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主教堂南堂：心灵与古迹的邂逅记

雷雨虹（王洪）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北京天主教堂南堂，宛如一座艺术的神圣殿堂。其正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立面尽显华丽，巨大壁柱如忠诚卫士，将墙体分划，赋予节奏韵律。砖雕拱门精致绝伦，线条优美，似在诉说着岁月故事。山墙两侧涡卷收头，独具匠心，彰显出高雅气质。门窗套、柱头、线脚、教堂徽记皆由青砖精刻而成，细腻的纹理在阳光下闪耀，宛如历史的光辉在砖石间流淌。

走进堂内，穹顶高阔似与苍穹相接，侧廊与之呼应，五彩玫瑰花窗将阳光滤成斑斓色彩，宛如梦幻之境，神圣而庄严，让人沉浸于建筑之美与宗教氛围的完美融合之中。红墙在岁月洗礼下，透着古朴雄浑，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守护着这一方神圣空间。每一块砖石、每一处雕饰都凝聚着智慧与艺术的结晶，是北京城中不朽的建筑瑰宝。

南堂的玻璃花窗，是艺术与信仰的完美融合。那精美的图案、璀璨的色彩，如同一首无声的赞美诗，在岁月中静静吟唱着神圣的旋律。

北京城有四座影响力的教堂。除了西直门西堂，宣武门的南堂、西什库教堂、王府井教堂三座教堂都是耶稣会教堂。耶稣会教堂的特点就是传播基督教的时候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在北京传教耶稣会表现出来的就是主动的汉化。利玛窦神父应该说他是一个汉化传教的先驱。

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历史上西方盛行的基督教难以直接进入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冲突、排斥事件。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观念存在巨大差异。义和团运动就是典型代表。当时列强侵略加剧，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被视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一部分。民众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本土文化，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也包含了对西方教会侵略行径的反抗，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多次流血冲突。

明朝万历年28年，（1600年）利玛窦被当时的大明礼部推荐来北京觐见大明的万历皇帝，就被万历皇帝留在了北京，但是当时在宣武门不是一座教堂，而是一座书院。最开始挂的是孔子像，以僧人的方式身份，合法的传教。

为开创传教的新局面利玛窦机智地把一副圣母像作为一件艺术品进献给了万历的母亲太后，于是皇帝明白圣母和圣子的关系，他们之间那种和谐的亲情，于是圣母就成了人们心的皇太后。把基督教融入中国的孝文化。有皇帝的这种理解，把圣母像挂遍全国，圣母和孔子像一起挂流行全国。

北京办个书院，利玛窦要想立住脚，需要好多老师才能完成这种任务。利玛窦向万历皇帝啊进献了一个八音盒儿，万历皇帝就非常喜欢这个八音盒，于是跟着利玛窦又进献了一支西洋乐队。八音盒音乐，就是用这个演奏的。万历更感兴趣。于是呢，于是利玛窦就提出来，可以给您派来教师，指导您的乐工们使用西洋乐器演奏。万历批准了利玛窦的教师团队进入北京。

明朝灭亡后，利玛窦老死，汤若望成为继承人。汤若望除帮助清朝制造火炮外，凭其精湛的天文数理学识成为清廷官员。顺治元年（1644 年），他用西法推算验证了 8 月 1 日的日蚀，结果与实际观测相符，得到认可。同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103 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后被清政府定名为《时宪历》，也就是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他也因此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

汤若望深得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器重，顺治帝赐号“通微教师”，还对他多次加封。从 1644 年到 1658 年，他从五品的钦天监监正一路晋升为一品光禄寺大夫。顺治帝赠给南堂的匾额有两块，分别是“钦崇天道”和“通玄佳境”‌。顺治帝在1656年至1657年间，曾24次微服私访南堂，并与汤若望神父促膝谈心，尊称汤若望为“老爷爷”。为了支持基督教的传播，顺治帝还出钱出地，在宣武门建造了天主堂，即现在的北京南堂。

顺治赐为宣武门教堂堂额，并有御制天主堂碑记。

南堂老照片。

保留至今的顺治建堂御制碑。1650年（清顺治七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其建成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还在西侧建神父住宅、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馆等。此后，南堂历经多次损毁与重建，如1664年汤若望被弹劾下狱时堂一度被毁，1775年遭火灾、1900年被义和团焚毁等，每次都得以重建或修复。

耸立在教堂前东西两侧有两块残损的碑石，东侧是刻有汉满两种文字的《御制天主堂碑记》，为清世祖顺治皇帝于1657年所立；西侧石碑记述着利玛窦和汤若望两人的事迹和建堂历史。

正是在修历过程中，南怀仁与汤若望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不过五年，一场牢狱之灾，打破了两人平静的生活。这就是康熙初期的“历狱”，即汤若望案。当时，年幼的康熙继位后，由四位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辅佐，他们反对推行新政，主张恢复满人旧习。特别是1664年鳌拜掌权后，更是提出“今当率祖制，复旧章”的主张。而随着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在天文演算、历法编修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引发了鳌拜的不满。钦天监官员杨光先对汤若望等人以反清复明、谋逆罪进行了弹劾。在鳌拜的授意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遭受不白之冤。这一年冬天，鳌拜废除由汤若望审定的《时宪历》，重新恢复旧的历法，并将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押入牢狱，判汤若望等六名教士剐刑。后因清朝的每年的大赦制度改判秋审、缓决，但随时都有被砍头的命运。面对这场牢狱之灾，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友情经受了生死考验。入狱前，汤若望因中风瘫痪，无法言语，公堂上的辩驳皆由南怀仁代为完成。入狱后，南怀仁甚至放弃了自己可以出狱的机会，坚持在狱中照顾汤若望。

1665年，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照下，汤若望获释免死。被释放后，汤若望住到了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直到1666年去世，享年75岁。

1682年，康熙皇帝决定第二次东巡。南怀仁被诏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年近花甲的南怀仁随皇帝通行。原来，当时的沙俄一直骚扰东北边疆，边境冲突频发，多次交涉无果。此次东巡，康熙打着平定三藩后祭祖的旗号，实则是考察东北的水陆交通、军事驻防，加强防御。南怀仁本身得康熙器重，又独具天文、地理之长，是康熙巡察东北的最佳顾问。再者，康熙见识了南怀仁所制火炮的威力，为出击沙俄，也需要南怀仁制造出适合远行作战的火炮。

一路上，康熙对南怀仁极尽照顾。康熙从自己的马厩中拨出十多匹马供南怀仁随时替换，驮运测量仪器，白日让南怀仁骑马随行，晚间让他睡在自己帐幕左右，康熙还常把自己桌子上的食物赏赐给南怀仁。人多船少时，还邀南怀仁上船一道先行过河……南怀仁病死后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

南堂正面的三座大门上下左右装饰的精美砖花，是其建筑艺术的重要体现。这些砖花图案精美、工艺精湛，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南堂西侧花园。

南堂大门右侧有一处假山、水池，假山里立着一座纯白的圣母玛利亚雕像。

利玛窦小屋售卖咖啡。

南堂院落中设立的天爱诊所。倡导天主教会参与公益事业和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南堂的管风琴，如一座宏伟的音乐城堡，静静地矗立在教堂之中。那一排排巨大的音管，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神圣的音乐殿堂，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墓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利玛窦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明万历皇帝鉴于他在翻译《几何原本》等“西学东渐”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破例将他赐葬于北京城西“滕公栅栏”的地方。从此这里渐渐成了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的专用墓地，而闻名于世界。

距离利玛窦墓园不远处的陆徵祥家族墓。陆徵祥（1871-1949年）曾任驻荷、俄公使和外交总长。该墓座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弥足珍贵。陆是虔诚的教徒，神庙非正南正北，而是斜向利玛窦墓园。陆生前推崇的一句西方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曾感慨“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名言至今仍在引用。

当踏入宣武门教堂南堂，仿佛一脚跨进了历史的长河。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弥漫着岁月的气息，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静静等待着有心人来翻阅。从明朝末年利玛窦等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此地传教开始，这座教堂就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曲折历程。宣武门教堂南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历史的见证者、讲述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

本文部分文字和图片来自南堂展板介绍和网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