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藏品（一）

胡亚玲

山东博物馆外景

山东博物馆内大厅

前言

画像石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因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所以常称为汉画像石。作为我国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汉画像石具有质朴、深沉的民族本土艺术特色，体现了大汉帝国的时代特色和豪迈情怀，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作为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域，它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发现数量多、内容题材与雕刻技法丰富，著名的嘉祥武氏祠、长清孝堂山祠堂、沂南北寨汉墓等堪称代表作品。

本馆所展出的展品来自济宁、枣庄、泰安、临沂、济南及烟台等地区。

东平汉墓壁画

东平汉墓壁画是2007年在山东东平老物资局改造过程中发现的一批珍贵汉代墓葬壁画。这些壁画以其色彩艳丽、特点鲜明、内容题材丰富而著称，被认为是山东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汉代壁画。这些壁画主要分布在三座墓葬中（1号、12号、13号），尤其是1号墓的壁画内容最为丰富，保存也最为完好。

壁画所绘内容繁多，包括红日、三足乌、对饮图、仕女图、升仙导引图、拜谒图、武士图、乐舞杂技以及方相氏驱疫仪式等。这些画面不仅展示了汉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和娱乐场景，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民间信仰和艺术审美。

在艺术特点上，东平汉墓壁画展现出高超的绘画技艺。云气纹舒卷起伏，勾勒大气随意，用笔流畅，一气呵成，为后世云纹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模式。同时，壁画中的人物绘画也使用了高超的用线技术，如高古游丝描等线描技法的混合运用。在色彩渲染上，壁画也表现出独到的艺术特色，各种复色质重而覆盖力强，至今仍然艳丽如新，色彩清晰。

东平汉墓壁画在造型手法上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且带有夸张的传统，采用规整、均衡的图案结构与写实形象相结合的手法，主题突出，上下连贯，丰富而又奇变动人。通过东平汉代壁画的造型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动物造型描绘自然，细致入微地刻画出逼真的形态，充分显示了汉代画工在动态造型方面的高超技艺。东平汉墓壁画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构图以密托疏，使用朱、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壁画色彩历久不变，厚重沉稳、鲜丽夺目而又谐调。

东平汉墓壁画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早期壁画，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民间生活习俗以及汉代绘画意义重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坐北朝南，占地面积88.2平方米，墓内分前、中、后三个主室，东有三个侧室，西有二个侧室。整个墓室象征墓主人的生前居所，前室为厅，中室为堂，后室为寝，东西两侧分别为储藏室、厕所等。墓室中有大跨度的石过梁，以八角石柱擎起，墓顶是抹角结构的藻井。各室相互贯通，前有墓门、墓道。基室由地面、台子、支柱、墙壁、横额、中柱、过梁、横枋、抹角石、盖顶石等按先后顺序垒筑起来。整个墓室用石料280块，其中画像石 42块，画像 73幅。内容涉及战争、娱乐、宴饮、风俗人情等方方面面，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缩影。济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充分展现了汉代建统、雕刻、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最高成就，是一件综合的艺术珍品，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

沂南北寨村全景

清理墓顶和墓门前的填土

剔除墓门石刻上的泥土

汉画像石所属的主要建筑形式

汉画像石所属的主要建筑形式有墓地祠堂、墓阙和地下墓室。

石墓

石祠

石碑

松柏等树木

石马等石兽 石人

石阙 石狮

石柱（华表）

【汉代墓地布局示意图】

【祠堂：长清孝堂山祠堂】

【墓阙：武氏祠石阙】

【墓室：安丘董家庄汉墓】

墓阙介绍

阙是我国古代城垣、宫殿、宗庙、陵墓前面门道两侧的一对高层建筑，分为单阙、子母阙和三出阙，其中三出阙为帝王专用，不得僭越。左、右对称的二阙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完全相同。其结构由阙顶、阙身和阙基三部分组成，阙顶有单檐式的，也有重檐式的，阙身上有的还雕刻有各种浮雕、画像或铭辞。

【武氏祠石阙】

山东画像石中间部分建筑图案

东王公和西王母

东王公和西王母齿多中国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出现与当时人们水长生的钟仙信仰有关。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化作》主司阳和阴的5社“阳仙”与女性“阴仙”，分别代表了东、西两个方位，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是汉代宁宙现中东西方明阳两种力量对应平衡的象征。

这两块东王公、西王母的西像石，多小物堂的东西两壁。东王公、西王毋按服方位分别位于东、西两侧，占纲面面最上部的中心位置。面面货分八导，第一愿分别是西王母和东王公。西王母头銀方胜，左右多伏園女奴、玉见络药哥。东王公西圆为羽人及牛前、鸟酋人身神怪等。第二至八黑分别》讲经授业、乐再杂丝、狩疳、人物对生、本马出行零面像。西你布助紧凌、人物密来，不用浅浮雕丝法显现立体感，细节以明线刻面，力股州面像石风格的代表作品。

东王公

西王母

四神画像

“骨龙、白皮、朱雀、畜武称为”四神”，代表古人规定的东、西、南、北的方位。青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龟蛇合体的玄武为北方之神。四神为 “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也是汉代人喜爱的方位神。

此图像石刻有四神及人物。龙虎衛钱，仙人饲凤，朱雀展翅，四神守护，欲求吉祥。

牛耕图，画像石局部，

1981年金乡县城东香城烟堆出土。

冶铁图，画像石局部，

滕州宏道院1930年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纺织画像

这块纺织画像石面共分四层：一、二层为楼阁、水榭，主仆、宾客盈门。其中第二层左侧有众人纺织，表现了纺线织布的繁忙景象：右侧为兵器库，三层为列骑，四层为车骑出行，左侧一人躬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缫丝、织绸的国家。西汉时，我国的纺织技术已经非常高超。汉画像石中的纺纱、织有图案已经发现多福，大多出土于山东，可见汉代山东地区纺织业的兴盛。汉画像石的这些纺织图，使我们对汉代纺织工具的形象有了具体的认知，了解当时络（缂）丝—-插纬—-织造的纺织生产过程。

纺织画像石

粮囤画像石

东汉

济南长清大街出土

画面上层有数个大酒瓮、人物及禽鸟。下层左侧有三个大粮屯，中间有人手拿量、斗等器具正在收粮食。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粮仓上还有数只老鼠，粮仓下狗正在对着老鼠狂吠，十分生动。画像右例为接阁拜谒。

胡汉战争

汉王朝与匈奴之间长期的战争显而易见地给汉代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艺术家们形象地把胡汉战争的题材描绘于砖石等不同载体之上，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具有写实意义的胡汉交战图。画面中先是刀光剑影、人嘶马叫的激烈厮杀；随即是胡骑滚鞍落马，汉人押着俘虏得胜回营，向指挥官献上战俘；最后是载歌载舞，欢聚宴饮，庆贺胜利的巨大场面。胡汉交战的画面总是以汉人胜利、胡人溃败而告终，这种画面表达了人们期望汉王朝强大和胡汉边境安宁的愿望。

胡汉交兵画像石

东汉

滕州冯卯万庄（今山亭区冯卯镇万庄村）出土

画面表现的是胡汉交兵的战争场面。一为征伐，左端山丘中胡人执弓，飞矢如雨，两列汉骑奋力冲杀；二为报捷，中间门楼两人手悬胡人首级，即古代所谓的“悬首阙下”；三为凯旋，右侧依次三人，其中蓄长发者为被俘或求和的胡人。

石椁画像石

西汉

金乡香城堌堆出土

画面分三部分，中间刻穿璧纹；左侧画面刻两式士对练；右侧画面中间刻一武士，两劳为二持戟侍者。

乐舞百戏

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是鼻乐器伴奏、舞蹈、百戏琴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比较真实的描给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的娱乐场景。音乐演奏中可辨识的乐器有钟、醫、鼓、排爺、竖笛、笙、瑟（或琴）、埙等。舞蹈主要有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等。百戏是杂技、角抵、象戏、俳优等娱乐活动的总称。建鼓舞一般位于乐舞百效画像的中间位置，用以协调整个乐舞百戏场面节奏，舞者立于鼓侧，边鼓边舞，鼓上多饰有长而华丽的羽谋。

盘鼓舞是将盘、鼓置于地上，舞者挥舞长袖在盘、鼓之上腾娜跳跃进行表演的舞蹈。飞剑跳丸是表演者以双手连续抛接数量不等的剑和丸的杂技表演。

建鼓舞

盘鼓舞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是鼻乐器伴奏、舞蹈、百戏琴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比较真实的描给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的娱乐场景。音乐演奏中可辨识的乐器有钟、磬、鼓、排箫、竖笛、笙、瑟（或琴）、埙等。舞蹈主要有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等。百戏是杂技、角抵、象戏、俳优等娱乐活动的总称。建鼓舞一般位于乐舞百效画像的中间位置，用以协调整个乐舞百戏场面节奏，舞者立于鼓侧，边鼓边舞，鼓上多饰有长而华丽的羽葆。

盘鼓舞是将盘、鼓置于地上，舞者挥舞长袖在盘、鼓之上腾娜跳跃进行表演的舞蹈。飞剑跳丸是表演者以双手连续抛接数量不等的剑和丸的杂技表演。

建鼓舞

盘鼓舞

汉画中的建筑

汉代画像中有门，阙、厅堂、楼阁，庭院等多种建筑形式，最常见的是楼阁。楼阁建筑以两层居多，上以4拱承檐，楼下有门，楼梯设楼内或楼外。楼阁两侧一般立有双阙。汉画中的建筑结构，经历了从简单示意到写实的过程。以门为例，最初仅有一个门框，逐渐发展到双扇门等样式。从东汉中期开始，描绘出门上的辅首、门墩、档门石及合页子结构。

汉画中的楼阁门阙不仅在建筑技术上展现了汉代的高超技艺，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体现了汉代的审美风尚和社会文化。

东汉中期开始，建筑门首在装饰性、礼制性、形制变化、庭院布局以及神怪意境等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变化。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坐北朝南，占地面积88.2平方米，墓内分前、中、后三个主室，东有三个侧室，西有二个侧室。整个墓室象征蒸主人的生前居所，前室为厅，中室为堂，后室为寝，东西两侧分别为储藏室、厕所等。墓室中有大跨度的石过梁，以八角石柱擎起，墓顶是抹角结构的藻井。各室相互贯通，前有墓门、墓道。基室由地面、台子、支柱、墙壁、横额、中柱、过梁、横枋、抹角石、盖顶石等按先后顺序垒筑起来。整个墓室用石料280块，其中画像石 42块，画像 73幅。内容涉及战争、娱乐、宴饮、风俗人情等方方面面，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缩影。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充分展现了汉代建统、雕刻、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最高成就，是一件综合的艺术珍品，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

沂南北寨村全景

清理墓顶和墓门前的填土

剔除墓门石刻上的泥土

佛教造像艺术展

前言

山东是古代中国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兴盛之地。东汉永平年间佛教正式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晚期山东画像石中开始出现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图像。公元351年，著名僧人朗公在济南近郊琨瑞山金與谷建立了朗公寺，即今济南历城神通寺，是山东现存最早的一座古代寺院。山东佛教历经北朝、隋唐和北宋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山东北朝佛教与齐魯文化不断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造像风格，其中以背屏造像的祥龙嘉莲装饰和圆雕佛像的“薄衣贴体”风格最具特色，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隋唐和北宋是山东佛教艺术发展的另外两个繁荣时期，以摩崖造像、佛塔地官和彩绘泥塑最具代表性，均有着软高的艺术成就。

山东地区佛教文物类型众多，有背屏造像、单体圆雕、佛塔、经幢、石函、碑刻等，材质有石灰石、汉白玉、金铜等，时间跨度从北魏到明清一千多年，反映了山东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造像风格。

丰富的文物种类与造像形式，是山东佛教艺术兴盛的充分例证，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菩萨装束

舍利信仰

舍利有两种，一是真身舍利，指佛涅槃火化后的遗骨：二是法身舍利，指佛经。一般所说的舍利指佛骨舍利。以其灵验和瑞祥为中国皇帝贵戚和一般民众所信奉。舍利一般埋葬在塔内，埋葬舍利的葬具有的叫函，有的叫椁，有的叫棺，以石、铁或金银等做成，这些葬具往往有多重，套装在一起，最多的有九重，和古代天子之礼舒同，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埋葬习俗而埋葬的。

贴金彩绘菩萨头像

北齐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青州市博物馆藏

北 齐时期

佛教造像

山东地区佛教造像在北齐时期，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风格日趋成熟。北魏时期，山东地区佛教造像以一佛二菩萨的背屏式三尊像最为典型，佛像衣饰逐浙本土化，流行汉人的褒衣（宽衣大袍）博带（宽衣带），衣服厚重、衣摆飞扬，形体沉稳而不失飘逸，面目也变得清秀，这类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佛像，反映了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崇尚和学习。

东魏时期，背屏式三尊造像依然流行，佛像衣饰逐渐精巧细腻，对作为佛教护法形象的龙纹，精雕细凿，并逐渐成为青州佛教造像中最为突出的特征，纵观全国其他地区，对龙的刻画以山东造诣最高。菩萨像则注重肌体的美感，多见华丽的璎珞装饰。

北齐是山东造像最为辉煌的时期，以单体圆雕像为主，佛像穿着圆领和袒露右臂的衣装，身体肌肉线条凸显，衣物轻薄贴体，如“曹衣出水”样式，一度引领了当时造像艺术的时尚。

山东摩崖龛窟造像

山东摩崖龛窟造像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山东的摩崖龛窟造像主要分布在济南长清、烟台莱州、潍坊青州、沂蒙山区等地。

黄石崖现存造像题记7则，其中5则有纪年，最早的为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最晚的为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一处窟龛摩崖造像群。

这些摩崖龛窟造像不仅是山东乃至中国佛教艺术的宝贵遗产，也是研究古代宗教、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山东博物馆馆藏的唐代龙兴寺铜钟发现于益都（今青州）城北门内西街真武庙内，铸造于唐天宝年间。

铜钟的特点：该铜钟螭龙钮，钟身分刻唐、金、元三代题记。唐代题记共24行，皆被凿去，残迹可辨识的有首行“北海郡……钟铭并序”，第二行“益都县尉进……张辛□撰”等，其后题名有太守李力牧、长史郑山甫等十余人，题记最后刻“龙兴寺钟铭”五字。元代题记共6行，为“大元天历二年岁次己巳庚午月己未日益都路总管府建”及“皇帝万岁，臣宰千秋，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佛说大明神咒，唵牟尼钵讷铭吽”。另有金刻“益都府僧□司大定十三年十二月官造”等字。据推断，唐代钟铭应是在金大定年间被凿去销毁。

背屏式造像

背屏式造像是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流行的一种佛教造像样式，通常是在圭形、矩形或莲瓣形的背屏前，以高浮雕、浅浮雕或线刻相结合的手段，雕刻出以主佛、胁侍菩萨、弟子或供养人以及飞天等构成的佛教场景，多为一佛二菩萨的三尊像，也有单尊或多尊的背屏式造像。

山东北朝早期背屏式造像，屏和座多为一体，屏部较厚，在其侧、背面凿刻干佛等其他内容，体量较大，气势雄伟。造像底座上大都有题刻，内容多为供养人姓名，以及发愿文等。北朝后期，渐渐形成了屏座分离的样卯结构。

山东地区尤以青州地区出土的背屏三尊像艺术水平最高。

浮雕塔纹背屏造像残件

北齐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青州市博物馆藏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背屏三尊佛是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比丘道体弥勒佛像

比丘道体造弥勒佛像是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作品。这尊弥勒佛像是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由比丘道休为一切众生敬造的。这尊造像原位于山东广饶县杨赵寺村的皆公寺内，现在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造像底座上刻有供养人像、香炉、狮子等，并题刻有“大魏孝昌三年季岁次丁未二月十五日比丘道休为一切众生敬造弥勒石像”以及“大魏孝昌三年正月二日奉诏建立皆公寺”等造像记，这些记录为我们提供了造像的详细信息和历史背景。这尊弥勒佛像不仅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展示了北魏时期石雕艺术的精湛技艺。

孔子见老子。

孔予见老子图像是汉画像石中的常见主题。孔子见老子画像以直观、生动的图像、再现了孔子与老子相见、表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提倡的谦虛好學、尊老敬贤等社会思想。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不但印证了，孔子见老子这一著名典故的历史真实性，而且见证了先秦两汉时期山东儒学的兴盛。

历史故事画像石（高浮雕）

历史背景：孔子见老子是春秋末期的一次重要文化会面，这一事件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庄子》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山东博物馆馆藏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出土于山东嘉祥县，这一地区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因此这类题材的画像石在山东尤为常见

周公辅成王

图中矮小者为成王，右侧立高大者为周公。周公姓姬名旦，为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建立西周后不久病死，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代理天子职权，一心朝政，忠心不二。排内忧、证外患，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给“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诗成王二十岁成年之后。还政于成王。“周公辅成王”题材的汉画像石在山东地区较为多见，除了儒家文化宣传忠君思想的需要外，也应与周公封地在鲁有关。

东汉早期

骊姬故事

骊姬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被称为“骊姬之乱”。以下是骊姬故事的主要内容：

1. 背景与身份：

骊姬是春秋时期骊戎国君的女儿，后来成为晋献公的妃子。公元前672年，晋献公攻打骊戎并取胜后，骊戎为了求和，将骊姬及其妹妹一同献给了晋献公。

2. 晋献公的宠爱：

晋献公对骊姬极其宠爱，并立其为夫人。骊姬姿色艳美，深得晋献公的专宠。

3. 政治阴谋：

骊姬工于心计，意图扶立自己的儿子奚齐登上晋国国君之位。她首先设法离间晋献公与他的几个儿子——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之间的关系。她诬陷太子申生谋害晋献公，逼迫申生自杀，接着又策划对付其他公子，迫使重耳和夷吾先后出逃国外以避难。

4. 骊姬之乱：

这场动乱从公元前657年开始，至前651年左右达到高潮，不仅削弱了晋国的内部稳定，还导致晋国未来数十年的动荡不安。

5. 晋献公去世后的政变：

前651年，晋献公病危，嘱托大夫荀息主政，保护奚齐并辅助他继位。晋献公死后，荀息遵旨立奚齐继位，骊姬为太后。但在丧礼过程中，大臣里克杀死奚齐，荀息于是改立卓子为君。不久，里克又杀害卓子。

6. 结局：

后来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继位，晋国才重新走向强盛。

骊姬之乱的故事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残酷性以及女性政治角色在当时宫廷斗争中的影响力。

管仲射小白

嘉祥满硐乡宋山出土的这块画像石的第三层表现的是管仲射小白的故事。图中躺卧于地、身中一箭的 公子小白，其左置伞盖遮住小白之人应 鲍叔牙，其右弯腰执弓者当是管仲。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叛乱，襄公死，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回国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中途拦截小白，一箭射中了他的衣带勾，小白假装倒地而亡，骗过了管仲，然后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临淄，立国君，是为齐桓公。公子纠逃回国，不久自杀。管仲被押回齐国，齐桓公名报仇，实际不计前嫩，以管仲为相，使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齐桓公终成春秋第一霸主。

祭祀敬祖

为了彰显孝心，除了尽其所能的修建豪华墓室，建造地上祠堂也是汉代表现孝行的最好方式。所谓石祠堂，就是指用石材垒砌在坟墓前，不设门扉，前面敞开，形状类似房屋的建筑，是供死者的亲人故旧等来祭祀时摆放供品、举行仪式用的，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石祠堂画像内容非常丰富，有神话人物、历史故事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主人画像一般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如同剪影一样，并不写实，但仍然具有“肖像”的作用。祠堂画像除了接受亲人的瞻仰外，路人也能观瞻，因此祠堂画像兼具纪念和教化功能。

祠至受祭图

汉代厚葬风气盛行，石祠堂数量众多，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作为子孙祭祀祖先之处，墓正对的祠堂后壁上、所刻画的居于中心的人物是墓主人，即祠主。图像中的双层楼阁、双阙、车、马、树木等，都是围绕着祭祀祖先这一中心主题而设置和展开的。其中，双阙表示茔地的大门.双层楼阁是墓地中祠堂一类的祭祀性建筑。

楼阁双阙旁的树木是墓地中种植的长青树，而车马是祠主往来墓室和祠堂之间的交通工具。

楼阁人物画像石

宋山祠堂

汉代人死如生，墓地祠堂是为死者灵魂所建，供其起居饮食进而升仙，以及后人祭祀的场所，因此祠堂又称为“食堂“或“食斋祠”。山东地区现存的汉代祠堂，除了蜚声中外的武氏祠，还有长清孝堂山祠堂、朱鲔祠堂，另外还有出土后可复原出多座、与武氏祠同出嘉祥的宋山祠堂。蒋英炬先生曾复原出 4 座宋山祠堂，我们这里复原的是一号祠堂。这种小祠堂空间窄小，人进不去，祭祀时应是把祭品摆放在祠内基座石上。

宋山祠堂内的画像内容有一定的布局。后壁安排楼阁人物，象征祠主人的地位和日常燕居生活，也是主祭对象。东西两壁都按方位分别刻有东王公、西王母神仙世界的画像，再下刻忠孝节义等内容的历史故事，东壁还刻有庖厨画像，最下层则为连贯三壁的车马出行画像。

山东博物馆特展

山东省，地处中国华东地区，濒临渤海和黄海，是传统认知上的“东方”，因西周时周公旦封于“鲁”（今曲阜）、太公望封于“齐”（今临淄），故山东又称“齐鲁之邦”，简称“鲁”。山东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历代名贤辈出，境内遗存了大量远古以来的文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主标题“禮运东方”，“禮运”二字典出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言论或思想之真谛的《禮记》，其《禮运》篇借孔子的“喟然而叹”。“禮运”的核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对历代政治与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

展览共分“日出初光，饰節以禮”“海岱惟青，玉禮四方”“王禮在鲁，天下久传”“俾侯于鲁，炜炜煌煌”“高山仰止，登泰观海”五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始终一脉相承之中华文明的东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

“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以396.件（套）精品文物为线索，探寻中国“禮節”思想的缘起、传承与发展，发掘古代智慧，向世界诠释中国，突出强调山东作为“东方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明曙光一图像文字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刻在大口尊上腹部的刻文。图像文字的出现，预示着文明已在山东大地的绽露初曙。莒县陵阳河是出土图像文字最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了八种类型20余个“图像文字”，为学术界所瞩目。

目前出土图像文字的有莒县陵阳河遗址、莒县大朱村遗址、莒县杭头遗址、诸城前寨遗址。

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

红陶壶

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500年）

腾州市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醬口餡租園、细长颈、扁折腹、平底，生活用具，北辛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滕州市官桥镇北辛遗址命名。

年代距今約7400-6500年，可能是东方最早的农耕文明。在北辛文化的基础土、后来发展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红陶鼎

红陶鼎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陶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文化价值。

• 红陶鼎在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等中占很大比例。

• 红陶鼎最初是作为炊煮器使用的，其鼓腹能容较多的水和食物原料，三足支撑起鼎身，以便鼎下置火燃烧加热。

• 红陶鼎的制作技术体现了先民的聪明才智，如在陶土中加入粗砂粒以增加透气性能和耐热性，防止高温下崩裂。

• 红陶鼎的手工制作方法被称为“泥条盘筑”法，即首先把泥土淘洗干净，搓成泥条，层层盘筑成所需要的器形，再把器物表面修整均匀，打磨光滑，最后烧制而成。

• 红陶鼎不仅是早期陶鼎的杰出代表，也是伟大的创新和突破，体现了早期陶鼎的制作技术和文化

• 红陶鼎作为最早的炊煮器之一，加深了我们对裴李岗文化的认识，为了解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红陶鼎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也是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和鼎文化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彩陶鼎

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500-4500年）

1980年东营市广饶县傅家遗址东部出士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

夹砂红陶，侈口，口沿外翻，折腹，平底。肩部饰不对称扳耳一对，上腹绘两组白、豬色相间的旋涡纹。

红陶钱纹壶（中、右）

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500-4500年）

聊城市茌平区尚庄遗址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

海岱彩陶

海岱地区彩陶始见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兴盛。原料多选用泥质陶，因而质地细腻纯净，杂质较少，结构紧密，坚固耐用。在制坯时，器表需要进行磨光处理，然后在陶胚表面着一层红或白色泥浆作为衬地（俗称陶衣），入窑前用工具在陶坯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烧造，这样可以使色彩与胎面融合一体，因而坚固耐用，色彩不易脱落。图案色彩有黑、红、白、褐、楮、黄等色。

刻符灰陶尊

刻符灰陶尊出土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000年。用途不清。

刻符灰陶尊的制作方式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为主，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

双鋬（pan）白陶鬹（guT）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7年日照市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

莒州博物馆藏

整器质地细腻，陶色洁白，长流，双柄，造型独特，如一只正引吭高歌的鸟，三只袋足他满，既有稳定支撑的作用，亦可增加受热面积缩短烹煮时间。扁圆腹凸处饰附加堆纹一周。

礼器翘楚一一高柄杯

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时期高柄杯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较大的墓，在地层和遗迹中不见，其形制规整、材料考究、纹饰精美、制造工艺精湛，绝非普通生活实用器，而是专门作为礼仪性用具使用的礼器。

尤其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以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特点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巅峰之作”。

三足盆形陶鼎

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

陶鬶 龙山文化 （距今 4500-4000年）陶鬶（guī）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流行的炊、饮两用陶制器具，主要用于炖煮羹汤、温酒等。

神鸟崇拜一陶鬹

形似鸟形的陶：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这跟东夷族以鸟作为崇拜对象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距今四干多年的少昊氏族部落的时代，以鸟为图腾，用不同的鸟名作为氏族名，由“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24个氏族组成。

由此派生而来的盃，成为后来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

陶鬹是山东地区原始文化中特有的器物，其形状与鸟的形象密切相关。东夷人以鸟作为图腾，这在《左传》中有所记载，其中提到少昊氏以鸟命名官职，显示了鸟在东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陶鬹的制作与使用不仅体现了古人对鸟的崇拜，还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陶鬹的形状和装饰细节，如朝天流象征鸟喙，绳索状鋬象征尾和羽翅，流与口沿处的圆形凸起象征鸟的双眸，三足象征神鸟

陶鬹的三足设计还与古人对太阳的崇拜有关，古人认为太阳是三足鸟的化身，每日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

古人在佩戴玉饰时，不仅注重其美观，还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和象征意义。玉佩可以用来作为礼物相互交换，表达情义，也能当作定情信物。这些习俗反映了古人对玉饰的重视，以及玉饰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玉串饰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

1971年邹城野店遗址M22出士

山东博物馆藏

一组11件，其中10件为环状玉片、呈青、白、灰色、玉色，其中一件为石质。玉片较为偏薄，呈薄片状。

蛋壳黑陶高柄杯（十大镇馆之宝）

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1973年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士的亚売黑陶高柄杯空灵精美，体态修长，通体乌黑，怀身上装饰数道弦纹，高柄中部隆起，其上以镂孔为饰，其内暗盟一粒陶珠，杯身晃动时，陶珠碰撞杯体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设计独到，构思巧妙，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古代艺术珍品，是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代表了史前陶照工艺的最高峰。

甲骨载礼（十大镇馆之宝）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股商时代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也是纪录商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股商时期，祭礼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礼记•表记》曰：“股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甲骨文中常见关于祭祀的卜辞，这足以证明祭礼乃股礼之核心。

禋祀有则

爵，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青铜器，它造型独特、容量有限，在商周时期是用于裡祀的一种礼器，西周晚期演变出一种适于饮用的瓒形杯，到春秋晚期又出现了雀形杯，春秋之后成为酒器的通称。爵容量不大，加热后会迅速沸腾，冒出蒸汽。根据文献和金文记载，古代裡祀仪式即是以火煮鬯酒以歆神明。鬯酒的蒸汽香味浓烈，鬼神乐于享用。

商局时期，巫镍之风盛行，面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全国范围内出土青铜面具的地区有：安阳股墟、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陕西城固、西安老牛坡、北京琉璃河蒸等。

龙形钺铭文商代 成箙卤（中）商代戊鼎（右）

从出士器物来看，钺分为弧刃钺、龙形钺、發前银三种，弧刃鉞自商代中晚期就已出现且数量较多，龙形钺均见于西周以后一签首钺则较为少见。

龙形钺铭文

钺在发明之初是一种武器或者工具，随后逐渐演变为权力的象征物。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钺是长柄带弧刃的一种兵器，同时也有用钺砍头的象形字，说明钺的确是一种武器和刑具

山东博物馆展出的春秋时期的书刻工具是一套非常罕见且完整的工具，共计27件，专门用于制作简牍。这些工具包括铜斧1件、铜锛2件、铜锯2件、铜凿4件、铜削刀7件、铜刻刀2件、铜刻针4件、铜钻2件、磨石3件。这些工具涵盖了从破竹（木）、制片、刮削、修正到组装等整个简牍制作流程。这套工具1978年12月出土于山东薛国故城2号墓（春秋早中期墓），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春秋雕刻工具，为研究春秋乃至西周晚期的书刻工具及其制作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作宝”铜鼎

“作宝”铜鼎作为山东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不仅展示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高超铸造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礼制文化。根据“作宝”铜鼎的形制和尺寸，推测它可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

“作宝”铜鼎制作于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由青铜材质制成。该鼎口径为63厘米，高度为83厘米。“作宝”铜鼎具有折沿、立耳、鼓腹、圆底和三蹄足的特点。口沿下及足上部装饰有兽面纹和扉棱，腹部则饰有勾连雷纹。

鼎食器用

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所谓“钟鸣鼎食”，即是把鼎与钟分别作为贵族所使用的礼乐器的代表。

鼎技功能分有钱（huio）鼎、升鼎、羞鼎等，按用途分有號（shang） 彝、媵鼎等，技外形分有鬲形鼎、匜形鼎、卵形鼎等，鼎的不同样式预示着不同的使用场合和祭祀礼仪。

滕侯铜簋（gUI）

西周（约前1046 前771）

1982年滕姜屯頂庄里西村出土

滕洲市博物馆藏

四恳、鼓阻，魯首形双耳、耳下有物形，图足连方臣。亞師饰小養盲，两侧饰龙饺，方匪和器身以雷紋为地，饰乳钉纹。器内底胡認文2行8“圖俱乍（作）服公宝商县”

铜铺（Pu）

春秋（前770-前 476）

2012 近水是纪王馬1号2出士豆形服，注团图，鹽体形面、幽政八道花总提事，M上際分布西个多

闔感狙网湿齐怍緩空

见。哎獨均为骗題蚊。

宋公铜铺（pｕ）

春秋（前770-前476）

2009年 庄市嗓城区徐楼村M1出土

邸庄市博物馆靈

豆形，覆條形盟，團關有團空奴

饰八窗，厚花形足手，農柄和明叭

形圈足，炸慢空网格快装饰，花图、鱼的中央、醫身熟饰範起仅。

铜敦

春秋（前770-前476）

沼远市毕郭镇墓群出土

烟台市博物馆藏

铜盂

春秋（前770-前476)

铜盂是古代的一种盛水或饭的器皿。考古发现的铜盂数量很少，主要是商代和西周的。有个别方盂。先秦的盂是礼器，也可勒铭传世。《吕氏春秋·慎势》有云：“功名著乎槃盂。

铜浴缶

春秋（前770~前476）

春秋时期的铜浴缶是东周时期楚系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器种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铜浴缶的起源可追溯到两周之际至春秋初期的江淮地区。春秋早期随着楚国东进经略江淮，铜浴缶被引入楚文化系统，并成为楚文化的重要因素。铜浴缶是古代用来盛装液体的器具，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主要用于沐浴和盥洗，与鼎和鉴一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特有的沐浴礼器。

铜罍 春秋（前770-前476）

春秋时期的铜罍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形制和精美的纹饰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铜方彝

铜方彜是一种古代的青铜器，具体来说，它是一种盛酒器。铜方彜通常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为四阿式屋顶状，中脊、四坡角均置扉棱，中脊正中有一四阿式短柱钮。器身为长方形，腹部两侧置有象鼻上卷状耳，圈足较高，底缘外侈作阶状。器身、圈足四转角置扉棱。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穷曲纹、夔龙纹、涡纹等。

铜方彜以其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 方罍代表器主的社会等级更高，显示了铜方彜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铜方豆

铜方豆的豆盘通常呈口大底小的方斗形，豆盖造型与盘相同但可倒过来使用，称为“覆斗形”。豆盘之下是八棱柱形矮柄，柄下是圆形覆盆式足。豆盘与豆盖口均为正方形，盘身下有上粗下细高柄，喇叭圆盘形座。

铜方豆是一种古代的青铜器，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用于盛放食物，尤其是腌菜、肉酱等调味品。

鸟柄铜灯

战国（前475 前221）

淄博市临淄区商王村出土

淄博市博物馆藏

浅盘豆形灯，侈口，折沿，平展、圆足。浅盘中央有一个维形灯柱，盘底接園柄，柄上立小鸟，鸟口街浅盘，双翅收紧；尾翼上翘，方便把持，小鸟全身羽毛刻画精细。

铜车马饰

秦铜车马是古代安车的一种，其中二号车通长317厘米、通高106厘米，总重量为1241千克。马高90.2厘米—93.6厘米、长110厘米—114厘米，通体白色，仅鼻孔、口腔等处施粉红色。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很小，仅容御手就座，后室是供主人乘坐的主舆。青铜马车中，御官俑跽坐于车前室，手中握着辔索。舆室的顶部罩着一面椭圆形的穹窿式篷盖，盖长178厘米、宽129.5厘米。舆底上铺有一面绘满几何纹的铜板，象征柔软的茵垫。车舆内外遍施精美纹饰，其中舆室屏蔽体和车盖以夔龙与凤鸟纹为主，舆的周边及前室的内外则饰以流云纹、几何纹等纹饰。 中国古车博物馆：位于济青高速公路路基底部的春秋殉车马展厅，春秋殉车马以原地原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展厅跨度15米，车马坑南北排列两排。一号坑全长32米，宽5米，殉车10辆，马32匹，其中6辆车每车4匹马驾挽，4辆车每车2匹马驾挽。原车木已经腐朽，在黄土中留下了车的痕迹，车上的铜饰件仍在原部位放置完好。经过考古工作者认真细致的工作，剥剔出车的原形，使每辆车裸露出地面，供人参观。qqwa从车的大小形式分析，车分为两类，小型车是战车，大型的为运东西的辎重车。马骨架保存十分完好，特别是马头、马颈上的装饰品尤为精美，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错铜丝镶嵌绿松石青铜盖豆

战国（前476-前221）

1977年济南长调区归德镇岗辛村战国村出士

济南市长调区博物馆藏

豆盈半球状，喇叭形圆足，圍体状置，扁平圆提手。随、墨均用绿松石順成几何勾连云纹，作工精细。纹饰华丽。

铜鎏金龙形帐勾

西汉（前202-3

铜熏炉

东汉（25-220）

1992年10月10日寿光市纪国故城遗址出土

寿光市博物馆藏

三足五龙戏铢砚

东汉（25-220）

1994年8月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墓

M2墓室出土

沂南县博物馆藏

四神铜执炉

汉（前202-220）

1995年新泰市禹村镇田村砖厂出土

新泰市博物馆藏

铜龟

汉（前202 220）

鎏金凤鸟座

西汉（前202-8）

平度市古岘镇六曲山西汉墓出土

平度市博物馆藏

融通共生

唐宋之时，礼教经过历代的积累和沉淀，并基于当时的国力发展，内化为精神文化。礼的内化，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自觉自信和对外交流中的开放与包容。外来的技术、风格、题材等文化因素融合进唐代宏大而丰富的文化体系之中，萌生出新的文化，彰显出恢弘开放的气象。

龙凤纹贯耳宝月瓶

唐（618 -907）

这件宝月瓶不仅是唐代瓷器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龙凤纹贯耳宝月瓶具有波斯风格，这表明在初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瓶身两面饰有龙凤图案，这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象征着权力和尊贵。瓶身四周对称环绕葡萄纹，这种纹饰可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磁州窑白地褐彩双凤纹罐

元（1271-1368）

2010年菏泽市区元代沉船出土

菏泽市博物馆藏

直口，圆唇，矮领。丰肩，鼓腹。灰胎，胎质粗，胎体厚。口沿处施酱釉，有较明显流釉现象。外壁施白釉，釉色泛黄口沿下以褐彩绘线描花瓣纹，肩部以褐彩绘花叶纹，腹部两侧分别绘飞凤和云纹。

均窑瓷罐 宋

钧窑鼓式瓷洗是宋代钧窑御用贡瓷的代表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坚实的胎质：钧窑鼓式瓷洗以其坚实的胎质而著称，胎体厚而匀称，给人以稳重之感。

2. 古朴的造型：鼓式瓷洗的造型古朴，通常为直口、浅弧壁，外壁口沿下和近底部饰有鼓钉装饰，分别有21枚和18枚鼓钉。

3. 绚丽多姿的窑变釉：钧窑瓷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窑变釉，釉内含有少量的铜，在高温烧制后会产生出如夕阳晚霞、或如秋云春花等绚丽夺目的色彩。钧瓷的釉色青中带红，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

4. “一”字底款：钧窑鼓式瓷洗底部通常会刻有“一”字底款，标明器物的大小。

5. 如意头形足：鼓钉洗配以如意头形足，活泼轻巧，匠心独具，是钧窑瓷器中常见的造型品种。

6. 内外施釉：钧窑鼓式瓷洗通体内外施釉，内施天青色釉，青中泛白；外壁釉色蓝中泛紫，绚丽夺目。

7. 蚯蚓走泥纹及桔皮纹：钧窑鼓式瓷洗的釉面常有蚯蚓走泥纹及桔皮纹，这些是钧瓷的重要特征之一。

钧窑鼓式瓷洗

宋（-1279）钧窑鼓式瓷洗不仅是宋代宫廷陈设用瓷，而且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被誉为“国之愧宝”，历代帝王钦定为御用珍品，入住宫廷，只准皇家所有，不准民间私藏。

九旒冕（十大镇馆之宝）

明洪武（1368-1398）

1970年邹城明鲁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九旒冕是我国目前发现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明初亲王冕冠实物，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礼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冕冠中的每个饰件，都蕴合着传统的宇宙观、道德观和传统文化的理念，冕顶部的能反前圆后力，喻天圆地方，而又前低后高，言王者地位虽高也要有弥下之气；板前后垂旒珠，谓以藏明，表非礼勿视……

九旒冕是中国古代皇帝、太子或封王所佩戴的一种礼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它的名字来源于冕冠上垂下的九条玉串，每条玉串上通常装饰有九颗玉珠。九旒冕的“九旒”中的“九”是阳数之极，象征着皇帝的最高地位。

九旒冕的冕体通常由细竹丝编织成六边形的网格状冠胎，表面覆盖着黑色的罗绢，并镶有金边和金饰框。冠的前后部分通常装饰有金质或玉质的饰物，两侧则有梅花形的金穿孔，用于固定金簪，使整个冕冠稳固地戴在头上。

冕的顶部称为“綖板”，它前圆后方，象征着天圆地方，寓意着天地的博大和帝王的权威。綖板涂有黑漆，以示庄重。在綖板的前后，垂挂着九条玉串，每条玉串上饰有九颗红、白、青、黄、黑五种颜色的玉珠，共计81颗。这些玉珠的材质和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体现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

九旒冕的底部有一个玉衡，连接在冠的两边凹槽内。衡的两端有孔，可以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这些丝绳被称为“玄紞”，颜色通常为黑色。在耳旁，丝绳系着一块美玉，这块玉被称为“充耳”，寓意着帝王不听谗言，只求大德，不计小过。

九旒冕不仅是皇权的象征，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例如，“垂旒”象征着皇帝“目不斜视”，代表着皇帝的明智与公正。它是中国古代皇帝的重要象征之一，不仅代表了帝王的权威和地位，也体现了古代人们对天地、宇宙和道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