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一页——‍1948年南阳师生被裹胁南下始末（四）‍张晓刚

笑傲风月

八、由越南到台湾：从“战俘营”转移到台北

1949年12月14日，南阳师生由广西南边的公姆山经过谅山到达越南北部山区蒙阳。由于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南阳师生同败退于此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所率部队都被看作俘虏，拘禁于集中营中。

这里为不毛之地，气候恶劣，加之师生们身体极度虚弱，经常有人不幸染病身亡。尽管如此，张子静还是带领师生们，建起茅舍，于 1950年1月23日正式复课。

1950年4月，国民党政府驻越南河内总领事馆给张子静来电，表示尽快解决困难，并派人慰问南阳师生。

不久，入越的黄达云军长与法方交涉，决定国民党在越南的文教人员一律登记，等待前去台湾。

后由法方派出船只，于1950年6月14日将南阳师生随同国民党官兵南迁到越南中部的金兰湾。在此，师生们又建起了简陋校舍。

　　1951年12月25日，在金兰湾的南阳师生和国民党官兵共3万人联合举行了为时3天的绝食活动，抗议法方背弃信诺，将这批中国人视为战俘，一拖两年不肯释放，结果获胜。

1952年4月，入越的南阳师生随军前往越南南部暹罗湾口的富国岛，等待前往台湾。

1953年6月，南阳师生奉命随同逃越的国民党官兵登上轮船，航行9天，先抵台湾高雄，继而转到台北。

这批南下师生中还有一小部分屡经辗转，历尽磨难，流落到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等地谋生去了。

到达台湾的豫衡联中师生教工共计218人，其中教职员13人，学生198人，工友7人。

九、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情感

南阳师生是在突如其来的行动中改变了人生命运，走上了逃亡之路。其结果，有走到台湾的，有中途返回南阳的，有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有加入国民党军队的，还有死在途中和到其他地方去谋生的。因而，也导致了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迥异的思想情感。

张子静，南阳县城东关人，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国文预科，后考入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国文系，又被录取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

流亡前，张子静是南阳景武高中国文教师。途中于湖南零陵成立豫衡联中时，担任高中部主任，不久担任豫衡联中校长。

　　1953年6月，他带领200余名豫衡联中师生到达台湾后，蒋介石亲自召见，慰勉有嘉；蒋经国特聘他为政治作战学校教授，旋兼文史系主任，直到退休。

　　其间，他还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台湾大学、国立艺专等校教授。然而，他却时时饱尝着思乡之苦和骨肉分离之痛——1949年10月，当他带领一部分师生步行涉黄沙河经桂赴黔时，其长媳因病无法冒雨同行，其长子只得留下照料。

　　半日后，黄沙河渡口即被解放军封锁，其长子夫妻二人和部分师生被遣返。而那一别，竟成永诀。

1982年4月，张子静客死于异乡台湾，在弥留之际他嘱其女儿，将他的灵骨迁回大陆，埋入祖茔。

　　到达台湾的南阳师生中，高三应届毕业生考入各大专院校，其余师生安排在员林实验中学工作和就读。

这些南阳师生，多能卓立自强，为社会中坚，在台湾许多领域发挥作用。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刘岱，他为到达台湾时报考台大成绩最优的一人，就读外文系，后赴美国深造，并留美任教。焦国思，中兴大学企管系毕业，曾任台北商专教授兼训导主任。秦振央，中兴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台北商专副教授兼训导组长。然而，他们内心都积郁着怀乡思亲的情结，都处在欲归归不得、与家人音信全无的苦闷之中，有的抱恨终天，有的虽赶上了冰雪融化时，但故乡的亲人已凋谢无几。

南阳师生在流亡途中返回南阳的为数不少，但由于政治因素，他们自己总认为随国民政府流亡是件不光彩的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还长时间遭到审查，如雷洁峰等一部分学生只因在湖北江陵县中学参加了由宋希濂、王凌云讲话的那个会议，便被怀疑加入了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直到1959年12月，组织上才对他们做出正确结论。但长期的政审，使他们的身心备受折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流亡途中，仅在零陵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有朱楚、石磊、傅森厚、崔弘达、朱子涛等近200人。他们先被编入文干队，不久到了雷州半岛。之后，他们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的功臣，受到了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的家庭成员为“革命军属”，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流亡学生中人生较为理想者。

　　流亡途中，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学生，有部分人员后来成为台湾军、政及社会知名人士，但其思想情感有着很大的创伤。

这里，我们可以从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原名王庆鳞)的有关言语片段中窥其一斑。

痖弦说：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出南阳城时．我妈烙了个油饼，找到了我，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把油饼塞到我背包上。

我们开拔了，我没有回头看她。那时，我不知道诀别的意思是什么，跟着学校的队伍出城了。爸爸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托人送来一双袜子给我，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

从河南到湖南，如同电影《齐瓦哥医生》里，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

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个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土，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

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 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

一个礼拜就走了。

那是1949年的8月，我们由广州码头上船去了台湾。

我一直没有和家里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音讯全无啊，中华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的诀别，好像生死两个世界，仿佛万古长夜的离别。

在台湾，收听“敌台”的罪是很重的。 1961年，我出任晨光广播电台台长，有机会听到大陆对台湾的“敌台”广播。

那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出来了，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时是热泪盈眶，小提琴的乐音像中国的二胡，感情是中国的，旋律也是中国的，每次听都非常感动。

　　四十三年后的1991年，我回到了家乡，一个和我妈妈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妈妈死前告诉她，“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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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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