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西夏 #宁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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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处西北：南有六盘之险峻，北有贺兰之巍峨，黄河川流不息，灌溉出“塞上江南。宁夏历史悠久，四万年前人类即在此繁衍生息，一万年前开创了原始农业。商周之际，王朝势力到达宁夏。春秋时期，戎狄部落牧猎于此，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先行者开拓者。秦汉之时隶属“北地”“安定“两部，大力开发农业灌溉、实边屯田，经济得到发展。张骞之后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成为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宁夏作为丝路孔道，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北宋初年，党项族立足西北，自称”大夏”定部“兴庆”。元朝一统设置”宁复府路”是为“宁夏”地名之始。宁夏人杰地灵。昔秦皇汉武来此巡游，中唐肃宗灵武登基，西夏元昊筑坛称帝，成吉思汗纵马挥鞭，更有毛泽东红旗漫卷六盘之巅。宁夏前景壮美。各族人民必将在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大道上奋发图强，共同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宏伟画卷。 银川古城，历史悠久。公元前24年，汉成帝建北典农城，此为银川城的前身。自此以降，历代均有建制。直至元置中兴路，后改为宁夏府路，宁夏之名肇始于此。明设宁夏镇，系”九边重镇〞之一。清基本沿袭明制。明末清初，文人诗词中出现“银川”一词，后演变为府城别名，描绘出宁夏平原稻香鱼肥、湖光潋滟的景象。 文明曙光石器时代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北部鄂尔多斯台地边缘地带，凭藉南部六盘山、北部贺兰山的屏障和黄河水的哺育，自古以来就是西北诸民族生息、繁衍、聚集、交融之地。远在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出现了原始文明；大约1.3万年前，出现农业萌芽，然而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冲击到狩猎、畜牧的主导地位；距今1.3—0.4万年，细石器工艺伴随着磨光石器和陶器延续几干年不衰。这片土地所孕育的古老文明异彩纷呈、绵延不断。 文明肇始宁夏旧石器文化始于4万年前，北部、南部均有遗址分布。北部有石嘴山市黄崖、贺兰县贺兰口、灵武市水洞沟等遗址；中部有中卫市番水、唐儿坡等遗址：南部有彭阳县的小河、粱河、三道酒、音炉嘴等遗址，其中发现量早也最为著名的是水洞沟遗址，它是宁夏原始文明发端的有力佐证。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士的遗物主要是各种打制石器以及多种动物化石，揭示出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 水洞沟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西距银川市19公里，南距灵武市30公里，北与内蒙古鄂前旗相接，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距今4—0.59万年。从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水洞沟以来，水洞沟遗址先后经过六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万件石器和少量古动物化石，是中国发现遗物最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这些石制品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的石器打制技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技法。水洞沟遗址的发现，推翻子中国黄河流域没有旧石器遗存的旧观点，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牛头化石旧石器时代 细石器文化属于旧石器至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期人类仍然使用石器，但石器的制作技术远比旧石器时代进步。多以燧石、玛瑙、蛋白石、石髓作为制造石器的石料，且间接打制法、软锤法和压剥法的制作工艺已被普遍采用，制作的器形更为规整，使用效率更高。其中箭头、大型柳叶形尖状器等器具的出现，表明弓箭和投枪已被使用，由于这些武器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使得狩猎成功率大幅度提升。 细石器极少单纯存在于某个遗址，几乎都与大型的打制石器或磨制石斧、石刀、石磨棒以及陶器残片相组合，说明细石器较旧石器而言，器形更规整，功能更专业化，使用效率更高，但因个体细小，只能完成生产生活中的部分任务，如狩猎、采集、切割等，而其他如农耕、砍伐、治木、造屋、炊煮等生活必需内容，只能依赖大型的打制、磨制石器和陶器。所以细石器很难成为独立的时代，必须依附于大型的打制的旧石器或磨制的新石器。 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是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宁夏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约6000年。众多的新石器遗址绽放在宁夏境内，从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到齐家文化，勤劳的先民在改造自然中求生存，在与自然斗争中求发展，谱写了一曲农耕畜牧并重的瑰丽华章，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菜园文化时期，居住遗址除常见的半地穴式房屋外，还出现了因地制宜在山地开凿的窑洞式房屋，由半圆形场院、长条形门道、过洞式门洞和椭圆形居室四部分构成，地面铺有一层光滑坚硬的黑垆土，周壁有“壁灯”烧痕。窑洞部局完整、结构合理、实用性强，是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处窑洞式房屋遗址，其规模和技术都为当时一流。这种凿山开洞辟房屋的技术在我国一直延用了四干多年。 骨珠串饰新石器时代 骨梳新石器时代 红陶尖底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境内，因最早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宁夏发现马家窑文化时期遗存150余处，原州区、彭阳县、隆德县、西吉县、海原县均有分布。分为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出土遗物以彩陶为主，工艺讲究，纹饰多样，伴随着以农具为主的磨光石器。石祖和石磬的发现，昭示着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原始宗教和原始音乐。 豆荚纹双耳彩陶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泥质红陶。侈口，直颈，圆肩，鼓腹，下腹内收，小平底。腹中部两侧置对称的环形耳腹外壁中部以上彩绘装饰，黑彩为地，颈部饰两周倒置叶纹，肩至腹中部饰弧线锯齿纹，间以四组豆荚纹。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4400—3900年，主要分布区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多省区。在宁夏南部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居住和墓葬遗址达300余处，分布广、数量多，文化面貌属七里墩和秦魏家类型。出土物除了新石器时代常见的陶器和磨光石器外，还有制作精细的玉器，兼具实用和礼仪的功能。 绳纹夹砂红陶鬲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 菜园文化 锯齿纹双耳彩陶壶新石器时代菜园文化泥质红陶。侈口，尖圆唇，真颈，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小平底。口沿外侧置对称的小鋬状耳，腹中部左右两侧置对称的环形耳。外壁腹中部以上彩绘装饰。颈部饰网格纹，肩至腹饰一圈圈锯齿纹，间以黑红彩组成的竞弦纹，下饰一周波浪纹。口沿内侧亦有彩绘，斑驳不清。 篮纹红陶埙新石器时代菜园文化 陶托绿松石颈饰新石器时代 菜园遗址是宁夏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居落遗址，共发掘了马缨子梁、林子梁、石沟3处遗址和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二林子湾4处墓地，揭露面积6921平方米，清理房址15座，窖穴灰坑65个，灰沟1条，窑址1座，墓葬138座。出士各类遗物5000多件，以陶器为主，多为平底器，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空足器，纹饰多为篮纹，还出土有陶纺轮，石镞、骨镞等。 西戎春秋先秦时期 春秋时期的宁夏分属于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三个戎族方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地区陆续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孙家庄、姚河塬文化遗址，表明西周早期宁夏南部地区已属周朝疆域。固原杨郎与彭堡、彭阳草庙、西吉新营等春秋战国时期墓地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和装饰品等青铜文化遗物，揭示出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繁荣景象和青铜文化在欧亚草原广大地区传播交融的脉络。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也进一步证明了宁夏先民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先行者，开拓者。 宁夏境内发现的大部分青铜文化遗址属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宁夏南部的西吉县和固原县开始发现青铜文化遗址。迄今为止，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南部的原州区、彭阳、西吉、隆德等市县和中部的中宁、中卫等市县境内发掘和清理了各类青铜文化墓葬百余座，遗址约40余处，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铜、铁、金、银、骨、石等各类质地的器物。其文化特征除“北方系青铜器”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出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从葬式、殉牲习俗、随葬物品多方面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活动在宁夏境内的民族是西戎人。这些既有游牧生活气息又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出土文物，反映了西戎民族的社会风貌。 戎周争雄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市中河乡孙家庄发掘了西周成、康王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各一座，出土器物包括鼎、簋、戈、车軎、车轄、当卢等，填补了宁夏商周考古的空白，初步揭示周人在西周早期可能已涉足陇山东西。2017年宁夏彭阳县姚河塬商周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的模式，进一步证实周王朝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宁夏这两处西周遗址的发现，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华车健马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治铸业以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空前的技术水平，开始全面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车马一直是古代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古人对车马的驾驭、保护和装扮，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车马饰件包括车器和马饰两个部分：车器主要有銮铃、各种动物造型的辕饰、车轭、杆头饰、伞盖、车軎、车轴饰等；马饰主要有马衔、马面饰、当卢、节约等。在宁夏境内发现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上述各类精美的青铜器民族地域特色十分浓厚。 帝都藩屏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建都咸阳，宁夏属北地郡。秦始皇曾出巡西北，经固原，登六盘山。又遣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内迁人口屯田成边，宁夏自此逐渐开发井兴盛。汉代，宁夏南北分属安定郡及北地郡。两汉时期，宁夏作为边陲重地，中央王朝大力推行移民屯垦实边政策，汉、着。匈奴等民族共存生息，经济不断发展，农牧并重。借助地利，引黄开渠灌溉、阡陌纵横、良田沃野，盐铁资源日益兴盛，带动了手工业进步与商贸、交通的快速发展，城邑星罗棋布，多元文化特色鲜明，宁夏成为守御边疆、拱卫关中的重要北方门户。 长城固塞秦代，宁夏属北地郡，与匈奴为邻，系北边要地。为抵御匈奴南侵，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进入黄河河套地区，沿黄河置县障、修直道、筑长城，秦兵将位于今固原地区的原战国时期的长城进行了修缮，使之成为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同时又沿河筑城建堡，巩固边疆。与此同时，秦代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在此修渠道、兴农耕、养畜牧，出现“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的繁荣景象。 屯垦成边汉代实行募民实边的开发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宁夏地处河套地带，着力于引黄灌溉和兴修水利，农业不断发展，并带动畜牧业与制陶、冶铁等手工业迅速繁荣。境内社会基本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饶谷多畜”“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景象，包括今银川平原在内的河套地区富饶程度堪比关中内地，有“新秦中”之美誉。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同生息在宁夏南北地区。 汉代陶俑汉代陶俑作为随葬品的一种，以线条简练的女侍俑居多。西汉早期的军阵俑，较秦俑小很多，造型也比较呆板。至东汉，侍仆舞乐俑成为主流，富有生活情趣，造型趋向生动。尤以东汉说唱杂耍百戏俑为佳，风格朴拙，极富表现力，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汉代的陶塑注重从总体上把握雕塑的内涵，细节的刻划、动势、表情等表现出一种豪放雄迈、飞扬流动的美学格调。 汉代玉器汉代玉器种类很多，按功能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日用、装饰、礼仪和丧葬用玉。汉代“贵玉”思想和“玉能保护尸体不朽”的观念，使丧葬玉器在汉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玉玲，一般作蝉形，置于死者口中。死者手中的握玉，在西汉前期多作璜形，系用玉璧改制而成，到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流行手握玉猪。这种玉蝉和玉猪造型朴实，刻纹简洁明快。 玉猪东汉 回首卧式错金银铜羊西汉汉代席镇。铜羊呈卧姿，脖颈弯曲回首张望，双目凝视，表情祥和。通体采用错金银工艺，从鼻梁过脊至尾端纵贯一条金线，身体两侧用金银线镶嵌呈立体感极强的卷曲羊毛状图案，金光银彩交互辉映、花纹纤细，做工精良、生趣盎然。 铜壶汉代 匈奴迁居汉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武帝即位后，国力强盛，主动出击打败匈奴，解除北方边患。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4万多人降汉，汉朝廷在今宁夏境內的同心县地（北地郡三水县）设置属国都尉，负责安置归降的匈奴。其后又从内地移民70余万到河套以南屯耕，使这里出现了“冠盖相望”的初步繁荣景象。公元前55年，又置北地、西河属国安置匈奴人，可见西汉时期，宁夏地区有大量的匈奴民族。汉宣帝后数世，汉、匈奴相安无事，逐渐融合。 望族林立东汉前期，宁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得到恢复与发展，中期虽遭羌族起义之重创，但从发掘的汉城遗址和墓葬依然可见当时城市规模、商品交易、手工业、农业以及畜牧业方面的发展，以乌氏梁氏家族、朝那皇甫氏家族、灵州傅氏家族为代表的名门望族的兴起，则是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极大地影响着东汉王朝后期的政治格局。 彩绘陶楼汉代陶楼高三层，分两段塑造烧制，对接而成，第一层形制简单，左右以熊形角神支撑；中间层平座前伸，上立栏杆，五间单扇板门半开，两边置人形支柱；第三层被熊形角神支撑的三架斗拱隔为两间，各置一长方形棂窗，悬山式屋顶。全楼古朴别致，檐角、斗拱造型生动，是汉代建筑的真实缩影。 汉代玺印玺印是官私书信往来和相互交往的凭证。秦时，玺为皇帝所用之专称，一般人称印。汉代除皇帝外，太后、皇后和诸侯王的印皆可称玺，一般人的印称“章”和“印信”。秦汉印钮有瓦钮、桥钮、龟钮、蛇钮、驼钮等。两汉官印皆白文篆书，私印有的用缪篆和鸟虫书。汉代是印章的兴盛时期，并为后世金石家所取法。 汉代钱币汉初承秦制，行半两钱。汉武帝时统一铸行五铢钱。其形外圆内方，象征天地乾坤，以重量作为货币单位。汉五铢钱形制规整，铸造精良，奠定了中国铸币的传统，它从两汉到隋历经700年之久，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王莽立新朝，托古改制，币制混乱。但新莽货币如六泉十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干等，均形制精美，币文隽秀，为汉代铸钱工艺之顶峰。 “大泉五十〞钱范新莽 丝路重镇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我国与周边甚至遥远国家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穿越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宁夏当时作为丝網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必经之地，贡使、商贾，僧侣等大都经过此地进入中原王朝因此留存有大量中西交流的遗迹遗物。本单元从北朝至隋唐时期宁夏与域外之间的交通、艺术和胡风三介方面的内容协入，结合馆藏文物。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中西之间交往交流的历史与记忆，揭示这一时期宁夏作为丝路重镇的关出地位和作用。 萧灵古道成书于北朝的《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中西交往盛况：“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素，百国干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丝绸之路宁夏段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萧关道、灵州道两条主要路线，在连接中西文化、商贸等交流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朝时期，随着来华胡人增多，以驼马载物从事商品贸易的商队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上，这些来往的骏马骆驼，被誉为丝路的象征。 萧关道北魏迁都洛阳到唐代广德元年这一时期，中西交通沿用汉代的传统线路，唐人称之为萧关道。其具体的走向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沿泾河进入宁夏，经陇山关、原州城、石门关，向西北跨过今海原县境，在会宁津（今靖远西北）渡黄河至凉州。丝绸之路国内部分的东段，即长安（或洛阳）至凉州（今武威）段，从西汉后期就已形成南北两道，南道沿渭河向西，经秦州（今天水）、临洮、兰州至凉州；北道即萧关道，宁夏正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 黄釉马唐 灵州道唐代大中年间，朝廷收复河西走廊，经咸阳、礼泉、永寿、邠州，沿马莲河谷至宁州和庆州，继沿环江西北行至宁夏，经温池县至灵州渡黄河，沿黄河西岸经丰安县、雄州穿过腾格里沙漠边缘至凉州的路线乃灵州道的主线，尤其是五代至北宋初期，中西使节、僧侣和商队不绝于路。 三彩马唐 吕氏夫人墓志唐 驿路繁花唐代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极大丰富了唐人生活，宗教信仰、日常器用、丧葬习俗等，通过丝路的互鉴与交融内涵日益丰富。佛教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金属造像和石窟造像成为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主流。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遍，瓷质餐具、茶具、酒具、文房用具等无所不备，品种与造型多样，远超前代。厚葬之风及异域风物、衣饰、形象，成就了风格多样的陶俑艺术 鎏金银瓶北周 凸钉玻璃碗北周 丧葬陶俑宁夏境内发掘出土的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陶俑有上干件之多，这些陶俑取材广泛，类型风格多样，造型生动逼真，是我国丧葬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社会观念和艺术手法于一身，丰富了中国独特的明器艺术，为我们研究宁夏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俑阵1983年宁夏固原市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随葬品以陶俑为大宗，共260多件，均为青灰色陶，质地坚硬，彩绘鲜艳。俑头部和身体用半模一次制成。俑体实心，背部扁平，面部表情呆板。身体多施白色，衣服甲胄等用红、紫、黑、白等色绘制而成。根据以往学者对北朝陶俑的分类，可归纳为镇墓兽、出行仪仗、侍仆乐舞、屋厨用具四组内容。除侍仆乐舞外，其余三组陶俑在李贤墓均有出土，并以出行仪仗俑数量最多，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具装甲骑俑、骑马乐俑、武官俑、笼冠俑、文吏俑、胡人俑，服饰或为笼冠袍服，或为小冠褶摆，或为披衣风帽，多拱手胸前作执物状，在俑体上留有插物小孔。该俑阵的大多数器物为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宁夏博物馆仅收藏其中的十余件。 黑仕女俑唐 梵歌胜迹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首先传布西北地区。很多西域高僧在丝路沿线译经传法。由于唐代采取宗教包容政策，佛教日益兴盛，丝路沿线遍布佛教寺庙石窟。宁夏境内发现的唐代石窟寺多达十余处，其中须弥山石窟是当时佛教艺术的瑰宝。西吉县将台乡窖藏鎏金铜造像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唐代宁夏佛教盛行的史实。 铜造像唐 陶风瓷韵唐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陶瓷工艺进步巨大。制陶领域创烧出引人注目的三彩器，制瓷领域形成以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同时，还烧出成熟的黑、黄、花瓷。从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士的器物中，对唐代瓷器的技艺风格也可管窥一斑。 大夏寻踪辽宋夏金时期 蕃书国字西夏文字是在借鉴了有几干年发展历史的汉字的基础上，在西夏开国皇帝李元吴倡导下，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完成的，共6000多字。从形体上看，西夏文字和汉字很相象，但又有不同于汉字的间架结构。从文字构成上，它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大多在十画以上，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饱满，左右平衡，格局周正，形似方块，字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笔画组成，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在整个西夏时期，西夏文字从未间断过使用。即使其灭亡后，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它不仅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为西夏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今人探寻西夏后商踪迹的有力佐证。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白麻纸本，蝴蝶装。共出土九卷，全部为西夏文，总字数达10万字，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1996年被文化部组织的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该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彩绘泥塑佛头像西夏两尊佛头像形象相似，下眼睑有黑色”泪痕”，是高温下眼珠釉料融化流出所致。下颌用墨线绘出日、月、云状纹饰。面部表情平稳沉静，圆而近方的脸型特征是以当时人们公认的典型面相标准而塑造的，富有唐代造像遗风。 琉璃鸱吻西夏高152厘米、宽92厘米、厚32厘米鸱吻是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物，正面相对而立。龙头鱼尾，下部龙头方筒形，下端开口，龙口封住，獠牙外露形象威猛，眉似绳索，眉稍微卷上翘，眼球突出，眼瞳呈圆孔，斜上方有两只突出小耳，颈鬃直立，上颚顶突出一桥纽形兽鼻，其后两侧各有一圆孔，孔内插双角。尾出两鳍，翻卷上翘。器内中空，器体厚重，器背施鱼鳍纹，尾部施鳞纹。为正脊饰物。因其形体硕大，可推测它所在宫殿的宏大。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长 60.4厘米，宽59.8厘米，高64厘米。石质，白砂岩。圆雕，近似正方体。圆雕女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突，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颌置于胸前，裸体，双乳下垂，手腕、足胫戴双环，肩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扶膝，下肢屈跪。背上部残缺。 鎏金铜牛西夏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该文物由青铜铸造而成，中间空心，外表通体婆金。牛屈肢而卧，牛角耸立，两耳竖起，双眸远眺，四肢有力，体态健壮，牛颈有弧纹，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个体硕大。表现出了西夏时期较高的铸造工艺。 雕龙栏柱西夏残高123厘米、边长33厘米。出土于西夏陵区6号陵陵台前盗坑底部，共3件。灰白色石质。通体分为三部分，柱头、柱身、柱座。柱头，残存下半部，为一束腰莲花座，座上蹲狮仅存一足。柱身，与柱头连为一体，呈圆角方形，三面雕有剔地起突缠柱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双龙缠柱，云气缭绕，龙爪三趾。柱身一面平素无纹，上下各有一长6.5、宽5.5厘米的长方形榫孔。柱身下端平脚，柱座已不存在。整件器物造型生动，技艺精湛，是一件西夏建筑构件中十分珍贵的石雕艺术品。由图案题材可知，当时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与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