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时代，为何参加解放战争的将帅们个个拥兵几十万上百万却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是《何典》？

杨立新

　　在毛主席时代，为何参加解放战争的将帅们个个拥兵几十万上百万却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是《何典》？因为当时我党的整风整党等运动不只是开开会，那可是实打实要人掉脑袋的。

我们都以为国民党狠心，其实共产党更狠。因为共产党把一切心软和所有温柔都留给了人民，把所有的暴力都留给了自己。细数一下，从红军成型到而今为止，战场上没有一个整军叛逃的，张国涛叛逃时，连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走，更何况谁敢说自己叛逃后，你底下的人都能跟着你当军阀呢？

当年，刘伯承元帅在与一位高级准将领谈工作时，就曾经说过，从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大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他们的话，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一定要听指挥，不然我就从你们这几个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对党内的人是多么的严格。

对于博览群书和熟悉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历史的毛主席来说，开国这帮大将能想到的，他早就想到前面去了。你以为当年发动的“文革”一无是处吗？否也。

当年，北京大学同意借出部分空房给部队。但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知道后，认为部队驻学校不合适，决定不驻学校。最后，这个部队驻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本来一件很平常的事，康生硬把它说成是彭真和贺龙调动部队搞“兵变”的政治事件。北京卫戍区听到康生7月27在北师大讲“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后，认为事情重大，即派人进行认真调查。但调查人员于7月29日向康生写了一个正式报告，说明了卫戍区曾打算向北大和人大租借房子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二月兵变”问题。

8月2日，小平到人大参加群众大会，有人向他递条子问：“‘二月兵变’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当时，小平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但他无畏地站出来，说：“这个二月军事政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给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接着他又十分肯定地讲：“我郑重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再谈这个问题了。”陶铸也在会上明确指出：没有“二月兵变”这件事。

自从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而且1966年2月正在广州休养。他怎么调动部队？特别是在当时“文革”非常时期，在首都北京不要说调动一个建制团，就是只调动一个营，甚至一个建制连进城，都必须由毛主席亲自批准。

在小平、北京卫戍区澄清了事实真相后，康生继续在群众中煽动，后来他又向“贺龙专案组”布置，将“二月兵变”作为贺龙的现行问题进行清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逼供信。这足以证明，康生捏造“二月兵变”的谎言，完全是出于迫害贺龙，向林彪邀宠的政治需要。康生捏造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出笼后，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打倒贺龙的高潮。林彪见整贺龙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亲自出面策划了一系列活动。

“文革”十年，部队不乱，连战功赫赫党章定下的接班人林彪又能咱样？

　　林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文革”中，他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乘坐的飞机坠落在蒙古国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约60公里的蒙古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噶盆地坠毁，机毁人亡。

2008年9月13日，一个（群）没有留下姓名的悼念者来到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专机坠毁地，在林彪等人的墓前，埋下了一个墓碑，墓碑上刻着：“九一三遇难者之墓”。“叛逃者，谁有好下场？

1971年9月13日夜，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

当飞机已经快要进入蒙古国，周恩来将情况急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可毛主席沉思良久，从容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毛主席博览群籍，可以说天下之书无所不读，除了读古代典籍中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颇有兴趣地读了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主席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时，需要查很多很多的书，有的甚至很难查到出处。比如这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当时大家知道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直到多年后，有人才查出这句俗语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何典》。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林彪时，还直接引用过《何典》中的许多言辞，如“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因而毛主席认为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

在中共九大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是绝无仅有的。但九大后，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与毛主席的矛盾却日益加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开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自己想当主席。毛泽东愤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主席为挽救他而“批陈保林”，把林彪的名字从文中去掉了，而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呢？林彪却变本加厉，加紧了篡权的步伐，甚至心生歹毒之计，想阴谋刺杀南巡途中的毛主席。可毛主席是什么人？毛主席心中装着人民依靠人民，人民的汪洋大海藏不住林彪的心思。林彪要搞的事，一切皆在掌握之中，所以毛主席才说他真是“不可救药”也！

在毛主席看来，林彪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得了“死病”，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毛主席还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话：“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主席看来，林彪这小儿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纯粹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林彪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真是“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几句话用以描绘林彪，真是既形象又贴切。当时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主席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说：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

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想方设法才弄到了一本。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的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体小说，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张南庄书宗欧阳询，诗法范仲淹、陆游，著作等于身，但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攻入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唯独《何典》幸存。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绝世才情。

《何典》的奇特之处在于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幽默”文体，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谨。

作者主要通过对“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和福祸的描写，嘲笑了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在鬼蜮世界，到处都是“有钱能使得鬼推磨”的金钱至上观念，也充斥着“杀人弗怕血腥气”的冷漠和残酷。作者借此讥讽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黑暗现实。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是应有尽有。

《何典》的想像力极为丰富，书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来欢天喜地、笑断皮肚肠根。

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这些都与张南庄张大才子有关！

1926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在厂甸旧书摊上购得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申报馆印行的滑稽小说《何典》，十分高兴，迅即加以校勘标点，又略加注释，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一时颇为畅销，到1930年4月已印到第四版。

《何典》是一本很“另类”的书，流传不广，鲁迅因为写小说史要买这本书，想了不少办法，始终没有找到。刘半农运气好，竟于无意中得之，他放下教授架子来出版这本书，据说也有一点不得已的情况——那时国立大学拖欠工资日趋严重，教授愈教愈“瘦”，非另外想点办法不可了。

　　《何典》出版问世后，风靡一时，跟鲁迅的大力推荐有关。

刘半农深知鲁迅对古代小说研究有素，于是请他为新版《何典》写一篇序。鲁迅很快就把题记写来，其中讲起《何典》一书的价值：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文化人在书斋里坐不住了，《何典》开场白中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成了对时政最好的注解。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何典》是他做嬉笑怒骂文章的范本。同时，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不断提到和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然而，也有一些当时的“文人雅士”，他们责难《何典》“不入流”。刘半农说：“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鲁迅怒而撰文：“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这件事，就好比而今，有人当年说刀郎的歌不入流何其相似。

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围绕《何典》的论战，肯定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也可以肯定，他正是此时期读了《何典》，并且反复读了一生，受用一生，也预言了而今出现的某些乱象。

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毛主席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２，官场现形记４，子不语正续３，三国志４，高中外国史３，高中本国史２，中国经济地理１，大众哲学１，中国历史教程１，兰花梦奇传１，峨眉剑侠传４，小五义６，续小五义６，聊斋志异４，水浒４，薛刚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义２，洪秀全２，侠义江湖６。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很多人是闻所未闻，比如《何典》。

张南庄擅长运用生动的方言俚语展开叙事，处处闪烁着民间的智慧。他的语言风格与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着共同之处，这也是毛主席如此引用和推荐《何典》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1965年的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的最后两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放屁”一词使全词幽默横生，很大可能就是借鉴自《何典》。因为何典的开篇第一章的“词曰”中的两句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同时，在《何典》的鬼蜮世界里，到处都是“有钱使得鬼推磨”的金钱至上观念，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担心也最怕发生的事，因而对人民更柔，对党内更狠！

　　注：资料及图片等来自网络和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