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玩（65）被掐头去尾割腰的黑龙江

屈松（松哥）

被“掐头、去尾、割腰”的黑龙江

摊开一幅现今的中国地图来看，你会发现：东北的黑龙江，其实是一条被“掐头、去尾、割腰”的河。“掐头”，是说它的南北两大源头额尔古纳河与格尔毕齐河，有相当一部分水道不在中国境内；“去尾”，则是说黑龙江汇入鄂霍次克海的出海口，现在也位于中国国境之外；割腰则是说黑龙江的中、下游段为中、俄两国的分界线了。

史书上记载，清朝入关以后，黑龙江还是内河。满人在关外设置了两个留守的将军辖区。小一点的叫盛京将军，负责管理爱新觉罗家族起家的辽东地区；大一点的叫宁古塔将军，它所辖的土地，则大得惊人。从蒙古边境到库页岛，都属于宁古塔。

沙俄东扩侵占黑龙江流域的历史要从15世纪末说起。沙皇的御用皮毛供应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最早闯入西伯利亚，并继续向东进入黑龙江上游的入侵者。他们当时还不是沙俄政府军，代表的是俄国皮毛商人的利益，觊觎的是貂皮和金银。

沙皇不仅给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签发了垄断性质的皮毛贸易许可证，还特许他们制造枪炮，用于西伯利亚往东的征伐。而为这个军事商业集团充当马前卒的，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股势力——从东欧草原起家的哥萨克。

哥萨克每到一处，就会选择有水源、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小型堡寨。堡寨里有炮台、兵营、货仓，外设栅栏、壕沟，既是军事据点，又是皮毛贸易中心。它方便了俄国步步为营地侵吞远东的大片土地。

到1654年，哥萨克已经进抵黑龙江上游，在尼布楚建立了堡寨。俄国在控制尼布楚之后，管它叫“涅尔琴斯克”。

17世纪50年代末，由于清朝的主要精力在放在了关内，对这一大片区域基本放任不管。一股又一股亦商亦匪的俄国人，打着“探险”、“找矿”、“寻粮”等旗号，在黑龙江流域四处劫掠。他们逼迫当地游牧民族向俄国沙皇称臣，并进献皮毛作为赋税。俄国哥萨克在雅克萨老城不声不响地建起了一座新堡寨，称为阿尔巴津，以此为据点继续向黑龙江下游进犯。

1685年，康熙帝终于出兵，水陆并进，会攻雅克萨，前后两次告捷。俄国人却去而复返，他们依靠后方尼布楚送来的火炮，和清军形成僵持之势。1686年，沙俄政府最终出手，要求与清廷举行划分边界的谈判。

当时，俄方谈判的首席代表戈洛文坚持要求，以汇入黑龙江中游的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定两国疆土。清方首席代表索额图，举出一系列可靠的证据，要求把两国国界划在贝加尔湖东岸。

此时，清廷正在出兵西北征讨蒙古准噶尔叛乱，不想被黑龙江问题牵扯太多精力。假使能以清俄谈判为“杠杆”，说服俄国不要插手准噶尔事务，康熙帝会相当满意。因此，最终签订的清俄《尼布楚条约》在划界问题上大致满足了俄方的要求。但《尼布楚条约》也明文规定，俄方必须拆除雅克萨堡寨，并承认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两岸领土，属于清朝。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黑龙江的中、下游两岸，依然是中国的内河，俄国船只无权驶入。黑龙江出海口和口外的库页岛，也归中国所有。黑龙江虽然被“掐了头”，但清俄两国的正式边界，也就此确定了下来。

这是清朝“盛世”康雍乾三代，黑龙江遭遇的隐性边疆危机的纪事。但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减，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主权流失更是加剧。

19世纪沙俄入侵黑龙江的开端，不是割地，而是通航；是把黑龙江这条中国的内河，变成沙俄舰船畅通无阻的存在。1854年开春后，沙俄远东事务的总督穆拉维约夫大张旗鼓地宣称：俄国正在和英法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它在北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也遭到了英国军舰的袭击。为了强化防务，俄国要派运输船从黑龙江出海，向远方的港口“运粮”。

当然，这支船队远不只是和平的运粮船。领头的是一艘蒸汽动力拖船，后面跟着一大队帆船、驳船和木筏，上面满载粮食、士兵和弹药。这支船队从黑龙江上游出发，顺流直下，不受阻拦地穿过中国内河，最终抵达鄂霍次克海西岸。愚昧无知的清朝官员对此居然还自鸣得意，觉得俄国船出海是为了打英国，英国又是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对俄国示好，可以实现“以夷制夷”的奇效。

其实，俄国人真正的用意，是借助黑龙江航道，向下游北岸运去武装开拓者。俄国兵到了鄂霍次克海西岸，就可以像200年前他们蚕食黑龙江上游一样，建立村庄、哨所、营寨，窃取当地领土的实控权。这一回沙俄派出的是效率更高的正规军。他们不仅大兴土木，建造要塞和城市，还修通了马车道，把实控区连成一个整体。

1855年，俄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占领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并要求重开清俄划界谈判。

俄国提出重定清俄国界的时间，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政府在华南面临英法入侵的压力，在华东又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黑龙江流域根本无暇顾及。

咸丰帝让康熙的玄孙、黑龙江将军奕山负责对俄交涉。奕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吃过洋人的败仗，畏敌如虎。他怕的还不仅是俄国人，更担心咸丰帝怪罪下来，自己会无法收拾。

因此，在1858年的中俄瑷珲谈判中，奕山就开始玩弄文字游戏。直接露面的穆拉维约夫，要求把黑龙江变为清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全部归俄国所有。奕山则宣称，可以改用“河中只准中俄两国行船”的字眼，避免出现“界”字。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大海的土地，俄国要求“共管”，奕山则坚持加入“待议”二字。至于黑龙江北岸已经出现俄国殖民村庄的领土，奕山深知自己无力收复，但也要求由中国继续管辖结雅河东岸的一小片领土。

外交文件里出现含糊不清的表达，属于大忌。当清廷没有硬实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时，奕山的文字游戏，只会留下更多漏洞。最终，1858年签订的清俄《瑷珲条约》，就以中国丧失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变为事实上的界河而告终。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沙俄跳出来宣称“调停”。咸丰帝之弟恭亲王在主持对外和议时，为了表示“谢意”，居然比奕山又后退了一步。他不仅承认《瑷珲条约》有效，还把乌苏里江以东“共管”的领土，也划给了俄国。这样一来，黑龙江就丧失了出海口，变成了一条“断头河”。

沙俄不仅借助这条水道，完成了领土侵蚀；它还把黑龙江的战略价值，放在北太平洋这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进一步放大。而从清朝领土视角来理解，对黑龙这条大江，直白地概括为三个阶段：先是内河、再是界河、最后是被“掐头、去尾和割腰”，对国人来说饱含心酸的一条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