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一家国企的宣传部当差，心神从来没安定过，总想挪个谋生的地方。适逢《长江日报》向社会招聘记者、编辑，我想报名，却没法跨过一道资格门槛，报馆只要有武汉市户口的人，而我是个襄阳人。我给鄢烈山先生去电话，并把我在《杂文报》发过的文章和一堆专栏文章的复印件发给了鄢先生。。他说先报名再说。鄢先生湖北仙桃人，和我的口音差不多，算是半个老乡。彼时，他主事理论部，杂文写得杠杠的，在全国有很大的名气，他主事的那几年，我在《长江日报》理论版发过一些千字文，他是晓得我这个人的。</p><p class="ql-block"> 之前，我没系统地学过新闻学，对于理论考试这一关，我是有些胆寒的。鄢先生给我推荐了四本新闻学专著，他说好好地读完是可以应付的。那段时间我昏天黑地地读这四本书，万幸，“理考”过了，我进入了面试环节。和我一起进入面试又没武汉户口的还有咸宁的徐先生。徐先生比我能干，他的言论文章遍地开花，我以为在进入面试的八个人中，他是最合适做编辑的。</p><p class="ql-block"> 去武汉面试时，我和徐住一个房间。我说我的疑问，我们是如何闯过户口关的。他说这是鄢先生的功劳，他是个不唯户口的人，他也说服过报社领导，领导给了他一个活话，说面试了再说，所以我们才蒙混过关了。徐比我长几岁，与鄢同龄，他们是老熟人了。</p><p class="ql-block"> 面试在新闻宾馆，面试官有三个人，鄢烈山、方方、《湖北日报》文艺副刋“东湖”的编辑郭良原先生。鄢先生也算是我的熟人，虽然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但他编过我的小文章；因为我在“东湖”发过几首蹩脚诗，在一次诗会上与郭有过接触，郭和我还是上下年级的校友，也算是个熟人，唯独方方是生面孔，那时她已经是与王安忆、范小青齐名的著名女作家了。</p><p class="ql-block"> 轮到我面试了，多少有些紧张，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唯一一次面试，好忐忑。我报的是理论版编辑，主考面试官是鄢先生，他没为难我，我觉得回答的也不赖。方方是写小说的，只是问了几个诸如报人的独立人格等几个常识性的问题。郭先生却有些“找茬”了，他要我回答一个新闻伦理学方面的问题。</p><p class="ql-block"> 这个问题如果要我从纯理论角度谈，一下子我还真难得捋个头头是道。我说了一桩事实：有一幅摄影作品获得了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画面上一只老鹰盯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非洲小男孩，显然，这个黑小孩有性命之虞了，作为摄影师，他是该完成一件作品，还是该救人于鹰嘴，这就是新闻伦理学的命题。</p><p class="ql-block"> 郭又问，如果一个编辑收受作者的贿赂，是不是不讲新闻伦理。我说，编辑在稿件中夹带私贷，或编假新闻才是新闻伦理，收贿是法律问题，它与所编的新闻不搭界。</p><p class="ql-block"> 郭对我的回答未于置评，方方点了点头。我有点儿小得意。</p><p class="ql-block"> 面试完后，鄢留饭，参加面试的人只有我和徐先生参加了。席间，鄢先生对郭和方方说，在他主事理论部期间只给一篇千字文作过“编者按”，这篇文章就是我的《“依靠组织”解析》。这是一篇近两千字的杂文，也是在我走出大学校门后，《长江日报》第二次刋用我的稿件。就观念的前卫程度和思维维度看，我以为给“编者按”的应该是我的另一篇《“一元化”的口号还要喊多久？》。也许这一篇太敏感，确实让编辑不方便“按”。</p><p class="ql-block"> 我和徐先生当了一回陪练，我们最终还是没闯过户口这一关，也算是碎了一个本不该有的梦想。</p><p class="ql-block"> 之后，鄢先生后来去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比原来更有名气了。新冠期间，我客居广州，写了一首《致逆行者》的长诗传给他，他说《南方周末》没有纯文艺版，他推荐给了《羊城晚报》，《羊》很给他面子，发了头条，一百五十六行。这是我此生发的唯一的一篇“人情稿”稿，也是发的最长的一首诗。</p><p class="ql-block"> 2024/11/06</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