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东馆（四）:青铜器馆下

可爱鱼头

龙纹扁足鼎：商晚期，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此鼎立耳，方唇，浅腹，圆底，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且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这种扁足的设计使鼎的支撑点缩小到最低限度。造型设计构思巧妙，使整个鼎有稳定感。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图案结构别致协调。 厚趠方鼎，西周昭王时期高21.3cm，口径13.3cm，口径17.4cm，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捐赠，鼎四壁是有变形兽面纹，兽面双角下垂，尖端又做勾曲形向上卷，和鼎足上外卷角兽首相呼应，显得整器威严庄重。 内壁铭文记载了此鼎为厚趠所铸，用来祭祀父亲“辛“，厚趠方鼎在宋代即已著录，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成为著名收藏家李荫轩先生旧藏。 大克鼎：西周中期孝王时期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附近的一个西周古墓，捐赠者：潘达于女士。1951年，苏州南石子街一处大宅内，工友挖出两个鼎，一个大盂鼎，一个大克鼎。鼎的主人是潘达于的爷爷潘祖荫。潘祖荫官任军机尚书，当过咸丰皇帝的侍读。潘祖荫去世后，为了保住大鼎，弟弟潘祖年举家搬回苏州，1937年苏州沦陷，潘家的孙媳妇潘达于将大鼎秘密埋入后屋。建国后，潘女士将两个大鼎捐赠给国家，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上博将大盂鼎赠送给了新落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高93厘米，鼎口直径76厘米，重201.5公斤，比大盂鼎重了近50公斤。一共有290字铭文，字体书写严谨，是西周金文的典范。记述了这只鼎是铸造于周孝王时期，以及大贵族克的家族史还有因功收到周孝王赏赐的故事。铭文后半段详细叙述了周王对克的册命的内容，大克鼎和大盂鼎/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 大克鼎的纹饰体现了周人独特的审美，造型和纹饰都非常大气，口沿下面是装饰了一周三组的变形兽面纹，脸部轮廓都是由一些抽象化的线条组成，兽目比较具象，腹部是装饰了波曲纹，连续一周，产生了很强烈的波动感/节奏感和韵律感。 立耳宽厚，腹部微垂，三足粗壮。双耳上装饰了变形的龙纹，有三个龙头，但是它们的躯体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上流行的纹样就是趋向抽象化，如西周晚期的旅钟，龙纹壶，虎簋，所以说大克鼎在整个中国青铜器工艺上是个转折。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高56.2cm，口径56.3cm，这件春秋晚期的交龙垂鳞纹鼎为典型的楚式束腰鼎，束腰收腹反映了楚人对灵巧，生动之风的喜爱，此鼎器型既威武雄强，又灵动张扬，纹饰更是繁复雅丽，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典型器。 芮伯壶，西周晚期 器身上可见蝉浮雕和波曲纹。 鳞纹瓠壶，春秋早期 莲瓣盖龙纹壶，春秋中期高76.4厘米，腹径39.5厘米，重量22400克。这件莲瓣盖龙纹壶，器形高大，圆壶。敞口，束颈，溜肩，垂腹，圜底，镂空的高圈足。器身以弦纹分隔为几段，每段各自饰有形态各异的交错的龙纹，颈部上段为蕉叶纹，內填变形龙纹。肩部交错的蟠龙纹中，有相对而立的带翅膀的龙纹，非常特别。整壶造型雄伟端庄，尺寸巨大，做工精良，造型、纹饰都有楚文化特点。一只十分难得的珍贵的春秋铜壶。 两只圆雕龙形耳附于颈部对称两侧。 带盖，盖顶平坦微微隆起，交错的细长龙纹，并附八瓣透雕龙纹的莲瓣。 缠绕交错的龙纹。 鸟兽龙形壶，春秋晚期 镶嵌画像纹壶，战国早期，高 34.1cm，口径11.6cm，这个壶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盖面平，立有三只水鸟，壶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壶身镶嵌了丰富画像纹，花纹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整个纹饰中人物近百个，却没有一个重复的姿势，造型极其优美，比例合理准确，构图严谨，整个画面气氛热烈，生动活泼，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 器盖上立有三个水鸟，盖面上是奔跑的动物图案。 壶颈部为第一区，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 第二区位于壶的上腹部，右面一组为宴享乐舞的场面，七人在亭榭上敬酒如仪。下面是乐舞部分，图中三人敲钟、一人击磬，一人持二锤敲打鼓和丁宁，尚有一人持号角状的吹奏乐器在演奏，表现了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左面一组为射猎的场景，鸟兽鱼鳖或立，或飞或游。四人仰身弋射，一人立于船上持弓作射状。 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位于壶的下腹部，图中人物也最多，一组为陆上攻守城之战，横线上方与竖线左方为守城者，右下方沿云梯上行者为攻城者，短兵相接，战斗之激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另一组为二战船水战，二船上各立有旌旗和羽旗，阵线分明，船下有鱼鳖游动，表示船行于水中，双方都有蛙人潜入水中活动，作者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准确地抓住每一人瞬间的具有特征的动作，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装饰，给人以敦厚而稳重的感觉。 鱼形壶，西汉 镶嵌狩猎纹豆，春秋晚期 镶嵌几何纹敦，战国晚期 鄂叔簋：西周早期高18.7厘米，口径18.2厘米，很可能出土于湖北随州的羊子山墓地，是1959年上博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冶炼厂从一堆即将被大炼钢的废铜烂铁钟抢救出来的，鄂也写作“噩“，正是商末以鳄鱼为图腾的神秘鄂国，鄂国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鄂侯更是与鬼侯，文王并称为纣之三公，鄂叔簋除了这惊人的历史，方座内竟然还挂着一只青铜铃铛，虽历经千年，现在依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关于这个铃铛，主要有三种说法：1是服务员说，2是氛围说，最后是炫技说，就是铸造工匠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铸造技术。 底座的凤鸟纹 甲簋，西周早期，1925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器内底铭文有一字：甲，应是器主人的自名。簋高29.8厘米，口径22.5厘米，座每边长21.2厘米，重6.48千克，广口翻唇，直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座面四角饰牛头纹。 颈部、圈足及方座的每一面皆饰各种形式的鸟纹，腹部饰乳钉雷纹。 颈腹两侧的耳为兽首鸟身的形式，下接垂珥。 方座分别饰三种鸟：上沿两两对称，凤鸟分尾下垂；下沿为对称长尾卷曲鸟纹；两侧为伫立式向背的鸷鸟。 虎簋，西周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不同，晚期的虎簋身上布满了抽象化的波曲纹。 晋侯dui盨，西周晚期高22.2cm，口纵20cm，口横26.7cm，山西曲沃县北赵村一号墓出土，这个盨呈长椭圆形，两侧附有双耳，盖上有四环钮。 盨盖顶饰长鼻龙纹，盖缘和器口沿饰鳞纹。 四足为侧面蹲坐人像，长臂伸举托住器底。 器盖同铭记载此器为晋侯作，对于研究晋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晋侯稣钟：西周，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群。编钟的主人是西周晚期的晋侯稣，捐赠者：张光裕。晋国最早的都城就在曲沃县曲村附近，晋侯墓地群更是沉睡着九代晋侯和他们的夫人。1992年，晋侯墓地8号墓被盗，大量出土器物被偷运至国外，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未被盗走的数十件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是小号的青铜编钟，同年，上博馆长马承源在香港淘宝时发现14件编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资助下，以100万港币买下。 这14件编钟铭文为晋侯稣钟。与另外两件小编钟铭文连贯，也就是说这16件编钟正是一组，晋侯稣钟均为甬钟，编为两组，每组八件，第一组是大型甬钟，第二组是中小型甬钟。都装饰连珠纹和云雷纹，钟上铭文用利器刻成，16枚编钟上的铭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33年，晋侯率兵跟着厉王巡视东国，南国，然后奉命征伐凤夷，晋侯率领晋军攻城略地，斩杀俘虏大片敌人，获得厉王赏赐，这段历史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整体价值不言而喻。， 目前14枚晋侯稣钟藏于上博，另外2枚藏于山西博物院。但这次去上博，16件稣钟是合体的。这些甬钟是西周不同时期的，钟的表面还有鸟形纹样，图案暗示着乐器的使用诀窍，敲击鸟纹，发声不同于正面击钟，更加清脆的侧鼓音，正如鸟儿鸣唱。侧鼓音通常比正鼓音小三度的音程，一钟双音，扩大音程。 龙纹钟，西周晚期 钟身上缀满变形龙纹，乳钉为长枚乳钉。 四虎镈，西周晚期 秦公镈，春秋早期太公庙青铜器窖藏被发现时共有八件编钟，分别为三件秦公镈和五件甬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秦公镈通高75.1厘米，镈身高53厘米，重62.5千克。这套编钟为秦国第五位国君秦武公所铸，镈外侧有铭文135字，记述了秦国自接受周王封侯以来顺应天意将秦国发展壮大，自己也要效防先辈励精图治，令国泰而民安，于是铸造此钟。 镈钟四面的扉棱与钟钮都是由蟠曲缠绕的龙构成，它们相互交织浑然一体。 蟠龙纹镈，春秋中期 大晟蕤宾中声钟，北宋高27.9cm，口纵14.5cm，口横18cm，大晟蕤宾中声钟制作于北宋政和年间，大晟钟是宋徽宗为统一全国音律高低而基准古乐12律所铸造的新钟，此钟的背面刻有铭文“蕤宾”，代表此钟为12律中的第七律，大晟钟对于现如今研究宋代黄钟标准音高具有重要意义。 子仲姜盘：春秋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出土于山西地区的一座晋侯墓，捐赠者：香港太阳集团总裁叶肇夫先生。子仲姜盘出土后秒盗出国门，叶先生在澳门古玩市场闲逛时发现，以3750万元的价格赎回并收藏，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捐赠给上博。 盘，水器，当时贵族洗手盛水专用，子仲姜盘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设计新颖，盘中央立有一雄性立雕水鸟，立雕游鱼，立雕青蛙，浮雕乌龟，有两个龙形耳朵三个虎形底座，盘内共有31个青铜水生动物构成的水上乐园。其中11个是圆雕，另外20个是浅浮雕，整体装饰精美，但又质朴浑厚。 盘上共有32字铭文：“隹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根据铭文的意思，就是六月的某一天，晋国大师为他的夫人仲姜，就是姜家二小姐，做了一个又大又好的盘，子仲姜盘竟然是当时一位爱妻的官员为自己老婆“子仲姜“定制的爱情信物。 这个盘最出彩的地方就是盘里的圆雕小动物都能做360度的原地旋转，2015年7月，上博引进了X-CT设备，谜底终于解开，它里面的轴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构，一种如青蛙：下面是一个圆柱，上面是个球形，防止了这个小动物会脱出来，但又不妨碍它的旋转，另一种如水鸟，里面的圆柱慢慢会收成一个圆锥，配合小动物背脊上的一个卯口，等于说它不会形成旋转的偏角。 齐侯匜：西周晚期高24.7厘米，流至口长48.1厘米，顾榴先生，沈同樾女士等捐赠，青铜匜中的王者，形制硕大，魁梧稳健，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龙尾向上卷起，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造型生动有趣，西周时期，齐国君主为他的夫人——虢国君主的女儿虢孟姬制作了这件青铜匜，故名“齐侯匜“。 古代，盘和匜 这两个是兄弟，经常携手出现。是古代贵族在参加祭祀和宴会时专门用来洗手的工具，用青铜匜来装水，泻水于手，底下用青铜盘来接洗手的污水。长者举匜，幼者举盘。 透雕蟠龙纹鼓座，春秋晚期高30cm，圈足径53cm，这件春秋晚期的透雕蟠龙纹鼓座是建鼓的底座部分，整器呈半球体，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来插放鼓柱，鼓面上攀爬有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蟠龙。龙的双眼都呈现为圆形中空，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此器造型立体多变，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这是建鼓的复原图何为建鼓，我之前在湖北博物馆的青铜乐器篇有详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看看。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为吴越文化的范围，在今江浙/湘/赣和皖南一带相继出土了许多吴越青铜器。器类/器形和纹饰多仿自中原，亦有浓厚地方风格的器物，兵器铸造技术极为高超，大铙也颇具特色。吴王夫差盉：春秋晚期出土地点未知，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捐赠者：何鸿章。1995年，上博馆长马承源在香港淘宝发现了这只盉，香港富豪何鸿章以150万元买下捐给上博。 扁圆形腹部，器底下接三兽首蹄形足，曲颈龙首流，与流相对一侧饰有扉棱，铜盉通体装饰龙纹，特别的是盉的弧形提梁内部中空由透雕交龙纹相互纠缠成完整龙的造型。认为是用失蜡法造成的。 铜盉的肩部居然还有铭文：“敔yu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告诉大家这竟然是夫差为一女子打造的铜水壶。夫差在位23年，目前所见存世遗物多为兵器和鉴等，以往此盉未见流传，弥足珍贵。博，那这个盉是吴王送给谁的呢？目前没有明确的信息。 兽面纹龙流盉，春秋中期高30.1厘米，全长39.2厘米，重量：3.65公斤 此器设覆碗状的盖，盖顶是蟠旋而出的龙头，盖边和颈旁各设一钮，应有短链相联，今已遗失。 盉的颈部所饰的龙纹，具有吴越文化青铜器上常见的仿西周纹样的特点。 流为张口的龙形，与之对应的鋬，上端亦饰龙首。 盖面和腹上饰兽面纹，兽面纹的细部纹饰多处突起，体现了春秋青铜器特有的装饰手法。 变形兽面纹铙，春秋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鉴：《说文解字》中说：鉴，大盆也，就是一个装水的大盆子，冬天可以热菜，夏天做冷饮。 吴王光剑，春秋晚期吴王光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这把剑的长度在青铜剑中，除了秦剑以外很少能看到这样的长度。从剑柄长度来看，还是单手剑（相比之下，秦剑的柄很长可以双手持握）。所以可以推算出，这把剑的使用者吴王光也有着比当时绝大多数人高大强壮的身材。剑长：77.3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长：65厘米重量：1公斤 铭文：剑身近剑格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越王州句剑，战国早期形制和越王勾践剑略同，剑格同样有鸟篆体铭文，镶嵌绿松石，州句（勾）是勾践的玄孙，湖北和浙江都有出土，据说存世有11把。 兽面纹戈，战国 虎纹戈，战国 中宫雁足灯，西汉建昭三年高14.1厘米，盘口径11.8厘米，中宫雁足灯以逼真的雁足造型做灯柱和底座，雁足之上承托了一个容纳灯油的圆形灯盘，在灯盘底部以及盘缘外侧还刻有一系列铭文，清晰地记载了制器年代，工匠和监工的名字，重量，甚至包括在何处使用等信息，由此可知该灯应是西汉元帝建昭三年为中宫的内府所造器用。这是流传有序的一件西汉文物，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属于同批次，可燃油可燃蜡烛。 鎏金鹿形镇，西汉小黑板:镇是压在席子四角的器具。汉代及其之前人们的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 因此普遍使用席子, 为避免起身和落座时折卷席角,遂出现了席镇。 八牛贮贝器，西汉高51cm，口径35.5cm，这件西汉时期的八牛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是滇族青铜器中极具特色的一类器物，也是古滇国王侯贵族象征财富，地位和权利的专用存钱罐，整件器物铸造精美，体现出古滇国青铜工艺的超高水平。 滇文化青铜器:滇是战国秦汉时西南夷的主要部族之一;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类型繁多。专门用来放贝币的贮贝器,动物搏斗纹饰件和各式工具、农具最具特色。鎏金、镶嵌和线刻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五牛枕，西汉 鸟兽纹鼓，西汉 蛙饰鼓，南北朝 上海博物馆东馆的重要青铜器就全部介绍完了，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希望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