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商丘

范矛一

范仲淹读书成才并任教的商丘应天府书院 http://blog.sina.com.cn/u/16170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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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商丘 (2019-02-10 19:39:04)[编辑][删除]

范仲淹与商丘

孙 纲

一、概述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影响深远。他一生学渊似海，德操如山，从政清廉，力主改革，不畏邪恶，大忠伟节，政绩垂史。他以《岳阳楼记》称绝文坛；他以“庆历新政”为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并揭开序幕，成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宋代哲学的奠基人。他生活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北宋盛世。他生于寇准之后，王安石、苏轼之前，与欧阳修、包拯几乎同代。

范仲淹青年时读书刻苦，并以天下为己任。他刚步入政界就为苏、浙人民筑起捍海堰堤，功垂千秋；在为母亲守孝期间，他主持了应天书院；他还“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写有著名万言奏章《上执政书》，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政治敏感，提出改革政弊、根除隐患、防微杜渐的意见；在他屡遭谗言，三贬江南的岁月里，他仍以“尧舜之道”、“民本”思想施惠政于民；在抗击西夏的岁月里，他开辟了“弩弓营田“，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还卓绝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促使了民族的大团结。他还主张郡县办学，并坐官一任、办学一方，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垂范千古。

在哲学思想上，他综合中国历代儒、道、墨、法之精髓，开朱程理学之先河，实践于宋政改革，被王安石称为“一世之师”，被朱熹等称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元、明、清各代皆称范仲淹为北宋以来“第一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世之师”。后人更将其排为“孔、孟、屈、范”诸圣之列。清康熙御笔钦赐为“济时良相”，乾隆五拜范墓并立碑祭奠；毛泽东青年时期就以“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齑粥自（炊）”，激励自己刻苦求学和投身于中国革命；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共产党员修养》，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要求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徐向前将军的讣告中说“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江泽民也多次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论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1992年，日本东洋文化振兴会会长鬼头有一拜范墓时也称：“范文正公是日本人民思想之父”。

由此可见，范仲淹的思想已经跨越历史，超越国界，成为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财富。至今，全国各地，凡范仲淹生前曾去过的地方，纪念物保存完好，修葺一新。1989年在纪念范仲淹诞生一千周年的日子里，江苏苏州，浙江建德，河南洛阳、伊川、南阳、邓州，陕西延安，山东青州、邹平，乃至台湾等地，都分别举行了纪念会、研讨会。建国以来，《岳阳楼记》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重点之重，在一代代亿万青少年的心灵中，都烙上了永久的“梅花烙”。1995年，贵阳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范仲淹》，一举荣获文化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和全国戏剧等八项大奖。

范仲淹一生与商丘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成长、成才、生活在商丘（应天府），长达八年之久。

具体说范仲淹与商丘的关系，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范仲淹成才于应天府，其“先忧后乐”的思想孕育于应天府教育。

二、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贡献之大、影响之深都是有口皆碑的。

三、范仲淹最著名的奏章《上执政书》是他写于应天府的最早、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先忧后乐”的政治典范之作。

四、范仲淹婚缘于应天府，其妻李氏为应天府楚丘（曹县、虞城、商丘三县交界）人；母亲初葬应天府；范仲淹的三个儿子亦生于应天府。应天府附近的虞城、宁陵、永城等地亦有其田产庄园。至今，范氏仍衍生于商丘沃土。

二、范仲淹成才于应天府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祖茔苏州，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八月二日生于徐州。父范墉，任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母谢氏。范仲淹两岁而孤，母子回苏州，贫无所依，母即改适平江推官朱文翰（山东邹平县人），从此范仲淹随改名朱说。朱文翰后迁官开封，母子遂返山东。从此，范仲淹受尽童年之苦。山东邹平县志有载：

“四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今邹平县）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欢，唯愿读书。因母改嫁，备受歧视”。

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生活在山东邹鲁之乡。在母亲谢氏的直接影响和孔孟儒学思想的教育下，“少有大节”、“有志操”。后来，考入乡举，被人称为“奇士”。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他学习非常刻苦。他醴泉寺读书三年时，朱氏家族败落，不久朱文翰便辞世而去。谢氏从此承担了全部家庭负担。《家录》记载：

“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兄弟不乐，曰：‘我自用朱氏钱，何予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商丘）。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范仲淹“径趋南都”前的二十三年间，正是太宗、真宗当权的北宋盛世。官佃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科举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青年求读进举的积极性。

及至南都，摆在范仲淹面前的现实却是断绝了家庭供给，进入极度艰苦而漫长的求学生涯。他不得不“划粥断齑”，甚至连“糜粥”也不能相继。《宋史•列传》中载：

“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范文正公年谱》亦载：

“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

《家录》中记载：

“真宗谒太清宫，幸亳驾次南京（1014年应天府改升南京），皆往观之，独公不出。或以问公，公曰：‘异日见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学，见公食粥及不出观驾，归告其父，以公厨食馈公，既而悉已败矣。留守子曰：‘大人闻公清苦，故遗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勉为罪乎？’公谢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随享盛馔，后日岂能吃此粥乎？’”

可见，范仲淹此阶段刻苦至极、求读至专、志向至高！

当时，他留有《南都学舍书怀》一诗，记述着他初来应天府的处境和心情：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他初入南都，学历尚浅，初来汉苑梁园，箫音古乐勾起这位异乡学子的情思。“多难”、“薄才”使他不可能偷懒求安；“瓢思颜子”是以孔子爱徒颜回苦学精神自勉。他在山东醴泉寺读书时，曾拜倒在隐居淄邹的著名琴师崔遵度门下，学得一手琴操。在新的环境里，“琴遇钟君”，并以“涧松”自喻他在朱氏家中的地位（据《朱氏支谱曲表》考证：朱氏原配初氏，生一子，继娶谢氏又生二子，范仲淹即生活在其中），他很能正视自己的身世，何必埋怨自己的不幸？奋发努力才是唯一出路！

欧阳修在《神道碑铭》中曾写道：

“（范仲淹）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大通六经之旨”，不但高度概括地道出了他博学精达的程度，还反映出了应天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

当时的应天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是在戚同文死后二十余年，由地方富民曹诚慨然捐资三百万金修复扩建的。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延请全国各地名师任教，以太原奉常渎博士和清河职员外郎方吉甫为主教。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曹诚的复学愿望得到戚同文之孙戚舜宾的大力支持后，曹愿

以学入官，并请戚舜宾为书院主持。由于应天书院与曲阜的文宣王（孔子）庙均建立较早，所以，宋人曾说“州郡置学始此”。

戚舜宾主持郡学，沿袭“真儒” 戚同文的教学宗旨、内容和教法，因而戚同文的教育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就显得很大。

《玉壶清话》卷一载：

“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

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自幼双孤，寄养于祖母的娘家；祖母去世，更贫无所依。由于他聪慧过人，日诵一卷，被力学勤读的学者杨悫赏识并收养。他读书累年不解带，十分勤奋，大通古今经史。杨以妹相许。戚同文处五代丧乱，万民涂炭，立志不仕，决心以德行感化乡里，盼天下同文，早日统一，于是取名“同文”，继承了杨悫的教育事业。后受赵直的礼待，成为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也是应天书院的鼻祖。

由于戚同文出身贫寒，学成不易，故极同情下层穷苦人。他以信义为立身之本，《宋史》本传中载：“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劝之，辄曰：‘人生以有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是，深为乡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谕以善道”。“喜闻人善，未尝人短”。他贫贱不屈、刻苦好学、教诲无倦的精神亦成为应天书院的学风和师风。

范仲淹在这种环境中苦读，很受师生爱戴，人称“颜回转世”。范仲淹身处陪都书院之地，又加上他两岁而孤的身世与师祖戚同文酷似，尽管戚同文已去世近三十年，但他仍以戚同文为楷模。范仲淹的学识、思想追求、道德品行都惊人地和戚同文相似；他一生“少有志操，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其志也”。（见《东都事略》）“仲淹泛通六经”，“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仲淹内刚外和”，“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乡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赡养宗族，无间亲疏，而自己不营居室，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见《宋史•列传》）

由此可见，范仲淹五年应天书院的苦读生活，思想情操上均受戚同文之影响。这是形成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的感情基础。

范仲淹在受戚同文思想影响的同时，在学业上又受商丘历来哲学圣贤的影响，其中尤以老、庄、墨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较大。

老子（公元前570——？），即老聃，名李耳，春秋时代思想家，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今商丘南百里许），与孔子同代。著有《道德经》五千余言，其思想与儒家、墨家相鼎立，开道家之先河，自成一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北宋，被真宗皇帝奉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崇尚之至。

老子“道法自然”，其道是指自然规律。道在宇宙生成发展的顺序中“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法无亲”，连同他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观点都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在范仲淹的思想方法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著名的《上执政书》中处处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哲理和“否极者泰，泰极者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防微杜渐”的改革主张。甚至对仁宗皇帝的言行决策，他也“以小为大，以易为难”，建议得恰到好处。老子在对立统一辩证观上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和“以正治国”、“爱民治国”、“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都对范仲淹影响甚大。范仲淹“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的民本思想，并发展为“抑侥幸”、“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的政治主张都是例证。另外老子道德经的文字优美、构思深远的哲学诗，从形式到内容都为范仲淹的文学思维添上了翅膀。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远远超出了老子的“无为”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战国哲学家。他与老子同属道家思想，其思想境界为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他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思想同样影响着范仲淹。庄子又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作品以超现实的现象，描写生动，想象奇特，栩栩如生，使哲理添上形象的翅膀，具有强大的魅力和很高的艺术性。范仲淹的文风、诗风乃至《岳阳楼记》散文的称绝文坛，无不受庄子相应的影响。

墨子（前468——前376年），宋国（今商丘）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子主张“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 “亲士”、“尚同”、“法仪”、“非乐”、“节用”、“节葬”、“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墨学”。这对范仲淹一生影响也很深。墨子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防御家，这对酷爱兵书的范仲淹的军事天才的形成和取得御敌西夏的赫赫战功也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古商丘史上阏伯、微子、商汤、伊尹、惠施等人的贤德、政绩也客观地影响着范仲淹的成长。

当范仲淹学成于应天书院快要进士及第的时候，他还写下了《咏诗五首》：

陶唐氏

纯衣黄冕历星辰，白马彤车一百春。

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

有虞氏

成都城邑即天开，终践尧基咏其哉。

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凰来。

夏后氏

景命还将伯益传，九川功大若为迁。

讴歌终在吾君子，岂是当时不让贤。

商人

履癸昆吾祸莫移，应天重造帝王基。

子孙何事为炮烙，不念嘻吁祝纲时。

周人

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

不烦渔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

这是范仲淹通过读史，了解了尧、舜、禹、汤、周的历代睿政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这里有大通六经之旨后的感情流露，又有主沉浮的博大胸怀；有对“以天下为己任”，“古今时有致尧人”的向往，还有对大禹治水的讴歌……

公元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范仲淹提前参加御试未中，1015年以“礼部第一，遂中乙科九十七名”，荣登“蔡齐”榜，受到真宗皇帝的礼待并赐御宴；不但以优良成绩，披红戴花、骑马游示开封京都，实现了“异日见之未晚”的宏愿，还提前五年实现了“故期十年，登第迎亲”的诺言，第一次告别了应天府，开始了他从政的仕途生涯。

也就在这一年，朝中名相寇准被罢相，“造天书”的王钦若和陈尧叟提升宰相，国家政治进一步潜伏更大隐患。

三、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

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及第后，首任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三年，遂迁亳州集庆军推官；在谯郡从事三年后，又迁西溪盐仓，晋兴化县令、楚州粮料院共四年。从资历上由进士及第文林郎，晋秘书省校书郎，晋校书省、大理寺丞。虽官职仅为九品县令，但他却将其学到的尧舜之道、治国方略，皆尽其力地为百姓谋福，为国家尽忠。在广德，他“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贫止一马，鬻马而归”。天禧元年
（公元1017年）在亳州任上复范姓，此时与杨日严“甚乎神交”、“独栖难安”地为民兴利。在西溪，他“敢议雄心万里途”，立志为盐民解除潮患，修复捍海堰堤，开辟了泰、海、楚、通四州、八郡十余县一百八十里的水利工程，动员了四万多民工并亲自总役工程的进程（此工程至今仍是七百多里的永恒大堤——范公堤）。

捍海堰堤工程未完，复迁楚州粮料院，还未上任，突然传来“母丧应天府”的噩耗。他不得不去官，守丧应天府。第二次长居应天府达三年之久。

与范仲淹同榜进士应天府知府蔡齐，新任留守原枢密副使晏殊，均知范仲淹在应天府守丧。当晏殊见到应天书院缺少良师时，便邀聘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

《范文正公集•年谱》载：

“晏丞相殊为留守，遂请公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学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

《宋史》载：

“ 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

《宋朝事实类苑•名臣事迹》亦载：

范仲淹“常宿学中……夜课诸生。读书寝室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之。
见有先寝者，诘之。其有给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仲淹问：‘未就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仲淹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后，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所当用意，亦使学生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这些史载段落都较详细地记述了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任教时的教学情况。《范文正公集》和《范文正公续集》中也都留有他“出题后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的教学范文，如：《尧舜率天下以仁赋》、《君以民为体赋》、《铸剑戟为农器赋》、《老子犹龙赋》、《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四德说》、《易义》、《说春秋序》等。由于这段教学生涯是他一生中时间最长的专业教学时间，不但教学内容最丰富、最系统，而且很多哲学思想渗透其中，如《尧舜率天下以仁赋》中云：

“穆穆虞舜，巍巍帝尧，伊二圣之仁化，至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内睦九族，善邻之志，咸和外黜……作圣睿哲如神。一则命羲和而钦历象，一则举稷契而演丝纶，……”“同致于仁”、“同心而同德”。

这里，范仲淹对远古名君尧舜禹英明治国，以仁率天下、钦历象、举稷契、演丝纶，为民兴国的睿政给予赞誉。他还写道：

“然则，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百王之宗，物无不遂，贤无不从。……光宇无私，文明由己；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则，万汇熙熙、咸颂声而作矣”。

这里范仲淹更以帝、民之关系（民以帝为宗，帝以民为本），以“仁者，教之大也”阐明“教育”是推“仁”的大法。“百王之宗”、“光宇无私”才是治国兴邦、万汇熙熙而可称颂的。范仲淹在“大通六经之旨”之后，又综其精华，形成自己“先忧天下”的思想，论之以理，述之其要，以身师法，以范文示授众生。他还在《君以民为体赋》中论述：

“天下之君，正四民，而似正四肢，每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

“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

“蒸人有罪，谅责已之情深；庆泽无私，讶润身之德著。……若君惠，则其民晏如。……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

这里范仲淹把国家的英明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喻成身体与四肢，这是中国具有传统特色的官、民关系。

此外，范仲淹还主张在四海和平之后，“铸剑戟为农器”，用以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任主持时所留下的诗、赋中，人们不但看到他政治上的成熟、学识的渊博，还能看到他从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中吸取营养并逐渐形成“先忧后乐”思想的规迹。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主持工作期间的几个奏章，也是名垂千古的教育史上的珍品。他在《代人乞奏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写道：

“ 三代圣王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育人材正在此矣”。

范仲淹把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得十分深刻，在同时期写的另一个奏章《上执政书》中，他有更独到的一面：

“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于才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

“人必强学，副其精举”。

“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

“……政无虚授，孰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

他还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中，以自身受教育的体会，谈到教育的重要：

“学未予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而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人受到了教育，则“如金之再铸，如骥之方御跃”，“克学而神悟”。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主教三年，也正是他在应天府为其母亲守丧的三年。他一方面担任主持，一方面任教“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当时在任的著名“讲书”（宋代教授称“讲书”）还有王洙和稽颖等人。他们博学多才，教学有志，授徒有方，成绩卓著，名扬四海，学生不远千里而至。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入学前，从山东来应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范仲淹解囊相助，赠钱一千缗。过了一年，他又来求助，范仲淹又赠一千。范仲淹看他不像乞客，问他为何二年来，汲汲于道路，而误了学业？“孙复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范仲淹曰：‘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引自《东轩笔录》）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稽颖的外甥张方平，少聪颖过人，但家境贫寒，首次应举不第，拜读在范仲淹门下。范仲淹不但“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宋史•列传》），还将改革思想通过言传身教，给张方平以很大影响。王安石变法前后，张与王安石先后任过宰相。后来连著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也是张方平在嘉祐年前于四川任三司使时，发现并推荐给欧阳修宰相的。

富弼，河南府（今洛阳）人。范仲淹在兴化县筑捍海堰堤工程时，富弼曾拜谒过范仲淹，称他为“醒世之师“。范仲淹发现富弼有王佐之才，一再鼓励他去参加大科京试，启发他积极投入国家改革。在应天书院，范仲淹将富弼推荐给晏殊留守。富弼虽没有在应天书院直接读过书，但范仲淹的立主改革、积极处世和渊博的学识，对富弼的一生影响很大。后来富弼出使契丹，奏立大功，参与“庆历新政”改革，荣升宰相。

当时的应天书院，在范仲淹主持下，成了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教学规模和状况，从当时范仲淹写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可见一斑：

“……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与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有忧天下之心……。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观名列，以劝方来，登斯缀者，不
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抑又使天下庠序，视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

在这一篇早于《岳阳楼记》十九年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虽然见不到江南山水的奇妙景色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成熟感慨；但“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怀和锐气，连真宗皇帝也为之赞叹。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主持执教仅三年左右时间，却为北宋兴学树立了光辉榜样，“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其影响绵绵数代。

也正因为范仲淹办学成绩卓著，此后，他便被召进京官任秘阁校理。

四、范仲淹和他的著名奏章《上执政书》

在范仲淹第二次长居应天府为其母亲守丧的头一年（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写有一篇著名史册的万言奏章——《上执政书》。这个奏章集中体现了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的远见卓识，也完整地概括了他先忧后乐思想的全部内涵。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他文学家的代表之作，那么，《上执政书》则是他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范仲淹在写《上执政书》之前，他经历了十年官宦生涯。他从狱讼、刑律、盐税以及总役海堤工程中，深刻体验了“四民”（工、农、兵、商）之苦、官宦之腐、国家之患、政弊之剧；他又从著书、校史的“校书省”实际工作中，亲闻宫廷内降天书、封禅泰山、真宗驾崩、仁宗年幼（十三岁登基）、皇太后执政、宦官挟政等国家隐患日益加剧的现实。范仲淹曾为寇准的被罢相而怒不可遏地上书辩诬；还在兴化任职时，他就在《奏上时务书》中向皇太后指出“言路未广，忠臣未劝”、“贪者益励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饿”、“倘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并提出“澄清此源”，“以治乱为意”、“祝纲于民，泣辜常戒”、“外防夷狄，内防奸邪”的建议。

母亲丧事既办，他将个人的私痛、寂廖很快升华到忧国忧民的境界。他担忧国不能一日无主，但十三岁的仁宗皇帝，哪里会理国家大政？范仲淹以史为镜，深知国患的严重性。他以超乎常人的预感，忧心忡忡。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爱国心，使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他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陈规，以洋洋万言，“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向宰相府提出迫切改革的具体方案，以“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孰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为内容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为纲的十八字改革方针。他以对立、统一、变中求进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而准确地针砭政弊；提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改革方略。通篇饱含着他为国为民的一腔热血，洋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情怀。他首先这样写道：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

“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太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

“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他用生动的排比，全面分析了国家面临的危机，“极论天下事”，揭示出政弊待革的重要性。他又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写道：

“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岂能久乎？”

他大胆而周密地提出各项具体改革内容，对古今改革的策源本末，胸有成竹；他对社会政弊，明察秋毫；他婉言巧劝相府，要“朝廷无过，民生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他还针对“举县令，择郡长”一事这样写道：

“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今观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薄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堕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 “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

范仲淹在此段奏章中将郡县官吏的腐败作风和对国家的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在书中还道出了如何针对以上弊病进行改革的具体办法。

“其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惰而无政者、皆可奏降。……然后，委清望官于朝臣、同判中举诸郡长，于朝臣、知县中举诸同判。今后同判之官非著显效及有殊荐，虽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国之符不当轻授其知县之人。一郡之间，生灵数万，反可轻授于人乎？”

范仲淹十分深入民情，关心物价对农民的影响，并对“六业浮民”的危害非常重视。他写道：

“今又六业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此，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某谓谷帛之贵由其播艺不增而资取者众也，金银之贵由其制度不严而器用者众也”。

这里，范仲淹又指出农民之困是“资取者众”和制度不严造成的。

“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播艺之家，古皆督责；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

寥寥数语，把冗官腐吏欺上瞒下的作风和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上执政书》还显示了范仲淹卓越的军事天才和深远的预见性。他写道：

“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何哉？盖闻古之善御戎者，将不乏人，则师战而不衄；边不乏廪，则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

“今兵久不用，未必有福。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以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之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矫，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今西北和好、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以今孙吴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

“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才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此皆育才之道也。又沿边知同，精加举择，特授诏命，专谋耕桑，三五年间、丰其军廪，此则实边郡之道也。将才既育，边郡既实，师战而不衄，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纵有搔动，朝廷可高枕矣。……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

他还要相府“劳一夕之思，绝百代之耻”、“为国家安危思之”。但当时皇帝年少，相府内正不压邪，贤相受排，所以他的建议一直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十五年后边防更虚，西夏入侵，将亡地失，仁宗皇帝这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份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贬江南的范仲淹西疆御敌。范仲淹目睹边郡残垣断壁，悲愤不已，仍然采用“育将才，实边郡”、“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选将才”、“精加举择”、“安必虑危、备则无患”的办法，最终使“师战而不衄，狄疑且畏，罔敢深入”，使西疆安定数十年而无战事。这一切都验证了范仲淹《上执政书》语言的正确性。于是，范仲淹和他的《上执政书》身价倍增。

此外，《上执政书》中还对“杜奸雄”方面作了阐述：

“惧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则扰权乱法，增朝廷之过，启奸雄之志”。

“赏罚者，天下之衡鉴也，衡鉴一私，则天下之轻重妍丑从而乱焉”。

“荫序（封建时代因父祖有功而给予子孙做官的权利）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国家患之”，虽“屡有厘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节于彼而不节于此”。

文章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不任人唯贤、不依法办事的严重危害和改革不彻底的现状。此外他还对教育改革、培养人才方面提出中肯的建议（详见“主持应天书院”部分）。
范仲淹忧心忡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还针对“保直臣、斥佞人，以至君于有道者”和宫中大兴土木方面写道：

“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人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祸可畏矣”。

“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如洞真、寿宁之宫，以延燎之灾，一夕逮尽，岂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灵之所据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

《上执政书》最后写道：

“京师去岁大水，今岁大疫，四方闻之，莫不大忧”。“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纲纪，澄清风俗，相府之职也”。“傥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为国家天下之益”，“愿相府采其一二”，“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范仲淹将自己的生命安危、个人前程置之度外，为国家安危、人民利益尽此谏言，不能不令人叹服。当时，执政者中王曾宰相“连声称伟”，贤达官宦纷纷称赞，“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列传》）。《宋史》这样评价范仲淹和他的《上执政书》：

“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即《上执政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宋史》将范仲淹与孔明相比；将《上执政书》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比，可见其评价之高。

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范文正公全集•叙》中更有以下评论：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阳侯见高皇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草庐中，与先生策曹操、孙权，规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草庐中，与先生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公（指范仲淹）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生平所为，无出此书者”。
《东都事略》卷五十九有载：

“臣称曰：仲淹之语，忧乐信所谓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方其为书以遗宰相，慨然有兴王道致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驭军、执政皆无易此书者，得非致君谋国之略，素已定于胸中？”

十五年后，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仁宗皇帝再三要求他起草改革方案，范仲淹哭笑不得，向皇上说：“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仁宗出于形势所迫，还是坚持让他起草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并立即批示，一一执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其内容，仍然是以“上执政书”为蓝本的。后来，连同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是在范仲淹的改革基础上开展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从上可知，范仲淹来商丘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加上十年的社会实践与考查，再加上经历三年教学相长的深入研究，直至《上执政书》的写成，谱写了一曲由认识到实践，又由实践到认识的高亢人生赞歌，奠定了他一生政治、文学、教育、军事、改革各方面的良好基础。“先忧后乐”思想也趋于成熟。

五、范仲淹婚缘应天府

正是由于范仲淹与应天府的以上关系，这位祖茔苏州天平山的范氏名人，在他进士及第后的第九个年头（公元1024年），便选定了应天府为他的归宿之地，并与应天府李昌言家长女结成百载姻缘，成为故参政李昌龄家的侄婿。从此，范氏后代与应天府李氏便有着骨肉之亲。

《范文正公全集•年谱》和《能改斋漫录》中都有载：

“《李氏之门女多贵》篇：李参政昌龄家，女多得贵婿：参政范仲淹、枢密副使郑戬，皆自小官布衣选配为连袂”。

富弼为范仲淹撰《墓志铭》中也写道：

“娶李氏，故参知政事昌龄之侄，封金华县君，卒于鄱阳”。

《范氏家乘》载：

“李氏，唐卫公靖之后。高祖唯，来州胶水县令，赠太子少傅。曾祖谭，磁州邯郸县令，赠太子太傅。祖运，太常少卿，赠工部尚书。父昌言，赠刑部尚书。景佑三年六月廿一日，先公十六年卒于鄱阳郡宇。皇佑四年十二月合葬。历封金华县君、追封卫国太夫人，又追封楚国太夫人。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李氏实际生三子二女，公元1046年范仲淹继娶曹氏，生纯粹和一女。）

对李昌龄的考证，《宋史列传》载：

“李昌龄，字天赐，宋州楚丘人，……太平兴国三年进士，……至道二年以本官参知政事。真宗加户部侍郎。……昌龄兄昌图，至国子监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从子”。

《商丘县志》卷六“甲科进士”载：

“李昌龄，太平兴国三年，初除大理评事，通判合州，累擢至御史中丞，以本官参知政事，加户部侍郎，贬忠武司马，后迁光禄卿，分司西京，加秘书监，致仕”。

“李昌言，太平兴国三年，昌龄弟，官太子中舍”。

“李紘，真宗朝，昌龄从子，仕至龙图阁学士。有传”。

二史所载相符。《商丘县志》卷六还有李氏族人记载，此处皆从略。

《商丘县志》中的“李紘传”中载：

“李紘，字仲纲，楚丘人，参政昌龄从子，进士及第，试校书郎……历知歙、潜、剡县。所至有惠政。召拜监察御史，为河北、陕西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紘方介有吏材，笃于交游。范仲淹被谪，朝士畏嫌，无敢送者，紘独出郊饯之。……弟纬，详《武功传》。纬子师中”。

以上记载，均可看出李氏族人与范仲淹的关系。

从年代看，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比李昌龄（936年——1008年）小53岁，比李昌图小得更多，不可能与其见过面。范仲淹与李氏结婚时，已三十五岁，李昌言若在也该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而范仲淹与李紘年龄相近，又同在校书省著书校史。这范李姻缘，当是李从中撮合，范仲淹一生与李紘关系致密，当范仲淹守丧应天府时，有《送李紘殿院赴阙》诗：

“寂寥门巷每相过，亲近贤人所得多。

今日九重天上去，睢阳孤客奈愁何“。

范仲淹在第二次离别应天府时，写诗道：

“霜露丘园不忍违，三年月日速如飞。

金门乍入应垂泪，因挂朝衣忆彩衣”。
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公元1024年），李氏已生长子纯佑，守丧期间生纯仁，任职陈州时（公元1029年）生三子纯礼。而后，范仲淹既贵，田产庄园也均在商丘附近。《宁陵县志》、《永城县志》仲淹家书中均有记载。范仲淹一生与商丘许多人关系十分密切，如戚寺丞（戚舜宾）、石延年（曼卿）、张方平、王洙、晏殊等，均与范仲淹有交往。

范仲淹与李氏结婚后，便将生母谢氏留养于应天府。但不久，范母便辞世并初葬应天府。

范仲淹与李氏共同生活仅十三年（公元1024年——公元1037年），但二人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可以从他诗文中见到。当范仲淹从陈州升至京师右司谏时（公元1032年），内侍阎文应制造皇帝与皇后郭氏的矛盾，致使皇帝废后；而后，阎又从中作梗，将郭后毒死。范仲淹在向皇帝直言相谏之前。向妻子和儿子安排了后事：“吾不胜，必死之”。并要儿子们在自己死后不要再入仕途；让李氏带好孩子，守于坟前，让孩子好好读书。幸好，此次谏胜，范仲淹才免于一死。

当第二次贬官睦州后，范仲淹携家小南迁，并留有“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的诗句。另在《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中写道：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又在《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诗中写道：

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

“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诗中不但渗透着夫妻同患难的深情，还处处折射出“相咎”、“屡牵衣”的政治关怀。

范仲淹第三次贬官鄱阳被以“朋党”论处，并被禁军抄家，当日逐出京城。李氏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李紘郊外饯行。众臣畏嫌，无敢出送，只有“三朝正臣”之后王质病中闻信，携酒菜赶赴送行，以涉“朋党”为荣，称赞范仲淹“此行极荣！”但年仅四十出头的李氏夫人，此行鄱阳不久，便含恨命终于饶州。李氏夫人与范仲淹生死与共，同枕仅十三年，为范仲淹留下三男二女，大不过十三，小不过三、五岁。范仲淹此时一方面遭受着千古奇冤的“朋党”之灾，一方面忍受着亡妻之苦。

公元1040年（北宋康定二年），西夏入侵，将亡地失，政弊成痈，国疆临危，众人共荐范仲淹文武过人，深谋远虑，能胜大任。于是仁宗皇帝才再次启用范仲淹。范仲淹舍骨肉之亲，为国为民，弃笔从戎，携十七岁长子西疆杀敌，并将四个孩子寄养于应天府李氏家中。

范仲淹在西疆屡立殊功，力挽狂澜。但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钢骨铁汉，在他著名的西疆战诗中，却折射着他思亲的泪花。他一生仅留下五、六首词作，其中有两、三首有这方面的流露。他在《御街行•离怀》中写道：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

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腥回避“。

在《苏幕遮•怀旧》中写道：

“暗乡魂、追旅思……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在《渔家傲》中写道：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里的“相思泪”、“征夫泪”都让人们看到这位高尚的历史巨人内心深处的苦楚；还可以看到一颗慈父忧子之心。也同时让人看到那位应天府女性在范仲淹心目中的份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真人！如果仅“先忧天下”而无怜子、思妻的情怀，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在西疆杀敌的日子里，他以“弩弓营田”、力争“有征无战”，维护了民族团结；他还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战地育人，选拔人才。他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但将儿子、内兄、内弟、连襟等放在艰苦的前线，还将学生、好友张方平、孙复、李觏、腾子京委以重任。他将大量赏金分给将士共享；胜利之后屡求边任。他从不安享晚年。后来当他儿子劝他在洛阳置器建舍以备晚年时，他却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直至他临终，遗书一无所请，仍念念不忘要皇帝“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1052年范仲淹在从青州（在山东）赴颖州（安徽阜阳）的途中，死于徐州。由于生前将倾家之产置义田、义庄于苏州、鲁邹，所以埋葬时一贫如洗。他死时，皇帝谢朝一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宋史•列传》）

范仲淹次子纯仁，位过其父。后代子孙有政绩、功名者，代不乏人。“先忧后乐”思想一直代代相传，被发扬光大。

编者在考证工作中，发现范仲淹墓位于洛阳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的万安山脚下，与唐朝名相姚崇墓相依。墓地分两域：范仲淹夫妇与其母谢氏和长子纯佑墓为一域，纯仁、纯礼、纯粹和后三世墓为一域。

范仲淹后人在金人入侵时，从洛阳南迁，散居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安徽、江苏等地。其二子纯仁的后裔直迁苏州祖茔。据《苏邑范氏族谱》和《虞邑范氏族谱》相对照：仲淹第八代孙范士聪率次子文理返迁河南商丘纶城（今虞城利民镇）。返迁后，见商丘屡遭水灾，面目皆非，遂以纶城定居。明嘉靖九年、黄河再次决口，纶城淹没，族人四散，分别在永城、宁陵、山东单县、曹县等地定居。十四世孙范志完于明万历十七年至崇祯十六年曾任蓟州永平、山海诸州总督，战功显赫，并在纶城建有《范文正公祠》，以奉祖宗。

至今，虞邑范氏后裔遍及豫东，为范仲淹在河南的唯一嫡系。今洛阳伊川等地范氏后裔，乃明代苏州受旨迁往河南专为范仲淹守坟护茔的范氏亲系，数百年来辛辛苦苦，忠于职守，大有范家余风，才使范墓保存完好至今。

千百年来，范仲淹思想被中华民族奉为国粹，代代相传。毛泽东同志曾在谈及历史人物作用的时候说过：一代帝王仅乃一代帝王，一代圣贤乃百代帝王。范仲淹被称为一代圣贤，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骄傲，更是商丘人民的光荣！范仲淹的一生为商丘的历史和商丘人文增添光彩。他是商丘古代商周、汉梁、宋明三大辉煌中的一颗明星。

以上《范仲淹与商丘》一文录自孙纲先生上世纪97年出版的《范仲淹与商丘》一书中的核心部分，另有各类史料及地方志书类等等原始资料未有录入。孙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投入范研以来，一门心思，如痴似傻，为呼吁恢复应天书院，恢复范文正公讲院，恢复彰显范公在商丘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著文立论，上下呼吁，各地宣传，我称他为苦行僧式的范研学者。孙先生常年来化大量时间精力砸钱搞范研，最后弄得妻子也无法理解而离他而去。但他一直以来可谓哀而不伤，忧而不怨，乐观向上。最近几年又为争取国际范仲淹学术大会能在商丘召开而劳心费力，今年是范公诞辰1030周年，又是应天府书院赐额（民办转公办）1010周年之际，78岁老人孙先生又为今年第八届国际范研会能在商丘市召开而奔走市委市府，孙先生说，“会期未定下，操心不能止”，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孙先生一直来把范研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近三十年了，一直如此，用当今一句时髦话来说叫 “不忘初心，初心不改”……范矛彧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