自幼喜爱的书法。

他把自己的书斋起名豁然斋。由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伯翔题署。豁然是开阔、通达之意，反映了斋主期望和要求自己心胸坦荡、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崇高境界。

邓灿自从上私塾，就临习唐楷，对《神策军》《多宝塔》用功最多。从戎后仍不忘临池。虽不能伏案挥毫，但亦常在战斗空隙、行军途上、宿营账中，或以树枝划地，或以炭书石，或以水代墨作字。

转业北大荒后，练习二王，追摹怀素之书作，以行草书见长。擅写大字，气势凌空，用笔方圆并融。其写信札尤为精彩。常以意领笔，不求点画之工，唯率真溢情。作品收录于《国际书法篆刻大观》《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名家钤印总览》等。

还在总局任上的时候，他就挂帅总局书法协会主席，带头参加总局机关书法活动，和笔友热情交流互动，还时常把笔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垦区内外上下，不论谁求墨宝，都有求必应。

1992年他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1995年在中国文联举办的“中国书画艺术博览会”上，其作品被评为特别等级奖。2007年，邓灿又荣获《世界书画艺术名人证书》，这是他一生勤奋与不懈追求的结晶。

2008年，他在友人帮助下，出版了《邓灿墨迹》书法集，由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题写书名。作前言的，则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40年的知青朋友肖复兴。肖复兴写道：

“邓灿……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书法家。这是因为他自童年起就有过严格的习摹唐楷的训练，以致年轻时入伍当兵，转战南北，戎马颠簸：1958年随十万转业官兵转业到北大荒，风霜雪雨几十载，一直到从农垦总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都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可以这样的说，书法家从来不是册封的，不是靠证书来命名的，更不是时下花点儿钱就买下的，而必须是经过了时间淘洗过的，就像一株老树，所有的叶子在日子的吹拂下都落光了，那剩下的嶙峋苍劲的枝条，才是树的精魂；那疏枝横斜书写在空中的影子，便是真正的书法，雕饰洗去，尽显天成。……那些挥舞潇洒的线条，其实就是他心里和心情尽情恣肆流淌的谱线。”

豁然斋主邓灿，从15岁当兵起，经历过多种岗位，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使一方经济得到发展；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总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没有架子，不追求名利，善于与人合作，注意发挥别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他的身边总能团结一大批人。他的成长和成绩都源于他豁达开阔的心胸。心底无私天地宽，雅量容人友朋多，豁然斋斋主的人生，恰如他的名字般灿烂！

原文载《雁阵惊寒》（北大荒知青眼中的复转官兵丛编 各团合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