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一兵的故事

静如练

一一记邱洪发同志的军旅生涯

邱洪发同志是我在辽宁大学读书时老校友赵萍(曾用名赵漢萍)的丈夫。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我们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唠起嗑来都是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或者是老伴的往事。而我的这位老同学赵萍对老伴邱洪发敬爱有加。他们结婚五十四年，那日积月累的爱自不必说。在2014年，赵萍以带病之身录写2万4千言的《邱洪发军旅生涯纪实录》，还有《邱氏家谱》等。她说，我不想当他唯一的听众。他虽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模范，但自幼入伍，二次出国参战，亲身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和战斗的青春，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工程建设，轰轰烈烈，很不平凡。虽然不是战役的领导者，但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经历，战友之间的友情，与当地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流露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家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让亲友、子女和战友们了解一些他所走过的革命历程，怀念这些不平凡的年代、这些最可爱的人。为这种大爱精神所打动，我选摘这"普通一兵的故事″，配上照片，做成美篇，与友分享，并以此篇敬祝邱洪发同志90华诞！

邱洪发照片胸前的纪念章:

上左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上中2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上右为 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纪念纪念章

下左一 东北解放纪念章 1948年

下左二 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1年

下左三 朝鲜祖国胜利纪念章（朝鲜颁发）

下右1上 1952年中国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和平鸽纪念章

下左下1 朝鲜颁发祖国胜利纪念章

篇首邱洪发照片拍摄于2022年10月

十三岁参军入伍

我8岁上小学，一年级是隋老师，二年级是艾永喜老师，一三、四年级是刘焕然老师。我学习中等，60名学生中排30名左右。我曾亲眼见到父亲在山上搂草时挨日本兵打，所以在所有的课程中不爱学日语课。

1946年，我 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家里没有一点经济来源。我们家有6个孩子，当时大姐16岁、二姐13岁、二弟弟8岁、小弟3岁、小妹妹才几个月。时逢战乱又遇自然灾害，几乎家家缺吃少穿，我们家就更加艰难。我小时没鞋没袜子穿，冬天老母亲给做的布棉鞋，姐姐们的旧袜子修一修，缝一缝接着穿，夏天都是光脚走路。

1946年安东(现丹东)二次解放，我参加了儿童团，手拿红樱枪站岗放哨、斗地主，当时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特别神气并美得够呛。

到了夏天，我看到部队有小兵，我也产生了当小兵的念头，就天天往部队驻地跑。我每天饿着肚子、光着脚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后来把左脚第二个小脚趾指甲都碰掉了。人家总说我太小不要我。1948年7月14日我又跑到帽盔山下一支部队驻地，正好碰到辽东教导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杨全福。我向他要求当兵，他问了我的家庭自然情况，又问我，“你真要当兵吗？当兵也苦啊！”我说真的要当兵。他说：“当兵是革命军人，你当兵革谁的命呢？”我觉得“革”和“割”不一样，是好的意思吧，我就说：“革穷人的命!”。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他说：“你革穷人的命还能当八路吗？”我就说这个“革”是好的意思，不是割头的“割”。他认为我还理解些政治问题，就说：“现在中午了，你在这吃饭，下午再说”。

下午，他写了一张字条叫通信员把我领到大队部来见大队长，大队长看完字条问了几句话，就用笔在杨队长给他的信上批了几个字带回给杨队长。回来后，杨队长当场就宣布：“经大队长批准，你今天就入伍了”。过了两天，给我发了一套改小了的军装，帽子的前边有二个扣子；二双新布鞋，鞋底沾胶，鞋面周边是黑皮子的，因为我脚小发的是女兵的鞋；还有木柄的牙刷和牙粉。从此我穿上了自己的新鞋。半个月后，区政府派人敲锣打鼓把“入伍通知书”送到家里，家里在土改时分了几亩地，由政府包耕包种包收，从此母亲作为军属优待对象了，家里经济状况也随之大大改善了。

1948年10月，国民党又要进攻安东(丹东) 了，我们教导大队转移到了辽东省柳河县。路经辑安时遭遇国民党部队袭击，当时我们大队医务人员中还有一位日本籍女兵叫宇都宫温子，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带着我行军，帮我背行李，一起通过封锁线，边走边喊：“小邱快跑”。(不知她现在何处?)到了柳河后，我被分配在八队部当通信员。(非常巧的是我住在一户姓崔的老乡家中，而我弟弟邱洪生1963年入伍，在柳河也住在崔家，唠起来才知道我们二个姓邱的是亲哥俩。)1949年，辽东军区和辽东省在安东浪头组建荣军职业学校，我在校部当勤务兵，还到卫生队当过一年多卫生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荣校迁到今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1949年至1950年全军大复员，辽东省成立“辽东复员军人委员会”负责接收工作。省委书记刘澜波、省军区沙司令员兼职正副主任，路云为秘书长，我由荣校调来沈阳给路云当勤务员一年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调到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一营当通信员，1951年2月入朝，部队改为志愿军后勤五分部防空营。1948年穿黄军装，帽子上有二个扣子，1949年在荣校穿黑色或灰色军装，1950年又改为黄军装。

1949年邱洪发於辽宁安东(现丹东)。

1950年邱洪发在沈阳。

十六岁入朝参战

1951年我在辽阳县刘二堡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营营部当通信员，营长是任尚智，路云的警卫员于忠诚在连队当排长，看我小就分到理发班。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一步展开，2月3日春节前我们部队赶到丹东，坐闷罐车一个晚上到朝鲜定洲。下火车后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几天走路到达平壤附近，经过清川江后到了新安洲，住在老乡家。把背上的米袋子里的米拿出来做饭，朝鲜大嫂给了一碗豆腐丁和咸菜，十几个人吃一顿美餐，全营在平壤西边鼓圈里休整，我营四个连，每连二百多人，负责从定洲到三八线沙里院朝鲜西线的防空哨，打防空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因为有很多特务藏在暗处，他们一方面给敌机打信号弹，一方面专打防空哨兵。有一个排连续被打伤十几个人，排长董保太总批评战士不小心观察周围情况，一次在他骑自行车去哨位检查时手臂也被打伤了。营部有位鲜族姓裴的军医，因为穿着呢子衣服被认为是大官，在上厕所时被特务杀害了。有一次我和班长一起执行任务，在顺安遇到敌机轰炸走不了，班长说：“咱们如果在这牺牲了，北京有我们的名字，死也值得了”。让我深深感到军人的光荣和责任，所以一点都不害怕，还很自豪。敌机每天都来轰炸和扫射，还经常扔定时炸弹。二连有一位副班长叫初家生，在万城附近执行任务时看见公路上有一颗没炸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运输通行的安全，他不怕牺牲，将炸弹挖出来移到路外100多米处，当他刚回到哨位时，炸弹爆炸了，保证了公路运输的安全并荣立一次二等功。

我们理发班几个理发员在西线各个哨位上，几百公里的公路上来回为官兵理发，因为单兵行动危险，每位理发员配一个人协助，共保安全，我就像今天的保安，当了“理发员的助理”了。后来我又回到通信班当通信员。

母亲从我出国参战就十分耽心我的安全。经常站在家中院子里往江边瞭望，我捎信给母亲说我当理发员不打仗，别惦记我。而母亲却时刻在挂念我。

1952年防空独立营被志愿军后勤警卫一团收编为警卫一团一营，驻在平壤北部10公里左右的西埔，负责后勤22大站仓库的警卫工作。东平壤是朝鲜政府机构所在地，战争中被炸平了，西平壤是居民区，基本存在。那里有很多华侨开的面馆，门前挂个罗圈，下边吊个红布写着“中华料理”。偶尔在休息时我们可以去平壤。每月津贴费1万元(现1元)可换500-600朝币，吃饺子钱不够，可以买二碗抻面，至今回味无穷。

朝鲜孩子爱跟志愿军玩，还学说汉语。有一次回来看见路边有一辆报废的美军坦克，朝鲜儿童在上边玩，忽然美军飞机来轰炸，炸死了不少人，还有几个孩子，很惨。隔不久西埔的火车站附近有一个防空洞一次就被炸死一百多人。在战时有一条经验，如果防空洞就一个出入口，炸弹落在洞口时，里边有多少人可以震死多少人，一个都不剩，主要是震声波把人都震死了，因此防空洞必须二个以上的出入口才能安全。

1950年11月25日，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敌机空袭时牺牲。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领袖的儿子和大家一样主动要求入伍参战，跟随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司令部任团职参谋。1956年工程兵 107 团在当年志愿军司令部后的山上，用推土机推平后，为 300 多名烈士修建一座陵园，为毛岸英单独修一座大墓，前边的墓碑上写着：毛岸英烈士之墓。后边是政务院副总理、文学家郭沫若写的碑文。我在参加志愿军工程兵政治指导员培训班时经常去陵园瞻仰烈士墓园。现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墓没了，新修了一座墓。

当时朝鲜严重缺粮，有一个妇女为了要点粮食，当哨兵的面脱裤子，哨兵一手捂眼，一手挥她走。班长说他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不受拉拢，这个战士因此立了三等功。

有位家在沈阳姓张的班长是五分部执法队的，他给我讲过一件事，我们防空营二连一个副班长 18 岁叫王焕章，早上从防空哨下岗后堵一辆朝鲜人民军的汽车回驻地，人家不拉他并产生纠纷。他不知枪膛上了子弹，误杀了朝鲜人民军一位汽车司机，他被捕了。军法处押着他到各部队轮审，教育大家。志愿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洪学智让我们营找朝鲜部队征求处理意见，任尚智营长没找到，后来王焕章被枪毙了，执行死刑前张班长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我们内心很可怜他。任尚智营长被降为副营级，教导员张毅（原甘泗淇的警卫员）被撤职，拘留时由于甘泗淇过问此事，另行分配当协理员了。

受伤

1951年9月，我们执行任务坐戈斯 51 外出时遇到敌机轰炸，翻车掉进一个大弹坑里。我的右臂摔骨折了，关节脱臼肿得厉害，耳朵也出血，被送到安洲野战医院住在老乡家。后来又转送回丹东五龙背，以后又转到大连市第二医院。医院有位苏联女大夫，有一支假腿，她否决了别人要我动手术的意见，说不用手术，用腊疗。效果很好，骨头长好后不细看看不出来毛病，保住了我的胳膊。

医生护士都比我年龄大，对我非常好，我出院后还常给我写信，护士王淑媛总来信，还帮我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寄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可以说这个四角号码字典使我终身受益，这本字典我至今还珍藏着。她弟弟也来信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他也参军了。还有人把信写到家中，我回家后才看到。人们对志愿军十分热爱尊敬。1952年春节，大连市组织春节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病员，我见到“党的好女儿”赵桂兰。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1952年春节专门到大连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我也有幸的看到他演出《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

在医院住了五个月，出院后到健康营，又到沈阳新城子转直运站返回部队。1952年3月到丹东后坐五分部的车回朝鲜。晚上走，第二天早上到安洲青川江，美军飞机轰炸刚走江边炸死几十个人。过江以后走十几公里到分部，住在招待所（朝鲜老乡家）。有个定时炸弹未爆炸，辎重团一个战士敲炸弹时引爆了炸弹，当时把这个战士炸飞了，只剩下一只脚和大头鞋，附近房子的窗户纸都震破了。第二次到朝鲜后，可以说天天都可见到死人的场面。在朝鲜战争中没有前后方之分，敌机一天没有次数、没有规律的空袭，不知不觉的刚听到声音，飞机就俯冲下来轰炸扫射，所以朝鲜战争中我们伤亡较大。美国在战争中什么坏事都做，1952年他们还发动了细菌战，杀害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朝鲜1950年冬和1951年春，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棉衣供应不上，有不少战士冻死了。

1952年春，邱洪发(右)与战友在大连住院。

1952年邱洪发在朝鲜。

战地生活

几天后我回到阔别半年的部队，我们营被整编改为志愿军后勤警卫一团一营，还是原班人马。我分配到二连当通信员。连队通讯员很辛苦，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六点天黑以后给各个哨位送口令。一个人背着枪通过山林小道，往返20多里路，九点多熄灯后才能返回连部，这种战地生活一年多，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历时3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当时我们驻在西埔，离平壤很近，凡是敌机来轰炸平壤必然在西埔上空盘旋编队。我们附近有一支朝鲜人民军部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里朝鲜族的官兵整个编制回归朝鲜部队的，他们都会讲汉语，军官穿呢子服。他们常来拉家常、很热情。个别人不太友好，有一次营部会计邹本礼和司号员刁望山在路上看见一位人民军女上尉长得很漂亮，他俩就说将来能娶这样人当媳妇就好了。女上尉听到后就过来用熟练的汉语问他们：“三大纪律没有这一条吗？毛主席没教育你们吗？”他俩十分尴尬，回到营地后当笑话说：我俩是打比方说的，也不是挑衅。结果在营部的点名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当时停战后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叫“丘克与盖克”。团技术股长宗克信开玩笑叫我“丘克”，叫比我大一岁的好友刘昌华“盖克”,刘昌华现是汉中军分区政委，已离休。

刚出国时运输困难，春天肉送不上前线，怕放坏了，我们能吃上几天的猪肉。粮食送不上来就喝稀粥。端午节每人分一个肉罐头，有个美国黑人俘虏也有一个，这人头发打卷，我第一次见到。没人会英语，营部文化教员王文治会日语，美国兵在日本住过也会几句日语，这样才交流了一下。每天敌机来轰炸我也不害怕，白天看炸弹怎么扔下来的，晚上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什么型号的飞机：F-86 杀伤力大，运输线上的汽车大多被它击毁，还投四脚钉扎汽车轮胎；野马式油挑子两边各带一个副油箱；晚上中型和大型轰炸机B-25 和重型 B-29一起飞，还有小飞机护航。我们只有苏式喷气机，声音很轻；运输车二种：吉斯130和戈斯51。我爱闻汽油味，常到公路边上看汽车爬坡，汽车冒出黑烟味很大，年龄小也没有现在说的空气污染的概念。

战地生活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顺口溜很多。我们营部在驻地修了一个简易厕所，对卫生十分讲究，蹲位是用拆罐头箱木板搭起来的，很美观。营部书记郭德斌写了警句挂在墙上“一进茅楼，不要着忙，上下对准，别拉板上”，十六个字又好记又好笑。战地生活非常愉快。

一九五五年秋，连部统计员姜运珠探亲回来时带来一包蛋糕和一把香蕉，皮都黑了。我第一次吃香蕉，以为香蕉就是黑的，也不知道剥皮，连皮就吃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很爱学习，司务长原怀丰(河南武陟县人)字写得很漂亮，我就跟他学写字，还学会了拼音字母。我在二连当文化助教，扫盲小先生，1953年停战以后当了文书。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陈必如(后任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现离休)来连队帮助整党写材料，要我帮助抄写，用复写纸一次3-4份，手指至今还有老茧。原司务长陈长春是宽甸人，爱开玩笑。一天我和他一起去部队服务社，我买了一个水果罐头大约一元四角一分，他拿出一分钱，回来后他和大家说：“我和文书请大家吃罐头”。后来警卫一团与警卫四团合并，我们一营二连改为团直属队工兵连。一九五四年底改为志愿军警卫团。一九五六年我在一营二连当副指导员，被授予少尉军衔。

入党

1954年8月15日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10月1日批准，由陈必如找我谈的话，介绍人是连长任成和。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任成和原是王震359旅侦察连连长，曾被敌人抓去，他抢了一支枪又跑回来了。为此事1956年部队肃反时被审查，开除党籍，复员回河南老家了。文革后经过上访平反，恢复了党籍。

1955年前我还是战士，评军衔我是中士，1955年为准尉，当了一个月连队司务长(排级), 6月份我21岁当副指导员，授予少尉军衔副连职，25岁当正连职指导员，由中尉晋升为上尉。

我们警卫一团和四团合并正式命名为志愿军警卫团，负责保卫志愿军总部。团的首长都是一些有名的人物。政委马仁义是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的“爱兵模范排长”，和张思德一个团，他在的排命名为“马仁义排”。我团干群关系非常好。马政委说我才 21 岁，是最年轻的副指导员，告诫我说： “青年干部不要骄傲”。金子修是团副政委，南下时当过县委书记，抗美援朝后又归队了。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解放军报曾刊登过“金子修恶毒向党疯狂进攻”，后来在沈阳612厂当食堂管理员，文革后落实政策，我回沈阳后曾见过他一面。

1956年我们团改名为志愿军第六军事建筑工程团。这年我21岁了，应该是长大了，懂的事多了，办事领导比较放心。5月份公布我当连队司务长并送到志愿军工程兵政治指导员培训班学习，6月下令调我到一营二连任指导员。当时在朝鲜清川江北岸孟中里施工打坑道。二连换防五连时，炊事班说有位朝鲜老大爷送来一张条子，汉字写得非常漂亮：“前食堂官借桶不还，何也？”原来是五连借了一只水桶走时没还，我和连长商量后由我连拿一只水桶替五连还了。一九五六年在龙岩浦海岸施工，当时归 50 军领导，后来一九五八年归54军领导。我团作风硬朗，到哪都受欢迎。有件事至今不忘，三个鸡蛋和菜叶打了一大锅汤，全连四个排200多人都喝到鸡蛋汤。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房东老大娘来看我，送来一碗乔麦面面条给我吃，我非常感动。过了几天我们包饺子，我叫通信员给老大娘送去。中朝人民关系非常好，那个时期朝鲜人民被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杀害不知死了多少人。志愿军特别守纪律，和任何外国军队不一样，帮助朝鲜人民在战时打仗，平时干了不少的农活，比如收割稻子和种地插秧、扫院子，在朝鲜人民中印象非常好，因此，我们志愿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

战友情

1957年我在第六军事建筑工程团一营二连任副指导员。当年我们连接受在清川江北岸孟中里执行打坑道任务，大约在三月中旬开工。在一次坑道口开口时，打炮眼比较多，大约同时起爆有十五六炮，两个人点炮。在点完后，大约在20 秒后就要爆炸时，一位1956年入伍的湖北兵叫夏月明有点发懵了，马上就要爆炸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走，我是作业队长，吹哨命令他快撤，他也不走，这时我什么办法也没有，立即跑上去在他后背上打了一拳，他才醒悟了，我和他跑的非常快，才得到安全。在这天中午吃饭时，他向别人说：“没有副指导员的一拳就危险了”。

就在这一年打坑道已经进展几十米深的洞子了，在一次爆破结束后，在排烟结束后再开工时要检查是否有塌方的安全时，由于我是参加施工的指挥员新手，别人安全检查由外向里的进行，可是我是由外直接走到洞里的，由里向外检查是违反施工程序规定的，结果就在我检查时塌方了，大约有将近一米大小的石头在我的后身掉下来，险些压死了我，但我还是被震昏迷过去，在我醒来时得知是一位湖北战士赵顺才及时把我救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57年还有一件事，就是施工中出了一次混凝土质量小事故，施工面上出麻面和小鼠洞。因为一个连分为四个作业队，分别四个连级干部各管一个，当时的连长石秀成推卸责任，说是我的作业队出的问题，上报营部，营部副教导员石富宝说决定给我行政劝告处分，但没有公布。后来经过营部施工技术员分别测量计算，结果就是连长的作业队出的事故，不是我担任的作业队，营里也就不了了之。在1962年对过去受过各种处分进行甄别时发现在我的档案中有处分卡片，石富宝当时是我们团参谋长，我问他上述处分之事，他说完全没有此事，他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证实后经团党委撤销了这件错误处分，还给了我一个清白。

凯旋回国

1958年2月，周总理访问朝鲜，决定年底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我团奉命第一批回国。3月27日晚从平安北道定洲坐火车，28日早上到新义洲北岸，朝鲜组织庞大欢送人群。上午到丹东，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午饭后上行到沈阳。30日早晨到达天津，吃到狗不理包子，至今回味无穷。在北京丰台车站由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带领各界文艺队伍，打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凯旋归来”的大横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们都被人群抬起来了。以后火车继续向西行进，虽慢却不停。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又走了几天，直到4月1日到兰州。甘肃省党政军又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小学生很多，对他们进行国防教育。4月3日到达目的地——甘肃山丹县营区。4号就遇刮黑风，白天对面看不见人，屋里得点灯，后来风过去天又好了起来。在这休整了一个月，5月初我团进发20基地内蒙额济纳旗，现在的原子弹基地。当时保密工作很严，写的家信都要检查。我连在酒泉县车站执行部队物资装卸任务。天天刮大风，当地风趣地说：每年刮一次风，从正月初一刮到腊月三十。风一刮起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打在脸上非常疼。当地蚊子个大，有内地蚊子十个大，咬过脸上就肿，因此我们每人用纱网罩脸。1958年秋至1959年春因天气寒冷又缺水，没有洗澡条件，半年没洗澡，身上结厚厚一层皴。晚上很冷，虽然睡在棉帐篷里，要带着皮帽子，把所有衣物盖在身上，上边盖上雨衣或雨布，空气不流通暖和一些，早上起来以后雨布下边都是水珠。很多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我连都是湖北鄂城和大冶的兵，他们说：“甘肃、甘肃、天干地酥，不是久待之地”。部队教育战士扎根西北，安心服役。

六个馒头

在酒泉车站任务完成后进入 20 基地，在离开车站后有人在战士住房发现了六个馒头，送到酒泉县委，说解放军浪费粮食。当时正好朱德委员长从新疆到酒泉视察，听到反映后责成 7169 部队即19兵团(后改为特种工程兵指挥部，司令兼政委是陈士渠)追查教育。一直追查到我连，为此先后开了一个月会，像查反革命分子一样自下而上检查、检讨。营副教导员石富宝负责我连，住我连天天检查。副连长冯国昌非常节简，不穿袜子光脚穿解放鞋，开会时脚常挪在鞋外边非常臭，石富宝说：“我命令你把鞋穿上”。六个馒头这件事虽小但意义重大，对我来讲这个教育也是深刻的。六、七月天热以后，我们进入额济纳旗十号地区(现东风城)建营房和513医院。当时是一片空地，不知干什么用，还以为北京首都打起仗来都往这搬呢。现在才知道是原子弹基地。

接收新兵

1958年底， 7169部队在河南征兵2万，我被分配到河南开封地区尉氏县、通许县征兵。我在新兵连当指导员，我和张子扬带二个县近300新兵。兵源多、接收名额少，退谁都很困难。在四所楼公社有个姓楼的青年是六个手指头，体检不合格，为了当兵他在家用菜刀把多余的手指探了，尉氏县兵役局马局长和我们商量以后收下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河南吃饭没主食，交粮票一天三顿地瓜，一斤粮票给6 斤地瓜，个别时候能吃一次馒头。走之前尉氏县焦书记讲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焦裕录。连长张子扬也讲了话，1956年1月6日从开封出发到西北20基地。

新兵训练以后我从一营调到团汽车机械修理所当副指导员(连级)。1960年2月任指导员，授中尉军衔了。1960年我在修理所任指导员时，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连队多次被评为先进连队，我也被评为“优秀基层政工干部”并且在7169部队由原19兵团改编的代号为特种工程兵指挥部的大型表彰会上作典型发言。由于会场人多，主席台上坐了七位将军，我非常紧张，全身冒汗。首长们看我太紧张都笑起来了。当我结束报告与首长握手时，赵东寰将军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辽宁丹东人，他说你是我的小老乡。他是辽宁法库人。我很为有这样的同乡首长自豪。因此记住了这件事。1962年我被晋升上尉军衔，时年 27 岁，以后又到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陈必如是组织股副股长。

在126团

1961年春，由于苏联专家撤走，我们部队也撤到陕西富平县(西安北部),第六军建筑工程团改为工程兵建筑126团，1962年下半年到山西忻县为总参二部4115 部队施工，以后修理连扩编，我又回修理连，任上尉指导员。当时卫生要求很严，天天搞卫生大检查，我上进心强严格要求，连队是全团标兵四好连队。后勤处派我去北京参加“四好连队代表，工程兵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大会”给我立三等功一次，我没去北京，让连长焦文斌去了，他1949年成都解放时加入解放军，他修车技术高超，没有修不了的车。连里有一帮技术骨干，我们的焊工不会焊铝，从地方请来一位老师傅，手把手教他们学会焊铝，这事当时在53师也很出名。

我很注意锻炼身体，参加长跑并获"劳卫制″奖章，百米跑14.2秒，但不敢跳木马。1964年军事训练大比武练兵时特意检查政工干部，我一下就跳过去了；手枪射击每次都是优秀，参加过忻州地区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

1964年秋，我由工程兵 126团调入工程兵 53 师政治部秘书科任群工干事，在邯郸市峰峰矿区主管对地方政府的群工工作，人称“外交官”。经常随师长王辉、政委马兆昆外出。这时期对我来说得到很大锻练，学会处理各种事物。开始我什么都不懂，戈斯69车我往后边坐，马政委说：“前边司机旁边是你坐的位置。”以后才知道 扶首长坐后边，自已再到副驾驶座位上坐。马政委爱护干部，我们关系十分亲密。1970年他在湖北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时，我也调到二炮812团驻武汉江岸区政法干校大院，每年过春节他都派车接我全家到武昌区和他家一起过春节。我转业回东北后，他派丁秘书帮助我大女儿办理由知青点回东北的手续。1965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我被53师授予通令嘉奖。我参加过四清工作，在河北省滋县。第一批由徐克林政委带队。1965年春节第二批由牟璋副师长带队，我随队到岳城公社四清工作团，五十多个人分十几个队，我天天各队间跑。兴修水利时水很凉，干部带头下水。秋天回来，1966年我还常往乡下跑。

春天任命我为修理营政委，不到职，准备做为后备干部派去长沙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名单已确定，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了，此行取消了。这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1965年邱洪发(左二)参加肥乡抗震救灾工作留影。

援越抗美

1966年邱洪发在广西凭祥友谊关前留影。

1966年8月由工程兵组建中国后勤部队第七支队赴越南施工作战。有三个工兵团，来自全国各地，每团还有高炮营。我们营三个连队，二个连在越南，一个连留在广西宁明县上石车站附近，大型机械修理及材料加工在此。9月我们由邯郸市峰峰矿区开赴广西宾阳。整训三个月，12月开赴越南。出国前广西自治区主席韦国清的代表自治区副主席在宾阳设宴欢送，到会的是各团领导，我作为独立营政委也出席了宴会，会上有广西歌舞团的演出，吃的很丰盛，还有狗肉。

12月20日我们营在友谊关宣誓后当晚18时入境越南。营长王金昌坐头车开路，我坐在大吊车上收尾。走的路线是越南三号公路，经凉山——太原——河内至红河渡口。近夜12点时吊车由于车体宽与越南一个导弹部队的车刮碰，一位越南军官大发脾气。我请随车的马翻译去解释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损失。还不错，这名越南军官知道我方是中国的军车就转变了态度，说：“朋友的车没什么。”各自走开了。过了红河我们直奔春梅西南的驻地，当地称为六号公路，也叫胡志明小道。越南12月份仍很炎热，全体部队安全到达后立即住进了一个月前来打前站部队已盖好的竹草屋，一切都比较顺利。在山沟深处有个从河内转移来的华侨中学。学生常到我们驻地来玩。他们的成份很复杂，一位老师说：“天天来的不等于好，不来的也不等于不好，真正倾向中国的学生被监视不敢来”。他们来常问文革情况，我们部队不介入文革，教育战士说话要注意，不要单独和学生接触，可以送毛主席像章。

部队训练一周后开始执行任务，不久中国驻越大使馆的汽车也送来维修保养。

1967年1月6日上午美国轰炸河内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编队，盘旋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我们的伪装。有一天战士用火烧一个大蚂蚁窝，敌机过来了，大家在树下差点被发现。有个河北籍战士平时表现落后，常压床板，而战时表现非常好，为了保护我把我扑倒在弹坑下。我教育部队干部从这件事看出没有落后的战士，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

我和战士们关系非常好，他们信任我，说我们的领导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有经验，能安全带我们出国参战，再带我们胜利回国。

轰炸河内的敌机都从我营驻地上空飞过。它们与在朝鲜战争中不同，很有规律，每天二次：上午8: 20,下午4: 20。飞机是鬼怪式和B52轰炸机。我们的高射机枪排四挺12.7口径机枪架在200多米高的山头上，打了八仗，击落一架敌机被越南人民军抢走了。副营长王林去找没能要回来。1967年春节越南《新越华报》派二个记者来我营采访，其实是搞情报的，我请示了师政治部孙雨林主任，原则是热情招待，请他们吃饭喝茅台酒，(茅台酒 4 元一瓶，中华烟5.9元一条)喝醉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什么情报没弄到走了。

我们在越南一切用品都是国内运来的，所以战士间流传一句话：援越抗美，除了空气和水全部自给。我们住在小河边的树林里，很潮湿，蚊虫、蛇很多，所以都吸烟，而且必须是锡纸包装的烟，否则潮湿不透气吸不了，服务社的烟都带锡纸包装。战士们说：“出了友谊关光抽锡纸烟，回到友谊关还抽咱们的二毛三”。二毛三是不带锡纸的烟。

越南人个子比较矮，电线杆也低。住的房子是二层木楼，人住楼上，楼下养牲畜。交通主要是骑自行车，他们叫单车，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是男是女，都搭车坐在后座上。他们骑的大多是上海产凤凰和永久26车，国内买不到都支援越南了。

1976年春节我们到越南老百姓家慰问，他们有的很客气，用比我们酒盅大一点的水杯倒水给我们喝。越南河内第三军区请我们七支队营以上干部去河内参观“战争纪念馆”和“奠边府大捷纪念馆”。他们请我们吃了饭。路上在市里转了一大圈，到处看到中国大米和各种物资。在街上遇到朝鲜人民军女高炮营和苏联高炮部队。越南国防部部长文进勇大将又到七支队驻地慰问我们，我们列队欢迎，十分友好。他送给营以上干部每人一张红塑料做的带一个底座的小相框，上面是胡志明的题词：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

1967年春，邱洪发(左后排一站立者)与中国后勤部队七支队在越南某工地合影。

进入二炮部队

七支队结束援越抗美任务后，于1968年2月回国，进入二炮部队。部队机关和师首长分别到湖南和河南二个部队。我们营也一分为二，营部和一连以及军械修理所划入55基地修理厂，进驻湖南通道；二连到洛阳 54 基地修配厂。我分配在55基地修配厂任政治协理员。

1969年4月组建第二炮兵汽车九营，调我任政委，营长是丁银发。不久我被选为第二炮兵首届党代会代表，于1969年9至10月间在北京开会，期间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庆活动。10月1日成为天安门观礼代表，在西南观礼区，位置很好，斜对城门楼，见到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元帅们。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二楼第二排，第一排是8341部队，又见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尤其是看到毛主席率先走上主席台，后来又掉头返回去携扶董老，拉了一下许世友，我非常感动。

10月19日党代会刚闭幕，林彪的一号令下来了，紧急备战，说苏联要进攻我们，导弹8分钟就能打到北京，我和一连指导员王友善迅速赶回湖南基地邵阳。

1970年12月组建第二炮兵812团，我任团政治处副主任，在湖北武汉举行了正式命名大会，授予军旗。1971年5月我奉命到湖南会同县的湖南省300电厂支左，当军代表，是主要负责人。1972年春又到55基地组建一个造纸厂，是负责人之一。1974年回到812团原职工作。我还曾带队二个营到湖北红安县野营拉练，见到老红军团长又回乡务农的方和明。

1976年812团开赴青海省德令哈，我与团副政委焦根友在武汉留守处工作。″文革″中期我进入二炮部队。55基地是由野战部队和公安干校合并组建的，派性很强。有人认为我当过被定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徐克林副政委的秘书，私人关系比较好；还有我的被打为“走资派”的亲属，尤其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后，岳父赵德尊作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公布于世，在工作安排使用以及职务晋升方面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没明说但感受得到的，比如：不让进基地，总派些外围临时性工作、几次传出提升的消息后来不了了之。战友隋永举当时是基地组织处长，后来是二炮上将政委，和我谈心时也说：“平时看不出来，而用你时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动要求换个环境回地方工作。这正中某些人心怀，很快就批准了。

人生有时阴差阳错，刚办完复员手续由青海回家途中巧遇平反后回部队的徐政委；而回沈阳后半年，我岳父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事实解决”，这是重新启用他时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蒋南翔与他谈话时的用语，分配到黑龙江省任省委书记了。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我到地方后在政治待遇和工资上降了一半，但我得到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相对安定的生活，全家人都在一起有利于孩子们的学习成长，因此我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最近丁银发的老伴来电话说：“太羡慕你了，小赵(指赵萍)把你领回东北老家了，而我永远回不去了，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山沟里了(四川重庆涪陵）。”

1977年12月我结束了30年的军旅生涯，复员回到沈阳市，在市民政局工作至1995年离休，职务是副处级调研员，从此也成为沈阳市年龄最小的离休干部之一。

1969年邱洪发拍照于北京。

1973年部队拉练，邱洪发在湖北红安七里营与老红军团长方和明留影。

1977年邱洪发拍照于北京。

邱洪发年表

1935年10月3日 生于辽宁省安东市（现丹东市）

1948年7月 在丹东参军（辽东军区）

1949年-1950年12月 在沈阳为丹东军区副参谋长兼荣校校长陆云当勤务兵

1950年12月-1951年1月 在辽阳刘二堡东北军区运输营

1951年1月 到丹东准备出国参战

1951年2月 在朝鲜志愿军后勤5分部防空营战士

1953年5月 入团

1954年10月1日 入党，介绍人为任成和与宫福世。入党后谈话人陈必如是警卫四团组织干事，现离休干部

1958年3月27日 任志愿军54军军建六团一营二连副指导员

1958年4月初 回国到甘肃山丹县驻军，经审查后改编为特种工程兵126团，在酒泉20基地施工

1960年任126团修理连中尉指导员。被评为“优秀基层政工干部”并在7169部队大型表彰会上作典型发言

1962年晋升上尉指导员

1964年调任工程兵53师政治部群工干部

1965年 由于表现突出被53师授予通令嘉奖

1966年5月任工程兵53师修理营政委（正营级）

1966年12月 改编为中国后勤部队七支队修理营任政委，赴越南施工参战

1968年10月回国后编入二炮55基地任汽车九营政委

1969年 当选党代表参加二炮首届党代会，并参加了当年国庆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10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又见到毛主席

1970年12月 任二炮八一二团政治部副主任

1977年11月退伍回沈阳在市民政局退伍办劳资科工作

1980年 任沈阳市民政局事业处人事科工作人员，历任副科长，机关书记（副处级）

1995年10月 离休

和睦幸福之家

1969年我在二炮汽车九营任政委时，5月岀差在外，接到前妻孙桂卿在湖南驻地患病的消息，并送到广西部队医院，初步认定为脑瘤。6月又转到广州陆军总院，幸遇神经外科主任刘明铎(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之一，全军全国的医术权威)。他曾给战斗英雄麦贤得手术、治疗并制作后脑骨壳，受到贺龙、叶剑英的高度赞扬。《解放军报》报导麦贤得事迹同时也报导过他作的抢救工作。刘主任检查后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她是我们总院建院后接收的第五个脑干肿瘤，只能缓解一下，治不了，生命不会超过一个月，你要想得开”。1969年农历六月初六孙桂卿去世。神经外科教导员、医生和护士都到殡仪馆为她送行，我就此事给总院政治处写了感谢信。

从孙桂卿有病开始，三个孩子由修配厂技术股长赵广智爱人老苏照顾，我调到邵阳后由营长丁银发爱人老王和通信员于庆方照顾。孙桂卿去世后，老苏几次要求我把小辉交给她扶养，他家条件好，能帮我减轻负担。但我认为那样对不起逝者，回去也不好向双方老人交代，就拒绝了她的好意。

经后勤部批准，7月下旬我将三个孩子送回丹东，交给母亲扶养。孩子们在失去母亲后得到老母亲及姐姐、弟弟、妹妹们的照顾，对二女儿邱云辉婚姻问题的处理非常好，我们十分满意。父母之恩，手足之情永远温暖我的心。

1970 年春节，我回丹东休假时，我的战友李桂生和赵萍的表叔李香金介绍了我现在的老伴赵萍(曾用名赵汉萍)，她当时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学教师，时年28岁，比我小7岁，从相见几次了解到，她生活朴实，纯真文雅，坚韧豁达，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当她知道我是军队的基层干部，家庭比较困难，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她到我们家几次也看到孩子和我们家的困难情况。她如实写信向她的父母做了介绍，她看中我的人品，认为我是光荣的解放军，勇敢无畏，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能吃苦耐劳、忠实可靠、可以托付终生，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包容他的一切，同甘共苦。她母亲回信提出，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和三个孩子的关系。而她却早把我的孩子们视为已出。并在后续的生活中体现出了对孩子们悉心照料、事事关怀的母亲情怀。她的父亲赵德尊是1935年年入党的老革命家。1954年因工作关系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此时正蒙冤受难之际。其母亲陶竞华也是老革命，在她父亲出事时她没听劝告与之离婚划清界线，反而更加细心照料他父亲的生活起居，文革时随她父亲一起走五七道路下放农村务农。也正因为我和赵萍的婚姻得到他们的赞同，才有今天美好的家庭。

我自幼至今非常敬仰革命老前辈，尊崇她们革命一家的光荣历史与贡献，虽然在文革受到冲击，当时他的父母走五七道路下放到义县白庙子乡务农，我本意不是找靠山获取什么利益，我宁愿舍弃晋升的前途与她结合，从不后悔。我们是互相尊重、理解、包容，相扶相伴走过风风雨雨的终生伴侣。(这也是给后边生的二个孩子起名波、涛的含义)近半个世纪了，我们还将继续走下去。

1970年5月12日在湖南省绥宁县武阳公社大山深处部队驻地结婚。没举行婚礼，只有她来部队途经北京时买了5斤水果糖招待前来祝贺的战友们。

我老伴赵萍今年83岁了，她在28岁时进入我们的家庭，一下子由一个年轻的姑娘变成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在这里不夸张的说，没有她的到来，我们家没有今天各个子女的现状及工作环境。孩子们不知道，她对几个孩子们的学习、工作和婚姻都操了不少的心，曾为了孩子们的婚姻和工作安排求人帮忙。曾有人劝她，你找这个麻烦太不值得，她都始终不悔，对待子女一视同仁，从不考虑是不是自己亲生的。正像我岳母陶競华在赵汉萍确定婚姻时所说，既然结婚了，孩子都是自己的后代，要担负起他们的一切。我真心的说，她与我相处54年间，她对我和孩子的关照始终如一。(此处略去具体事例千字)我还要讲上几句话，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与自己前夫或前妻的家庭是不来往的，而她心胸开阔、开朗大度，与我前妻弟弟、妹妹都有来往，并相处的很好，孙永兴几次到沈阳她都热情接待，在前几年回丹东时她还专门宴请了孙家的兄弟姐妹，送每人一幅画，给生活困难的二妹资助，请大弟的孙女林林来家住了一星期度假。还到艾河他们的家中看望，这些事情我的兄弟姐妹都是知道的。

她学生出身，不太会操持家务，生活十分节俭，但对生活困难的亲友资助和人情往来方面却出手大方，多次对亲属中孩子升学和处理有关政策问题尽力能帮都找人帮忙解决。对我母亲和几个孩子的关照比我细心，尽力帮助他们安排学习、生活、工作及婚姻，孩子们的成长与生活如果没有她的努力，为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搭建平台，就没有孩子们的今天。

2024年10月，邱洪发迎来九十华诞，家族四代4O多亲友子女隆重庆生！

赵萍是沈阳市建筑研究院节能室室主任、高级工程师，1997年退休。赵萍自幼喜爱绘画，退休以后拜师学艺，非常勤奋，笔耕不辍，进步很快。她的国画有写意，有工笔。内容主要是祝寿图、庆婚图、山水画和以牡丹为主的花鸟画。她的画经常参加各种画展，几次被刊登在书刊上。大概有几百幅送给亲友、战友和同学，流传在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是小有名气的“画家”，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我的老首长陈必如(原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写诗赞美她：“笔底化众色，如诗还如画，莫道霜欺早，枝老犹着华”。 她画的“百花贺寿图”还分别送给了我的老首长原 51 基地政委孙雨林将军和老战友陕西省汉中军分区原政委刘昌华。

邱洪发的故事真实有据，朴实而入心的温暖。普通的一兵，最可敬爱的人，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

编辑 赵澄江(静如练)

2024-11-3 於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