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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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怀盛作品《敌后战场》连载

第八章：敌后武工队第1节

作者：郑怀盛 编辑：韩水霖

　　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不间断进行，最终目的是把我军挤出根据地。其步骤是：第一阶段建立秘密特务情报组织和维持会；第二阶段建立军事据点；第三阶段实行“强化治安”。敌人用这一套缓慢的、零星的、隐蔽的，由秘密到公开、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敌占区而游击区再伸入内地逐步“蚕食”的办法，分割和缩小我根据地，使我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遭到一些损失，根据地也受到一些破坏。

1941至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人减到34万人。为打破日军的“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运动”，扭转不利局面、争取对敌斗争主动权，敌后抗日军民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方针。各抗日根据地创造出多种形式的“敌进我进”。如山东八路军于1941年冬提出“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晋察冀边区在1942年初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10月，毛泽东指示晋绥边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

从1941年夏季起，八路军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特务，宣传敌人必败和我军必胜的道理，揭露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动敌占区人民反抗日伪统治。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新的对敌斗争形式，作出了关于普遍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的决定。规定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一）开展对日伪的宣传战；（二）在地方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敌占区的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秘密武装；（三）开展对日伪军和伪组织的下层工作；（四）打击敌人，铲除汉奸；（五）掩护交通与进行经济战。依据上述决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由军分区或主力旅选调政治坚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营以下干部和优秀战士，敌工干部、翻译人员（有的地区还有日本反战团体成员），同地方党、政机关选调的干部统一组成若干支短小精干、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在此种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瓦解敌伪军，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武工队内部组织结构，设队长、政委。队长必须是部队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县级以上干部。县政府派代表在武工队内工作，或由政府委任武工队内一人担任，以之提高政府在敌占区的威信。战斗骨干除少数骨干来自部队，多数是动员当地青年自愿参加。敌伪汉奸对我武工队领导、县区干部，凡是抗日的人，往往一律都叫“八路军”、“新四军”。各种武工队，一律归军区、军分区直接领导与供给。一支武工队，往往就是开辟一个新区的领导班子。

1943年，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斗争。至年底，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军民收复2000多个村庄，建立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冀中区军民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600多个，收复3500多个村庄；晋绥军区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抽调320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并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共拔除日伪军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派出近千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到边缘区和敌占区打击敌人，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收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山东军区抽调600名干部，组成43支武工队，大力开展边缘区的斗争，共拔除日伪军据点340多个，并促使伪军溃败、逃亡7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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