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黄寺

草原牧民

西黄寺（West Yellow Temple），又称达赖庙，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1号，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建清净化城塔院，是清初北京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皇家寺院之一，也是达赖和班禅在北京的驻锡地

西黄寺现仅存清净化城塔院，占地面积19000余平方米，坐北朝南，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由三进院落组成。原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排列有牌坊、单拱石桥、前殿、钟鼓楼、垂花门、正殿、清净化城塔、后罩楼。现牌坊、单拱石桥、钟鼓楼以及后罩楼均已无存。西黄寺对研究清朝藏传佛教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清顺治九年（1652年），西黄寺始建，是顺治帝为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所建的驻锡之所。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班禅六世在西黄寺圆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为纪念班禅六世，在西黄寺的西侧建造清净化城塔院。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建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黄寺内部分建筑被八国联军烧毁。民国十三年（1924年），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内正殿重修。1956年，在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后罩楼的原基址新建了二十一间平房。1958年，西黄寺拆除，仅存清净化城塔院。1987年，西黄寺修缮。同年9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成立。同年9月1日，西黄寺举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首届学员开学典礼。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它一传到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第94页）。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继续采取沿用，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萨班在阔端大力支持下，驻锡凉州百塔寺，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下）。正因如此，藏传佛教真跨出雪域，在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

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1186年-1241年），亦称“合罕皇帝”，又作斡歌歹、谔格德依，大蒙古国第二位大汗（1229年至1241年在位），元太祖成吉思汗与正妻孛儿帖所生第三子。窝阔台早年随父征服漠北诸部，参加攻金、西征。西征后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被推为大汗。由契丹人耶律楚材掌领汉人赋税，牙老瓦赤掌领西域赋税。1230年，在汉地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丁税、地税法。次年，与弟拖雷分道攻金。太宗六年（1234年），与宋联军灭金。次年，议定分兵西征中亚、欧洲，东侵高丽，南攻南宋。在位期间，采用“汉法”，立朝仪，建中书省，确定赋税，建立驿站，命路府州县置达鲁花赤，以探马赤军分镇中原，设官分掌军民诸事。晚年统治渐趋混乱。太宗十三年（1241年）十一月病死，在位十三年。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追上庙号太宗，谥号英文皇帝。窝阔台统治的13年中，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以及中亚、汉地的治理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都对草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天王殿

弥勒佛

大雄宝殿

凉州会盟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两族人民从此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沿用，忽必烈为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友好往来，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还成为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并受命创制了以藏文为体式的官方“蒙古新字”，学术界称作“八思巴字”。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

蒙古文，藏文碑刻文字

凉州会谈发生在元朝。‌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进行了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凉州会谈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和藏、蒙民族史上都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这次会谈不仅避免了战争带来的惨重伤亡和破坏，还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见证。

1979年8月21日，西黄寺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西黄寺内的清净化城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政教合一

阔端与萨班见面后，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会谈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至此，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凉州会谈（凉州会盟）展览室

1235年7月，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在漠北答兰答八思地方召开忽里勒台（最高贵族国务会议），决定出兵进攻南宋。蒙古军分兵三路，向南宋发起了全面攻势，由四皇子阔出率中路军，攻取湖北襄阳和钟祥；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取淮河流域；三皇子阔端率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进攻陇、蜀，规复陇右。阔端奉命攻宋时，驻军于今陕西勉县，他没有立即率军南下入川，而改道西进，首先攻取了甘肃的秦州（包括今天水、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和巩州（包括今陇西、漳县、武山、通渭及定西一部分）。在巩州招降了原金朝巩昌府总帅汪世显以后，即令千户按竺尔攻取了会昌（今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随后又回军攻入陕西略阳，击杀南宋沔州知州高稼。1236年8月，阔端亲率汪世显等将领出大散关，令按竺尔领炮兵手为先锋，攻破宕昌、武都、文县等州县。破城后，为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令甘肃临潭、迭部、临洮等地的吐蕃部落也都纷纷归降了蒙古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昌父子归降元军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管辖其地。1236年蒙古军进攻四川，令宗王末哥率按竺尔等，出兵阴平道，按期会师于成都。阔瑞率军与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大战于阳平关，覆其军。蒙古军降服了南宋的利州东路、利州西路、潼川府路等地之后，于同年10月攻入成都胜利会师。1237年，阔端统军北上，驻兵凉州。宋军乘机收复了成都等地，其后阔端派大将汪世显和按竺尔率兵再次夺回。1241年，因蒙古大汗窝阔台驾崩，蒙宋战争暂行休止。

凉州会谈第一展室

凉州会盟，又称“凉州会谈”，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是历朝历代的西北中心。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在武威白塔寺进行“凉州会谈”，并颁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武威白塔寺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凉州会盟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两族人民从此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其发表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

政教合一

从当时的行政区划看，吐蕃三面受敌，势单力薄。阔端在吐蕃的东北面占领了凤翔路、临洮路；在其东面占领了利州西路、利州东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对吐蕃形成包围之势。吐蕃的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畏兀儿、灭西夏时已经直接交界。除东南角上有大理政权尚存外，吐蕃已经处于蒙古大军的战略合围之中，蒙古统一吐蕃势在必行。

展览馆前

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地知道，新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内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西藏地方，根本无力对抗蒙古铁军。萨迦班智达高瞻远瞩，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一方面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一方面为佛法更加弘扬，为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僧人和经卷应邀前往凉州。萨班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直接奔赴凉州，他本人抵达前藏拉萨与拉萨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附蒙古事宜，集思广益，以便思想上有充分准备，后于1246年途经青海及甘肃天祝县到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蒙古和林参加推举其长兄贵由继承大汗汗位的王公大会，待1247年返回凉州，便与萨班活佛举行了首次会晤。

通道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