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求索》No.6求奉献之弃官从教

浪漫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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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生命写就的回忆录——写在《求索》前面的话

六、 求 奉 献

(1982~1992)

当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我国时，中国人民的回答是：打倒列强，不到长城非好汉。

当美帝国主义打到鸭绿江边时，中国人民的回答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当中国人民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她的一个儿子回答是：参加领导这一事业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

当党和政府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一名共产党员冲了上去。

要到长城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跨过鸭绿江是为了打败美帝野心狼。

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要辅导高考是为了祖国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复兴中华，多作奉献。

如今，我虽体弱多病、退居二线，当事业需要的时候，我弃官从教、重返高三，站好最后一岗，仍然是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复兴中华多做奉献。

弃 官 从 教

1980年10月,入党才3个月，组织上便下令任命我为八分场高中副校长。我向李指导员要求,请不要宣布。指导员还真的答应了。可是不久，分场还是知道了。即使知道了,我还是要求不宣布,与分场僵持了近半年,把老李为难了。分场组织干事老骈找我谈话说:“让你当领导,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你长期受压,这也是改变你地位的一种措施。”我说我当教员挺好，老骈说当领导也没什么不好的，你想教课那可以兼课嘛。不得已宣布了。

26年前在朝鲜我确实有“做官”的想法。那时我正在做“见习指导员”，很想在政工的路上走下去，没想一辈子当教员。停战后调我回国学习，以后定下来当教员，弯转过来了，思想也通了，想做官的思想也就淡漠了。这是一。这第二，参加革命30年也没学会做官的本领，如今年近半百，要我现学也学不来。我几十年当教员，可以做出成绩，有经验，有一点儿本领，业务水平、成绩可以名列省级前茅。如果当领导那就差远了。

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决定。俗话说:“赶着鸭子上架。”如今赶着我做官。做官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分场杨书记请我和另一个学校的王校长宣讲《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八个部分分四课,王讲一二课,我讲三四课。后因我对历史有亲身经历,王就让我讲前两课。分场党委和广大党员对我们讲课非常满意。



当老师的备课讲课所下的功夫往往比当学生的听课学习所下的功夫要多好几倍。再加上《决议》讲的是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我建国前夕参加革命,这正好是我投笔从戎以后的历史的总结。因此，对照自己感到特别亲切，体会也特别深刻。

我历史上受挫也无非是两场，一场在反右时，一场在“文革”中。

《决议》对反右是这样说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此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既不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不是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填了表的即将发展的党的积极分子。是党组织热情地邀请我开座谈会,提意见,真诚地帮党整风，我也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反而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委曲求全,仍视党为“妈妈”,设身处地为“妈妈”着想,是完全积极的正确的行为。

关于“文革”中的错误那就更加明确了。《决议》中说:“ ‘文化大革命’ 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前夕,在社教中我在反右受挫后又列为发展对象。然而“文革”中三番五次整我，整来整去,整的却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即使按“重新”入党的严要求也够标准的党的积极分子。“儿不嫌母丑”。党有再大的错误如今认错了，作了《决议》,做儿女的还能说个啥呢?

拨乱反正之后，知识分子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友谊农场这个藏龙卧虎之地不断地有人来挖掘人才,我也被列为其中之一。1978年农垦总局责成友谊农场教师进修学校向全总局传达省里有关教学计划，当时八一农垦大学校长包**,就是“文革”中给我平反的那位县委副书记，亲自对我说欢迎我上农垦大学教政治课。

1980年我上省里评卷顺路去阿城农技校,见到了副校长林**。林是我住“牛棚”的难友,他当时就在我班。他要我上阿城农技校,以后还专门派赵**来八分场要人，要的是黄**、卢**和我。还有1981、1982年,五九七农场李校长两次托人要我去五九七农场学校。

面对这些邀请,我的“军心”开始了动摇,心想哪个学校都很有吸引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阿城农机校来要人的时候,总场书记、文教科书记卡住了我,不放人,与此同时还给打了招呼,说友谊农场正在建重点高中,到时候让我上农场重点高中。

面对四个学校都要我,我站在了十字路口,东西南北我往哪儿去呢?上八一农垦大学我有点儿打怵,人贵有自知之明嘛。对我有较大吸引力的是阿城。第一,离大城市哈尔滨近;第二,据说学校要升为大专。我这辈子教过军校的官兵，教过地方社会上的干部群众，教过小学、中学的学生和电大学员，但没教过普通大学的学生，很想教教。可是如果我坚持要去阿城，很可能就得跟友谊搞僵。

我真该好好想想,友谊农场是我第三故乡，我参加革命33 年了,在部队不到十年,农场占了三分之二。友谊农场我有那么多的熟人、老战友、老同事。我和妻子都在友谊入党,两个孩子都在友谊入团上大学,远走高飞。如今我年已半百,只求实实在在地为友谊多添几块砖多加几片瓦，做点儿奉献就心满意足了。

就是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对我的弃官从教很不理解。因此有的人说我观念过时，活得太累,只有牺牲,没有享受,总是吃苦受罪,又无财产，有官不当，太傻，不值。

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是我的知己或是学生，有的是我的同事、同学。我对他们的话首先表示感谢,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对我过去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但是这些观念和我的价值观是有区别的,请允许我慢慢说来。

“价值”一词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少用,甚至不用,往往被“意义”所替代。因为那时候的意识形态与现在大不相同。“价值”一词是商品经济中的基本概念,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那时候,我们消灭了阶级,消灭了私有制,甚至几乎要消灭商品经济，而且往往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进入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所以很少或不使用价值观。当我们评价某一事物时，往往只用值不值得或有无意义表达。

我的一生想的和做的大多数是为了人民和党的利益作贡献,因此也就不用“价值”而用有无“意义”代替了。说我的观念过时我承认,但我不承认没有价值。相反，我认为很有意义,也就是今天说的很有价值。我是从事精神生产、从事革命工作的,很难以用价值表现。因此，有多少价值我也说不准,但我认为很有“意义”、很“值得”。

我是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值不值呢?我认为很值,我也不傻。按照我的观念比起跟我一起跨过鸭绿江,把命都牺牲了而没有回来的同志,我还没有他们牺牲得大,还比他们幸福得太多太多。共产党领导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我们今天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前辈的无数牺牲和无数吃苦遭罪换来的,我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了某些利益，但不是一切,至少还有一条命没有贡献出来。

价值也不一定用钱来表现，一条性命也不能用钱来衡量。请问新中国的建立值多少钱?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值多少钱?谁能回答得了呢?那些牺牲了性命的烈士又值多少钱呢?

如果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我也有一个“小九九”。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先的子孙后代,若干年后又都是子孙后代的祖先了。无论何人,他都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又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十几年二十年吧,衣食住行用所有生存条件包括读书受教育，都是前人祖先供给的,将来你生的孩子又是你这个先辈供给的，这个说法合乎实际吧。

我的“小九九”就是从这儿开始算的。我认为一个人这一生生产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如果只够他自己消费加上还给前辈付给他的抚养费和他扶养孩子的费用,他的消费和生产相抵,那么我对他的价值评价算是平衡。如果他生产的价值不够付出，那他这一辈子的价值就是欠债,那这一生只不过作了一个消费机器。如果他生产的东西大于他消费的东西,那就是贡献,超过得越多越有贡献、越是光荣、越有价值。

我认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度过一生，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不能做一个白活一辈子的人,更不应该当一个给人类社会带来麻烦的人、带来负担的人!

在我的工作中还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不该要的东西，送到手里我也不要。1972、1973年,我在八十一连宣传队。这个队靠山,木材多,不少人打家具就是从山里弄来的木头。我也想打家具，被一位干部知道了,就给我弄了两根木材放在他的房后。我问他多少钱,他说给20块钱吧。我说怎么这样便宜，他说靠山嘛。我打听了一下,一方木头得百把块钱,便回答他说木头不要了,不想打家具了。有人知道了这件事,便说我傻。是的，我就是这样的傻瓜。



1980年,我在八分场高中当副校长,分管团的工作,发展了一些团员。其中有一位为了表示他的感激之情给我送去了一些吃的礼品,我上省里评卷去了,是孩子在家收下的。回来后我知道了这件事，便叫孩子上商店打听这些东西值多少钱,让孩子把东西折合成钱给这个同学送去了。

也是在我当干部的时候,有个老师,有人对他的一笔账有怀疑,没长上工资,我就帮他跑了几次分场和总场,最后问题弄清,评级也评上去了。这位老师在春节时派他的孩子给我送来了礼品，我对孩子说,你爹的情我领了,东西拿回去,如果你不拿回去,我跟你爹的交情也就到此结束了。这个孩子只好把东西带了回去。

长级的时候,我常喜欢横向跟比我强的比。比如说,据我所知我们 1958年转业的同志,在1959年有个别人长了一级，还有不少在1963 年长了一级。我呢,两次都没长。到了1966年，上级对前两次没长过级的补一补,这次轮到我了,大家也都评上了我。

可是我怎么也不敢接受,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我们业校我是转业军官,跟其他人比是高薪阶层,本来与大家就有差距,再长差距就更大了;第二,把范围扩大点儿在我们群团系统有两个支部委员，在部队时比我低一级,转业后升一级就跟我同级了。如果我长一级就比他们高一级了,我自愧不如那两位支部委员,一再推托给别人长。

“文革”结束以后,那是多年没长工资了。大概是1978、1979年,上级给八分场学校(中小学一个单位)分名额。学校有三个20级干部,一个校长,一个会计,还有我。三个人一个名额，让大家评。我第一个发言:“校长贡献大,给校长,我退出评选。”那位会计听我这么一说,当场也表示退出，让给校长,不到两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1982年上半年总场通知分场,分场通知学校,要八分场曹**、支**和我都上高中,但分场又不同意我和老曹两个副校长都走。于是我对老曹说,我本来就是外来户,从湖南来到了这里,还是我上总场,你留下吧。最后结果真像我说的那样,我走他留下。但是过了两年还是把他调来总场了,不过他来不是当教员而是当官，当教委副主任、主任,此乃后话。

到了总场高中之后,学校安排我教高三。这个时候的高三已不同于一个分场的高三,而是全总场的高三了,因为各分场已经没有高考任务了。我连续教了两年高三,平均成绩都在70分以上,升学率也大大高于一个分场的成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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