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往事】，——高中毕业四十年勾起的回忆

猴哥

做学生，我很平庸。对成绩基本没什么概念，但对高中时的一些经历却印象深刻，对这些人和事总是刻骨铭心，让人终生难忘。

我出生在华容农村，父母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人。二老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姐姐是老大，与共和国同龄；大哥1956年出生，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双腿瘫痪；二哥1961年出生，因先天营养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个头不高，身体单薄；我排行老幺。

在靠劳动力谋生的年代，父母为了支撑整个家庭而积劳成疾。姐姐在我刚上小学时就出嫁了。一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没有劳力挣工分，极度贫穷是必然的。

我从小与贫穷相伴，对贫穷的感触很深。贫穷犹如核原料，它有很强的危害性，辐射性广且持久性长。它不仅能伤及身体，还能伤及意志和心灵。它会让人对衣食担忧，对学费发愁；它会让人着急成绩不好，造成恐考，以至于患上恐考症……

大哥天性聪明。虽说从没跨过校门，但在母亲的教育下认识了不少常用字。母亲出生在较富裕的家庭，自幼读过几年私塾，受到良好的家教，知书达理。经常有意无意的向我们姐弟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我们做人要做一个通情理，明事理，讲道理的人……

1976年20来岁的大哥对家庭的困状看在眼里焦在心里，他要摆脱困境，他要出去做事。他恳求母亲说，双腿虽然残疾了，可他有健康的头脑和双手。他可以去学门手艺，靠手艺赚钱来为家庭分忧解难。

母亲心疼地答应了大哥。这样，大哥在家花一年多的时间潜心学习碳精画像，且画功还不错。华容“彭楚藩烈士纪念馆”中，彭楚藩烈士的画像就出自他的笔下。

1977年，大哥就在华容老街麻元巷出口处向好心人讨要了一片屋檐空地，用芦席围个空间，用石棉瓦遮住天面，就在那摆摊画像。从这年起我就陪伴着大哥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其间，我和大哥相依相伴，大哥供我学费和食宿，我照顾大哥出行和生活。

日子在艰难中度过，1981年我幸运的考上了华容高中。

高中生活是清苦的，那时住校的同学居多，走读的同学很少。住校的同学每周一从家里带两罐咸菜，走读的同学在学校中餐时偶尔也带点新鲜蔬菜来校。那时候，学生统一吃的是桶装散饭。每到饭点就由值日同学将饭抬到教室，然后由生活委员把饭一勺一勺地分发给同学们。廖福刚同学当时是生活委员，他有时在分完饭发现桶里还有剩余的饭就会喊我：“猴哥，过来，你长这么瘦，再添点你”；熊三坤是走读的，他时常从家里用个迷你搪瓷缸带点蔬菜，缸子容积不大，最多两筷子菜，自己吃也不够，他有时也会喊我：“猴哥，来搞两片莴苣去”；高作为是住教师宿舍的，他能买到馍，有时在早餐时也会喊我：“幼兵，搞半截馍你”……同学们的这份情谊藏在饭里，附在菜上，溶在馒头内，化入我的身心。

单调的高中生活也不乏快乐。在我的印象中，热衷于学习、视力较差的同学座位基本都靠前排，不热衷学习且视力较好的同学座位都靠后排。我是属于后者，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倒数第一排。不是坐教室最里面的角落，就是坐后门口。说实话，我还是挺喜欢这些位置的，因为坐后面自然方便交头接耳，搞一些小动作。

一天，上完高尔基的《海燕》课间休息，坐我前排的熊三坤扭头对我说，他的名字不好听，别人都爱叫他“三苕”，他要改名叫“熊峰”；然后又坏笑地说我的名字更不好，幼兵是最细的兵，永远的细裸（小男孩）。我对他说，那我就改名叫饶翔（翱翔谐音），像雄鹰在蓝天飞得高高的。

一次地理测验，我在试卷上用拼音写上我的名字“RaoXiang”。老师阅卷后发卷，这张试卷被留在了最后发。那时，姜封贤老师很诧异地问:“这张试卷是谁的？”我站起来说是我的，姜老师很吃惊地张着嘴巴，用搞怪的语气说“你叫饶香呀？还熬雪花膏哦！”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记得有一节语文课，包贵州老师讲《邹忌讽齐王纳谏》，正讲得津津有味，发现我在后面搞小动作未听讲。包老师突然大声喊：“饶幼兵，'妾'是什么意思？”声音像军官喊士兵一样，我弹簧似的站起来回答：“'妾'是小老婆的意思。”老师追问：“么意思呀？”我答：“小老婆。”老师问得突然，我答得干脆。同学们听了，又哄堂大笑！包老师无奈地摇摇头，抬右手向下压了压，我莫名其妙地怏怏坐下。自打那节课后就有同学开玩笑喊我小老婆。四十多年过去了，高作为还时常笑着打趣问我：“你的小老婆呢？”

高中阶段不仅有早自习，还有晚自习。有一次英语晚自习，我在外面玩得有点晚，上自习迟到了。想悄悄地从后门溜入座位。刚一落座，就被英语老师周敢元发现了。他批评我迟到，便要我站起来，我犟着不站。老师过来扯我，可能用力稍大了一点，将我扯了个仰面倒地。我火气“腾”地一下子就上来了，爬起来便要向老师动手。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年少轻狂不懂礼数，愧对恩师！

1983年的秋天，我和葛光军，高作为三人去逛街。走到农机丝网厂门前，碰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他头戴大檐帽，肩扛小盾牌，领挂红领章，身着橄榄色的衣裤。高作为一看便说，那人像电影中的军官，看起来挺威武的。我们很好奇，便大着胆子凑上去问那人他穿的是什么制服。那人很骄傲地说是公安局的警察服。高作为听后，双手一拍说:“这衣服过瘾！”等那人走远后，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伸出右手，将手掌紧紧地搭在一起，郑重其事地抖三抖，发誓说将来一定去干警察。当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入警的门路，更没考虑是否能考得起警官学院，完全是懵懂少年的憧憬。到后来我们三个果真都当上了警察。如今想起来蛮好笑的，幼稚有幼稚的乐趣。

我们班同学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土地分田到户，农村每到双抢时农活就繁忙，靠父母是完全干不过来的。为了减轻父母的劳动量，夏文轩牵头，他骑上自行车分别到赵江华，高作为，葛光军，熊三坤和我家，将我们邀约在一起，到各家去协助双抢。我们年轻有力气，手脚还麻利，干活效率特别高。干完活休息时，各位父母就会把我们叫拢在一起，聚在树荫下，告诫我们说同学一场不容易，是缘分，要珍惜，要像兄弟般相处。

80年代初的华容高中，硬件设施几乎没有，全校教职员工共用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搁在学校前排屋的一间空教室内。1983年夏天，我读高三上学期，连续剧《霍元甲》正热播，好多同学在晚自习时溜去看。有一天我也去了，踮起脚往里瞅，《霍元甲》没看到，却看到了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在演讲，讲她自己的经历，当时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残疾人，拖着病残的身体，处处遭人白眼，赚几个钱容易吗？”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感同身受:我那残疾的大哥不正是这样吗？我转头就回到了教室，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发呆。仿佛是上天特意安排在那个时间点，恰恰让我去听到那一句话。我的内心升起强烈的负罪感，顿觉我是个罪人，在心底深深地自责。从此厌学，逃学，辍学的念想就埋在了心底。学与不学在斗争，回家与不回家在纠结。不上学回家去吧，抗不住母亲眼噙泪花、充满期望的眼神；不回家吧，我那拿不出手的成绩，对不起含辛茹苦供我学费的大哥。每天的我在纠结中继续，在继续中煎熬，没心情听讲、看书，满眼都是大哥用双手捏脚在泥泞中挪步的身影，满眼都是母亲在北风中拿着砖夹，花发被吹得零乱，吃力地往东风货车厢上攀爬的画面，赶不走，抹不掉。时间在折磨着我，终于熬到了84年毕业。

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一年一度的高考就像非洲草原上的角马大军抢渡马拉河，爬上岸了，前面就是大片的肥美草原；没上岸的就要面对水中的鳄鱼。

84年高考放榜后，以班长熊国胜同学为代表的一帮同学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不仅开创了华容高中高考史的辉煌，同时也给落榜的同学以启示和鼓励，考取大学并不非没有可能。

1985年，我带着前面考取大学同学的启示，带着夏文轩、熊三坤、高满生同学的鼓励，带着父母的期许，我选择了复读。11月8日，因经济再一次拮据，我对在一起复读的高作为谎称我要回去参军而逃离了鄂州二中。走到薛沟桥上，我狠狠地将书本扔向了桥下，决心回家开手扶拖拉机，再也不想踏入复读的校门。

1986年的夏天，坚持复读的同学都考取了心仪的院校。

1987年正月初七，夏文轩，赵江华，高作为，高满生，葛光军，廖福刚，熊三坤，他们七人带着相关课本来到了我家，苦苦劝我再去复读最后一次，就在这天我们结为了义兄弟。2月13日（正月16）在同学们的真情感召下，我带着同学们的嘱托，带着父母的希冀，带着辍学在家开拖拉机攒下的积蓄，通过高作为与二中老师的沟通，我第二次去插班了。经过二个多月的恶补，顺利通过了预考，可接下来的高考又犯了“贫穷后遗症”，考得一塌糊涂。

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对我的眷顾吧，最终还是被湖北省人民警察学校录取了。在去省警校上学的当天早上，高作为从汉口古田三路赶回来接我，夏文轩等七兄弟提着衣物、鞋袜前来为我送行。临行前我泪流满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内心由衷的感慨：同学们真好！兄弟们真好！！

时光荏苒，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份师生情和同学情，从未被时间稀释，从未被岁月冲淡。的确，是老师和同学们像纤夫一样，拼尽全力硬生生地把我从泥潭里拖出来并送上岸；是他们让我赶上了人生幸福的末班车。在此，我真诚地向老师和同学们道一声：

谢谢您，我的老师们！

谢谢你，我的兄弟们！

二0二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