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村娃上海求学记 ‍李恩德著

恩德

村娃上海求学记 李恩德著

第一卷

转学到上海

忽然成了上海人

1945年11月15日我出生在江苏省六合县金塘乡金塘营。我出生前父母就在上海打工了。作为留守儿童我在农村生活了十二年。1957年的暑假里里我在村前的池塘边玩水，不慎滑入深潭，险些丢了性命。于是父母将我转学到了上海，在这之前，1956年的暑假里我在上海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多月。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父亲已经委托在木材厂工作的大姨父打造了一架四尺头的双层双人床。所以一进家门我立刻感到室内的陈设和一年前大变样了。老旧的五斗橱上新添的一只三五牌座钟也使我觉得很新鲜。从那一天起我和才两岁半的弟弟每晚就在那张双人床的上铺抵足而眠，整整相伴了十三个年头。

突然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最先感到不适应的是说话。老家位于长江之北，离江岸只有十几里路，说的虽是金陵官话，但终归是江北人。在老家汉语拼音没学好，普通话也说得不伦不类。学上海话并非一日之功，说不好也会招人笑话的。于是从一开始我就抱定尽量少说的宗旨。在公共场合实在要开口也只好用乡音浓重的普通话应付一阵子。

离开学还有不到十天，闲着没事有时我就到长白路上的阅报栏去看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有很多版面，内容五花八门。重要新闻郝登在头版上。从新闻报道中我第一次知道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在农村时由于消息闭塞我完全没有感到有一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正在全国汹涌澎湃地推进中。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鸣大放的新闻报道。记得有一天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复旦大学孙大雨教授猛烈地抨击校党委的文章，因为措辞激烈，即便以小孩子的眼光看也是不能容忍的。

更深刻的记忆是有一天小阿姨带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看望她高中的同学。一进校门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房的墙壁，既有要求辩论的战书，也有对人和事的揭发批判。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很大，很漂亮，绿树成荫，楼房林立，甚至还有一条小河流淌在校园里。去年暑假来上海时小阿姨虽然已经领着我四处走动开了眼界，走进大学校园还是第一次。对于我这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少年来说心中的感受实在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心想，将来我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上大学就好了。

父亲为人处世比较谨慎，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对共产党的领导说三道四。当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也就没有惹出什么事。而厂里那些在大鸣大放中说三道四言辞激烈者统统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大帽子。

据说在这场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全国竟有数百万之众。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极右分子被判刑后都送到青海，新疆的劳改农场中去改造了。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孤单的插班生

凭转学证明我没能就近进入长白一村小学读六年级，而是进入了定海路第二小学。真是有缘呀！一年前我初到上海时就落脚在这所小学旁边的一条老式弄堂里。我爸的朋友是这所学校的手工课老师。大概是因为这层关系得到了一些关照。学校坐落在定海路449弄的弄堂口。坐北朝南的是一幢二层楼的大屋顶建筑，另有两幢平房呈L型与北面的楼房围出一块不大的操场。我惊叹这么小的地方却能容得下三十个班级实在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开学前我接受了入学考试。那天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人，从年龄上看可能不都是转入六年级的。考试的科目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考场设在操场南边的一间教室里。我觉得试卷的难度很一般，发榜时我名列六年级组的第三名，说明我们乡下小学的教学质量还不错。开学后我分在六戊（5）班。班里从乡下转学过来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姓朱的大龄同学，从区内市内转学过来的倒有好几位。那时候小学高年级中大龄学生不少，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错过了上学机会的穷孩子。定海路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杨同学居然是位共产党员。

到上海后我的近视得到了矫正，父亲领着我在茂昌眼镜公司配了一副眼镜。验光师说我的近视度数已经超过一千度，另外还有比较严重的散光。自从戴上眼镜后我能看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了。因为老师上课时都讲普通话，我听课没有困难，尽管人地生疏但是学习成绩并没有受到影响。与老家的小学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每天早自习时要点眼药水做眼保健操。

因为住得远，我每天上学花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我都要每周六天往返于定海路和长白一村之间。换了一个新环境让我感到有些孤单。好在那位姓朱的大龄同学经常在长白一村和定海港路轮流居住，他有时便和我同行，一路上总算有了个道伴。再后来，住在爱国二村的姓丁的同学主动接近我。从那以后他每天早上在家门口等我一起上学，下午放学时也和我一起走回家。

让我最感寂寞的是中午那一段时间，同学们都回家吃午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吃蒸饭。所谓蒸饭就是在钢精饭盒中放上点米（有时也放上块咸肉）送到学校的厨房里去蒸，下饭菜则放在一只小钢精盒中。吃过午饭我除了做上午布置的课外作业，有时也到校外去逛逛。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金塘营的小伙伴，但更多的是想念自家的弟妹，想念年迈的奶奶、外公，想念大伯大妈。

定海路虽是一条老旧的穷街，却是一处非凡的热闹之地。它南接杨树浦路，北接平凉路。马路两边的街面房子里开满了五花八门的商店，特别是一早一晚路边摆满了各种摊头，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耍的，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五味杂陈的气息四处飘散，尽管我每天是吃了早饭才上学的，每每走过那些早点摊头前还是要馋得直流口水。

学校的斜对面有一幢红色的大楼鹤立群鸡似的矗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间。那是上海华光啤酒厂。我们每周去啤酒厂勤工俭学半天，主要是帮着洗空啤酒瓶子。那时候从店里买啤酒喝完后瓶子是要回收的。瓶子洗净后还可以再次利用。有一次根据带队老师的请求，工人师傅领着我们到车间里去转一圈。啤酒是密闭的铁制的容器和管道中生成的，和我在乡下的糟坊中看到的烧酒生产过程大不一样，散发出来的气味也不一样。

这个厂子的大门口有印度人站岗（准确地说是锡克族人）。 同学们背地里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些经历都让我这个刚从农村新上海人感到非常新奇。

开学两个月后六年级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那年的国庆节后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报纸上发了许多照片和庆祝文章。我根据自己乘木船渡长江的感受，写了篇希望在南京也能建造一座长江大桥的作文，居然得了个二等奖。

记得有一次手工劳动课上王老师教我们做木制的小型滑翔机。材料是成套的，按照图纸加工机翼和机身，然后用胶水拼接成型。如果做得好小飞机真的可以在空中滑翔一段距𥜽。我做成的飞机模型哪里不得劲，始终没有飞起来过。老师只给我打了个4分。

这一年的11月4日母亲为莪们家又生下了一个小妹妹，取名美霞。过满月时大阿姨一家，小阿姨领着她的男朋一起齐过来庆贺，场面很热闹的。自从小美出生以来，我每天放学回家的第的一件事就是去床边看她一会儿，她那粉都都的脸蛋看上去十分可爱。这个小妹妹也属鸡，小我一轮，生日和我靠得很近的。

为修共青路在复兴岛上义务劳动

1958年的春节之后，复兴岛上开始拓宽一条从定海桥到水产公司大门口的马路。这条路原来叫浚浦路，是简易的煤屑路。为了将它改造成二车道的柏油路，共青团上海市委发出号召，希望共青团员们能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上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学校因为离工地比较近，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员在星期天也有组织地去参加了义务劳动。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从我父亲工作的国棉十七厂旁边的定海桥登上复兴岛的情景。自西向东流来的黄浦江在这个地方转了个弯向北流去。不知哪一朝哪一代的先民在江北岸开凿了一条截弯取直的运河，将一块陆地变成了岛。定海桥就架在这条运河上。桥面的两边各有一根弧形的厢梁，看上去很漂亮。

在岛上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轮渡码头。两艘渡轮在江上来回穿梭，这种既安全又快捷的渡江方式让我大开眼界。不由得想起自己在老家乘木船横渡长江时的胆战心惊。再往里走便是中华造船厂了。我们第一次义务劳动的地点就在这家厂门附近。

这条纵贯复兴岛的路有好几公里长，修了蛮长时间，我们的义务劳动也去了好几次。路的两边除了厂房就是一些仓库。岛的中部有一个和岛同名的公园。有一次工人师傅让我们在公园附近打扫卫生。休息时我们到公园里去玩了一会儿。这个公园我一年多前我曾经进去过，那时是为了捉知了，并不关心它的人文景观。这次听住在定海路附近的同学说公园里有幢蒋介石夫妇当年住过的小白楼，我们在公园大门的东边找到了它。可惜的是小院子关门落锁了。小白楼旁的那块“复兴岛收回纪念碑”安放在一棵树旁。纪念碑的背面刻了几行小字，说这个小岛初成时叫周家嘴岛，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被改为定海岛。抗战胜利后才定名“复兴岛”。

路还没有修好，七月份我就从定海路第二小学毕业了。由于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员的无私奉献这条马路竣工后便被命名为共青路。

我在定海路第二小学插班的一年中，除了学习和劳动，老师还领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玩了两回。一次是秋游去了西郊公园。一次是春游去了龙华烈士陵园扫墓。西郊公园的猴山和大象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烈士墓前的宣誓则让我感到热血沸腾。

我在定海路第二小学只读了一年，但是我忘不了它。毕业后只要去定海路我都会到校门口站上一会儿。

接奶奶和大妹到上海定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公民的户籍管理在1950年至1958年期间是延续民国时期的管理方式的，也就是人人都享有迁徙的自由。这一政策曾经庄重地写入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3条）。但是从1959年开始这一政策变化了。大中城市开始实行宽出严入的管理办法。修宪时“人人都享有迁徙的自由”这一条款也被删除了。所幸的是这一政策在1958年年初就通过媒体公之于众了。

有鉴于此，在1958年放暑假之前母亲回老家去了一次。她的任务是将大妹和奶奶接到上海来。那一年奶奶75 岁了，行动已不大方便。从家里到栖霞车站又是过河又是过江，还要走十几里路，一路上可把大伯和姑父累坏了。

据大妹说，母亲在乡下除了办妥了她和奶奶的户口迁移手续还帮助议成伯伯的妻子和儿子办妥了将户口从乡下迁移到上海的手续。议成伯伯是和我父亲同期到上海打工的。他的妻子前几年因为膝关节出了大问题已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自从土地入了社她早已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牵挂了。她想带上儿子到上海去和丈夫团聚，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当我母亲帮助她实现了心愿后别说有多开心了。

母亲也想将外公外婆的户口迁到上海来，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外公就是不愿意。外公说他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了。他说自己有新四军老兵的身份，生产队对他照顾得很周到，让我母亲三姐妺不要为他养老的事操心。我母亲说，桂芳妹年底要结婚，二老总归要到场祝贺的，干脆这次跟我一起走吧。外公说桂芬结婚他是一定要去的。到时候慎奎会送他上车的。

大妹和奶奶的到来全家人实现了大团圆，只是住房更困难了。六室里的阿姨为了感谢我父亲长期以来为她小儿子所做的康复治疗，执意要将她家的大房间调换给我们。父亲认为这样不妥。几经努力与敦化路555弄的一 户人家达成了换房协议。面积增加了5个多平方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那时候公租房对承租人的变更只要到房管所办一个手续，再到派出所变更户籍就行了。

搬家的那天借了人家一辆平板车。父亲让我到修车摊上给车胎打点气。我以为是小事一桩，结果一不小心把车胎打爆了。补胎时一家人只能干等着。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家人在上海大团圆后父亲曾希望龙伯和我另立门户，但是遭到了龙伯的拒绝。多年后父亲提起这事时对我说：“你龙伯不愿离开我们这个大家庭，她更不愿你离开你妈身边。”这张全家福是1965年拍摄的。前排 c 位是我养母龙伯。

我觉得我母亲当初将我过继给二姑做养子的决定和龙伯最终不愿离开以我父亲为户主的大家庭和我自立门户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两位老人的胸怀和品格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我和龙伯的关系始终不即不离。现在想起来这种收养更像是一种名分和义务。生活在乡下的那几年我年纪小，虽然知道“龙伯是我的，我是龙伯的”，但是并没有能力为她尽孝道。后来到了上海，因为我和龙伯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所以也建立不起更加亲密的母子关系。以至于一直到我离开上海去新疆之前，我和龙伯之间的感情始终只能生活在各自原始的角色中

第二卷

快乐的初中生

进入内江中学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从上海市定海路第二小学毕业了。升学考试是在内江中学进行的。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大概是根据就近入学的原则录取的。开学后我发现定海路第二小学的同班同学居然没有一个和我继续同窗。

内江中学是一所新建的初级中学。1957年建成并招生。校址在内江路385号（路西），离控江路只有一百多米，离我家不超过三四百米。学校坐北朝南，用竹篱笆围起了一大块地皮。学校的正门没有开在内江路上，但门牌号码却挂在内江路上的一扇边门上。学校的正门开在南围墙上，门前是一条无名土路和一片待建的工地。

由于学校初建，周围环境仍然是一派农村的景象。校园的北边有条小河，几幢农舍倚河而立，浮在水面上的鸭子和白鹅时不时发出一阵“括括”的叫声。唯有学校的西隔壁是一片清静之地。一所寄宿制的中等职业学校—上海市印刷学校占据了一大片空间，漂亮的校舍和我们普通中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没过上一年学校门前的那片工地变成了公交公司的停车场。等到我毕业时内江路已经变成一条很热闹的马路。杨浦火车站已经在路东开始施工。

校园里有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的教学楼，校门与大楼间是东西对称的两个花坛，花坛之间是条文化长廊。教学大楼的侧后方有几间平房是教师食堂。学校的操场挺大，中间是标准足球场，两头是篮球场和排球场，操场的周围有400米的跑道。还有一座大礼堂是多功能的，除了可以开会演戏，下雨天还可上体育课。乒乓台、双杠、鞍马等运动器材都摆在里面。比较奇葩的是音乐教室也设在大礼堂的舞台上。

开学后，有一天班主任朱老师在班上说，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可以领取一份减免学费的申请表，按要求填好后交回来让领导审批。我将申请表拿回家后，父亲看了后说：“你已经过继给龙伯，劳保关系早已登记在她名下，是一老养一小，是不符合减免学费条件的。”从这件事中我知道了我过继给龙伯并不是在家族中走过场，而是有法律效力的。

新学年新气象

进入初中后我面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班主任朱老师是位刚从上海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的年轻人。他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副中队长，负责班里出黑板报的工作。我记得开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厦门前线的解放军写慰问信。

炮击金门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等我们开学时已经打了好一阵子。开始是要求每人写一封，因为许多同学说没有邮票，后来由我执笔代表全班写了一封。慰问信在班上宣读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寄信的邮票则是朱老师自掏腰包的。

换了一个新环境同学之间的关系需要磨合。记得刚刚进校那阵子班上有两个调皮鬼，一个姓黄一个姓侯。他俩个头不高作弄人的心眼子倒蛮多，班上那些淑女型的小女生隔三差五地被他俩弄得哭笑不得。也叫一物降一物，班上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女汉子，一个姓姜一个姓杨。每当黄、侯恶作剧时只要她俩在场立马就会演变成一场老鹰抓小鸡式的追逐。追不上就骂，追上了就是一顿拳脚。于是全班哗然，直到上课铃响了老师到教室门口了交战的双方才偃旗息鼓。

那时“大跃进”正在高潮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激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为了生产1070万吨钢校园里也砌起炉子炼钢了。这事现在说给谁听恐怕都难以置信，可是在当年是确有其事的，叫做全民大炼钢铁。老师带领我们用耐火砖在操场的一角砌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炉子，安上风箱后又从食堂那边弄了点煤过来，点火之后鼓风机将火星子吹得噼啪乱飞。扔进炉膛里的废铁是我们四处捡来的，有破烂的铁锅，有锈蚀的门把手、铁锁头……不一会儿这些废钢废铁被烧得通红。那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一直守在炉前，我们都期待着钢水从炉膛中流出来。可是事实让我们失望了。直到父亲到学校里来找我，我都没有看到铁水从炉膛中流出来。

除了炼钢，当时还有上交废钢铁的任务。到哪儿去拣呢？有一天老师将我们带到复兴岛上的中华造船厂去了。这简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了。厂里到处是铁，哪一块是废的呢？于是到处转悠四处寻觅。不一会儿有的同学捡来了没把儿的榔头，生锈的铁链子，我则捡到了一块边角料……这些东西当然不可能让我们拿走，堆成一堆估了个数字算是完成任务了。

过了国庆节又到了开展“劳卫制”达标训练的季节。所谓劳卫制就是“准备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是解放后从苏联引进的项目。我们初一学生要求通过一级标准。测试的项目很多，主要是田径类的跳远、跳高、爬绳，爬竹竿，60米短跑、800米中长跑等等。按标准能顺利通过的人很少，后来为了完成任务，老师便在测试过程中放水。比如打乒乓球，当时我一窍不通。看了一阵子之后勉强知道怎么发球了老师便让我披挂上阵。就这样玩了几回居然就达到了最低标准。这项工作耽误了我们不少课时。记得当时还开展过一项跑步上北京的活动，所有的同学每天在操场上跑几圈，然后折算成公里数公布在黑板报上。

劳卫制达标测试刚告一段落后，到了12月中旬上级又下达了全民围剿麻雀的动员令。麻雀曾经被定为四害之一，它的罪恶是吃粮食。所以要赶在秋收之后打一场围剿麻雀的歼灭战。麻雀与苍蝇蚊子老鼠不同，无法投药毒杀。不知是哪位能人想出了赶杀的办法，就是通过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让麻雀老是在天上飞，把它活活累死。于是中小学生、社会闲杂人员就成了消灭麻雀的主力军。我们班的同学被分配在松花新村后面的杨家宅坚守阵地，那里有几幢本地人的房子和一些树丛。我们的任务是不能让麻雀落在树上或地上。开始时我觉得挺好玩，举着一根梢头上系着红布条的竹竿一边摇晃一边呼喊。偶尔也和敲脸盆的同学倒倒手。折腾了一整天，除了落得个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也没看到一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

现在麻雀又成了受保护的动物。谁要是肆意捕杀麻雀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

勤工俭学的故事

过了一九五九年春节，新学期开学后操场角落里的那座炼铁炉虽然彻底熄火了，但是春夏之交的时候又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先是让我们到处拾枯草败叶，然后在某一天在指定的地点同时点燃草堆并在其中撒上六六粉，顿时烟雾缭绕。说是这样可以熏死苍蝇蚊子和各种害虫。这种行动如果发生在现在简直就是犯罪。它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老百姓健康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来说说去年十月份下乡支援三秋的事。那时我们刚入学一个多月，学校便组织我们到川沙县的钦公塘支援三秋。记得是先步行到定海路乘轮渡过江，然后在庆宁寺乘了小火车去的。下了火车还要走一段路，一路上不是这个同学的背包散了就是那个同学的脸盆饭碗摔了，弄得老师跑前跑后顾此失彼。

到了目的地后以班级为单位住到了预先安排好的农民家中，男女同学分别在一间空房子里打地铺宿营。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聚在一起吵吵闹闹是自然的。让班主任想不到的是我们一窝蜂地在村口的杂货店里买糖醋大蒜吃，弄得满屋臭气熏天。糖蒜在舌尖上产生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口干舌燥，于是不断地喝水，水喝多了又要尿尿 ，这一夜屋子里就没有安静过。

十几岁的孩子玩心重，干着活看到小动物什么的难免分心。比如突然蹦出个小青蛙便会同时有几个小男孩跑过去捉。而女孩子多胆小碰到突发情况便会惊慌失措哇哇乱叫。年龄稍大的同学喜欢显示自己的劳动力，比如操起镰刀割稻子，抄起扁担挑稻子……带队老师见了都加以阻止，就怕发生意，万一有什么闪失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呀！

过了两天我发现驻地离海边很近，于是就鼓动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海边看日出。由于没有地方看时钟，第一次起早了在海边坐了好久天也没亮，实在困得不行只好回来睡回笼觉。第二次又起晚了，赶到海边太阳已经从云中钻出来升得老高了。这事让老师知道后他狠狠地将我们批评了一顿。事情的结果虽然让我们很懊恼，但是事后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很浪漫的。

可能是领导上觉得把初中生带到乡下去学农不太安全，打这以后直到毕业我们再没有去支过农。升入初二以后每周固定了半天的勤工俭学课，先是在玻璃机械厂，后来又换到自行车三厂。在玻璃机械厂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炼焦场去打杂。在一片空地上用砖头砌了一个直径差不多有十米的土窖。一顶没有围墙的工棚内安装了一台巨大的粉碎机。我们的任务是将煤场上的大块头煤用榔头敲碎后用翻斗车运到工棚内等待粉碎。因为炼一窖焦要花一个多星期，我始终没有亲眼看到煤是怎么装到窖里去的。至于煤是怎么变成焦的更是一无所知。只有一次正巧碰到出焦让我看了个新鲜。刚从炉子里取出的焦炭冒着热气，那形状和当初放进去的煤粉已面目全非。是一块块灰色的闪着金属光泽通体多孔的固体。炼焦场的生活虽然不累但是很脏。让我们高兴的是下班后可以到浴室里洗个热水澡。土法炼焦很是神奇，但是至今我也不明白炼焦和造钢窗有什么关系。这一学期结束时玻璃机械厂居然给我颁发了一张玻璃机械厂的奖状，表彰我在劳动中的服从分配、积极肯干、注意团结的良好表现。得了这个奖励我很快就忘了。要是一直记在心里，两年后审批我入团时，就不会因为有人说我劳动态度不端正而卡壳了。

在内江路平凉路口有家自行车三厂，是个大单位。在这家工厂里我们干活的时间比较长。每周一个下午，干活的内容主要是运送零配件，工作虽然简单枯燥好像也蛮开心的。看着各式各样的零件从一道道工序上生产出来最后组装成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让我长了许多见识。自行车三厂生产的自行车是凤凰牌，在市场上相当有名。当年谁要是能拥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是很有面子的。我能拥有凤凰牌自行车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身在遥远的边疆小镇和田当医生了。

初中阶段的勤工俭学除了这两处待的时间比较长还去过其他一些地方干过一些杂活。这样的勤工俭学到底对我们的成长有什么帮助我说不清楚，留给我的似乎只是一种记忆。

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初中开了好几门新课，有一门叫平面几何，专门讲点、线、面的关系和应用。开始时觉得很枯燥，慢慢地却对它感兴趣了，因为应用公设、定理和已知条件解题的过程很有挑战性。教平面几何老师姓宓，他说这是一门会让我们慢慢变聪明的课程。小孩子嘛，一听说能让自己变聪明当然就用心学了。其实这是一门锻炼逻辑思维的课程，宓老师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轻而易举地开启了我们胸中的茅塞。课本上的习题比较简单，有了一定解题能力的我们常到宓老师那儿去要一些难度较大的习题。一旦破解成功心中十分快乐。

还有一门新课叫物理。教物理的是一位女老师，姓杨。在杨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下我们学到了许多声、光、 力、电、磁的小知识。比如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什么比在水中传播的速度快，为什么下暴雨时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为什么电灯泡会发光，为什么磁石能吸住铁屑，为什么水既可以凝成冰又可以化成汽……杨老师做的许多实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比如一根玻璃棒用毛皮摩擦后就得牢牢地吸住许多小纸屑。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翁同学的父亲是新华无线电厂的工程师。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翁同学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们是好朋友，曾经一起捣鼓过矿石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

到初三时又开了一门新课叫化学。老师说，我们能触摸到的物质和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都是由不同的分子和原子构成的。这一句话就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一步步往下学，原来构成大千世界的元素多达一百多种，俄国人门捷列夫将这些元素排列成了一个周期表，为了记住这个周期表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学到化学反应时已是初三下学期了。氢气和氧气碰到一起就变成了水，酸和硷反应后能生成一种新物质盐……化学课上做的实验要比物理课上做的实验更精彩。

和数理化相比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这几门课算是副科，可是我对它们的兴趣却很浓。历史，地理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量。不仅讲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风土人情，也讲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史和五大洲四大洋的风土人情，开阔了我的视野。

学植物学时最感神奇的是在显微镜下看洋葱皮的结构。老师说那像鱼鳞一样的东西就是洋葱的细胞，进而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学到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时让我知道了自然界物种进化的优胜劣汰的规律。学动物学时关于遗传基因XX与XY的神秘组合更让我觉得高深莫测。这些副科讲的知识虽然只是一些常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窗。

生理卫生课是讲我们人身上的事，任课老师是位中年女性。她课讲得很好，深入浅出让我们一听就懂。比如我们是从哪儿来？男女为什么有区别？这些父母都难以回答的问题经她一说我们都明白了。不过讲到有些问题时也会让我们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的。

我喜欢语文，但是我不太喜欢给我们班上课的语文老师。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讲课不主动，总是干巴巴的。这位语文老师姓黄，住在水丰路附近的本地房子里。有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不知怎么把手表弄丢了，急得不行。我们班的同学听说后几乎是全体出动帮他沿途寻找。等我们折腾了一阵后，因为动静比较大惊动了警察叔叔。那位民警了解了情况后说，这事应交给他处理，并让我们赶紧回到学校去上课。后来查明黄老师掉落在路边的手表被一位路人捡走了。民警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当天就帮黄老师将手表找了回来。

音乐、美术、体育每周安排的学时虽然比较少，但是很有意思。在大礼堂的舞台上音乐课恐怕是我们内江中学的特色。课任老师复姓欧阳，是位很风趣的广东人。教美木的是一位年长的女老师，据说是颇有名气的画家。体育老师是位复员军人。

在我的记忆里初中阶段的学习是轻松愉快的。虽然每天都有课外作业，但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完成。课堂上也经常有提问和小测验什么的，只要上课时认真听地听讲了，一般都没能得到4分以上的好成绩。我和几个住得比较近的同学组成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除了一起做作业复习功课还一起玩。我用攒下的零用钱买了个小篮球，放学后不是在操场上踢它就是在篮球架下投它。因为我们玩球时没有什么章法，常常被同学中的体育爱好者讥笑。

丯富多新的课外活动

初中阶段虽然开了许多新课但是负担并不重，加之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扩大，我对课外阅读的兴趣越来越大。与小学相比中学里图书馆的藏书量不是多了一点点，这让我感到十分开心。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项招聘义务服务员的活动。我报名了并被录取。这样我每周就有一次机会在中午为前来借书还书的同学提供服务了。这项义务劳动还使我能进到书库中去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

文学作品类我先后啃了不少大部头。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一批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旗谱、红日、晋阳秋、创业史、保卫延安等等我都一一拜读过。我读长篇小说首先收获的当然是故事情节，但并不仅限于此。我还比较注意作者对场景、人物、心理的描写。因为在这之前父亲曾给我买过一本《作文辞海》，它的编辑体例就是这样安排的。

除了爱阅读我还爱写作，上作文课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虽然我写的作文不是每篇都好，因为每学期都有几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在同学中还是小有名气的。有一次语文老师给我们读了邻班一个同学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内江路的变迁》，我听了之后感触良多。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好几年，为什么没有被它的变迁所感动呢？从此我开始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将许多细节记在心中，渐渐地我写作文时笔下就不再枯燥乏味了。

与小学相比初中的课外活动要丰富多了。那时杨浦区少年宫和区中心小学合作办了许多科技兴趣小组，每周都有一次活动。我曾经参加过气象小组和无线电小组，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不少气象和无线电方面的常识。在这之前我曾经对小学王老师摆弄矿石收音机感到很神奇。经过无线电小组的启蒙我不仅能熟练地装配矿石收音机，而且知道了它的工作原理。那时候家里没有收音机，能有一台矿石收音机也能增添不少乐趣。为了能使从耳机中发出的微弱声音增大一点，我利用物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动了不少脑筋。只可惜都没有取得成功。

参加国庆十周年游行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广州市出了一个女英雄向秀丽。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学习了她的感人事迹。向秀丽是一家药厂的工人。因为盛酒精的原料瓶突然破裂，车间里燃起了大火，她在救火中奋不顾身，为了保护重要设备被严重烧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与小学相比我在初中阶段接触社会的机会明显增多了。一九五九年的五月底班主任给了我一张参加市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会的入场券。庆祝会是在卢湾体育馆举行的，场面很大规格很高，除了市政府和团市委的领导宋庆龄奶奶也出席了庆祝大会，这让我兴奋不已。庆祝会上市少年宫和几个区少年宫的小朋友演出了许多精彩节目。我们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的暑假里发生的一桩国家大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报纸上发表了中央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的消息。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来才知道在庐的会议上彭德怀和毛主席针对大跆进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那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各行各业都在为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努力工作。学校则早早地要求各班为国庆联欢会准备节目。我们的班长是山东人会说快板书，“当里个当”就是他的绰号。还有一个姓高的女同学越剧唱得很好听。有了这两手班主任觉得还不够，非让我编一个活报剧。在他的指导下“小脏手”终于被搬上了舞台。这个节目主要讲了日常生活中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不讲卫生而导致的，这当中“小脏手”竟是重要的病源之一。国庆节前夜在大礼堂演完节目后又在操场上举办了营火晚会，大家围着煹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儿，高潮时还手拉手地跳起了集体舞。

每年的国庆那一天上海人民照例是要在人民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的。大游行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五九年我们学校有幸入选少先队方阵，我和同学们早早地就开始了排练。到了国庆那天一大清早学校用包车将我们送到广场附近，然后就在那里等待入场。开过庆祝大会之后大游行开始了，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工农商学兵们抬着自己的献礼的标牌呼喊着口号相继通过主席台。等了很久才轮到我们出发，当我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手举鲜花呼喊着口号通过主席台时走在我们后面的少先队员松开了手中的气球，一时间天空被装扮得五彩缤纷。

那一年我还接触到了一桩新鲜事，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了。上海电视台虽然在一九五八的国庆节就开播了。但是那时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别说平民百姓买不起就连一般单位也买不起。所以都过了一年我还不知道电视是啥东西。国庆十周年之前学校里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看过之后原来是在一个大木盒子上嵌了一块荧光屏，另外还有两根可伸缩可转动的天线与之配套。因为住得离学校近我和几个同学每到星期六晚上都去学校蹭电视。我们很守规矩，门卫和管电视的老师都没有为难我们。电视里除了播新闻便是放电影，画面都是黑白的，不太清楚而且常常抖动。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看得很起劲。那年头上海正在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内地到新疆去工作，记得电视里曾播放过一部剧名叫《祖国，只要你说声需要》的话剧，看了之后让我十分感动。

大龄同学参军了

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六〇年，这一年的春天我已经是初二下学期的学生了。三年的初中在时间上已经过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扩大我对自己的前途开始有所考虑了。我是家中的长子，虽然过继给姑妈做养子了，但还是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还是一家人。家长并没有让我“早就业”的意思，他们倒是希望我多读点书。而我呢对读书也很有兴趣。从那时起我对课外时间的支配比较理性了，花在看小说和参加兴趣小组方面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调整出来的时间都用在做数理化方面的课外习题上了。

这一学期全市举行了一次初中二年级的数学竞赛，初赛是全体初二学生都参加的。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进入复赛。决赛成绩公布后我的好朋友班上的学习委员翁某居然进入了杨浦区的前二十名。

与此同时从未听说过的招收空军飞行员的工作着实让我们好奇了一阵子。这项工作是在初三年级中进行的。体检单位是杨浦中心医院。测过身高、体重和视力后已经淘汰了一大半。据说他们测视力时不是看E字缺口的朝向，而是看C字缺口的朝向。而在进一步的检查中更有许多方式方法都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通过极为严格的体检和政治审查，三年级的一位男同学居然大获全胜成了一名光荣的某航空学校的学员。为此学校还为他开了欢送会。可惜我没有记住这位学长的姓名。

这一年的暑假里我在去少年宫参加夏令营时突然听说在杨浦火车站的建筑工地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很快查明死者是我们内江中学体育老师姜某的老婆。这事对我震动很大。为人师表怎么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呀。姜老师是山东人老婆在农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和我们年级里一名大龄女生勾搭成奸了。离婚不成便趁老婆来探亲时动了杀心。杀人偿命，姓姜的被判处死刑，那个女生也被学校开除了。

过了国庆节，每年的十月十三日是我们少先队的队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大队部都会为初三年级的全体少先队员举行了隆重的集体离队仪式。这一仪式我虽然已经参加过一次，但往年是我们欢送学哥学姐，今年则是学弟学妹欢送我们，这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从脖子上摘下红领巾的时候内心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大队辅导员赞扬我们在过去的岁月中以少先队的名义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祝贺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的关怀下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希望我们在离队后仍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学期快结束时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工作又开始了。班级里年满十八周岁的同学都踊跃地报了名。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顺利地过了体检关和政审关，光荣地应征入伍了。那次征召的是海军，穿上军装的同学英姿飒爽好不让人羡慕。平时我和姓金的副班长走得比较近，临别时依依不舍。

这一年中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离开了少先队组织之后让我从内心中感到自己已经渐渐地长大了。已经从少年时代跨入了青年时代。

申请入团受挫

过罢一九六一年的春节我又长了一岁。新学期开始后我们离毕业只有几个月了。班上的学习氛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准备考高中或中专的同学都着手总复习了。那时出版了一套十分热销的初中数理化复习资料。卖书的地方在兰州路上的一家新华书店，记得我和几位同学是在一个傍晚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地方的。准备就业的同学虽然看上去对复习迎考已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的。

那年的春天世界上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4月12日这一天苏联的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飞天英雄加加林在几百里的高空乘飞船绕地球飞了一圈后安全地返回了地面。过了几天新闻又报道了美国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为了欢呼苏联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我们像过大年似的庆祝了好几天。为此我们还认认真真地出了一期充满了幻想的黑板报。

自从离开少先队组织后年级团支部决定发展一批团员，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经过组织考察在五一劳动节之前我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志愿书上要求填写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我问父亲应该怎么表述。父亲说：“家庭成员栏中只能填龙伯和你。我和你妈只能填在社会关系一栏中。”并嘱咐我说，以后填履历表都应该这么填。

我记得讨论我入团的支部大会是在少先队大队部那间屋里举行的。那时全年级的团员不满十人，我们班的班长在我之前入了团，他就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还有一位介绍人是邻班的，现在连他姓什么都记不得了。当我宣读完志愿书后，介绍人对我的优缺点作了陈述。然后便是接受质询。这时候邻班一位姓魏的女同学说我劳动态度不端正。这让我和我的介绍人很意外。姓魏的同学举例说，某年某月她和我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时怎么怎么了……

学校在杨浦体育场旁边有块自留地，校工在上面种了点蔬菜，有时也号召学生去义务劳动。因为刚走出农村不久的我对此事很有兴趣。有一次算是年级里的积极分子大聚会吧，我觉得自己对农活很在行，就不听邻班的一个姓魏的女同学指挥，并且还嘲笑她了几句。这事至少过去了一年多，我没想到她还一直记在心里。

在我对魏同学的质疑进行答辩时，我说了一些不服气的话。我说“就凭我在一次义务劳动中不听你指挥就能得出我劳动态度不端正的结论吗？你自己不好好地干活，指手画脚不懂装懂，唬什么人呀！”我的答辩激怒了魏同学于是双方又争辩起来。其他团员也七嘴八舌地发了言。在介绍人补充介绍了我在班上的劳动表现后仍然未能使魏同学满意，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书记作出了延期再议的裁决。于是我入团的事就被搁下了。

入团受挫一度使我感到尴尬，但我很快就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接下来要填报升学的志愿了。听人家说市东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于是我就将它放在第一志愿里。班主任看了后说，这个学校离你家那么远走读很不方便，建议我将控江中学摆在第一志愿里。当年复旦预科和同济预科也在招生，我也想冲刺一下，但班主任没有让我这么填。

控江中学就在杨浦公园旁，离我家只有两站路。当时我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既然班主任说了，我就郑重地在第一志愿栏目中填上了控江中学。

报考控江中学

我是在建设中学考场参加升学考试的（现在叫中考）。建设中学在宁武路上，那时候已经更名为孝和中学。是班主任老师和当天开考的任课老师将我们送进考场的。我觉得全市统考的升学考试内容和毕业考试没有太大区别，答题过程中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接下来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印校长勉励我们继续升学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准备参加工作的要专心学艺早日成才。那天拍毕业照的场面至今我记忆犹新。我们五个班的毕业生和全体任课老师总共二百多人在操场上排成一个大弧形，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我们拍了张一尺多长的集体照。然后各个班级又分别拍了张毕业照。

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我收到了控江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不是通过邮寄的，而是在班主任那儿拿到的。我们班上和我一起被控江中学录取的共有八人。被其他中学高中部录取的也有多人（有位和我走得比较近的男同学居然被位于浦东的陆行中学录取了）。学习委员翁某毫无悬念地被复旦预科录取了。而贺师孟同学能考上同济预科却是我和许多同学没有料到的。报考中专技校的同学也大多都如愿以偿了。还有两位同学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班主任朱老师对我们班的中考结果很满意。我们对各位老师的教诲也很感激。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常想，内江中学是一所新开办的普通中学，生源都是就近入学，教师也是年轻人居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教学质量呢？说实在，当年并没有家长为孩子请家教，老师也不安排课外补习，教学计划都是在课堂教学完成的。老师教得认真，我们学得扎实。全班同学的成绩虽有差异却没有谁输在起跑线上的精神负担。正因为如此，我由衷地感到初中三年是非常快乐

小阿姨结婚了

生活在农村的那些年，吃的粮食是自家地里种的，蔬菜瓜果是自家园子里长的，鸡鸭鱼肉中除鱼虾外基本上也是自家喂养的。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有时甚至还紧巴巴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进城之后我发现家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样不是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的。更有趣的是，城里人吃的米面是按年龄段和从事的工种定量供应的，而烧饭用的煤、炒菜用的油则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定量供应的。

咱家是个大家庭，六个孩子四位家长。父亲、龙伯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一百五十元。由于母亲持家有道在我刚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逢年过节不仅有好吃的还有新衣穿。父亲是每周三休息，这一天照例会开一次大荤。母亲会将鸡鸭鱼肉做成美味佳肴让一家人吃得很高兴。

小阿姨的年龄和我母亲相差19岁，从小在感情上对我母亲十分依恋。她高中毕业后在居委工作了一年便进了国棉七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二十岁的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便经常将他带过来让我爸妈问长问短。毛脚妹夫是大客人，我妈每次都是热情招待，我们一班孩子也会因此吃到一些客人馈赠的糖果糕点和水果。

小姨父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比小阿姨大三岁，初中毕业后（市西中学）便参加工作了，人长得很帅。是足球运动爱好者，有二级裁判员资格。他父母的祖籍是江苏省六合县南门外，和我们是同乡。两位老人早年来上海打工，现在是上海捲烟厂的工人。他们就这么一个独养儿子，家境比较好。

1959年的元旦小阿姨结婚了。小姨父家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康家桥，那是一条老式里弄，住房条件比较差。一年前大姨父在中山北路附近的陆家宅后村分到了一套新工房，便将叶家宅路上那间小房子（国棉七厂分给我大阿姨的老住房）让给小阿姨做了婚房。那时候大姨父侄女兰英的户口也从老家泰州迁到了上海，她和我小阿姨的年龄相仿，但在辈分上我们叫她姐姐。因为叶家宅路那套房子给了小阿姨，兰英姐很不高兴并因此和小阿姨结下了怨。

婚宴是在康家桥老房子办的，那年头平民百姓家办喜事很少有去饭店酒楼大摆筵席的。邀请的客人也仅限至亲好友。外公专程从乡下来见证了小女儿的大婚。婚宴的酒水很丰盛，烟酒糖果鸡鸭鱼肉一应俱全。据说所有食材都是经过好几个月精心准备的。那天晚上外公和我们一起在静安寺的一家照相馆里拍了张全家福。这是留在我记忆中非常快乐的一刻。

这张照片上站在右边的三个孩子是我大妹、二妹和表弟杨茂松，站在我前面的是大表妹杨玉兰，我妈抱着我弟弟，外公抱着我三妹小美，大阿姨抱着的是她的小女儿杨娟。

大姨父去世后不知为了什么事，杨娟居然和母亲断绝了关系，当然也和姐姐、哥哥断绝了关系。人生在世能有什么样的怨恨可以割断血肉相连的母女之情呢？我虽然是大表哥，在不知事情原委情况下不能说三道四。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桩不该发生的令人心疼的事。我作为大表哥理应调解她和母亲的矛盾，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是父亲的四十岁生日。大阿姨，小阿姨两家都一起过来为我父亲庆生。小姨父买了许多鞭炮，午餐后他领着我和弟妹们到楼下的空地上燃放。大炮仗又粗又长，说是有半斤重一只。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放这么大这么多的炮仗，非常过瘾，非常高兴。

全民节衣缩食

过了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市场上的主副食品供应突然紧张起来，去年夏天还办得热火朝天的居民食堂也停办了。早先已经实行的主副食品定量供应收得更紧了。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豆制品的票还要分上中下旬专用，甚至连香烟、肥皂、火柴都要凭票供应了。猪肉除了皮就是干巴巴的瘦肉，肥膘竟成了抢手货。为了买到一角钱一斤的肉骨头（骨头上并无肉）我几乎每到星期天都要起大早到小菜场去排队。有一段时间甚至连蔬菜都不能足量供应。我记得花菜和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就一度当作光荣菜上市供应。这种菜叶子以前是作为猪饲料的。

渐渐地听到一种说法，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说实话，作为城里人我没有感到天气和往年相比有什么异常。但是，祖国地域辽阔，保不准其他地方真的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呢？后来又听说是苏联在逼我们偿还抗美援朝时欠他们的债，优质的粮食和农副产品都出口了……反正从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正值长身体的我不仅饭量大而且容易饿。与前几年相比家中主食质量明显下降了。从粮店里买来的米是发黄的，面粉是杂合的。什么叫杂合？有人说是将小麦、山芋、玉米芯子磨成的粉混合而成。反正这种面粉是擀不成面条做不成面疙瘩的。家里用来烧稀饭、下烂糊面的钢精锅居然有26英寸大。因为锅小了满足不了一家人的需求。为了增加食品的体积粮店推出了用一斤粮票买六斤山芋的服务，求购者在粮店前排起了长队。

由于长期缺少油水有时候我也会控制不住嘴馋。记得那时候食品店里有伊拉克蜜枣敞开供应，价格也不贵，偶尔花上一毛钱去买上一包解馋。伊拉克蜜枣和我国的蜜枣不一样，是淡黄色的，枣皮上没有刀纹和糖霜，不是一粒粒的，基本上是粘成块状。甜倒是蛮甜的，但是没有国产的蜜枣好吃。

城里的日子过得紧巴，乡下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表哥和堂弟先后到上海来看望我们。他们是空着肚子空着手进门的。难得的一顿饱饭让他们一边打着久违的饱嗝一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作为亲戚我们虽然也很困难，还是得从牙缝里挤出一些能吃的东西接济他们一下。在那段时间里大伯伯和大姑先后应我们的邀请到上海来住了一些日子。那时候两位长辈都才四十多岁，但都显得十分苍老了。瘦弱的身体让我看了心里十分难受。我才离开她们两三年呀，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1959年的秋天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女儿，父亲给她取名为凤霞。小妹一岁的时候咱家从敦化路555弄搬到了长白一村44号。这幢房子就在控江路边上。路南边一溜烟堆了许多钢渣。那些钢渣刚从钢厂运过来时温度很高。有人用铝质的水壶盛了水放在上面想借光烧开水，不料没一会儿水壶的底就被烧穿了，一壶水“滋啦”一声便化成了水蒸气。这种在居民区堆放新出炉的钢渣要是放到现在就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可是在那时候却没人管。

为了增加副食品开始有人在堆放钢渣间的空地上种空心菜，种蚕豆，种萝卜。父亲也在那里开垦了一块空地，下班后，星期天就在那上面浇水除草施肥。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吃到了不少计划供应外的新鲜蔬菜。

既然说到吃了，上海人的最爱之一—泡饭是不能不写上一笔的。

虽然我不是吃泡饭长大的上海人。但自打从乡下来到上海后泡饭也没少吃。可以这么说，从我到上海的第一天一直到上大学几乎每一天的早餐都是以泡饭果腹的。当然，有时也会吃一顿以大饼油条豆腐浆为主的早点。所谓泡饭就是将头天晚上剩下的冷饭盛在碗里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就点咸菜吃下肚。因为泡饭不是很烫几分钟就吃完了。现在回味起来泡饭在口腔中咀㬭时有一种淡淡甜味和一股清香。长时间不吃了还真有点想念呢。

但是烧过的泡饭就没有这么好吃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增加泡饭的体积，母亲总是早起一会儿将泡饭在煤炉上烧开，等我们吃的时候就成了一锅浓稠的饭泡粥了。

日子虽然过得清苦我们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一年一度的春游和秋游照常进行。出去玩能长见识，可是那一顿午饭该怎么办呢？那年头各种糕点都要凭票供应，八分钱或一角二分钱的枕头面包虽然好吃但是不经饿。于是每当我外出游玩时母亲就烙几张葱油饼给我带上，这样我中午就能吃得饱饱的。既玩好了又没饿着。真是母爱深如海呀！

奶奶执意要回乡下去

奶奶在上海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之后，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她郑重地表达了要回乡下的心愿。奶奶77岁了，由于双目失明她已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奶奶说她感到自己活不多久了，她不愿身后被火化，所以她一定要回到老家去。这事经龙伯、爸妈反复磋商后不得不心疼地答应了老人家的要求。

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母亲担负起了护送奶奶回乡下的重任。因为奶奶行动不便，上下车必须有专人搀扶和接应。那时我已经是十六岁的壮小伙子了，上海这边就由我背着奶奶上车，乡下那边则由大伯和姑父负责接应。

听说奶奶要回乡下去了大妹特别伤心。她长到这么大是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奶奶身边的。大妹到上海后降一级在水丰路小学读完了小学。可能是不适应新环境她对学习丧失了信心，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初中。听说奶奶要回乡下了她突发奇想也要跟着一起回去。这事让爸妈很内疚，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让大妹安下心来。停学在家的大妹为了自食其力，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曾经为森林公园的动物园割青饲料，以每斤3分钱的价格送过去。割草对在农村长大的她不是难事，但是要将青草送过去却为难了她。正好附近的汤家宅有位中年妇女也操此业，她有一辆平板车，她同意大妺每天搭她的车，条件是一路上帮她推车。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身单力薄情何以堪呀！

四年后四川三线厂到上海来招工，大妹经过一年的专业培训后去了四川江油县山沟里的一家保密工厂，并在那里单身一人工作到退休才重回上海。改革开放后大妹曾经有机会调回上海工作。因为种种原因她放弃了。爸妈的晚年多亏有大妹的贴身护理让我这个当哥哥的省了许多心。

我不知道大妹为什么对上学读书没有兴趣。多年后当我和儿时的小伙伴恩良一起回忆在金塘营小学读书的往事时，恩良说他也不爱读书。我问他是为什么？他就给我讲了某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他进行不恰当的批评如何伤了他的心。大妹的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伤痛呢？

半个月后母亲完成护送奶奶回乡的任务回来了。据母亲说还没有完全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的农村生活仍然很清苦。刚满十八岁的堂姐已经出嫁。丈夫是在东沟镇上开诊所的林笑春医生的孙子林泉。母亲同时也给我们带回了外公的许多消息。三年前小阿姨结婚时外公来上海住了一阵子，那时我觉得外公比我离开他时苍老了许多。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三年，外公还好吗？说实在我和大妹非常想念外公。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和龙伯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多年来由于龙伯和我没有建立独立的家庭，母子间既没有单独相处的空间，也没有敞开心扉进行情感交流的机会。因此在母子情感的发展上一直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说句实话，平时我从龙伯的言行中很少感受到母爱的流露，而我平时除了口口声声叫她龙伯，也没有表现出母子连心的举止。在我的记忆里，龙伯每月发工资后总是在第一时间将其中极大部分交给我妈打理家政。这一天我也会得到两块钱的奖励

第三卷

在名校读高中

第一章 轻松的高中一年级，

恬静的控江中学校园

控江中学是1953年在江浦中学基础上组建的完全中学（即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二十世纪60年代在杨浦区诸多的完全中学中若论资历她只比鞍山中学，凤城中学略老一点，但在建设中学、市东中学面前那是浅得多得多了。不知凭什么样的解数建校不到十年的她居然已在1959年被市教育局评为市重点中学了。

我考进了控江中学，龙伯和爸妈为之高兴自不待言，就连左邻右舍都高看我一眼了。前两年我家楼上10室里的小哥哥从延吉中学毕业时只进了凤城中学，听说我从内江中学考进了控江中学好像蛮佩服的。那年代教育局虽然没有明文将高中划分为三六九等，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对传说中的重点和非重点已经比较介意了。

控江中学位于控江路双阳路口，与杨浦公园毗邻。学校的大门开在双阳路上。校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约占地五十多亩。因为是完全中学，三幢教学楼呈三字形由北向南次第排开，三个年级各占一幢，楼下是初中部楼上是高中部。行政楼是门字形的，除了容纳了众多的教研组和分门别类的办公室外，东厢楼内有一间阶梯教室，西厢楼内则是图书馆。教学楼和行政楼之间是花坛和绿地。紧靠控江路和双阳路边各有一幢二层楼，前者是教师宿舍后者是华侨学生宿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居在东南亚的华侨青年因种种原因回国求学的人数猛增，控江中学便是接受这些学子完成高中学业的定点中学之一。

大礼堂和教工食堂合二为一建在办公楼的西北方向，它与宿舍楼、行政楼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口字，篮球场和排球场就在这个口字中。一个不太大的游泳池占据了校园的西北角。在教学楼的西边建了三座厕所，厕所的后面有一条小水沟，水沟的两边种植了几行绿树将教学楼和操场彻底分隔了开来。操场的跑道是四百米的，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我进校时的控江中学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模样。

如果从环境和校园内的建筑格局看，控江中学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一所中学的教育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校领导秉持的教育理念。我想，控江中学之所以能够在1959年被上海市教育局评为市级重点中学，在教书育人方面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当然，现在的控江中学已是今非昔比了。这么说吧，当年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所全新的现代化的实验中学。沿控江路和双阳路边原来建造职工宿舍和华侨学生宿舍楼的那两块地皮已经置换给财大气粗的企业盖起了摩天大楼。新的教学大楼，办公楼，科技楼，大礼堂，体育馆的建筑规模和内部设施都是相当现代化的。在“倡导自主，追求创新”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凭借精英群集的师资队伍积极施教，一定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生。

我被分在俄语班

控江中学的初、高中都有六个班。我所在的高一（4）班开学时花名册上有六十位同学，但是没过半个月只剩下五十人了。他们去哪儿了？其有一位叫李进的男同学因为仿宋体写得很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家住在长白三村，父母都在复兴岛上的水产公司工作。我知道他被水产公司招去捕海鱼了。可见在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完全信奉“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古训。重点中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开学时班主任圈定了临时班干部、小组长以及各科的课代表。班长是岑同学，瘦高个子，年龄可能比我们大，一看就知道是老牌班干部了。我荣幸地被圈点为语文课代表。

班主任是教俄语的陈老师，他看上去好像刚过而立之年，个头不高体态略瘦，白白净净的脸上架着副近视眼镜。陈老师是中共党员，但是没有外语学院的本科学历，他是自学成才，从部队复员后又经过短期培训才走上教师岗位的。

俄语有三十三个字母，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类，发音并不难，其中有一个卷舌音，我觉得这个音并不难发。有几个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就是发不出来。陈老师就反复地做示范，一时间“嘟嘟……”此起彼伏。俄语单词的发音是拼读法，也就是说读准每个字母就能读准每个单词。第一篇课文的中译是“妈妈在家吗？”但这句话从俄国人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妈妈多吗？”跟着陈老师高声读几遍之后觉得蛮有趣的。在这之前我没有接触过外语，既然学了当然是想学好的。

可是过了不长的时间我便感到上陈老师的课很枯燥，除了一遍遍地跟读没有别的花样。据邻班的同学说他们上俄语课特别扎劲，科班出身的资深唐老师教得生动同学们学得活泼，这让我和许多同学十分羡慕。开始学语法时还比较轻松，学到名词的变格变位、动词的变态时让我头痛了，特别是一些单词的特殊变化稍不留心便给弄错了。

郑治群同学是俄语课代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学得那么好的。他那张小嘴好像是从俄罗斯定制似的。陈老师家住苏州每周回家一次，有时火车晚点了星期一的俄语自习课就由郑治群代劳。时间长了我甚至觉得在口语方面他比陈老师还要灵光一点。身材瘦小的王家鼎俄语也学得很好，但他一点也不张扬。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初中时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俄语了。

那年头中苏的蜜月期虽然已经成了过去式。但是在学俄语的青年学子中交个苏联朋友互通书信还是蛮时尚的。我们班上就有以郑治群为首的几个同学在陈老师的指导下交了个俄罗斯的信友。此外，以“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为代表的苏联歌曲也十分流行。苏联电影对一些同学的吸引力也很强。遗憾的是对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唯有著名的俄罗斯文学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萧霍洛夫、法捷耶夫的小说我是看了一部又一部。尤其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写得真好。

去黄渡公社支援三秋

高一上学期，过了国庆节之后学校组织我们年级到嘉定县黄渡公社支援三秋。这次下乡距离初一那趟已经三年过去了。我吃了三年饭既长了个头也长了力气，自觉已经是壮小伙了。我们是从老北站乘火车去的。虽然只有两站路，但是对于从未乘过火车的同学来说也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陈老师知道我乘过火车，特地关照我看好同学们，千万不能有人坐过站。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稻子已经上场了。用机器脱粒比我在老家凭力气掼既快又干净。但是扬起的尘土和稻草屑呛得人嗓子眼冒烟浑身作痒。所谓机器实际上就是一只带芒刺的滚筒，用脚一踏滚筒就转了起来。用手抓住扎成把的稻秆将长稻穗的一头放在滚筒上，随着滚筒快速地转动稻谷就落在筒底下的芦苇席上了。

第二项劳动任务是为即将播种冬小麦的土地施基肥。基肥是由灰肥和厩肥组成的，已经运到地里堆好了。我们的任务是将它均匀地撒开。没有工具怎么操作呀？这事让我们犯难了，不干不行，赤手空拳地干又不情愿。这种不卫生的撒肥方式让我感到震惊，这是上海近郊呀，怎么还这么落后呢？要是在撒肥料的过程中手被划破了，伤口感染了怎么办？

最后一项任务是在疏浚薀藻浜的工地上运土。工地上原本就有很多人，突然增加了三百个学生那场面一下子壮观了许多，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薀藻浜是苏州河连接黄浦江吴淞口的一条支流，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严重，这次疏浚加上截弯取直要清除的土方量相当大。我们干了三天，因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主要是帮助装土和推车，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为兴修水利作出了一点贡献。

从黄渡回来后不久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林行同学将我在内江中学填写的入团志愿书退给了我，这事让我感到既意外又尴尬。我原以为那份志愿书已经过期作废了。自从那次支部大会遭到非议后我也不想入团了。没想到已经过去半年多的旧事又被重提起来，并且是又一次伤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材料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也不知道班上团支部收到我的材料后为什么连声招呼都没打。作为组织至少应该找我谈一次话呀！为什么不呢？事后有团员向我透露，说我在支援三秋的劳动中表现不突出。这事让我很纳闷，怎么才叫表现突出呀？我比团员们少出力少干活了吗？满腔热情地申请人个团怎么就这么难呢？

在我的记忆里整个高中阶段我们只有这么一次下乡劳动的机会，以后便改为每周半天去工厂劳动了。但是有的同学说，高二时我们还到川沙县某公社去参加过一次支援三夏的劳动。起先我就是记不起有这么一回事，后来有同学提醒我说，你不记得我们和社员一起割麦子烧麦秆的场面了？经他这么一提醒，沉睡多年的记忆终于被唤醒了。那时候人们的环保意识差，只顾着烧了麦秆得到的灰烬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却忘了漫天的烟雾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位于隆昌路口平凉路上的针织内衣厂是我们去劳动次数最多的地方。所谓针织内衣就是棉毛衫裤。在那里我见识了面料的织造，内衣的裁剪、缝纫和熨烫的全过程，很是长见识。关于裁剪，我原来只有裁缝师傅用剪刀和尺子的操作的印象。内衣针织厂裁剪车间的师傅却是用一把电剪刀和一块模板就将厚厚一沓的面料裁成内衣的各个部件了。有趣的是我从控江中学毕业后，有一天针织内衣厂的厂长居然成了我家的邻居。偶尔说起当年的勤工俭学，厂长说她记得同学中有一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学生，想不到就是你呀。

此外，我们还在杨浦公园南边的某电机厂干过许多杂活。说是电机厂，主打的产品却是专供出口赚外汇的羊角榔头，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临近毕业时有一次在黄兴路桥边上一家工厂的工地上劳动时，女同学汪宝云的手被铁皮扎了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她立即被送到新华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后来因为伤口感染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事把班主任陈老师吓得够呛。意外的工伤差点耽误了汪同学的高考。勤工俭学固然重要，劳动安全保护也不能忽视。

感到学习的压力了

高中和初中的学业负担毕竟不一样了，我开始感到学习上的压力。与语文相比我在数理化方面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收效却不太明显。解一般难度的数理化习题我虽没有什么困难，但是面对难度较高习题我常常打不开思路。再有，对比较复杂的俄语语法我也掌握不好。上高中原本就是奔大学的门而来的。如果各科成绩都达不到优秀，要想考上心仪的大学是很困难的。于是暗暗地努力，总算使自己的各科成绩稳定在班里的中上水平。

控江中学数理化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很高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化学老师宋廷本。他上课时经常只拿几支粉笔，有时连课本都不带。宋老师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每次在阶梯教室做实验都是很开心的事。做完实验宋老师都有一次很到位的点评，这对加深我对课文的理解很有帮助。宋老师板书非常漂亮，写字时只用整支的粉笔，捏着一头在黑板上轻轻地滑动，看似不用力，写出的字却很清楚。他人也长得很帅，要不是脸上有些雀斑颜值是蛮高的。

与教化学的宋老师相比较物理的李老师实在是有点不修边幅。但他讲课生动活泼。力学和电磁学教授的内容较之初中阶段深奥了许多，有些枯燥乏味的内容经他层层剖析后变得易懂易记了。让我头疼的是稍复杂的物理习题我解起来常常会卡壳。

教数学的老师有好几位，代数、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轮番上阵，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对众多的数学公式如果记不住怎么能理解呢？胡老师用他记圆周率的方法启发我们巧记数学公式，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山顶一寺一壶酒 ，二六无事务，摆酒吃酒吃三两，三杯水……（3·14159265458979736384）只一分钟就让我记住了兀小数点后面的二十位。通过举一反三我们想出了许多记公式的小妙招。我觉得学好数理化理解并记住公式固然重要，多做习题拓展思路似乎更重要。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总是有一些差异的。看来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差一点的。

教语文的林老师是位大胡子，烟瘾很大，一支烟斗不离手。只有他敢于在课堂上抽烟。添加了香精的烟丝在燃烧的过程中散发出阵阵异香。我很讨厌这种香味。我虽然是语文课代表但是很少与他联系。我的作文曾经作为范文好几次在班级里讲评。林老师知识渊博，但是福建口音太重，听他的课不太爽。高三时林老师借调走了，3班的班主任，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小老头接替了林老师的工作。

在高中阶段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这些科目与语、外、数理化相比虽被认为是副（辅）科，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音、体、美有特长的同学在高考时不仅可以提前招生甚至还能加分。可惜我在这几方面都没有特长。时隔多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在高中阶段，这些所谓辅料的任课老师（除体育老师）现在连他们的音容笑貌我都记不得了。最近我在网上看了现在高中阶段音乐、美术的教学资源，他们学习的内容对我来说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我真不知道那几年自己是怎么上音乐、美术这两门课的。美禾老师曾请到“三毛之父”张乐平在阶梯教室给我们讲过课，这事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

第二章 清醒的高中二年级

多子女家庭的生活状况

我初中毕业时大妹小学也毕业了。她从老家转学到上海后对新的学习环境很不适应，学习兴趣始终提不起来。降了一级后仍然跟不上进度。那些日子里我想帮助她走出困境，就让她和我一起做作业，一起复习功课，可是她老是走神。小学毕业时大妹没有考上初中，这事让爸妈很伤脑筋。因为尚不到招工年龄大妹只好停学在家帮着照看两个年幼的妹妹。也和双目失明行动不便的奶奶做个伴。

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难免会磕磕碰碰，闹出一些令大人们哭笑不得事来。比如，年幼的三妹某一天忽然觉得四妹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爱便偷偷地咬了他的脚趾头；再比如，不满十岁的弟弟在父亲给他和两个妹妹分发动物形态饼干时常常为象鼻头和小狗狗到底哪一个更大些纠缠不清……面对欢乐和烦恼，父母，龙伯总是以他们如山似海的爱呵护着我们。他们从未骂过我们，更没有体罚过我们，总是以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循循善诱着我们。

那些年我是一个宅男，住在工人新村里那么多年我基本上没有和左邻右舍的同龄孩子一起玩过。从学校里回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功课。做完功课、星期天或节假日也会帮着做点家务，比如和母亲一起起早到小菜排队买菜，或者拖地板擦窗户什么的。

弟妹们一个个长大了，先后进了小学、中学。一家人吃穿用的开销日渐增加。为此父母省吃俭用，父亲吸烟的档次一降再降。为了丰富家庭的文化生活，他从自制矿石收音机入手很快学会了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让我们一家人在买不起品牌收音机的年代里也分享到了从无线电波中传来的欢乐。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在居委会应了一份给居民楼公用部分打扫卫生的工作。收入不多，工作的环境却很差。母亲数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地做好了自己承诺的工作。

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在这段困难时期理应为家长分担点家务。由于学校离得比较远，中午回家吃饭时间有点儿紧，于是就每天带午饭到学校里去吃。节省下来的时间不是去玩，而是抓紧时间做作业。放学后只要光线好我会进到杨浦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会儿书再回家。要论学习环境当然是学校里和公园里好啦。早出晚归为我腾出了不少能静心学习的时间，但是陪弟妹玩的时间几乎没有了。

这一年，国家为了尽快走出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境，推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要下放一批解放后至一九五七年底参加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到农村去。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根据政策龙伯正好卡在这个档子内，为此我们一家老小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好在平安度过了。

那时父亲从统计科调到保健站从事中医和针灸治疗已经三年多了。他手下带了两名徒弟，上级领导说要从他们中间精简一人，这让我父亲大伤脑筋。后来一位姓潘的爷叔自愿报名回了常州老家。据说他用从我父亲那儿学得的一技之长在家乡治病救人生活得蛮好。

回乡下看望奶奶和外公

一九六二年我虚年龄18岁了。虽然离成年还差一点，但是在父母的眼中已经是大人了。

新年伊始中央开了个全国县委书记大会（七千人大会），说是要对“大跃进”总结经验教训，接着又传出要对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进行调整。虽然是高中生了但是对这些国家大事我还是似懂非懂。再然后，新闻广播中更是隔三差五地传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叫嚣。国际上由于印度的一再挑衅中印边界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论战仍在持续着。这些国家大事经过政治老师的宣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从去年秋天奶奶回乡下后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念老人家。外公三年前在见证了小阿姨的婚礼后也没有再到上海来住过。那年奶奶已经七十八岁，外公也七十岁了。父母和龙伯成天忙于工作实在没有时间回去尽孝心，他们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应该能替他们了却一桩心愿了。这一年放暑假后家长便让我领着二妹回老家去住了一个多月，我因此得以陪伴奶奶、外公，还有大伯大妈度过了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日子。

根据事先的约定圩里的姑父将在栖霞车站接应我们。可能是江船误了点那天我们下车后在站台上等了好久姑父才急匆匆地赶到，这让我和二妹小紧张了一回。过了江天色已近黄昏。当晚就住在大姑家了。吃过晚饭屋里又闷又热，蚊子多得直往脸上撞。大姑特地为我和二妹在凉床上撑了顶蚊帐，但是特富攻击力的蚊子还是隔着帐子在我们的手臂上虰出了好几个疱块。

第二天吃过午饭姑父送我们回到了金塘营。村子的面貌和我离开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田野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棋盘格子似的农田连成了一大片，田间地头的坟墩头都不见了。种麦种豆的旱地居然也种上了水稻。我离开老家时还没有人民公社这一说，那时农村的合作化还处在合作社的高级阶段，规模是几个村联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劳动。人民公社则是更大的规模，基本上是覆盖了一个乡，乡政府的建制也因此撤销了。

到家了，我情不自禁地朝屋里喊道：“奶奶！我回来了！”这时就听见奶奶在东屋里应了一声 ：“大孙子，快过来！奶奶想死你啦！”我赶紧放下手中的行李三步并作两步扑到了奶奶的怀里，呜咽着说：“奶奶！我也想你！”与此同时我感到奶奶的热泪滚落在我的额头上了。当时大伯大妈不在家，屋里只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妹在玩耍。他们对多年不见的大哥哥和小姐姐有点生分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按爸妈的吩咐将二十元的饭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给了大伯，大伯说：“大侄子，这叫什么话呀！乡下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粗茶淡饭还是有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二妹提着母亲和两位阿姨买的糕点去看望外公外婆。还未进得屋门我就看到外公呆呆地坐在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八仙桌旁。见我们来了外公好像想站起身来但是没能如愿。见此情景我很心疼，赶忙蹲在外公的膝前含泪仰望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却是说不出一句。外婆毕竟年轻一些，看上去身子骨还比较硬朗。这一天我和二妹没有吃到外公亲手做的饭菜。外婆烧的饭菜虽然也很美味，但是心里的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大伯被生产队派到刘塘张的养猪场里去喂猪了，这事让我很伤感。虽说工作岗位无贵贱之分，但是人不能尽其才总是令人不快的。大妈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在大田里干活，大伯则是早出晚归。轮到他值班时还要在猪场住上一夜。那年大伯48岁，人又黑又瘦，背已经有点驼了。大妈比大伯小三岁，长期以来屋里屋外的操劳也使她过早地显现出了老态。堂弟恩余已经十岁了，瘦高个子，两只大眼睛中显出一副机灵相。五年前我离开时六香妹和恩仁弟还小，现在都上学了。

已经出嫁的堂姐听说大兄弟回来了，抱着才几个月的儿子和丈夫一起回娘家来了。见面时堂姐对我说：“你还记得当年在花生地里捉住我们的那个林如松吗？”我说：“记得，就是六林村那个凶巴巴的小老头吧。”“唉！你能想到我和你姐夫的姻缘竟是这凶巴巴的小老头做的媒呀！”没等堂姐把话说完，姐夫握住我的手说：“恩德兄弟，你好！”我赶忙叫了一声“姐夫好！”

待在老家的日子里除了隔三差五地去陪外公外婆说话，还去方山根的大姨娘家走了一趟亲戚。这个大姨娘是母亲的堂姐，母亲从南京回到乡下后曾得到她的呵护，母亲对她一直很感激。此外，我还领着二妹到东沟镇上逛了几次。余下的时间就和二妹一起在家陪伴奶奶。奶奶的身体看上去还可以，她仍然是每天定时练她的小周天（一种气功）。但是我觉得她练功时的架势大不如前了，盘腿坐在床上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难得回故乡一回，很想和儿时的小伙伴们说说话，但人家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白天忙着挣工分，只有晚上乘凉时才能聊上几句。当我听说当年的同班同学只有一人考上了县城里的初中时内心深处感到十分震惊。不由得想起当时在农村十分流行的一句话“种田耽误了多少读书人。”那意思是说，农村的孩子在求学的路上比城市里的孩子碰到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要走出黑土地非常不容易。假期里老师们都回家去了，这让我想见见他们的心愿落了个空。

一个多月后我和二妹结束了难忘的故乡之行。大妈专程送我们去栖霞站乘火车。大妈怕二妹一次走不了十几里路，先陪我们到划子口的二表姐家住了一宿。二表姐家住在划子口老街附近的一条大埂上，表姐夫仍然在老街上的理发店里工作。这是我在二表姐家留宿的唯一记录。二表姐家的房前屋后种了好多梨树。树上的梨子快下市了。外甥公丫头爬到树上给我们摘了一小篮子的鲜梨，说是要让我们帮他带到上海去孝敬舅公舅婆。

第二天一早过了江，路过栖霞镇时大妈又领我们到她大姐家（我们应该叫她大姨妈）吃了顿午饭。午后有一趟慢车停靠栖霞站，买好票没过多久火车便进站了。一路上大妈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

回到上海后我详细地向爸妈、龙伯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二妹则委屈地对母亲说：“乡下一点也不好玩，那个饭也不好吃。”母亲心疼地对她说：“女孩子口也要泼一点，能吃苦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呀！”我想，作为一个男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回乡竟是我此生和奶奶、外公一起生活的最后时光。

知道关心国家大事了

高中时每周都有政治课，除了教我们唯物辩证法还讲授中共党史和国内外时政。自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破裂以来反修防修的教育抓得越来越紧。记得学校曾经组织我们看匈牙利的电影《昨天》《今天》《明天》，看过之后还讨论了几次。说实在这三场电影我并没有看明白。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春天的事，那时候我还在乡下生活。记得当时从农业合作社的广播中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一些消息。说纳吉是匈牙利的总统，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后来苏联出兵将纳吉赶下了政治舞台。

为了配合政治课的教育从高一开始学校就让我们写周记交给班主任点评，算是高中时代贯穿始终的政治作业。写什么虽无硬性规定，但是不写是不行的。于是每当有重大新闻发布时，或者《人民日报》刊登评论中苏关系的大块文章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就抄上一段报纸敷衍了事。周记不是日记，没有什么私密性，有时候同学之间也互相传着看。陈老师对我们的周记一般不作点评，但是有时候也会用红笔在一些内容下划上红杠杠。

一九六二年六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创造的一项奇迹，万吨水压机公之于世了。一时间各行各业都组织去参观。大约到了九月份才轮到我们学校去。在闵行重型机械厂车间里我眼见烧得通红的巨大的铁疙瘩在水压机的锻压平台上像面团一样被揉来揉去，很快就成了所需要的锻件。这以后学校还请到建造万吨水压机的功臣唐应斌工程师来校作报告。这一过程使我和同学们深受教育。连着好几个星期的周记我都认真地写了自己的感想。

这年的十月二十日新闻广播中传出了我边防军奉命对印度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消息。从那一天起我每天最关心的便是战事的进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边防军将入侵的印军狠狠地揍了一顿后，在十二月一日便从实际控制区主动后撤了二十公里。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往后撤？当时我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听了政治老师的讲解仍然不得要领。

奶奶和外公去世了

寒假里正当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迎新年的时候，慎奎突然从老家发来一份电报说外公病逝了。母亲和大阿姨立即启程奔丧去了（小阿姨因为刚生下老三胡伟国，还在月子里所以没能回去。）过了几天估计母亲料理完外公的身后事就要回来了。不料又传来奶奶病逝的噩耗（1963年l月21日，农历十二月26日），母亲暂时回不来了。龙伯和父亲从厂里请了假收拾好行李便急着往老家赶。我和大妹也想回去送奶奶一程。父亲说，你们兄妹俩很有孝心，但是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你们走了留下他们该怎么办呢？说完给我留下一些钱便和龙伯一起去火车站赶夜班车了。

过两天是除夕了（那一年农历十二月小）。刚从乡下赶回来的大阿姨要接我们到她家去过年。大冷天的，这么多人是住不下的。我便和大阿姨商量说：“要不让小凤跟你去吧！”那年小凤妹妹才三岁。我估计自己还侍候不了她。

送走了大阿姨我只好硬着头皮领着四个弟妹过日子了。年货母亲差不多已备好了。但是我不准备动那些大鱼大肉，一是我没有底气将它们烧好，二是过几天爸妈和龙伯都回来了大家一起吃更开心。于是我根据平时吃饭的标准淘米煮饭、炒菜烧汤，保证弟妹们能按时吃饭睡觉。有大妹妹帮忙，地板拖干净了，玻璃窗也擦过了，有点像过年的样子了。除夕夜那一天的晚上我多炒了两个菜，煮了一锅汤，五个人吃了一顿辞旧迎新的年夜饭。当我在灶间做这些事时邻居家的阿姨爷叔不仅给了我许多关照，还给了我许多鼓励。

到了大年初一，弟妹们都不愿意继续待在家里，我只好领着他们去给两个阿姨拜年了。从杨浦区到普陀区一路上要换乘二部车子。在家门口的61路车起点站排队等到了座位，但是在海宁路换63路时可是受了大罪。先是人多挤不上车。好不容易上了车连站的地方都不安稳。为了不让八岁的弟弟和五岁的三妹被挤着，我和大妹、二妹三个人只能将他们围在中间，一点也不敢大意。在武宁路中山北路下了车之后又走了一段路终于平安地到达大阿姨家门口。那一天小阿姨全家也来了。十一个孩子挤了一屋可把大阿姨忙坏了。往年的年初一这样的聚会都是在咱家举行的呀。吃过晚饭大姨父亲自将我们送到汽车站，看着我们上了车。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

因为假期有限，爸妈、龙伯在老家没给奶奶做头七便回来了。这一天是年初三，我当家的任务结束了。

家长回后发现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母亲问我，你平时连锅铲子都没有摸过怎么会炒菜的呀？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只好傻笑了一下。

经历了这一突发事件后倒是让我感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在家中作为长子是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了。上学是为了接受书本知识，但是不能因此把自己变成书呆子。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一九六三年的三月五日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校组织我们到青年宫看了雷锋事迹展览。雷锋的事迹很感人，雷锋日记中的很多语句振聋发聩，打这以后周记好像有内容可写了，抄上一篇雷锋日记再加上一点感想便可交差了。后来又上演了一部励志电影《年青的一代》，萧继业和林岚的榜样力量也曾使我感动并激动。

上时政课时经常提到两弹一星，但是咱们国家何时才能拥有它谁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时政老师慷慨激昂又模棱两可的表述使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非分之想中。

这一年的秋天退学了的岑班长突然回来了。他不是回来复学的而是因为什么事回上海顺便看望了一下老同学。他在班会上和我们讲他在老家温州农村中参加四清运动的见闻和体会。在这之前政治课上讲过农业六十条，也讲过农村中的四清与四不清，我听了之后不知所云。听了班长绘声绘色的演讲联系到我去年暑假期间回老家的见闻才知道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农村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农村大不一样了。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我们这批学俄语的学生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初学俄语时班上有几位同学在陈老师的帮助下和苏联小朋友建立了通信关系，现在也都主动地停止了交往。平时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同学不再唱了。学好俄语被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政治高度。

当时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一时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我去学校图书馆和杨浦区图书馆借阅居然都要排队等候。出于好奇我特地花钱买了一本认真地读了一遍。此书的作者是柯切托夫，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作者在书中通过对钢铁工人叶尔绍夫一家几代人的生活和斗争展示了苏联社会的光明和黑暗。或隐或现地触及了苏共二十大前后的一些政治敏感问题。我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翻译出版这本书与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有关。

平淡的生活对于平民百姓家来说虽然单调，但是只要老少安康就是一种幸福。一九六四年初小阿姨的小儿子（小名老虎）不幸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虽经积极救治仍然留下了左侧肢体局部麻痹的后遗症。小阿姨为此急得走投无路。母亲及时伸出援手将小老虎接了过来，父亲则坚持给他做康复治疗。经过不懈的努力，小老虎的左下肢运动功能基本上得到了恢复，但左上肢肘以下的运动功能却丧失了。

第三章 迷茫的高中三年级

心气开始浮躁了

自从上了高中我渐渐地感到师生关系和同学之间的交往不如初中时那么融洽了。比如在高中阶段我从来没有在课外和任何一位任课老师单独接触过。即便是语文老师的办公室我这个课代表也没有进去过。在高中阶段我也没有在班上交到特别铁的朋友。放学后几乎没有到操场上去玩过。每年春游秋游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去闵行参观万吨水压机，去青年宫看雷锋事迹展览也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颇有点进入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

在学校里我不喜欢对同学品头论足，许多事情只是静静地看在眼里。比如1班和2班的华侨同学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散发出的体味都与我们不同。我常想要是我被分在那两个班那日子该怎么过呀！这批华侨学生中有位男生长得特别像卡斯特罗，有人说他迷倒了一位教体育的女老师，我听了简直觉得是天方夜谭。

每年秋季在杨浦体育场举行的秋季运动会是各年级运动健儿们充分展示自己魅力和风采的大好时机。我们班既没有跳得高的，也没有跑得快的。虽然有会打篮球、乒乓球的人，只是技差一筹，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奖状。每年元旦前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大合唱是我们班的应景节目，刘连海同学嗓子很好，是不是在晚会上独唱过记不得了。立峰喜欢唱的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常在班上博得一笑。

当然，我们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俞全金的钢笔画就很好。只要他高兴，一会儿一只小鸟就从笔尖下飞了出来。听说他毕业后在金山石化搞文宣，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徐永清同学是个影迷，他收藏的电影票和说明书足有一寸厚。如果说这些都是小kiss，那么袁永飞同学当选为校团委委员和学生会主席绝对是陈老师的骄傲。我不是团员不知道他是不是班上的团支书。陈老师曾经安排我和他同桌一个学期，是不是希望他帮助我改造小资思想呀？

我的课外爱好仍然是阅读，只是不再以通俗的小说为主。兴趣开始转向古典名著。花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套红楼梦。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许多中华活页文选。我不敢说这些课外阅读对提高我的文学素养有多大帮助，但对我“三观”的形成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在这些书中我不仅结识了古今中外各色人等，而且领略了他们对精神和物质的追求。

除了爱阅读我对乐器也有些许兴趣。父亲年轻时也有操弄乐器的爱好。家中存有一把二胡和一把京胡。由于长期闲置，二胡的蒙皮已经松弛，发出的声音怪怪的，已经玩不成了。京胡虽完好，可我好像与它无缘。一时无条件操弄弦乐，就买了支竹笛学着吹。正好班上有几个同好，就一起玩了一阵子。大概是我身上的音乐细胞不够多，再加上学得不刻苦，总也入不了门。时间长了觉得同好者的演奏水平都比我提高得快，干脆打了退堂鼓。

师生间闹了矛盾

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会生出许多小心思，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就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比如某某同学谈恋爱了，某某老师喜欢某某同学……

高二下学期，团支部在发展边**同学入团的问题上和班主任陈老师产生了相左的意见。据说，当时团支部并没有发展边同学入团的计划。是陈老师通过团委委员袁同学直接下达的指示。陈老师的这一做法引起了部分团员的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导致了师生矛盾的激化。这件事在发生时我是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争取入团受挫后对这码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据当事人顾胜德同学的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作为班长，副团支部书记的我事先一点不知道，团支部事先也没有培养边同学的计划，突然陈老师通知我要开讨论边同学入团的支部大会，同时袁也向我谈了边同学已符合入团条件，又说边同学是他帮助的对象（当时有条件在校食堂吃饭的班里只有他们二人，有段时间他们出入如兄弟），应该解决边的入团问题。我当即表示，此事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希望先开个支委会统一思想后再开支部大会讨论审批。袁立即将我的不同意见汇报了陈，陈假借团委名义强令开支部大会讨论边入团问题。实际上班上也已开始流传此事，大部分同学同意我的看法。后正式通知我開支部大會的日期，我又向陳反映，認為太倉促，能否再等等，再做做工作，让大家有緩口气的機會。陳當時态度十分堅決：支部会要开，日期不变！我記得是一个星期四下午課后，在我們班與三班教室中間的團委的辦公室开的会。因為大家知道要开支部大會审批边同學入团，所以班里不少同學放学后没有回家而留在教室里，其中包括馬太還有其他同學，據說有同學在門外聽，會議時間不長后就處于僵局，因為通不過，此時袁代表陳老師要求強行表決通過，也就這樣馬太在門外聽到了，就高喊「飛機上吊大閘蟹，懸空八只腳」，「我要去告你們」。支部大會不了了之。當我开門出來時見到有七，八個同學在門外走廊上，教室里还坐着几個同學。二天后，周六我寄出了給青年報社，團市委的信，向他們说明情况，請他們派人調查。其間，陳找我二次，第一次要我撤銷「告狀」，我堅持這不是告狀、只是要求上級組織調查，所以不能撤。第二次談話很溫和，通知我改組班委，原班委只留陳玲芬的文娛委員，改組所有課代表。並批評我無組織行為，當然也說了我的優點，最后加了一句「其實，我很喜歡你這個學生，聰明！」。這場風波就此了結，我可專心讀書！”

顾脞德的“告状”信寄出后，团市委还真派人下来调查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后陈老师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遗憾的是顾同学等人受到的精神伤害并没有得到校团委和陈老师的抚慰。一场大是大非之争就被维护师道尊严的需要淡化了。

团支部发展团员的事和全班同学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至多也就是在考察过程中听取了部分同学的意见。马太同学是物理课代表，其他功课的成绩也很好。他个头蛮高，眼睛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偏偏喜欢坐在第一排（后来才知道他确实有眼病）。在发展边同学入团这事上我不知道团支部是否听取过他的意见。奇怪的是，马太同学平时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好像和边同学也没有什么过节。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边同学的入团反应如此强烈。

当班委改选后马太同学对陈老师偏袒边同学打击顾同学的做法非常愤怒，声称一定要为顾同学讨回公道。他不仅跑到校领导那儿去告陈老师的状，还跑到俄语教研组去提抗议。他口口声声说陈老师师德有问题，要求学校撤销陈老师的班主任职务并不再教我们班的俄语。

马太同学的闹腾无疑使陈老师很难堪，但是马太也没有达到自己目的。就在班委改选后不久，一天上午的自修课上马太将我、治群、正一（化学课代表）拉到走廊里，言辞激烈地说了一番不欢迎陈老师教授我们俄语和反对他继续担任我们班主任的话，并要求我们和他一起行动。说实在，当我亲耳听到这话时是感到很震惊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当时我和正一直没有言语，治群也只附和了几句。事后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也没有在言行上表露过对陈老师的不满。出于义气我也没有向陈老师报告马太同学这种明显带有拉帮结派动机的行为。可是我就是没有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件事一定会有人报告给班主任的。我们一定会因此脱不了干系的。

果不其然，过了几天陈老师公布了免去我们四个人课代表职务的决定。陈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一决定时态度很严肃，就这么一说了之，没有对罢免的理由作任何解释，随后便重新任命了四位课代表。当时同学们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反应。

课代表虽是不入品的班官，但是被罢之后我还是有点失落的。我对陈老师事前事后都没有和我单独谈过话感到满腹委屈。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一桩葫芦案中，至少沈正一和我是被马太同学装进葫芦的。我不知道马太是怎么相中我的。平时我和马太很少单独接触呀？我弄不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马太如此鲁蛮地行事呢？他既害了自己又坑了别人。也许是处于青春期的他一时情绪失控吧。

早恋了

升入高中后我和初中时的一位同班女同学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恋情。说是莫名其妙是因为在初中的三年中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她。上高中后她在3班，我在4班，在学校里两人接触的机会很少。她家住在内江新村，是我去控制江中学的必经之路。只因为在上学的路上偶尔遇到了几次就渐渐地走近乎了。接触多了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好感。

经过两年的接触我们的交往基本上得到了双方家长的默许。既然家长不干涉我们的交往，我们就不再躲躲藏藏了。因为两家住得比较近，节假日里就会相互走动一下。我是男孩子当然是我主动上门的次数多一些。鉴于两家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再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正，我们的交往并没有越轨的地方。甚至于还互相约定过，即在学校里尽量不单独接触，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学中并没人知道我和她已经在谈恋爱了。

按照惯例学校每年春季都会对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进行一次体检。体检后发现我们班有两位同学染上了肺结核，学校立即让他们休学一年。与此同时，我的女朋友在这次体验中也出了点状况。因为胸片上有一处原因不明的阴影，体检医生让她两周后进行复查。消息传出后她也暂时休学了。为此她忧心忡忡，情绪十分低落。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我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每天放学后便到她家去安慰她，同时也为她讲解一些当天数理化新课的内容。两周的时间虽然不太长，但对她来说却是相当难熬的。

有一天我们从对肺结核的一知半解讲到了居住环境、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的低下可能是导致这种疾病多发的根源，不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望。这天晚上正好课外作业不多，我便在一张纸上将两个人白天里想入非非的那些话写了下来。写完之后将信纸往当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中一夹，收拾好书包便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坐在我前排的孙健荣同学要借我的人民文学杂志看着。我顺手从书包里取出来就递给他了。完全忘了其中夹了一封头天晚上写的那份“情书”。等到下午孙同学将杂志还给我时我才知道坏事了。当时我没有动声色，也没有问孙同学是否外传。说实在这封所谓的情书主要是说了一些自己是如何向往过上比父辈们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类的话，信中自然也有“你呀我呀”这样的词句，但是完全没有“我爱你，你爱我”诸如此类的情话。再说那时候班上男女同学之间有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情感依恋的人又不止我一个，所以当时也就没把它当一回事。

这一天放学后我们再次见面时我没敢将白天发生的事告诉我的女朋友。我怕因为自己的不慎让她不开心。两个星期后经过复查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她高兴地复学了。这事也就烂在我肚子里了。

但是自从出了这桩糗事后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过了些日子尽管班里没有人拿这件事和我开玩笑，但是我还是有些心理压力的，做贼心虚嘛。因为这桩糗事发生在我的语文课代表被罢之前，我还是怀疑有人将此信扩散甚至报告了陈老师。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放学后班上有位和我同路的女生在回家的路上有意无意地提起借杂志的事，从她欲言又止的话语中我推断出那封所谓的情书肯定是被扩散了并且有人向班主任汇报了。常言道，要想人不知只有己莫为呀。自己干出的糗事，怪谁呀！

当我的语文课代表被免职后我不由自主地将它和不久前发生的这桩糗事联系在一起了，一想起来心里就很烦。这一年的语文期终考试老师以“一件小事”为题要求我们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不知咋的，我一时陷入了胡思乱想之中。终场铃声响起时我居然还没有完卷。这次老师给我评了个2分。学生手册发下后那个触目的红灯让我在父母面前无地自容。这个2分是我入学以来语文老师给我开的唯一一盏红灯。

这学期期终考试结束后班上有两位同学因为修业不及格降级了。再加上有三位同学要顶替退休的父母去工厂工作，班上的人数只剩下四十多个了。那年代重点高中对升学率是否有相互攀比我不知道，但是社会上确实有大学招生政策中有所谓“不宜录取”一说在流传。“不宜”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品行不端正等等。审时度势，我觉得自己家庭出身没问题，品行上没有不端之处，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于是心想，高考时只要不出意外，考上一所普通大学还是有把握的。回想过去的两年虽然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于是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信心满满地升入了高三。

迷茫的高三

一转眼高三上学期就过去了。过了1964年的春节，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毕业季真正地临近了。各门功课先后结束了新课的教学开始了全面复习。对毕业生的政治审查大概在高三上学期就开始了。这事进行得很神秘，我们只有被审查的资格没有知道结果的权力，因为审查的结果是保密的。对于政审我自认为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在家庭背景方面，我的生身父母历史清白，我的养母是包身工竧。至于个人的波治表现，从来没有违法乱纪过。（多年后才知道在我的档案中有一张小纸条揭发我有小资情调）

那年头上大学不是容易的事，有人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话虽有几分夸张却很形象。我衡量了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对考上普通本科（即第二批录中的院校）还是有信心的。

不久，本年度大学招生的简章陆陆续续地公布了。有本市的也有全国各地的。那些招生简章印刷得花花绿绿的，就像电影海报一样张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供我们随时阅读。那时候高教部是将所有的大学划分为“理工医农和文史哲”两大类（通称文理两科）。考生填报志愿时只能二选一，不能跨类型选择学校。选定文、理之后接下来是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两档（即现在的一本和二本）选择具体的学校。一本和二本分别可以填六所学校按一至六顺序排列。这事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颇有难度。面对数以百计的大学和对自己应试能力的评估，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可以说既有主见又无主见。多数人都处于心中无数不知所措的状态。

我喜欢文科，但是家长希望我学医。再三思量之后我选择了理工医农类。中国医科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是第一批录取，按现在的说法叫“一本”，我自知实力不济但还是报了，因为按要求一本的志愿不能不填。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中医学院是第二批录取，但将哪一个排在第一位让我犯难了。想了好久我还是将“第二医学院”排在第一位了。

当大多数同学为填报志愿伤脑筋的时候，有一批根据政策规定可以提前招生的军校、艺术院校和体育院校也在悄悄地招兵买马。由于这些院校对考生的条件有特殊要求，主动问津的考生很少。据袁同学自己说，陈老师先将他推荐给哈军工，体检时因为高血压被“拍司”，后又推荐给上戏，面试时因为他连广播体操都做不到位又被淘汰了。因为那一年没有公派留学苏联的名额，袁同学后来虽然考取了华东纺织学院，但多年后他仍为自己的运气不佳而遗憾哩。

填报志愿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工作。有经验的班主任会对学生进行悉心指导。陈老师是第一次带毕业班，在指导学生填报志愿时可能缺乏经验，反正我没有得到他的指导。相反，马太填的志愿却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因为他只报了上海的几所大学，拒绝填报外地学校。

越是临近高考的日子班级里的气氛越是显得凝重。到了该拍毕业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学校里没人组织，班级里也没有人张罗，最后只在校门口用120相机照了，一张不大清楚的集体照。不过同学之间相互赠送照片的事早就在进行中了。我收到了十位男同学的照片，同时也送出了等额的私照，礼尚往来嘛。

第四章 高考我落榜了

高考时感觉有点蒙

每年的六月7～9日是高考的日子。一九六四年控江中学考生的考场在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离开我家有相当一段距离，其间没有直达的公交线路。上午出了考场要回家吃饭，稍事歇息再去应下午的考试。一连三天说辛苦倒有一点，但是并不慌张。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基础知识覆盖面很广，作文要求根据一则新闻报道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短文。那一天天气闷热，我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余下的科目虽不是我的强项但我觉得发挥得还可以。外语的口试是在外语学院进行的。候考花了一个多小时，口试只用了几分钟。

高考之后是一个多月的等待。闲着无事我便抓紧时间读了茅盾文集和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读书不仅消磨了时间也㤦我获益匪浅。书是父亲从厂里的图书馆借的。家长对我的高考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对我一门心思读闲书也没说什么。再说那段日子里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不看书又能干什么呢？

终于挨到发榜的日子了，那时候没有公布考分这么一说，更没有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一说，一切都在暗箱中（对考生而言）操作。录取通知书不是寄给考生而是投递到学校然后再分发给班主任，最后由班主任转交给个人。第一批我自知没戏。但我仍为金榜题名者高兴。王家鼎被清华大学录取了，顾胜德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录取了、林行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孙祖荣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罗守如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李世伟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赵妙芳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杨长俊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杨立峰考上了复旦大学、孙建荣考上了同济大学、吴启成考上了浙江大学、袁永飞考上了华东纺织工学院。这些同学平时成绩都很好，能被名牌大学录取是应该祝贺的。特别是王家鼎同学平时不声不响，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呀！

等了几天，第二批录取的院校发榜了，又有九位同学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翘首以盼的我迟迟没有被班主任叫到学校里去，心想这下玩完了。又过了几天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也发完了，据说有十人之多，我仍然是一无所获。这时候我在暗自悲伤的同时不禁起了疑心，就算我没考好，总不至于连专科的分数线达不到吧！

不久我收到了让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通知。那是由市招生办公室直接寄给我的。打开信封是一张粉红色的信笺。开门见山地说本年度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你没有被录取……希望你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碍于情面在那些日子里我既不敢打听哪些同学高中了，也不敢打听哪些同学像我一样落榜了。暗地里屈指一算，全班参加高考的只有41人，录取了31人，这么高的录取率我居然被淘汰出局了。不觉感到十分惭愧 。

我的落榜让家长们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他们在言语上一点也没有责怪我。我的女朋友幸运地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呀！她鼓励我说：“别泄气，复习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的。”话虽这么说，我的自尊心毕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书记动员我支援新疆建设

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十名落榜生的名单。除我之外、沈马太、郑治群、沈正一、于秀兰、郑广荣都在其内。这让我太感意外了。据说这一结果早就让班上大多数金榜题名者感到意外了，只是因为我的鸵鸟式反应才被蒙在鼓里罢了。我原以为自己的落榜是因为没有考好，但马太他们五人都是高才生，不会都考砸了吧？这才想到倒陈事件的严重后果。可是一想到于、郑二位同学与倒陈事件并无关系时又觉得事情的真相不至于像想象中那么糟吧。

那年头凡是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就业之前一律被称之为社会青年。因此每年的毕业季都是动员社会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关键时刻。八月底的某天突然有同学上门来通知我说：“学校的唐炎南书记找我谈话。”

根据约定的时间我准时到了位于图书馆旁边的书记办公室。唐书记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作文写得好，是个很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呀！新疆是个好地方，很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去施展才华的。”

我说：“我从小过继给我姑妈做儿子，她辛辛苦苦将我抚养到今天，我没有考上大学辜负了她的培养。你让我到新疆去施展才华，谁来给我养母养老呀？”

唐书记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会儿我生气地说：“我已经毕业了，这事不归你管了。”

说完之后我扭头就出了办公室。走出办公室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唐书记的谈话是单独进行的。后来我才知道马太、治群、正一也都先后被约谈了。我怕伤父母的心一直没敢将唐书记找我谈话的内容告诉他们。甚至连我的女朋友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八月底被外地大学录取的同学纷纷提上行李高高兴兴地去报到了。我没有给他们送行。上海的大学在九月初也要开学了。我强颜欢笑地陪女朋友到上海师范学院去报到，在报到处正巧碰上她的同班同学。对方热情地说：“你们考到一起了！”我好不尴尬呀！不好意思地应了一声：“在家里蹲呢！”

一路走来读了十二年书的我突然在又一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却进不了校门了。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正当我重新打开书本为来年的“重考”做准备时突然听说治群己报名去新疆并得到了批准。这事让我大为震惊。我急忙赶到他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先是什么也不肯说，在我再三追问的情况下他才说有人在他的毕业政治审查材料中写了很不好的评语，他只有用去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才能将这些糟糕的评语删除。否则要一辈子被它连累。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社会上传闻的所谓“不宜录取”的政策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所向披靡。

一个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能有什么政治问题呢？想来想去，除非是治群在周记中曾经写过的一些发牢骚的气话被抓着小辫子了。写周记是当年的一项课外作业，写好后交给班主任老师圈阅。收发周记本是公开的，同学之间相互翻看一下也是允许的。所以我知道治群在周记中曾经写过一些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话。在那些内容的下方有老师用红笔画过的痕迹，但是没有写评语。

郑治群作为俄语课代表曾经是陈老师的好帮手。他常常帮助陈老师批改作业和引导我们上俄语自习课，师生之间配合得很好。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和他陈老师疏远了。他俄语学得那么好简直让我羡慕死了。我想单凭他在这一门功课上的优势高考分数就不会太低，何况其他功课他也学得很好。我知道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并且还知道他高考时的临场发挥也很好。这么说来他肯定是被“不宜录取”了。

那么马太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不宜剥取”了呢？他除了是倒陈事件的出头橡子，如果还要找出一些理由大概只能把他坚决不填报外地大学也算上了。家长信仰天主教该不会碍事吧？

那么我和正一同学又是犯了哪条天条呢？不就是糊里糊涂地被马太坑了一回吗？总不至于也被株连了吧！

那些天除了马太外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落榜生经常和治群在一起。我们知道他远走新疆已成定局，要想挽回自己完全不可能了。我们劝他将高考复习资料带到新疆去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沉默了许久才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过了几天那位出乎意料没有被录取的女同学（据说是被人顶替了）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落榜生在她家里聚会，以过生日的名义吃了大排面。治群乘机宣泄了自己郁闷已久的心情，他说陈老师是个伪君子，如果他是个正直的老师就不该这么整我们。治群说，高一时班上有位女同学突然对他有了好感，并通过陈老师传达了她的爱慕之情。但这只是那位女生的一厢情愿，治群拒绝了她，并在周记中写了些指桑骂槐的话，无意中也得罪了陈老师。

九月15日是治群他们这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的知青出发的日子。他和家人在指定地点集合后戴着大红花乘车去了火车站。当我赶到虬江路时他已经登上绿皮火车了。我花了一元钱在地摊上买了一束鲜花送给治群，我们隔窗相视却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开车的铃声响起来了。站台上有人敲锣打鼓但更多的人在哭泣在撕心裂肺地呼唤，那场面是我这辈子都忘记不了的。治群在车窗内朝我招了招手，红着眼圈消失在我的视线外了。

火车离开站台后加快速度驰向了远方，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呆呆地立在站台上目送郑治群远去。我很惘然，只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了。

决定参加高复班

高考落榜后我心中非常郁闷，虽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也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想法。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一年的高考落榜生都可以分配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否则也会像大多数落榜者一样进入某个单位工作的。

有一天翻看新民晚报无意间发现一条光华补习学校招生的广告。我有点心动，便将此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自然知道我的心思，鼓励我认真复习一年明年再考。于是第二天我就去南市区制造局路的一个单位报了名。不久我收到了入学的通知。

光华补习学校的主办单位是“民主建国会”，注册在市教育局中专部。校址在光复西路X号。说是学校其实就是立在苏州河畔的一幢老楼（当然还有几幢办公用的小洋楼），连个校门都没有。这栋楼虽然老旧却是西洋的建筑风格。楼门旁边的一方黑色大理石牌匾“理工楼”记录了它的前世。原来这地方是圣约翰大学旧址的一部分。解放后这所洋人办的大学被撤销了。它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苏州河对岸的那一组西洋建筑群成了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园。

我们这一期补习班一共招了二百多人，因为报名较晚我被分配在五班。开学后我发现高中的同班同学于某和邻班的一位女同学也来补习了，不过她们和我不在一个班。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我的新同学中居然有“上海中学”的落榜生，来自其他市重点高中的更是不乏其人。

所谓补习实际上是对高考规定的科目进行一次系统的复习。任教的老师不仅年资高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说实在，我虽然认认真真地学完了高中的各门功课，但是并没有全部学到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真的补上了一些过去似懂非懂的课目。从一次次模拟测试中可以看出有一些同学的答题能力非常强，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还要补习。当然更不知道他们落榜的原因。那个年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影响考生录取的因素很多，并不能做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后来我听说，这些成绩优良但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同学之所以选择补习是因为可以躲过应届落榜生被外省招工的风头。他们也曾像我一样被领导动员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与光华补习学校同在一座楼内的是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他们是三年制的，在校人数与我们补习生大体相当。沾职校的光我们的课外活动很丰富，广播操和体育课从未耽误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我就与另一位同学在民乐组混过一段时间。逢年过节在华东政法学院的大礼堂里举行联欢会，其乐也融融。我根据老师的授意自编自导的活报剧《书呆子》就在（1965）年元旦的联欢会上嗨了一回。

校方除了抓我们的学习也没忘记强化我们的劳动观点。每周我们都要到位于长寿路上的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去劳动半天。主要是打杂，偶尔也到纺纱车间里去转一圈。震耳欲聋的纺机声和充满异味的空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在那里纺织工人的艰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65年高考报名的时间。毕竟是正规的补习学校，体检、政审、填报志愿都有人管。要是凭个人的力量去办这些事肯定是费力又费时的。考场设在长宁区仙霞路上的遵义中学。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候场时间，考试前我就住到了中山北路的大阿姨家去了。这样我就不用每天急匆匆地从杨浦区挤公共汽车横穿上海“赶考”了。

考完全部科目后自我感觉比较好，一年的复习还是收到了一些成效的。接下来便是在忐忑中等待金榜题名。志愿在高考前已经填好了。根据规定我在第一批录取和第二批录取的学校中分别选择了几所自己心仪的大学。有了去年的失败在填报志愿方面我倒是有了几分自知之明。经过再三考虑我仍然将医学院作为首选并且将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录取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终于到了发榜的日子。一清早我就有点心神不宁。估计快到邮递员出现的时间段了，我不由自主地提前下了楼，定定地守在大门口专等待当班邮递员的出现。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弄堂口时我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我就怕他扬长而去，那我就得再一次跌入失败的深渊了。幸好他一甩腿将车停下来了，然后只听他直着嗓门喊道：44号6室……我立即迎上前去从他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由于过分激动竟忘了说一声谢谢。

信封上醒目地印着上海中医学院的校名，“录取通知书”一行红字让我眼前一亮。虽然录取的不是第一志愿，但我也心满意足了。左邻右舍都为我高兴，但最高兴的还是我的家人。父亲是下班后才知道我考上了中医学院，应该说他才是最高兴的人。我记得那天晚餐时他破例地喝了一杯酒，说是要庆贺我高中。

父亲自幼传承了祖上的针灸技艺。但是他真正走上医生岗位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在同事的眼中他只是老李同志。为此父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中医学院，好为祖上（当然也为他）争个名分。现在他的梦想成真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 四 卷

“文革”中的大学生涯

第一章 我的大学一年级

述型的上海中医学院

读大学是要住在学校里的。自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长便开始为我准备行李。开学时还是夏天，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但七七八八的东西收拢到一起也有一堆，我觉得自己一次肯定是拿不走的。反正星期六放学后都可以回家住一宿，暂时用不着的东西以后再慢慢拿吧。就这样也收拾了一提包一网兜。

录取通知书上标明九月一日至三日为新生报到日。九月一日一清早母亲就要送我去学校。我知道母亲等待这一天已经许久了。她还说要看看我考上的大学是个什么样子。后来为了避开早高峰就推迟到吃过午饭才出发。离开家门后一路上母亲对我是左叮咛右嘱咐，让我内心感到十分温暖。到了隆昌路长阳路口的22路电车站时母亲突然改变了主意，说她这次就不去了。我想母亲一定是为了省下那一去一回的车钱。

上海中医学院位于徐汇区零陵路530号。离学校最近的公交站点是49路车的上海肿瘤医院站。22路电车在外滩的汉口路正好和49路可以换乘，我花了两角捌分钱的车费便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车便受到一群学哥学姐的热情接待。其中一位头发稀疏的帅哥抢先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然后便领着我往前走。大约走了几十步，在东安路零陵路口我们转了个弯又往西走了一百来米便到了中医学院的大门前。校门很简朴，如果不看挂在门柱上的校牌几乎分不出和普通中学的校门有什么区别。

校门内迎面是一幢凸字形的教学大楼。师哥领着我楼前的花坛边走进楼旁的大礼堂。学生处的老师正在为先我到达的新生办理报到手续。轮到我报到时老师先让我交验了录取通知书，然后让我在已经编好学号的花名册上签了名（65069），接下来老师将一只白底红字的校徽递给我说：“李恩德同学欢迎你！”听到这一声呼唤我内心很激动，恭恭敬敬地给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接下来在总务处老师摆下的摊位上交了教材费和伙食费。那年代上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办完这些手续后我领到了一张缴费收据、一张饭卡以及宿舍的号牌。那位热心的师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并将我送到寝室里。师哥姓陶名渭，已经入学两年了。

我的床位是第二宿舍底楼一间靠窗的左下铺。一眼望去这间宿舍大约20平方米，放置四张双层床，可住六至七人。床铺的中间摆了两张书桌，坐在床边上可以看书写字。空着的那张床可以摆放行李箱包。另外，门旁边还有一只简易书架。

这时一位坐在窗前看外文版《北京周报》的同学主动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说：“我叫吕士选，很高兴和你做室友。”与此同时房间里的另一位同学也走过来打招呼说：“你好！我叫汪松延。”师哥和我们聊了一会天又转身去迎接其他新同学了。

九月初的天气暑热未消，我挂好蚊帐摊好草蓆，将洗漱用品摆放好就没事了。看看天色尚早便想到校园里去兜一圈，于是和两位室友说了声：“我想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

学生宿舍是筒子楼结构。长长的楼道里一溜排开二十几间寝室。底层走廊的东头居然是体育教研组，这让我感到很惊奇。公用的洗漱间和卫生间在走廊的中部，是敞开式的。楼道内有两间供年级指导员使用的办公室，但是没有看到办公室的主人。走到楼外发现这幢标号为2号的学生楼就建在操场的跑道边，在它的北边还有一幢同样规模的1号学生楼。

站在操场边上放眼望去南边的篱笆墙外好像是一片农田。走近一看地里果然生长着绿色的蔬菜。农田的那一边则是一片居民楼，估计再过去就是中山南路了。沿着跑道转到操场的东头，东安新村的居民楼几乎伸手便可触及。一间不太宽敞的体操房占据了操场外的一角。里面放了几张乒乓桌和一些运动器械。操场的面积虽然不小，因为被篮球架、排球网、羽毛球网各自占据了一隅显得比较凌乱。操场中央的草坪由于缺乏养护也是斑斑驳驳的。

在体操房的北边有几间老式民房，估计是征地建校时保留下来的。2号宿舍楼的斜对面是总务处的办公楼。1号宿舍楼底层的东头是医务室。

继续往北走有三间平房，其中一间是理发室，另外两间是男生浴室和女浴室。刚才报到的地方既是礼堂又是食堂。厨房、锅炉房、煤场、库房，还有一间小食堂和礼堂连成一体占据了校园的东北角。在校门两边的围墙内东边是汽车房西边是自行车棚。沿着教学楼前的水泥路往西走，尽头处路北是动物房路南是解剖房。一堵围墙挡住了去隔壁龙华医院的路。往回走时绕到教学大楼的南边，有一块长条形的苗圃栽种着几十种中草药。至此，我已经将校园完整地走了一遍。

在回寝室的路上路过l号宿舍楼，底层的西门是学生会和团委的办公室，再往里则是教材科和打印室。一号楼的旁边是阅览室，我顺便进去翻了翻当天的报纸。校园给我的印象是紧凑而不局促。

在校园里兜了一圈回来，寝室里又增加了一位新室友，他是汪同学的下舖梁克政同学。当我们说起对校园的第一印象时居然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个“小”字。说实在，与我曾经去过的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相比，我们中医学院实在是个迷你型。不过麻雀虽小只要五脏俱全就行。六年制的中医学院每年只招一百个学生，占那么大的地盘也没有必要。听说一九五六年建院时首次招收的学员居然是在北京东路上的国华大楼（针灸研究所所在地）举行开学典礼的，校舍则临时安排在北苏州河路400号的河滨大楼中。两年后，62、63届的同学才从那幢大楼里搬到零陵路上的新校舍来。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四个人拿了碗筷走到大礼堂。这时才发现大礼堂的大部分空间里都摆放着八仙桌和长板凳。我们吃的是包伙，五角钱一天。凭饭卡就餐，每吃一顿分早中晚打上一个V。开饭时八个人一桌，人坐满了就上菜，饭和汤则随意取用。这一天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具有老红军资格的许副院长居然为我们这些新生端菜端汤。初来乍到还真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一年后改为凭饭票自由就餐。）

吃过晚饭在寝室里聊一会天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实在感到无比的舒服。那年头居家的平民百姓洗澡如厕都是头疼的事，真没想到大学里竟有这么好的条件。难怪人们要把大学生称作天之骄子呀！．

中医学院的周围是居民区，商业服务要到附近的东安路上才能提供。在陵零路东安路口有一家饮食店，这个小店在我们住校的五年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餐饮服务。

体验大学新生的快乐

第二天新生报到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寝室里又增加了三位室友，他们是我的上铺沈明良、吕士选的下铺李凯溁，还有一位室友叫刘中熙。

这一天指导员开始办公了。为了对住校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有一个全面地照顾，每个年级都配了一名专职政治指导员。我们年级的指导员姓何，名传毅，是位刚毕业的师兄（一九六五届）。因为汪松延的姐姐和何指导是同学，所以他特地抽空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会天。何指导是中共党员，人很随和，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据何指导说我们年级共有103名同学，要分成甲乙两个班。何指导还说学校给我们年级配了一名年级主任，他姓臧，名堃堂，是六二届的毕业生，现任中药教研组组长，他出差在外尚未归来，要等到开学后才能和大家见面。

为了欢迎1971届（1965级）新生入学，学生会举办的迎新晚会安排在九月三日晚举行。闲着没事我就到隔壁的龙华医院转了一圈。长这么大了还真没去过大医院。这所医院作为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与院本部同期建设同时竣工的。与别的医院不同的是行走其中到处都可以闻到浓浓的中药味。因为病房是不能随便进的，行政楼也不能乱闯，我只能在门诊部东张西望地转了一圈。

说到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除了龙华医院外还有坐落在淮海路普安路的曙光医院，以及坐落在南京西路青海路的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与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相比我们的附属医院是比较少的。报到那天我从一医门前经过时一站路之内就看到了他们的四所附属医院。

从龙华医院转了一圈回到校园里听说可以领教材了，便取出缴费凭证到第1宿舍楼底层的教材科捧回了一摞书。回寝室后坐在床沿上一本本地翻看，计有内经讲义、中药学、中医诊断学、中国医学史、中医古文、人体解剖学、医学英语、唯物辩证法。这些都是大一必修的课程。

从小学到现在已经读了十几年书，各式各样的开学典礼经历得多了。大学的迎新晚会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九月三日晚全院师生齐齐会聚在大礼堂中，我们七一年级的同学受到特别优待坐在了前排。主持会议的是院长办公室主任，一位身材高大的山东南下干部。接下来程门雪院长作了简短的致辞。程院长是蜚声海内外的近代名中医，当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会上党委书记林其英作了新学年新期望的报告，他勉励我们为继承祖国医药学的传统努力学习，为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为发掘祖国医学这座宝库贡献力量。

迎新晚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大幕。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同学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出演话剧、电影《青年一代》剧组的主要演员杨在葆、达式常……，出演电影《农奴》剧组的主要演员才旦卓玛，强巴……的表演一次又一次地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尤其是边唱边舞的《洗衣歌》将演出推向了高潮。师哥师姐们表演的武术对打和器乐演奏也相当精彩。会议结束时团委书记钱士达带领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九月四日星期六，正式开课了。上课的地方在教学大楼的三楼。103位同学果然如同指导员所说分成了甲乙两班。我分在乙班。每班又分成四个小组。班干部和小组长的产生办法和中学时代别无二致，也是由指导员指定的。后来听说，何指导在新生报到前已对拟定中的团、班干部进行了家访。可能是我高考时语文成绩较好，被何指导指定为乙班的医古文课代表。从初中一路走来我已成了语文课代表的专业户。

我们年级的甲班和乙班在教学大楼三楼各自占据了一个大教室。中间隔了一个正对楼梯口的马列主义教研室。除上大课在一起，其余时间里两个班级的同学很少接触。以至于过了一年还都是面熟陌生。

图书馆和医史博物馆在一楼，党政部门的办公室在二楼、西医教研组和科研处在五楼。中医药学科的教研组大部分集中在三楼，这倒为我们课前课后和老师联系提供了方便。科研处有一尊展示人体经络走向和针灸穴位的玻璃人，我觉得这一新工艺比医史博物馆中珍藏的针灸铜人更直观。

全新的教学模式

我的祖上在清代乾隆朝已有族人从医，他是我们这支在明朝初期从浙江上虞迁至江苏六合的李姓十二世祖，名讳“四和”。四和祖宗的医术代有传人，至我父亲这一辈已是八传。到了我奶奶进入李家门后她又从娘家带来了针灸术。我大伯和我爸的医术主要是从我奶奶手里学得的。我报考中医学院多半是家长的意愿，说实在那时我本人对学中医的兴趣并不太大。现在既然进了中医学院的大门还是要努力学习的。

大学的授课方式和中学时代有明显的区别。它是两个学时连在一起讲授，称之为上大课。老师讲课很认真，但课堂上很少互动，课后也不布置作业。所开的课程没有主辅之分，也没有必修和选修一说。记得有位老师曾经对我们说，大学就是“由你玩四年”。我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因为在英文中大学是这样拼读的university。但细想起来在如此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如果自己不努力可不就由你玩了吗？中医学院是六年制的，由你玩四年也好 ，由你玩六年也罢，能不能学好得靠自己努力了。

开学两周后医务室对我们新生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发现有两人因肺结核处于浸润期需要休学一年。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寝室的刘同学。这事让我们很感意外。吃惊之余真不知道他们高考前是怎么进行体检的。刘同学为此十分郁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将他送回了家。分手时说了许多劝慰他的话。

听了几节课后感到《黄帝内经》很难懂，《中医诊断学》则很难学。《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根据黄帝和岐伯的对话整理而成。岐伯是远古时代的名医，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任课老师是吴文鼎和凌耀星，他们都是研究内经的专家。尽管他们讲得深入浅出我仍然觉得似懂非懂。

阴阳五行学说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阴阳是对立统一的，互根互生又互相制约，这和哲学中关于辩证法的表述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到底是自然界中的五类物质还是五种元素一时说不清楚。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好像有道理，但总让人觉得有些那个。一时间我已搞不清是在学医还是在学哲学了。

学到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时我几乎要崩溃了。心主神明、肝主谋虑．脾主运化，这是哪对哪呀？中学里我们是学过生理卫生的，脑干什么去了呀？难怪我们平时只说心事重重而不说脑事重重呢？老师解释说，神明确实由脑所主，如果没有心主血脉的濡养，它的主神明功能很快就会消失的。相反，如果脑实质损伤了，心也就主不了神明了。这么一想，中医的脏腑学说确有它的独特见解。

至于经络学说更让我感到惊奇，原来在我们的肉身上还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被感觉到的庞大系统，它不仅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有传输精气的功能。说实在从小学读到高中古今中外的知识学了不少，学习过程中也曾产生过许多疑问，但从来没有像学中医这样满腹狐疑。

自从接触了黄帝内经的原文后我才真正地认识到中医学院开设医古文这门课的重要性。因为单凭我们在中学里学到的那一点古汉语知识是无法读通读懂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的。教授医古文的是王晓波老师。教材则是袁昂老师主编的。作为课代表我经常出入医古文教研室，有幸认识了这个教研组里的几位资深的老师和一位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而来此入职的年轻助教段逸山（此人二十年后登上了全国医古文学会主任委员的宝座）。可见学校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

讲授《中医史》的是贾福华老师。他原是沪上的知名儿科医生。因为热爱和长期潜心研究而成了医史专家。在教学大楼的底层有一间医史馆，上课的时候我们去参观过。展出的文物虽不多，但都是难得一见的老古董。通过贾老师的讲授大大地提高了我对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的认知度。

中医诊断学是教我们如何通过望闻问切获取病人从各个方面展现出的生理病理信息，然后根据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进行整理找出疾病的症结所在，从而为治疗指明方向。望诊中的舌诊虽然很直观但是要真正学到手却不那么容易。关于切诊讲的不只是撘脉也包括对全身的检查。凭三个指头的感觉要分辨出二十八种脉象更是难上加难的事。老中医有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初学的我则是“指下了了，心中难明”。教我们诊断学的是王啸山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关于切诊中医还有一句名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为一名高明的中医，反正现阶段也只能熟读王叔和了。学中医需要背诵的知识实在太多，这对虽然不是太困难的事，实在也是很辛苦的。

教授我们唯物辩证法的是俞民生老师，他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同时还是学院党委学生党支部派驻我们年级的联络员。他在教学之余还担负着在学生中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的重任。我连团员还不是，入党这码子事连想都没有想过。

所有中医课程中比较直观的是中药学。臧堃堂老师没有亲自给我们授课，是徐辉光老师主讲了这门课。中送冲中药不是从它的化学成分入手的。而是引进了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性味归经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开始时我觉得不可思议。徐老师说，这些概念是从人们吃了中药后产生的感觉中逐渐提炼出来的，不是用物理方法测量來的。经过徐老师的点拨我似有所悟。

上中药课时每人面前都有一只标本盒，讲到哪一味药标本室便会摆上它的饮片，走廊上还会同期展示出这味草药的全株标本。如果校园里的药圃中正好有这味中药植株，下了课还可以与它作一番亲密的接触。在药圃中我很快认识了几十种中药材。

上人体解剖学课时是有点小紧张的。走进那幢位于教学大楼西侧的平房时除了闻到怪异的福尔马林味还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已经经过福尔马林固定的大体老师（捐献遗体者的敬称）平卧在解剖台上，头部用蓝布包裹着，其余部位则用蓝布覆盖着。授课的是从第二军医大学转业来我校的姜凯采老师。每次上课前第一桩事是向大体老师致敬，鞠躬之后才能揭开蓝布开始操作。记得第一次上过解剖课后正值午饭时间，心理作用使我食欲全无。

按理说，大学的教师应该是以教授、讲师、助教相称的。中医学院却不讲究这一套（抑或还来不及讲究这一套），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没有教授、讲师的头衔。就连程门雪院长也不例外。

大学生的学习除了上大课认真听讲更重要的是自习。对我们低年级学生来说如何才能上好自习呢？面对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前人虽然编撰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歌诀。但是要记住这些歌诀也绝非易事。中医认为人体十二经脉的走向和衔接是有规律的。凌耀星老师讲完这堂课后说她编了句顺口溜可以帮我们轻松地记住十二经脉的交接顺序。于是她在黑板上写下了“肺大胃脾（比）心小，胱肾（光剩）包三胆肝（单干）”一行大字。经她一点拨我立即心领神会。在凌老师的启发下，从此我通过巧妙的谐音替换编出了各式各样的顺口溜，不仅提高了记忆的速度而且加深了记忆的牢度。

当然这种“取巧”只是我的自习的方法之一，更多的还是要在理解和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转眼间一个学期就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专业思想渐渐地稳定了，并且对一些学科有了兴趣。期末各门功课都进行了考试，有开卷的也有闭卷的。我对考试的方式和成绩都比较满意。

1966年的春节是我大学生涯中的第一个佳节。大妹在上海电池厂接受技木培训已经半年多了，很中就要去四川的三线厂工作了，这个春节我们过得很愉快。

丰富的课外活动

新学期开始后何指导员鼓励我向团组织靠拢。因为有初中毕业时申请入团被拒绝的伤痛，对入团我已没有什么兴趣。经不住老师和团员同学的反复谈心，我终于再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只过了一个多月班上的第一团支部便开了个会，按照接收新团员的程序走了一遍，末了老团员们还说了许多表扬和鼓励我的话，然后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就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不久经过年级团总支的批准我成了一名大龄（20岁）新团员。

在我入团的同时，我耳闻了年级里有五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已被列为中共党员的发展对象。所谓耳闻其实是听一位参加了俞老师召集的倾听群众意见会后透露的。要不是几个月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想等到我们毕业时他们应该都是资深的老党员了。

经过一个学期的接触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大都是既会念书又会玩的全面发展型人才，相比之下我既不擅长吹拉弹唱又不喜欢舞枪弄棒，倒成了个书呆子。与我同寝室的一位梁同学小提琴拉得相当有水平。他初中是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六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不知何故中途改换门庭学起中医了。另一位汪同学会拉手风琴，我看着他右手指在键盘上不紧不慢地移动时总有一种怕它跟不上节奏的担心，可是年级里排练大合唱时少了他伴奏还不行。还有位徐同学，个头不高音乐细胞蛮多。百十个同学在他的指挥下居然也能唱出一首动听的歌曲。

与中学相比，大学的课余生活确实要丰富得多。下午四点以后在操场上活动的人很多。有打羽毛球的。中医学院的羽毛球队在上海高校中是很有名的。这主要得力于一批华侨同学和曾获得这一项目全国少年组冠军曹德强同学的大力推广。有练拳脚的。这武术更是中医学院的运动队的特色。高年级中有一位女同学还是拿过某项武术比赛全国冠军的主儿。还有掷垒球的。这玩意儿我还是第一次关注它。看了几次才弄清攻垒、守垒、跑垒是怎么一回事。除了这些特色项目外，司空见惯的打篮球、托排球、拍乒乓更是大有人在。在僻静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在打太极拳。记得入学后不久学校便聘请了一位太极高手教我们打拳，我学了一阵子进入不了意境便放弃了。

同学中有好动的自然也有喜静的。设在教学楼底层的图书馆虽然不能提供阅读的场所，但是借书倒是方便的。宿舍楼旁的阅览室从早一直开放到熄灯，那里面的报刊杂志虽不能说应有尽有，坐下来东翻翻西翻翻也蛮惬意的。唯一欠缺的是学生会组织的活动比较少，不像其他大学有许多社团经常搞文艺活动。

根据学校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们年级到龙华公社东湾大队支援三夏，割麦子、脱粒、晒场、採草红花，往地里运肥料……什么事情都干。白天出一身汗，晚上洗个冷水澡，一天三顿有吃有喝，日子过得蛮消停。

在这次劳动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桩叫採草红花的活计。草红花是一味䏻活血化瘀的中药，因为价廉物美经济效益好上海郊区的种 植面很广。草红花虽是菊科植物，但它的花萼却长得张牙舞爪。因为花㟧的顶端有许多刺，要将密扎扎的小管状花朵从花萼中采下来颇为不易。小心再小心，哪怕是戴了手套手指头也被刺得生疼，特别是包裹在指甲根部的皮肤简直就是被戳得千疮百孔鲜血淋漓呀。吃过一次苦头后有农民给我们支招说，起早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摘草红花手感要好一些，要是等太阳升起来之后再采摘花萼上的刺儿就会变得十分坚硬。我们信以为真，但是试了之后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

第二章 文化革命的大幕拉开了

停课批判三家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上午，我们在龙华公社东湾大队打谷场上晒麦子。和昨天一样解放日报按时送到了。我扫了一眼头版，头条刊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通栏的大标题非常醒目。在这之前，昨晚的新闻联播节目：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听过之后似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午间休息时我读了社论全文，开篇第一句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这个开头几乎和《共产党宣》的开头是个格式。当时我就想，好大的口气呀。社论传递的信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正受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猖狂围攻，革命群众必须奋起和他们斗的大字报，感觉到北京大学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自从拉开批判三家村的帷幕后，毛主席便到南方巡视去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引导运动深入，向北大和清华派了工作组。结果造成学生和工作组严重对立。据说在“南巡”途中的毛主席对运动出现这样的局面极为不满。

第二天一清早学校派车将我们接回去了。才离开学校没有几天，校园里已经大变样了。教学楼的外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大礼堂里则拉起了好几道铁丝，铁丝上已挂满了用废报纸写的大字报。内容大多是紧跟形势的标语口号。当天下午，院党委召开了全院批判“三家村”的动员大会。并号召全院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批判三家村的战斗。

其实对“三家村”进行批判的文章在我们下乡支援三夏之前已经见诸报端了。1966年5月10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的又一篇大作。当天我在阅览室里粗读过这篇长文的开场白部分，知道这场文艺批判是从北京开始的。“三家村”是指邓拓（《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吴晗（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三人。《燕山夜话》是邓拓用笔名马南邨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辟的专栏名，《三家村扎记》则是他们三人用吴南星笔名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专栏名。姚文元认为邓、吴、廖三人长期以来在两个专栏里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必须彻底铲除。因为文章很长看过几眼之后便放在一边埋头苦读圣贤书去了。

说到姚文元其人，我年轻时还真有点佩服他。高中语文课本中有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老师在讲解课文时给我们说了一个姚文元如何会写文章的故事。 1957年6月初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并讲了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排版方式和大小不同字体。这本是件寻常事，不料姚文元却从中看出了政治方向问题，立即写了篇《录以待考～读报偶感》的千字短文并亲自送到文汇报主编手上。主编考虑到姚文元当时的名气和问题的指向，第二天在极不显眼的位置刊出了姚的文稿。哪知毛主席读到此文后大加赞赏，提笔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导读《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随后又写了收入我们语文教科书的那篇文章。由此可见姚文元在舞文弄墨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难怪“四人帮”垮台后他得了个“文痞”的头衔。

为了配合我们写批判文章，图书馆在马列主义教研室集中展示了一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书籍和5月10日登载姚文元署名文章的各种报纸。这天晚上我花了几个小时才读完了展示的资料。老实说，我看不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毒在何处反在何处？相反却被三位作者生动活泼的文笔、渊博的学识，针砭时弊的准确到位所折服。当然这只是深藏在心底的想法。作为刚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的我还是按姚文定下的调子写了一篇东拼西凑的批判文章并抄成大字报贴出去了。

用写大字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人某事的观点是我国推行的发扬大民主的方式之一。此外还有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一九五七年整党整风时由人民群众提出来的。这“四大”不仅得到毛主席的赞许，还写进了宪法。

批判《燕山夜话》是要以理服人的。这个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毛主席语录》已经是人手一册，老百姓称之为“红宝书” 。六十四开本，红色塑封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着套红的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本语录是总政治部编辑的，原来只供全军上下学习。“文革”开始后才发放到全民手中。这本红宝书在十年“文革”中可是起到了神奇的作用。写批判文章时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阐述自己的观点，开批斗会时两派群众组织则各自选择不同的语录给自己造势，欢呼胜利时一定不会忘记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了让雪片般飞来的大字报有贴的地方，总务处的工人加班加点在大礼堂外的道路两旁竖起了几十米长的大字报墙。记得那一阵子学校人事处还煞有介事地组织人员抄大字报留底。没想到此举不久就被造反派们说成是党委在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酿出了一场大祸。

传达《五·一六通知》

形势的发展并没有让批判《三家村》继续进行下去。就在开过批判“三家村”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校园里贴出了一张《重炮猛轰院党委》的大字报，署名是“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大字报措辞激烈但内容空洞。这一天的下午党团员都被召集起来开了会，林其英书记在会上说“欢迎大家给党委提意见”，并要求党团员敢于站出来说话。会后果然风云突变，反击“重炮猛轰……”的大字报贴满了刚刚建成的大字报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顿时充满了整个校园。

六月四日中午正当我们在食堂用餐的时候，学生会广播站突然播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说是院党委上午接到市委的通知，全市各大专院校从即日起停课闹革命。话音尚未落地已经有人敲着碗筷欢呼起来。我没有激动，但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刻，因为从那一刻起一直到毕业我们再没有正儿八经地进过课堂。整整四年都在跟随“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闹革命。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一下子点燃了年轻人的革命激情。记得从那以后“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便响彻了校园内外。“保皇派”“老保”的帽子也满天飞起来。革命群众谁不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呀？这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从何而来？

就在这个时间接点上，院领导神神秘秘地在龙华医院阶梯教室给师生员工传达了一份名曰《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由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了由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认为，汇报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会后听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个通知半个月前已经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过了。于是我就去阅览室查5月16日以后的人民日报。这个通知果然刊登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上海音乐学院住于汾阳路上，和我们中医学院靠得比较近。贺绿汀院长受到学生批判的消息前几天就传到我们学校了。据说还有人到现场去看过。我想，重炮猛轰中医学院委的大字报应该是有来头的。就在这时，这位久负盛名的老革命音乐家被《解放日报》点名批判了。这事非同寻常，肯定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中医学院校园内很快贴出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程门雪、金寿山、章巨膺的大字报。看过这些大字报后我一头雾水，院长和教务长当然是学术权威，但要给他们戴顶反动的帽子总得有点根据吧！医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与反动何干呀？更有甚者，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居然开始卖力地批判起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振振有词地说它是大毒草。这就让我纳闷了。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这可是毛主席说的！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六月十三日晚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中央决定暂停高考的新闻。这事看上去好像与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无关，却深深地戳中了我心灵上的痛点。我不知道是应该为自己再次高考成功庆幸，还是为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们惋惜。让我没想到的是中学生们却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了，他们真的是在庆祝这个将彻底改变自己人生道路和命运的决定吗？还是不得已地在强颜欢笑？

自从停课以后我们每天要做的功课不再是“理、法、方、药”，而是变成了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没有人组织我们写什么，更没有人指导我们怎么写。开始大家都以个人的名义出面，但很快就改变了方式。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以团队的名义出面了。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如东方红、井冈山、风雷激、战酒酣、抗大、全无敌、铁扫帚、追穷寇……等等。

六月底大妹在上海电池厂完成了一年的技术培训后要去四川江油县山沟里的某三线厂工作了。因为她出发的时间一直没有确定，我住校不常回家，那一天我没能到车站为她送行，正像她后来没能为我远走新疆送行一样，这事都成了我们一辈子的遗憾。

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

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后校园里开始流传一些来自于北京的小道消息。涉及的内容党报上都没有报导的。消息说，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刘、邓负责。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在清华、北大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他们就派工作组去解决。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受压抑的清华学生在和工作组的对峙中情怒地打死了一名工作组成员。

消息还说，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他们暗中支持清华大学的学生反对工作组，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刘、邓、陶。

这些消息让我感到困惑。一场文化革命怎么会变成一场混战呢？

还有消息称，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对失控的局面非常不满，说要和制造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决一死战。

一场无结果的辩论

按常规进入七月之后学校应该放暑假了，由于革命尚未成功放假这事也就无从谈起了。半个月来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同学们各有各的表现各有各的思考，不同的意见不仅见于大字报上，也见于各种场合的辩论中。七月一日这天下午我们年级开了一场辩论会，议题是团总支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这个议题要是搁在平时根本没有辩论的必要。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团支部是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是必须的呀！

近一个月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一篇接一篇地发，革命形势是一天一个样，从最初的批判《燕山夜话》已经延伸到批判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更有甚者还要重炮猛轰党委。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已经划分出“革”和“保”两个阵营。那时我入团还不到三个月，听着“团总支是绊脚石，是保皇派，我们不要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这些激烈的言辞从资深的团员们口中说出来我感到很惘然。

不过说句实话，这一个月来年级团总支确实没有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头引领大家去和反动学术权威作斗争。那些振臂高呼“踢开团总支，自己闹革命”的团员大概是急不可待了，所以才自告奋勇站出来要鼓动更多的人一起闹革命吧？

那一阵子“怀疑一切”大行其道，还说这个口号还是马克思的座右铭。可我知道，这句话是马克思回答她女儿拿回家的一份问卷时说的。他的意思是对前人的思想成就都要重新思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在批判中继承”，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乱说一气。

辩论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主张踢开团总支自己闹革命的人没能说出令大多数同学信服的理由，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这场辩论会之后，由于同学们对当前的形势任务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不仅年级、班级这个大集体分崩离析了，就连小集体（宿舍）也分崩离析了。团总支就此瘫痪了，团干部也被贴了大字报。我们年级的政治指导员何师兄因为要结婚了也不住校了，他和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少。我和他开玩笑说“你也靠边站了。”在这以后我们之间常常以“老靠”相称。

七八月份应该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因为正在进行文化革命，学生、老师仍然照常上班。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的大字报写了几篇后好像也没有后劲了。对于批判本单位的反动学木权威我总感到无的放矢。我才学了不到一年的中医，接触到的内容十分有限。我反复翻看几本已经学过的教课书，实在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反动的东西。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人，他们辛辛苦苦的的给我们授业、传道、解惑，我们茅庐未出，有什么资格批判他们呀！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说三道四，这种缺德的事我肯定不干。

《人民日报》在七月十四日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师生《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的倡议》。这个倡议的爆发力绝不亚于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出了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办学的决定。我们的邻居上海第一医学院一群年轻学子自发组成了一支“指点江山医疗队”，随时准备奔赴缺医少药的黔东南为那里的人民送医送药上门。中医学院应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

说实话，停课革命了一个多月我仍不知道它的目的何在？更不知道这课要停到什么时候。六六年级毕业分配的事没人管，实在是急煞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卫生部要托培养的名额都是市内分配的。每届才一百人，就业形势好得很，我想师兄师姐们是不会选择上山下乡巡回医疗的。

到了七月中旬《人民日报》先是报道了毛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他住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中。信中谈古论今，也涉及高层的一些问题。我读了之后虽有所思终究不能理解。接着又传出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在欢庆之余学校便组织我们到龙华游泳场学游泳，以实际行动响应“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最高指示。从那一天开始整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在黄浦江的风浪中搏击。龙华游泳场就建在龙华飞机场旁边的黄浦江边，条件很简陋，退潮时浅水区的范围比较小。初学的同学都挤在这个区域内，挺热闹的。深水区有明显的警戒线，并且设了好几个救生瞭望台。

有一天甲班的陈爱民不知是兴之所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独自一人劈波斩浪游出了游泳场的警戒线，当管理人员发现时他已游到了江中心。据说，他游到浦东后已无力再游回龙华游泳场，穿了一条泳裤在江边行走十分招摇。后来怎么回到学校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整个七月份我们除了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磨炼自己的意志外，还不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那时候美国在越南打仗，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我们不止一次上街游行示威。在上海动辄就是百万人的大型集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

宣布停课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批判三家村和各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火力全开之后也没有掀起什么新高潮。正当我们不知道革命的矛头指向何方时，八月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公报，并同时播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按照惯例，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眼下的国内外形势看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第九次党代会为什么迟迟没有召开呢？本次全会公报在开头部分说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八月五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是并设有公布大字报的内容。从《十六条》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着，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运动的重点里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读到这些异乎寻常的内容我隐约地感觉到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一批不听毛主席指挥的大小干部，毛主席已经下决心要好好地整整他们。

当晚我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只过了两天，根据十六条的要求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第二军医大学派驻我校管理委培学生的现役军人马吉祥少校被推荐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这位马少校在就职演说中居然喊出了“坚决当好无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号，不禁使我愕然。又过了一天，在马主任的主持下召开了声讨大会批判反动学术威，不断有人将老师推上主席台进行批斗。台下的同学对此举有不同看法，互相推搡，一时会场秩序大乱。

令我不解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及十六条发表后过了好几天上海市委才在人民广场举行百万人的庆祝大会。郭沫若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了庆祝大会并讲了话。有人便在私底下议论，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这个庆祝大会的规格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是紧跟了还是怠慢了？

我的室友都是比较谨慎的人，在宿舍里我们没有进行过有关时事政治的辩论。吕同学除了躺在床上叽里呱啦地朗读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就是摆弄他花两块钱买来的一台报废了的显微镜。他曾做了一桩出格的事。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捉到了一只黑色的流浪狗，用空气栓塞法将它处死了。然后斩下狗头要做什么研究。因为太血腥在我们一致的反对下他才把狗的尸体掩埋掉了。

梁同学英语学得也不错，他买了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有时也会念上几段。那段时间他闲得无聊说要教我拉小提琴，试了一下因为觉得不合时宜便放弃了。汪同学倒是喜欢辩论，但是他只对中医理论有兴趣。我的上铺是位川沙籍的瘦高个，因为说话略有点口吃，再加上乡音浓重基本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睡在我对面下铺的是我同姓，这位仁兄的人缘似乎在其他寝室里，以至于平时在寝室里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

眼看暑假快要结束了，身处不温不火的运动中，我想暑假之后也许会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没少出过事，当年批判胡风、丁玲、俞平伯、杨献珍、周谷城们不都是闹腾了一阵子后都风平浪静了吗？即便是一九五七年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也没有花多大气力便搞定了。再往深处想，好像这场革命又不止于文化，要不北京市委为何突然被改组了！彭、罗、陆、杨这些久经考验身居高位老革命怎么都被免职了！我作为年轻人虽然敢想，但也不敢再往深处想了。

第三章 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

我加入了红卫兵组织

当8月1 9日的报纸送到学校后，头版头条报道的新闻让我们兴奋不已。昨天，8月18日毛主席身穿军装佩戴了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报纸披露说，毛主席对站在他身边的宋任穷女儿宋彬彬说：“文质彬彬，要武嘛！”。

“文质彬彬，要武嘛！”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是它传递出的信息却是耐人寻味的。在这之前我虽然天天看报却不知道已有百万红卫兵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了首部北京。更不知道红卫兵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群中学生不仅以红卫兵的登上了天安门，而且还让毛主席戴上了他们的红袖章。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过了几天一批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闯进了中医学院。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学院立即成立了接待站，为他们提供吃住不要钱的全方位服务。这批红卫兵身着旧军装头戴旧军帽腰扎宽皮带左臂佩戴印有毛体“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他们英姿飒爽神气活现横冲直撞到处耀武扬威，让人觉得很扎眼。他们只在校园里转了一圈便指出中医学院的革命是死水微澜。在他们的推动下革命的对象立马扩大了，现任的党政领导乃至学生干部都被激进的学生贴了大字报。原先那些只被勒令打扫卫生但仍可每天回家的老教师统统被关进了设在第一宿舍底楼的“牛棚”，莫名其妙地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第二天校园里突然贴出了一张用大红纸转抄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大字报措辞激烈，指出的问题极为严重。据说这张大字报就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

不久，校园里又出现了一张不知从何处传抄而来的大字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十分露骨地鼓吹反动的血统论。所谓的红五类（指1949年以后出身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开始谬种流传，严重地撕裂着人们的情感。那些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教师连说话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地。

通过和北京学生的接触，我很快知道了“红卫兵”的来历。5月份清华、北大的学生和中央派驻的工作组在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受到压制的学生团结在一起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个群众组织就这么诞生了。毛主席知道过件事情后，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学生，说他支指他们的行动。后来这样的群众组织很快传遍到北京的大、中学校，然后又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

既然北京的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学生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只过了几天，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便诞生了。据说，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成立时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誓师大会。我没有亲临现场，不知道盛况如何，也没听说有什么豪言壮语。

我院六八年级的几名学生党员在与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取得联系后也在校园里举起了中医学院红卫兵战斗大队的旗帜。一时间各年级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纷纷加入了这个组织，很快就集合起百十人的队伍。我也在第一时间领到了一只红卫兵袖章。

既然是兵，总得立一些规矩。在各年级成立一个中队，负责人仍是班干部。每天早上在操场上集合后做一些队列操练。由于这种操练不是全年级的同学参加，局外人就在宿舍的窗口看热闹，并不时发出一乱七八糟的声响干扰。这种操练进行了不到一周，因为没有什么凝聚力便草草收场了。这以后红卫兵战斗大队的存在基本上就流于形式了。

就在红卫兵战斗大队举旗的同时另一批出身好的同学也打出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旗号，加入他们行列的人数虽不及红卫兵战斗大队那么多，少说也有二三十人吧。“毛泽东思想”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提法。这“毛泽东主义”是可以随便叫的吗？足见这批同学的思维比较激进。

无独有偶，我们年级乙班的另一拨人也成立了一个名曰“七一红卫兵”的战斗队。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寝室的男生。说实在我一直弄不明白他们既不参加红卫兵战斗大队也不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原因。他们在黄x同学的率领下每天都在体操房旁边的那个屋子里活动，一边读报纸上的社论一边发表个人的见解，一早一晚还练练拳脚什么的。

红卫兵抄家破四旧

毛泽东的一句话“要武嘛！”激发了北京红卫兵的狂热，一时间充满了暴力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从北京兴起并迅速席卷全国。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见什么改什么，比如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被改成了永红购物处，新民晚报被改成了上海晚报。至于雷允上、童涵春、吴良材这些百年老店的招牌干脆被一砸了之。他们当中有的人站在路边看到穿小脚裤尖头鞋的行人不容分说上前便剪，甚至连烫了头发的女性也成了破四旧的对象。最搞笑的是许多路名被改了，邮递员送信都找不到方向了。

与此同时抄家之风也在大行其道，凡是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家庭无一不在查抄之列。开始时我和几个同学围观过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抄家文艺界知名人士家的现场。虽然是站在马路边远远地看，也能感受到巨大的恐怖气息。那是公然践踏宪法侵犯人权的丧心病狂。肆意损毁私人财物甚或据为己有的犯罪行为。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因不堪红卫兵抄家的凌辱和夫人便在家中自杀身亡了。数不清的文艺界精英名流都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伤害。

红卫兵战斗大队也曾抄过本系统的几个所谓的牛鬼蛇神家。有一天傍晚我跟着大队人马去了顾伯华老师和石攸山老师的家。因为在这之前已经被抄过家了，我站在一片狼藉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心理。

再后来班上有两位出身高的同学，还有一位青年教师主动要求我们去抄他们的家。说白了，这种抄家不过是雷声大雨声小地走过场，这应该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事。遗憾的是居然也有人真下狠手，实在有点不地道。

记得乌鲁木齐路建国路口处有幢别墅被抄家后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看客，我路过时也进去看了会儿。那个破坏程度才叫触目惊心。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一红卫兵都不止一次地介入了抄家行动。不仅抄老师的家也抄同学的家。甚至占用抄家物资，比如将自行车骑回学校。我们班某同学的母亲在龙华医院工作，不知什么原因被单位的造反派抄了家。七一红卫兵参与了这次行动。事后这位母亲为了维护自身尊严不堪受辱毅然地选择了以死相抗。



破四旧后的立新风

破四旧是一场狂风暴雨很快就过去了。立四新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有意思的是红卫兵小将在改路名，换招牌的狂热之后给自己改一个革命化的名字一度成为时尚。我在校园里不断看到改名字的声明。一时间“要武”满天飞，“忠东”呀、“东红”呀都成了最佳选择。与此同时身着一套旧的解放军军服成了红卫兵小将们最时髦的装束。真不知道这些旧军服从何而来。

记得解放日报有一篇社论说到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我对此不能理解，就打电话到编辑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请你独立思考。”我说，社论是你们写的，难道没有责任作出解释吗？对方咔的一声将电话挂了。后来翻看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确实有这么不明不白的一句。

胸佩毛主席像章是件严肃的新鲜事。最初这主席像章的制式是统一的，但很快就百花齐放了。材质由塑料变成金属的，又变成陶瓷的。个头也越做越大，我曾经见到过比碗口还大的毛主席像章。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像章不仅成了收藏品并且具有了交换价值。据说毛主席曾以“毁我长城”的批示制止这种制作，但是社会上仍乐此不疲。

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原本是64开本的统一格式，各种小开本的语录也开始流行了。右手握红宝书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主席体健康，永远健康成了各种场合的最高礼仪。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也是当时风行的政治狂热。忠字舞跳跳也就罢了，这早请示晚汇报实在是形式主义。甚至可以说有时就被庸俗化了。比如有的同学已经躺下睡觉了，突然想起还没有晚汇报，便穿着短裤汗衫下床对着门背后的毛主席像，又是鞠躬又是三呼万岁。动作之怪异简直是让人不堪目睹。

记得那时候还流行手绘各种木刻版本的毛主席头像，我也花了不少时间精心绘制了一本。可惜毕业离校时留在寝室里的书架上了。

跳忠字舞，那动作完全是东拼西凑的。伴舞的曲子通常是北京有个红太阳。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也常常被选用。

我们学校原先是实行定餐制的，餐费每天五角，早餐一角，午餐和晚餐贰角，就餐时划卡，八个人一桌。每餐菜是统配的，饭和汤吃多少取多少。老红军许副院长时不时为我们助餐让我们非常感动。停课闹革命后，由于作息时间混乱，人员流动难以预测，就改成了自由就餐制。也就是凭饭票买饭菜。菜分三个档次，伍分，一角，一角伍，荤素搭配合理。

第四章 红卫兵大串联

毛主席邀请红卫兵去北京串联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一消息使得正在热衷于破四旧的上海红卫兵有了新的行动方向。既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到北京去串联了，上海的红卫兵再也不能落后了。

自从北京的红卫兵住进中医学院的接待站后，如何去北京串联的途径已经被我们打听得一清二楚。因为上海有关方面迟迟不肯对大中学生提供免费乘车，想去北京的学生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真正能成行的却很少。一直到九月五日，中央关于全国各地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到北京参加“文化革命”的通知发布后，上海火车站才同意有计划地首先向大专院校发放去北京的免费车票。中医学院在第一时间拿到了56张车票。经过仓促的准备，团委副书记小戴老师领着我们出发了。

火车驶出上海后一路上走走停停，经过两天两夜我们在九月七日的清晨才到了北京站。

从北京站出来，第一印象是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激昂的歌声不停地从高音喇叭中飘扬出来。去xx地在此候车的标牌立了一长溜。我们排着队被工作人员领到广场的一角等待安置。趁着等车的当口我在旁边的留言墙上搜索了一番，意外地发现有一条上海中医学院左文龙在两天前的留言。说他们住在左家庄。我心想这家伙居然比我们跑得还快。姓左的住在左家庄，这也太巧了。可是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过了一会儿来了十几辆敞篷的军用卡车。上车后我们并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根据太阳的方位可以判断出军车是在向西行驶。九月初北京清晨的气温已经比较低，加上军车快速行驶中产生的气流吹拂着面颊，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寒意。好在出发时已做了防寒的准备。不一会儿雄伟的天安门出现在我们的右手方向。车子开得很快，只十几秒钟的工夫我们便越过天安门广场，但是因此激起的欢呼声还是持续了好一阵子。初秋的北京空气清新，能见度很好。站在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前方的山影。不知谁说了句：＂那就是西山。＂我没有到过北京，一时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反正那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乘的这辆军车转了几个弯后，最终停在一所中学门前。校门前的大标语上署名＂井冈山中学＂。后来才知道这所中学原名＂北京市五十六中学＂，位于西直门附近的文兴街。我们上海中医学院的同学被安排在几间教室内。因为被褥是自带的，各人占据一席之地便住下了。

接着是开早饭，每人可免费领取两只窝窝头，一块咸菜，一碗白菜粉条汤。这样的伙食过去听说过，但是没有亲口尝过。窝窝头看上去很大，但是没有馒头那么瓷实，因为底下有一个很大的窝窝。我想窝窝头的名字大概由此而来。至于咸菜和汤除了有咸味之外没有什么特色。

串联的第一站是卫生部，是由小戴老师领着大家一起去的。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杜大公一年前调到部里工作，听说老家来人了便满脸堆笑地和我们打招呼。但打过招呼之后他就借故离开了。卫生部院子里很乱，不断有人进出，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圈转下来我们在大字报栏里竟也发现了揭发批判杜的大字报，原来他也成了革命对象。那时候卫生部的工作秩序早已乱套了，部长钱信忠被各地的红卫兵斗得晕头转向。在革命洪流的裹挟下，我们学校的部分学生当即就加入了战斗。

受北京革命氛围的影响，去过卫生部以后有组织的串联便彻底瓦解了。自由行动成为唯一的选择。清华、北大是革命风暴的中心，自然是必须去的。从西直门开往清华北大方向的公交车站在动物园附近，因为不要买票候车的秩序很乱。在等车的过程中发现动物园门前聚集着一群北京红卫兵，他们时不时呼喊着一句口号＂欢迎红卫兵革命串联，打击狗崽子游园。＂那意思就是不允许外省市红卫兵进公园游玩。

车站旁边有一个经营餐饮的大棚，规模不亚于上海的室内菜场，各式叫卖声此起彼伏，各种香味四处飘散。因为是每天外出串联的必经之路，我怀着好奇心在那里面转悠了好几次。北京餐饮的品种非常多。单是油炸类就有焦圈、油饼，以及各式各样的油炸糖糕。烘烤类的大饼在北京被称作火烧，在上海大饼通常是和油条配套的，而北京人则愿意在火烧中夹上肉。用绿豆汤发酵成的一种饮料在北京叫豆汁，喝起来口味是酸的。

作为主食的包子个头比较小，并且皮儿是半发酵的，常和一种叫炒肝的菜一起吃。面条也是北京餐饮的主打品种之一，在上海吃面条有各种各样的浇头可选择，在北京则是在面上加一大勺炸酱就成，叫炸酱面。

寻遍棚内所有的摊位唯独不见糍饭和粢饭糕，这大概和北方人不大喜欢吃米饭有关。另有一种煎饼果子在上海不多见。它是先用一勺黏稠的面糊在一块烤热的圆形铁板上摊成薄饼，然后用来卷各种馅儿吃。

我们在北京串联期间吃住也是不花钱的。午饭是在吃早饭时一起领取的，有时是大馒有时是玉米面窝窝头，咸菜则是每天的标配。这样的伙食开始还觉得新鲜，但是很快就觉得太清苦了。

当年北京的大学有五十几所，虽然分布相对集中，但是要在短短的几天中都走遍是不可能的。除了清华、北大外，我还去了中央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林学院。所到之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类型的辩论会不一而足。这些大学中有我高中的同学，按理说应找他们聊聊。一来没有事先联系，二来怕惹出什么麻烦，再者当时的形势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往北京拥，而北京的红卫兵则朝全国各地去。谁知道我的同学身在何处呢？

既然身在北京了说什么也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的。身临其境时，天安门的雄伟、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庄严、前门楼的古朴、紫禁城的深邃，还有中山公园的亲民，每到一处都让我大开眼界。那时候故宫博物院早已关门落闩，人民大会堂也不能随便进出，唯有历史博物馆可以参观。于是东看看西看看差不多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傍晚时分走到王府井，那是一个繁华的地方，汇集了许多商店。记得在百货大楼对面有一个东风商场，那里面有吃有喝有点像上海的中央商场，我在里面转悠了好一阵子。在学校食堂每天吃五毛钱的伙食顿顿有鱼有肉，才吃了几天的咸菜加窝窝头便感到腹中闹饥荒。实在熬不住了，便买了一段红肠在僻静处吃掉了。

西直门附近有一座天文馆。门前没有红卫兵站岗。有一天下午我和小梁回来得比较早就大着胆子进去转了一圈。正巧赶上馆内在举行科普讲座，我们在星象厅内像看电影似的看了一场人造星空的演示。说实在我对北京动物园并无兴趣，但是对颐和园以及其他古迹确实有兴趣，但是为了秉承革命的尊严并没有越雷池半步。

接受毛主席检阅

北京中医学院位于东直门。虽然离我们住处很远，因为是兄弟院校，那是不能不去的。九月十三日我们比较有组织地去了那里。什么叫比较有组织，因为同时去了三四十人。与其他大学相比，北京中医学院也是小得可怜。因为和国家中医研究院同在一个院子里，盖了一幢十五六层的大楼，倒也有点气派。

毕竟是大学，各种信息比较多，也来得快。北京中医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告诉我们说：＂过几天毛主席可能要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并让我们这几天多同他们联系，甚至动员我们搬到他们那儿去住。九月十四日下午我和六九年级的小梁又去了一趟北京中医学院。这回消息确切了，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我们领到了两张上观礼台的红色入场券。这一意外的收获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激。

那天我和小梁就住在中医学院了。十五日一清早有关工作人员将所有拿到红色入场券的人集中到一起，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吃过早饭，又让我们每人拿了一只馒头并用水壶灌了壶水。大约在八点左右大家排着队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天安门东侧的一条小马路上，然后就是等待。过了中午，让我们进场了。我和小梁的位置是东观礼台十七阶五十八、五十九号。那地方离天安门城楼的东南角比较近，但看城楼正中的角度比较偏。这时候广场上已经聚集了百万之众，红旗迎风招展，高音喇叭中不断播放革命歌曲。

自从上了观礼台后活动便受到了限制，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或坐或立，不允许上下左右走动。那时候人的自律性很强，或者说很听话。纪律一经宣布大家都能自觉遵守。即便有极少数人违纪，立即就会受到周围人的指责。九月中旬的北京，太阳底下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空气湿度小，体表蒸发量大，加之不断地欢呼歌唱，待得时间长了口干舌燥。那一壶水要是敞开喝，早就底朝天了。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观礼台。

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随着东方红乐曲声如滚雷般地响起，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整个广场沸腾了，观礼台上所有的人都手持红宝书，面向天安门城楼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过了好一会儿林彪开始讲话。说实在当时并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再然后，毛主席举起右手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打招呼，当他走到城楼的东端时，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容颜，至于他身后的那些人一时未能顾及。

毛主席什么时候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乘敞篷车检阅广场上的红卫兵我不知道。群众退场的过程很长。在这过程中我们一直待在观礼台上。直到路灯亮起来以后才有人领着我们退场。循原路回到中医学院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整整十多个小时，只吃了一只馒头，喝了一壶水，中途居然没有想小便。因为渴坏了，光想喝水不想吃饭。呼喊了一天，嗓子都哑了。

没有等到第二天，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早已由群众组织办的小报登出来了。林彪讲话的中心是让赴京的红卫兵立即回原单位去闹革命。我和小梁实在是十分听话的红卫兵小将，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还是荷尔蒙超量分泌，居然在午夜时分作出决定：立即返回西直门住地取行李，然后前往火车站乘火车回上海。

连夜回学校揪走资派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我们虽然乘车走过几次，但不知道步行该走哪条路。问过北京同学后，选择了从东四十条一直往西走。那位北京同学很热心，亲自将我和小梁从中医学院送到了东四十条大街，并再三嘱咐我们碰到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转弯。于是我俩边走边问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西直门内的文兴街。稍事休息后捆好行李单等天亮便出发。受我们的影响好几位同学也作出了立即回上海的决定。但是更多的同学却选择了继续留在北京或打起背包到别处串联去了。

到了北京站发现广场上候车的指示牌没有了。随着人流直接往站台上进就是了。看到一列开往上海的车我们就上去了。因为来得早，车厢里还有一些空位子。坐定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就那么干等着。一直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火车才开动起来。

回上海的途中只要火车靠站便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挤上车来，从车门进不来就从车窗往里爬，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红卫兵的大串联就此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汹涌澎湃。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校园里空荡荡的，因为在我们之后又有几批同学外出串联去了。前不久受到冲击的老教师在留守的革命群众监督下每天都在校园内打扫卫生，就连老院长程门雪也不例外。

等了几天我的室友一个都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待着觉得很无聊，便找到和我同车回校的几位同学说：“都说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不想他们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到几家附属医院走了走，但人家对咱们这帮小爷爱理不理。抓革命插不上手，促生产我们更帮不上忙。想给老医生抄方学点门道什么的，可连人都不认识怎么开口呀？再说，那年头医生岂敢剥削红卫兵小将的劳动力呀！

或许是中医学院规模小掀不起大浪。听说其他院校如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的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甚至连一些中学，如市六女中的革命也是轰轰烈烈。于是就挨个儿到这些学校去看大字报。各校有各校的情况，仅凭大字报上的内容也弄不清楚子丑寅卯。就在这时弟弟因患感染性疾病住院了。治疗过程中发生药液泄漏导致右足背局部组织坏死。我在医院陪了他一阵子。算是尽了点兄长对小弟的呵护。也为父母分担一些忧愁。

到了九月底回校的同学渐渐地多了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医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声势壮大了。各个年级的领军人物相继崭露头角。相比之下我感觉到红卫兵战斗大队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却在走下坡路。

过了国庆节，10月2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率先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批判大会，会议过程中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悉数被揪上台接受质询，从而拉开了批判党委的序幕。稍后红卫兵战斗大队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

中医学院的规模不大但级别不低，正儿八经的厅局级呀！院党委书记姓林，是1958年初从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位置上调过来的。两位副书记中一位姓李，是南下的女干部，丈夫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姓谭，是不久前从市卫生局某处级岗位上升上来的。在我的印象中林书记是位和蔼的老头，李副书记是位不苟言笑的老太，谭副书记则是年富力强的新秀。说实在我看不出他们当中谁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在两次组织批判党委的过程中林其英书记自然首当其冲。批判了几次之后，因为老头儿的态度比较好，大家也没怎么为难他。轮到李副书记了，她态度强硬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这下可惹恼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会场上“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李XX！李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谭副书记虽然到任不久，当然也要过筛子的。开他的批斗会特别让人恼火，他仗着自己来得晚便左推右挡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晓得。革命群众岂能买他的账，免不了穷追猛打。不久他就得了个“谭狐狸”的坏名声。

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的重要经历之一。据说这是一种可以灭阶级敌人威风长革命群众志气的斗争形式。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万人大会还是十来人的小会无一不是由少数人在操纵。开会之初是全场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呼喊革命口号、唱革命歌曲，从而造成一种高压态势。然后是将被批斗者押进会场，主持人宣布罪名后通常有知情者、同事或同僚站出来揭发其罪行，然后便是上纲上线的批判，间或引导全场呼喊“打倒、砸烂……”之类的革命口号。被批斗的人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稍有不配合便会招致进一步的体罚。我作为批斗会的参与者虽然从未登台发过言，但是会举手张嘴不出声地跟着喊口号，至少也是一个为虎作伥者呀。

红革会的强势崛起

1966年是建国十七周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见红卫兵。上海也在人民广场举行了集会和游行。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联手主持了这次庆祝活动。市委和市府的领导在大会上也讲了话。但与北京相比那气氛和热度是差多了。于是社会上给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评价便是老保组织。

事实也确实如此。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自成立以来了破四旧、抄牛鬼蛇神的家很卖力，但是对揪走资派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10月22日上海各高校中一批以各种名称命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串联达成协议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这五个字加在“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之后既表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更突出了他们具有十足的造反精神。

会后我们中医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郑重宣布他从即日起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并根据毛主席语录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论述成立了一个“暴烈队”。

这个暴烈队从他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给我留下过好印象。领头的是六七年级的孙兴大，不知道是他自称还是队员们恭维，他竟以“阿大”的身份在校园内招摇过市。更为搞笑的是在暴烈队中不仅有“阿大”还有个“小阿大”。这个“小阿大”居然是我们年级的奚某。暴烈队凭借暴力干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实在有失大学生的斯文。

红革会总部成立后，两个多月来一直直低调行事的他们突然宣布要在华东师大召开批斗走资派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的大会。据说，事前他们曾经邀请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联手，但是遭到拒绝了。

十月二十五日红革会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其他行业志同道合的造反组织支持下终于将批常大会开成了。会后他们撰写了一批评论文章，并且出版了红卫兵战报。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要求将“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随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此事先是与报社谈判 ，谈判不成便派人占领了报社。不过这已是一个月后的后活了。

上海工人造反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第十四条是抓革命，促生产。文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根据这一条，从八月中旬起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促生产的同时也开始抓革命了。我父亲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健站工作。这家万人大厂厂长的位置长期空缺，两位副职一位是山东籍的南下干部，另一位是浙江籍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都有上位的欲望，在工作中时有掣肘的地方。在“十六条”的鼓舞下，治安保卫干事王洪文领头贴了厂长的大字报。同科室的马某反对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也贴出了大字报。于是意见分歧的双方争斗起来。随着介入的人越来越多便诞生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造反队和工人赤卫队两派群众组织。这当中两位副厂长打一派拉一派，于是事情越闹越大。由于许多老工人和劳模看不惯造反队员的言行也自发地组织起一支名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队伍和工人造反队对着干。工人造反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与此同时杨浦区还有好几家工厂也先后涌现出了叱咤风云的造反头儿。他们是内江路上玻璃机械厂（就是我初中时勤工俭学的钢窗厂）的潘国平。周家嘴路上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长阳路上国棉三十厂的王秀珍。上海卷烟厂的陈德大。上海泥工厂的耿金章。还有军工路上第二印染厂的顾炳元（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一个贪玩的家伙）这些人原本都是一些小人物，只是因为对厂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写了大字报，不小心就被革命的浪潮卷了进去。

在这期间王洪文等人曾经悄悄地去过北京，据说是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到了十一月初上海工人造反队因为不能忍受赤卫队的打压，便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煽动下开始冲击市委，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市委的表态则是希望他们立足于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要求被拒绝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分别组织了几百名造反队员在11月10日清晨冲进上海火车站劫持了一列开往郑州，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声称要去中央告上海市委状。当他们的行动受阻后便在安亭站制造了一起千人卧轨的行动。造成华东地区铁路运输全面瘫痪，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

北上受阻后，滞留在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队员立即进行了激烈的反制。他们一边卧轨强行中断沪宁线的运行，一边从市区调来数千名造反队员进行增援。事情一下子闹大了。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未果。消息传到北京，为不影响全国铁路运行，周总理、陈伯达一再电告卧轨的造反派组织，要求他们立即撤离现场。《人民日报》也为此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但是仍未能扭转局势。中央文革小组便指派张春桥回上海解决问题。

据说张春桥在11日深夜到达上海后，他在与工总司会谈前曾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会议再次重申了对工总司的行动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决定。但是下午他却在工总司提出的“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了字，手稿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

张春桥通过与上海市委分道扬镳的方式很快平息了安亭事件。11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张春桥汇报后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从此“十六条”中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被废除，学生红卫兵开始与工人造反派合流。很快便进入了向所谓的“走资派”手中夺权的阶段。

第五章 第二次外出串联

安亭事件促成了我们再次外出串联

由于红卫兵的大串联一直在如火如恭的进行着，留在校园里的学生不足半数，一些家庭出身较差的同学占了其中的相当比例。国庆节后校园里空荡荡的。十月底我们响应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号召下到梅陇公社支援三秋。在那里我们白天在地里干杂活，晚上拉着劳动车（板车）往中山西路菜市场送大白菜，就这样一天天地混日子。菜场里有家熟食店，大强同学对卤猪尾巴猪脑子情有独钟，这两样拼在一起俗称有头有尾。大强每次都会花上一毛钱买上一副美滋美味地品尝。

我们下乡支援三秋并不是要遁入世外桃源脱离运动。生产队的有成线广播每天都在传送各种新闻。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报、文汇报我们都能看到。红卫兵战斗大队的斗志虽然已经明显衰退，头头脑脑还是在一本正经地组织我们读毛主席的书，议天下的事。筹划如何批判中医学院的走资派。

突然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各率数百名造反派队员在北站强行登上了两列火车声称要去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上海市委将此事报告中央后根据总理的指示，这两列火车被铁路局分别挡在了南京站和安亭站。造反队员就此集体卧轨，于是华东地区铁路交通中断了。这可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我们岂能置之不理。

进一步的消息说，安亭事件后上海火车站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始发车次已经不能按时刻表运行。革命群众特别是中学生进出车站如入无人之境。在这之前，上海火车站是有限度的向红卫兵免费乘车的。

听到这样的消息闲得无聊的我们又开始心动了。据我观察，自从开始大串联后，我们学校外出串联的同学能象我这样听从招呼按时回单位闹革命的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一部分人留在北京介入了卫生部的斗批改，还有一部分人干脆从北京去了其他省市串联。他们这一串就是一个多月。这三部分人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分别成了保守派，造反派和逍遥派。

虽然是穷学生，毕竟是年轻人，尽管知道闯江湖有风险，但是江湖对我们的诱惑还是难以抵挡的。头头们经过商量决定结束劳动第二天就回校。

当时已是深秋。如果往北走的话必须做好防寒准备，为此忙碌了好几天。有一天傍晚忽然听到七○年级一位同学在宿舍的走廊里呼喊“有消息说大串联要叫停了，想出去的跟我走啊！”经他这么一吆喝，我决定在当晚就出发。正好同宿舍的汪某、同班的周某，还有两位女同学也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于是我们便一起从徐家汇乘上15路电车到了上海火车站。

上海火车站并不像传说中的可以随便进出。我们是从虬江路翻墙进入车站的。站台上有绿皮车停着但是车门紧闭。我们等候了一整夜也没能上车。第二天一早有车站的工作人员引领我们到彭浦车站去上车。几千人一下子在交通路上形成了滚滚的人流，那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进来。等我们到达彭浦车站时，有好几列火车停在那里。就近进了一节挂着上海—北京标牌的车厢。车厢里座位早已被先我们到达的人占据了。于是只好在车厢过道上席地而坐。至于车子什么时候开，要开多久都无所谓了。

难忘天津未了情

没有等多久火车开动了。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便有许多人强行从车窗挤上车来。

第二天下午火车行驶到了天津站。因为我们北京已经去过了，毛主席也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过我们了，我们不想再去了。中国地方很大，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于是就在天津站下了车。我们想在天津住几天后去东北，因为东三省回旋的余地比较大，即使大串联立即被叫停，我们仍然可以走好多地方。

有了北京的经历这回我们学乖了。我们没有找接待站，而是直接去了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国家出版了一本分省地图册几乎成了红卫兵外出串联时的必备。按图索骥，我们找到了天津中医学院的大致位置便乘车前往。那里是南开区，聚集了好几所大学。具体路名记不清楚了好像叫什么＂道＂，而不是叫什么路。

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于一九五八年，比我们学校晚两年。就差这么点时间排起座次就降到了第二方阵。有了吃住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在周围的大学里转悠。那时候我们对看大字报的兴趣已经不大。更不会盲目地去参加什么批斗会，也就在校园内走一走看一看。

天津中医学院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紧挨着。这两所大学都是老牌子了。南开大学的校名是毛主席题写的，四个大字金光闪闪苍劲有力飘逸挥洒。南开的校园还是很美的，教学楼也很气派。经过破四旧之后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还被保留着。据说这校训是校长张伯苓定的。说实在，当时我并没有读懂这八个字，尤其是前四个字。后来才知道“允公允能”这种话语形式出自《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允，是文言语首助词。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张伯苓的本意是，要使南开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日新月异”，语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即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形容进步迅速。

天津大学前身是北洋大学堂，始建于1895年，比清华、北大的资格都老，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记得当年我考大学填志愿时，老师说在工科院校中，天津大学的名气仅次于清华和浙大，号称＂津老三＂。在天津大学校园内游走时有一种＂古朴＂的感觉，校园内有好几个湖，面积虽不大，但环境很幽静。

在这几所大学走过一遍后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搞去东北的车票上了。由于已经传闻中央文革小组放出停止大串联的口风，随意乱窜已经比较困难。还是那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凭借我们随时可以领取回上海车票的方便，想必能找到几位想南下的东北学生，然后双方互换车票是不会太难的事情。

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却不是那么便当。汪松延同学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换到了去东北的车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选择地在市内走了几个地方。因为曾经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既然到了天津自然是要去见识一下“小洋楼”的。

天津的小洋楼主要集中在五大道，那里曾经是英租界。所谓五大道就是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那一片街区。具体位置在海河西岸，天津火车站的东南方向。一路走过去，首先看到的是小白楼，然后看到的是一片具有意大利风情的建筑。以马可·波罗广场为轴心的街道呈棋盘状。这个区域内的住宅多为意式花园别墅，而且沿街建筑无一雷同，具有浓郁的地中海风情。虽说这些小洋楼在上海多得去了，但是能在另一个城市看到它感觉还是蛮新鲜的。鉴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在看这些西洋建筑时不敢指手画脚妄加评论。装得像过路人似的。

接下来是去海河边逛了逛。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比我们上海的黄浦江窄，比苏州河宽。和黄浦江、苏州河不同的是海河两岸没有那么多货运码头，是贯通的休闲区。天津人自豪地将其称为海河公园。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岸边行走。为了方便两岸交通， 和苏州河一样，海河上有很多桥。火车站附近的那座桥叫解放桥。因为此桥是由法国人设计并建造的，又位于法租界的入口处，原名法国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以蒋介石的名字“中正”命名此桥。1949年，天津解放时解放军从东西两侧在此桥上会师，为纪念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人民政府将此桥更名为“解放桥”，并沿用至今。据说为了便于通航海河上的桥是可以从中间开启的，可惜我没有看到开桥的胜景。

年轻人除了爱玩也爱吃，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是天津的特色小吃。这两样食品价廉物美，虽然随处可见，但按上海人的习惯要讲究一个＂正宗＂。在什么地方才能买到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呢？问了好几个人，终于打听到在和平区山东路有一家狗不理老店。而在小白楼附近的十八街卖的麻花质量最好。

狗不理包子属咸鲜口味，新鲜出笼的汤汁比较多，肉馅较嫩。除了口味差异外我觉得它和上海王家沙、绿杨村卖的肉包子没有太大的区别。至于大麻花，那实在太有特色了，大到半斤一根，甚至还有一斤一根的，粗壮得像小孩手臂似的。开过眼界后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小号的。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又香又脆，从口味到质地在上海滩从未见过。

说起＂狗不理＂这个招牌我实在有点搞不懂。一个＂狗＂字和＂不理＂凑在一起，是说包子好吃呢？还是说包子不好吃呢？

据说，这家包子铺的主人小名叫狗子，因为忙于卖包子跟顾客说话的机会少，于是有人便埋怨他＂狗子只卖包子，不理人＂。这话一经省略就变成了＂狗不理＂，足见天津人的幽默。要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呢！我觉得，狗不理包子享誉天津乃至全国的原因当然不是一句玩笑话可以解释的。归根到底还是味道好，质量好，信誉好所致。

说到天津，在三个中央直辖市中他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一直是个谜。论政治和北京不能比，论经济和上海不能比。把它划为直辖市仅仅因为他是北京的门户吗？显然不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由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与“实业救国”浪潮都是以天津为起点再进一步发展并扩及全国的。就在这一时期，天津相继诞生了一批“中国之最”：中国最早自己修建的最长的铁路－-－津唐铁路、中国最老的车站之一－－老龙头火车站、中国最早的电报局－-－津沪电报总局、中国报龄最长的报纸－-－大公报。中国最早的机器铸币厂－-－天津机器局铸钱局。以及中国第一台自制蒸汽机车、第一条有轨电车，国内最早的电报业、电话通信业，公交系统等。天津就像一部近代中国的立体史书。所以，要看百年中国发展的轨迹就要看天津。

最后说说“天津”这个名字的由来？明朝之前天津这地方叫直沽。后来朱棣和朱允炆争夺皇位，朱棣率领大军从北平出发在三岔河口渡河，之后突袭沧州打了胜仗。朱棣即位后便将“直沽”更名为“天津”，意为“天子度津之地”，这就是天津命名的由来。此说是真是假我没有把握，反正是道听途说来的。

穿越辽宁的风雪

我们从天津去沈阳乘的是下午出发的车，还没到秦皇岛太阳已经下山了。自古以来人们从中原去东北叫闯关东。这个关就是山海关。燕山山脉自西而东延伸至秦皇岛以东与渤海交汇。为了提升这道天然屏障的军事防御功能，明代在建造长城时就在秦皇岛以东15公里的地方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关隘。因为其雄伟盖世而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过山海关站时虽然没有睡着，但是却没能看到山海关。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傻，其实即便在白天坐在火车上也是看不到山海关的。因为山海关建在靠近海边的山与海交界处，而铁路是从城西离海较远的地方通过的。

天亮以后我们已经过了锦州。这关里关外的气候就是不一样，几百公里外的天津虽然早晚已有明显的寒意但是还没有下雪。可是这时的辽西走廊已经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车窗外的皑皑白雪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南方多雨少雪，在冰雪世界面前我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到达沈阳站时已经是上午了。出站后最先看到的是－座高耸的纪念碑，碑顶上是一辆坦克。这让我立即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此进行的辽沈战役。设在广场上的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到沈阳电缆厂招待所去住。记得我们是从站前广场乘有轨电车去的。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了，我已记不得那个招待所的具体位置，好像是在东望大街。招待所旁边还有一个街心花园，人称劳动公园。

招待所是自成一统的院子。南北各有一幢红砖砌的二层楼房，西边是锅炉房和食堂，大门朝东开着。院子里有几堆脏兮兮的积雪，十字形的道路就从这几堆积雪中间穿过。屋檐上有不太长的冰挂，墙角下结着冰。这景象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小时候我在老家南京每年冬天都会见到类似的场景。

男生住在南楼女生住在北楼。我们睡的是地铺，水泥地上最下面是草垫，上面是条褥子，因为有暖气，冷倒是不冷，不过那气味不太好闻。特别是刚进屋的那一刻简直有点受不了。我不知道女生的住宿条件是否会好点。那时我们虽然结伴同行，也只是外出时集体行动，回到招待所从不串门。

当天下午我们受到了电缆厂革命群众组织的款待。因为和我们同时住进招待所的有一批人。所谓款待就是到厂里去参加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厂部离招待所比较远，初来乍到我们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反正有厂车接送用不着我们劳神费力。

沈阳是东北的工业重镇。电缆厂的大礼堂蛮气派的。先是看文艺小分队的演出。节目类型很多，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东北有一种表演形式叫＂二人转＂。一男一女穿着花衣服，涂抹着红脸蛋，甩着红手帕，一边扭一边唱，还不停地互换位置。内容听不太明白，但那曲子还是蛮好听的。原先我还以为是扭秧歌呢？再听报幕时才知道是＂二人转＂。批判大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跟着不断地喊口号，一直到傍晚才用车子将我们送回招待所。

虽然住着电缆厂的招待所但是我们再也没有去过电缆厂。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挨个儿到沈阳的几所大学去串联。最先去了东北大学，然后去了东北农业大学，沈阳药学院。所到之处无非是参加各式各样的批判会和看大字报。这些地方的人和事和我们离得太远，抓革命我们不敢信口开河，促生产的事更是插不上手。也就是走过路过而已。

有一天从辽宁中医学院出来，听说北陵公园就在附近，于是就去逛了逛。那是一个寒冷的午后，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顶上，但是没有什么热力。西北风吹着冷飕飕的。没有人阻挡我们进公园，也不用买门票。公园里人很少，右手边是一片湖，湖面上已经结了冰，地上和树梢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沿着一条直道往里走，道路两旁除了松柏常青外几乎见不到其他绿色植物。我们入园的目的不是来看风景的，而是听说公园内有一座清代皇帝的陵墓。在关内清陵都是深埋地下的，这座则是显露在地面上的，当然值得一看。

大约走了几百公尺，看到一块＂下马碑＂立在道旁。碑上面用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刻着＂亲王以下各等官员至此下马＂。过此碑是一座石桥，桥下是条冰封的小河。再往前是一座石牌坊。穿过石牌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座飞檐斗拱的牌楼。牌楼两边的墙壁上镶嵌着五彩琉璃行龙。牌楼下方有三扇门，见没人管，我们便从中间那扇门走了进去。门内东西两侧各有几幢房子，不知派什么用场的。继续往前走，心想，这大概就是“神道”了。于是好奇地数着道旁的雕像，除了华表外，共有六对石兽，它们排列的顺序记不清了，好像是狮子排在第一，大象排在最后，其余还有马和骆驼，好像还有麒麟。神道的尽头是一座碑亭，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了许多字，我未及细读全文，只记住了＂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几个字。

碑亭内是一座方城，城高不足十米，东西宽约六七十米，形制与普通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城门的上方是一座雄伟的城楼，城墙的四角上则有角楼，门楣上刻着＂隆恩门＂三个字。城内迎面是一座大殿。这殿不是建在平地上的，而是建在一个约两米高的台基上，看上去显得十分壮观。殿门是关着的，所以没有看到殿内的陈设。转至殿后看到几根石柱和一座祭台。出方城的北门又见一座城池，这城池是月牙形的。月牙的正中一堵照壁，照壁后面是一个圆形的冢丘，直径大约在三十米左右，周围用青砖砌了与城墙差不多高的围墙。至此眧陵看完了。因为没有导游只留下一些视觉印象。

抵达浪漫之都大连

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时虽然也是冰天雪地的，但是感觉上没有沈阳那么冷。出站后接待人员将我们分配到甘井子区的一所中学去住宿。甘井子区位于大连闹市区的东北方向，我们乘了好长时间的公交车才到那个地方。学校的后面是一座小山（其实是一座公园）。我们这群上海人在自己的家乡是难得见到山的，好不容易到了山跟前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爬山的冲动。安排好住的地方后我们一行五人饶有兴趣地爬到山顶去待了会儿。那天天气不是很好，举目远眺西边好像是一个机场，因为不时有飞机的轰鸣声从那个方向传来。在相反的方向能见度要差一些，从地图上看甘井子区的东边就是大海了。

从山上下来已是中午时分。记得那天食堂里供应的是烙玉米饼，看在眼里黄灿灿的，时不时还能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很让人有食欲。可是真正吃到嘴里那感觉完全变了，既不甜又不咸完全淡而无味。好在随饼配有一碗白菜肉片汤，尽管那仅有的几片肉片是肥多瘦少，但有吃又有喝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加上当年大连的大学不多，分得也比较散，我们只好每天晚出早归。记得去大连外国语学院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应是旅顺的辖区。旅顺、旅大、大连、这三个地名在中学学地理时曾使我产生过困惑，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呀？到了实地才知道这几个地名是各有所指各有来历的。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因港得名。自古以来那里就有一个深水良港，元代时称“狮子口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马云、叶旺二将率军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

而“大连”之名的由来则众说纷纭。一说与俄国租借旅大有关。1898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便发布命令将旅大命名为“达尼里”。在俄语中“达尼里”是远方的意思。时间长了“达尼里”便被当地人读为“大连”了。我查了该条约原文，其中“旅”为旅顺口，“大”为大连湾，指的是两个地方。而尼古拉二世命名的“达尼里”显然是将这两个地方搁在一起了。因此不能排除“大连”由“达尼里”引出。

另一说是，“大连”之名的由来与当地海湾形状有关，一条半圆形的海岸将沿海渚岛连成了一片不就是大连吗。此说的依据除民间相传外在清代的官方文件和洋人的游记中已屡有“大连湾”表述。我觉得“大连湾”和“大连”各有所职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1966年我们去大连时那个地方是叫旅大市的。查了一下资料，旅大市是东北解放后由政府发文命名的。不过老百姓不习惯于这种叫法，继续使用“大连”这个地名。直到1981年国务院才将旅大改为大连，并沿用至今。

离开上海快半个月了，还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米饭。有一天我们在驻地附近发现了一家小饭店。店里有二米饭供应，炒菜也不贵，于是打定主意晚饭就在那儿吃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二米＂为何物，只记住了一个＂米＂字。在外面转悠了一天后，便直奔那家小饭馆而去，等到饭菜都端上桌后才发现所谓的二米，原来是高粱米。说实话，要不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肚子实在饿了，我绝对不可能吃下那碗难以下咽的饭。当时，我不由得想念起自己学校食堂的可口饭菜，不禁唏嘘。

到大连后我们就考虑下一步如何走了。有两种可能，一是渡渤海到青岛去，二是直接从海路返回上海。大家都愿意去青岛，可是一再努力都未能成功，于是只好作罢。乘海轮对我们也有相当的诱惑力，因为那样可以感受到大海的情怀了。那时走上海这条航线的是大庆轮，说起来是巨轮，其实也只有几千吨，而且是客货混装的。凭学生证领船票远比火车票困难，主要是航班少。于是只好每天去码头跑一趟。落空了就找个地方玩一玩。

听当地人说老虎滩公园很好玩。查了一下地图那儿离城区不远，交通也比较方便。于是我们就专程去了一趟。要论岸上的景观只能说一般般。我甚至觉得把这片海滩和老虎联系在一起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坐在海边与当地人聊天听到了一个天上的恶虎与海中美人鱼战斗的神话故事。结局是恶虎被美人鱼打败了，身子在岸上化作半拉山，打掉的几颗牙齿落在海里化为几个小岛。

在老虎滩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海，蓝蓝的海面上荡漾着万顷碧波，海鸥在空中飞翔，一会儿低低地掠过海面，一会儿又冲向蓝天。有快艇驶过时浪花形成的白色的水痕如影随形实在美极了。有人摇着小舢板愿意搭我们到海上转一圈，条件是用毛主席纪念章作交换，我们没有那么多纪念章，也不愿意那么做，于是只好作罢。

其次是到中山广场去转了好几次。这个广场位于大连闹市区中心，离旅大码头也不远。广场的形状是比较少见的圆形，据目测直径大约在150米。广场的中心是一座圆形的露天舞台。广场的周围有十条马路对称地通向不同方向。十座不同风格的欧式和日式建筑矗立在广场边上与周边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洋气”和天津有得一比。

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日子里养广场鸽是桩犯大忌的事。但是在大连的中山广场上我们居然看到了成群的鸽子在飞翔在觅食，这事实在让我感到新奇。不过更使我感到惊奇的却是在广场上四处行走的过程中随时都能听到激昂的革命歌曲。打量一下四周却看不到一只高音喇叭。原来这儿还是一座音乐广场。俄国人在建这座广场时已经将音响埋在地下了。

时隔多年以后，当我从影视中一次又一次看到大连的中山广场时，我发现那里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健身，都市白领午后小憩的场所。每当朝阳初升广场上就热闹起来，有轻推太极的，有围圈踢毽的，有轻松玩轮滑的，有纵情扭秧歌的，成群的白鸽起起落落自由飞翔，古老的洋房和新建的摩天大楼同时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待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将最迷人的色彩洒落在高低错落的建筑群上，与周遭车河的灯光交织成五色线谱，川流的路人如跳动的音符和着广场上播放的悠扬旋律演绎着各自的精彩人生。特别是一队女警员骑着高头大马在广场周围巡逻的镜头实在是美极了。难怪人们会将“浪漫之都”的美称奉献给这座北方的海滨之城呀。

乘海轮回上海

在领到船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从大连到上海要航行五十多个小时。这时想到的已不再是浪漫了，万一晕船怎么办呀？于是赶紧找卖药的地方备了点晕海宁。此外还买了点水果和面包。以前只知道山东的苹果有名，没想到大连也出产优质苹果，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才一角钱一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2月6日的中午我们早早地到了码头。毕竟是海港，大连港码头比上海黄浦江沿岸码头的规模那是大了去了。火车都能直接开到码头上来。

那次乘的是大庆24号轮。大家排着队从舷梯上船，按船票上的舱位在船员的指引下寻找自己的舱位。轮船和火车不一样，不允许超员，不允许随意改变舱位。我们得到的船票是四等散席，也就是位于甲板之下的第一层。

当轮船从港口开出去时我们都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天是蓝的，海是蓝的，白色的浪花拍打着船舷，一条优美的白色弧线在船尾越拉越长，我们离岸边越来越远，海鸥啼叫着从低空掠过，海风吹拂着我们的衣襟，虽然船身有些许晃动，但是绝没有眩晕的感觉。甲板面积很大，可以在规定的区域内随意走动。有几支红卫兵文艺小分队在演出，他们又唱又跳，充满了活力。

那一天我们在甲板上待了很久。当黄昏来临时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变得不那么耀眼了，蓝蓝的天空开始变得灰蒙蒙的，海水的颜色也随之变得不那么清澈透亮了。当逐渐西沉的太阳变成桔红色的火球时，尤其是当那桔红色的火球快要接近海平面时，不仅海水被染红了，天上的云彩也被染红了。于是一幅壮丽的海上日落图呈现在我们的前。果然是夕阳无限好！让我们为之欢呼，为之动容。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太阳分明是落到海平面以下了，我却觉得太阳是掉到海里去了。夜幕突然降临了。农历十一月底的夜空，星星仍然高挂在苍穹上，但是下弦的月亮要到后半夜才能升起来。海上立马变得一片漆黑。

在餐厅里吃晚饭时听说船上的浴室随时可以洗热水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半个多月来没有彻底打扫过个人卫生了，虱子已经从内衣内裤上钻到绒衣绒裤里。一想到那些正在吸我血的小东西立刻就感到浑身痒痒的。收拾停当后去洗了一个澡，只觉得浑身舒服神清气爽，这一晚我睡了一个好觉。

海上看日出是我儿时就有的愿望。记得在读初一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川沙县钦公堂去支援三夏，那地方离海边很近（实际上是长江口），为了看日出我和几个同学起了好两个大早也没有看到了太阳从海上冉冉升起的壮丽景象。这回是在大海上航行岂能错过良机。其实与我有相同想法人很多，第二天天不亮船舱里就开始骚动起来。当我们再次来到甲板上根本分不清那是海那是天，也不知道航行到什么地方了。海风比昨晚澟洌多了，吹在脸上有一种辣豁豁的感觉。海风大了，海浪也高了，船也颠簸得更厉害了，时不时有浪花飞过船舷溅到我的脸上，将海的味道传递给舌尖和鼻腔。

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预示着离日出的时间不远了。天空还是一片朦胧，当那泛着鱼肚白的地方渐渐地露出一点红色的时候，天空好像也亮了一点，当那红色的范围慢慢扩大时，红色突然出现了明暗的区分。听有经验的人说，天边有云。当我知道太阳就要从那个地方升起来时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过了一会儿天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是橘红色的，没有耀眼的光芒。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纵一纵地，使劲儿向上升。到了最后，它终于冲破了云霄，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可爱。一刹那间，这深红的圆东西发出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也突然有了光彩。阳光透过云缝直射到水面上。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随着乘船的时间越来越长，不仅寂寞而且无聊，船舱中的气味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仿佛有一种又回到了沈阳电缆厂招待所的感觉。于是整个白天只能在甲板上看海。海水不再是蓝色的，海面上除了波浪什么也没有。偶尔看到远方有一艘轮船，不一会就不见了影子。

随着大庆24号轮在航线上劈波斩浪向着目的地前进，我在四等舱里的第二个夜晚是在辗转反侧中度过的。没有等到天亮我又上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了。等到太阳升起来，吃过早饭便四处溜达，然后又按时吃中饭，吃晚饭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五十多个小时才到了吴淞口外，然后又在黄浦江里航行了两个多小时。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两岸遍布工厂和码头。江面虽有五六百米宽，由于往来的船只多，大庆轮只能缓慢地前行。为了提醒在前方航道上穿梭的轮渡船它会及时拉响汽笛。听着那低沉悠长的声音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激动了起来。上海，我回来啦！

毛主席邀请全国各地卫兵到北京串联，并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凭良心说这曾经使我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所以才会有受到接见后连夜离开北京回单位揪走资派的举动。然而，借串联的机会游山水也是事实。 从上一点上说真的有些对不起毛席的教导。随着运动的深入毛主席的红卫兵实际上已经被中中文革小组操级了。为了一己之利闹派性、打派仗，干了不少坏事。终于从运动的动力变成了运动的阻力。没等到文化革命结束，红卫兵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六章 日月换了新天

红革会太霸道了

从公平路码头乘车回学校的路上听说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已经九天了。

事情的起因是，十一月底红革会在华师大召开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的大会后，他们写了一篇长文说解放日报是推行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要求解放放日报代为发行。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数以千计的红革会战士突然冲进报社，并迫使解社停止了工作。接下来事情越闹越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安亭事件相比我觉得解放日报事件的性质要严重得多了。红革会无理的诉求和非法的行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都是不能允许的，要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什么也不可能让大权在握的地方政府屈服的。

回到学校里我的首要的任务是立即打扫个人卫生。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将虱子彻底消灭干净。洗完澡之后将换下来的衣服放在开水中浸泡，不一会儿被烫死的虱子便漂了起来。如此反复几次总算将虱子消灭干净了。

12月9日下午红卫兵战斗大队有人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解放报社增援。到了汉口路只见报社门前一片狼藉。原来红革会已经在上午班师回校了。既然来了那就进去看看吧。报社这地方平日里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进来的。我们上上下下兜了一圈又在印刷车间看了几眼。接下来帮着打扫了一些地方的卫生便回学校了。

学校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院党委已经根据市委的通知停止了对“文化革命”的领导，甚至连党员的组织生活也停止了。红革会仗着自己在解放日报社打了个胜仗士气正旺，在学校里愈加横行霸道了。学校的党政办公室都被他们查封了。他们在校园里今天斗张三明天批李四，教职员工中不断有人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红卫兵战斗大队活动地点已经从教学大楼中搬到解剖房去了。

运动初期曾按惯例形成过一些材料，主要是党委组织人手从大字报墙上抄写了部分大字报内容。据说这些材料保存在人事处。红革会认为这是黑材料应该彻底销毁，红卫兵战斗大队认为这是历史记录应该保存。为此两派群众组织争执不下已经有些日子了。记得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天下着雨，傍晚时分红革会得到消息说有人要转移黑材料，于是组织了一班人冲进人事处。档案柜被打开后场面立即失去了控制，在一片混乱中各人忙着找自己的档案，据说还真找到了所谓的“黑材料”。我没有亲眼目睹这次行动，但事后确实听到好几个当事人说那天他们在自己的档案中看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

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黑材料红革会便将人事处长孙宝玺、宣传部部长李广塘及其他几位企图阻止革命行动的人扭送到了设在第一宿舍底层的牛棚中。过了一会儿又将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一起请了过来。这时他们宣布说，从即刻起由红革会接管中医学院本部的行政大权。

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我在解剖房待了一下午。红卫兵战斗大队确实策划过转移存放在人事处的运动材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一直没能办成。红革会在人事处折腾了一阵子后又来到了解剖房，连哄带搡地将我们赶出来。至此中医学院的红卫兵战斗大队基本上土崩瓦解了。

当天晚上红革会乘胜追击，他们怀疑各年级团干部们可能参与了黑材料的整理，于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搜查他们的寝室。由于遭到强烈反击基本上没有得逞。先是六六届的阮某被查出了反革命现行受到了关押。接着我们年级乙班的团支书黄某的一本日记也落入造反派的手中，并且还让他们从字里行间找出了可以定反动学生罪名的证据。一时间风云突变人心惶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一群学生居然可以拘押一个无辜的同学并且给他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

黄同学被隔离审查后在七一红卫兵的干预下成立了专案组。我出于义愤参加了对他的专案审查工作。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我和甲班的顾同学一起将黄某的祖宗三代查了一遍。因为没有找到什么有助于定罪的依据。再说日记中那句发牢骚的话是他高中时写的，也算不上现行。后来将他关了一个多月才放了。

红卫兵战斗大队被红革会砸了之后，各年级的中坚力量又聚集到了一起，大约有几十人吧。起了个名字叫“斗批改联络站”。六八级的顾莹同学被推举为临时召集人。一些看不惯红革会行径的教职工也加入了这个联络站。活动地点就在宿舍楼旁边的阅览室中。这个联络站作为上海中医学院“文化革命”中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在整个斗批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理阶级队伍、老干部的解放……都是在红革会和联络站之间经反复沟通实现的。七一红卫兵那一拨人在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后也渐渐地融入了联络站。

自七一辩论会后我们乙班的班干部和团干部如一群受惊的鸟儿立马散了伙。相反，甲班的班干部和团干部们在受到冲击之后团结得更紧了。这次被冲击后他们十分低调地以小学生的姿态去上海录音器材厂向工人阶级学习去了。我和他们虽然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是尚不熟悉，所以没有尾随他们行动。一时间我孤独地游离于红革会和七一红卫兵之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工总司成气候了

工总司在安亭事件后的飞黄腾达让工人赤卫队非常不爽。加上在随后的解放日报事件中又吃了败仗。他们对被戴上“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特别不能接受。12月23日他们在文化社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承认他们同样是革命组织的要求。过了一天工总司也在文化广场开大会批判市委领导，不仅强迫曹荻秋废除对赤卫队的承诺，还要曹狄秋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致使矛盾激化。28日晚赤卫队不堪其辱便调集3万余人包围了康平路上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

更要命的是在此期间上海市委的后院起火了。12月18日市委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率领他的部下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造市委的反了。这个写作组曾是上海市委的喉舌，多年来他们以罗思鼎、丁学雷署名发表的文章一直在左右着上海的舆论。他们的造反说明上海市委已经不被高层看好了。随着一九六六年的年关到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上海市委从此走上了背字运。书记陈丕显，市长曹狄秋被红卫兵小将和工人造反队员追得东躲西藏。

工总司闻讯后（据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调集了10万队员将赤卫队团团包围。僵持一天一夜后工总司散布消息说，“被围的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家，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于是向赤卫队发起攻击。他们手持长矛铁棍强行驱赶赤卫队，在肢体接触中据说打伤了一百多人。赤卫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被迫撤离。此后工总司又乘胜追击捣毁了赤卫队组织的总部。

康平路事件不仅瘫痪了上海市委，也在全国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例。此后各地武斗事件频发，文化革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让善良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以工总司为首的一批群众组织居然盯上了上海市委的党政大权。

由于上海市委乃至华东局没能迅速平息安亭事件，中央便派张春桥回沪解决问题。在处理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上海市委。张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的支持。受压了几个月的上海工人造反浱组织“工总司”得以咸鱼翻身声势暴涨。

市政府改称人民公社了

由于康平路事件的发生，上海人民是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氛围中送走一九六六年迎来一九六七年的。元旦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组织接管了。仅仅过了两天工总司联合上海32个群众组织召开了“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斗争会。会上批斗了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一百多位局级干部陪斗。会后成立了一个临时接管委员会，宣布正式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临时接管委员会发布了许多文告，其中有一则说革命的群众组织可以随时批斗曹狄秋。

这个委员会临时了二十天后终于正名了，叫“上海人民公社”。有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个政权是想继承巴黎公社的衣钵，便调侃说“我伲阿会变成农村户口呀？”

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衣锦还乡登上了主任和副主任宝座。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因为组织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在这场斗争中立了大功被封为第三把手，人称“徐老三”。王洪文从一名国棉十七厂的治安保卫干部一步登天也捞了个副主任。跟随他造反的大小头头都封到了一官半职。红革会因为造市委的反有功，几个大头目如复旦大学的安文江、华师大的严步东，交大的全向东，还有同济大学东方红的头儿陈敢峰也都被封了个官。

在这一大背景下，元旦之后我们上海中医学院的红革会也召开了“彻底批判院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会。这次大会的斗争力度远远超过去年十月以来的历次。过了一个星期，也就是元月十二日他们又在徐汇剧场联合附属医院，推拿门诊部，莘庄卫校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斗争会，会上也宣布成立一个“权力接管委员会”。六七年级的调干生郁志成就任接管会的主任，各年级的造反派头儿都成了接管会的委员。至此，上海中医学院的行政、财务大权也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

上海中医学院的规模虽小，但造反派的能量并不小。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午，全院师生正在食堂用餐，一群红革会战士将一位白发老者推上了大礼堂（同时又是食堂）的舞台进行批斗。当他们喊出“打到钱信忠！”的口号是，正在用餐的我才知道卫生部长被秘密揪到上海来了。在这之前中医学院确有一批学生驻扎在卫生部造钱部长的反。那天批斗钱信忠的行动虽然只持续了一会儿，但在上海教卫系统中影响很大。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钱部长很快被转移到别处去了。

由于这个临时接管委员会将中医学院另一派群众组织“斗批改联络站”和”七一红卫兵”排斥在外，加上原总务处的工作人员不买接管委员会的账，中医学院的斗批改局面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几乎每一次批斗大会都要发生肢体冲突。对于这种局面我很不理解。迫于无奈虽然也参加了一些批斗会，除了跟着喊口号从未声讨过谁。

从北京串联回来六九年级的小梁同学和我走得近了。这位老兄和我同龄。因为他小学入学早了一年，而我在求学途中又有一年耽误，大学时伳就成了高我两级的师兄。不知什么原因，自从停课闹革命之后身为一班之长的小梁却和他的同班同学接触越来越少，而和我们七一年级的部分同学，尤其是和我经常待在一起。

小梁不知在什么场合认识了工总司下属风雷纵队的头头小蔡，此人在安亭事件中冲锋陷阵并参加了与张春桥的谈判。可是在论功行赏时却被落下了。他心有怨恨自不待言，便在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一幢洋房中和手下的兄弟们运筹如何动作。我和小梁去了两次，因为弄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也没有多问，便找了一个理由回中医学院了。打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小蔡这个人，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传闻。

在铜仁路口的那幢洋房里我们还认识了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队的小孙。在交谈中我觉得他时形势和对事的分析很有深度。我们回学校后他还来找过我们。后来就中断了联系。

红革会真敢挑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清晨，我们学校马路边的围墙上突然出现了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正在迷茫时看到了一份红三司散发的传单。原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胡守钧根据可查到的史料认为张春桥在日伪时期曾被捕并有变节行为。据此他所在的“孙悟空”战斗队便勇敢地朝着刚刚荣登“上海人民公社主任”宝座的张春桥打响了第一枪。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复旦红三司的积极响应。接着兵强马壮的红革会也介入了进去。他们秘密地将徐景贤抓到复旦大学关了起来，企图从号称“张春桥材料袋”的徐景贤身上打开缺口。事发后张春桥通过江腾蛟调动上海警备区荷枪实弹的机械化部队去复旦大学要人，结果被师生堵在校门外。双方相持了几小时后，张春桥怕事情搞大只得让部队撤离了。

这事让拥兵六万的上海红革会总部非常反感，于是号召所属各部进一步反击。愤怒的“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在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的大幅标语。在随后的几天中“揪出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砸烂张春桥的狗头！”等大幅标语刷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在这场倒张行动中我们学校的红革会也不落人后。我们年级的一个男同学在墙上刷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时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把一颗门牙磕折了。

张春桥当年的政治地位十分显赫，当事态日趋严重时中央文革小组在一周后（1月30日）给上海各群众组织发了份挺张的特急电报。其中有“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这样的措辞。张春桥接到解围电报，马上下命令出动广播车，并印发传单20万份广为张贴散发。同时，王洪文受命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迫于形势，“红革会”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了徐景贤。“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失败了。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被扣上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罪名。

2月9日是1967年的春节。因为早先国务院发了不放假、不提前支付当月工资的通知老百姓很不高兴。再加上红革会这么一闹腾社会上竟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氛。节前“上海人民公社”在全市发放了四万册32开大红塑面装帧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我们大学生每人都得到了一本。算是收到一份节日礼物吧。

春节后，有一天我和朱锦华同学去了复旦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地指责胡守钧、邱励讴、安文江、劳元一是现行反革命，指责孙悟空战斗队是反革命集团。一派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氛围。从复旦大学返回的途中因为饥饿难忍，就近去了朱锦华的家。他家住在肇周路上一条弄堂里。因为早已过了饭点，又来不及重新烧饭，就将左邻右舍家里剩饭收集到一起吃了个肚儿圆。喂饱了肚子便悄悄地对这场炮打行动发了点议论。同样是造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红革会倒张行动的失败让我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原来选择革命的对象是大有讲究的，如果选错了，有理也会变成无理，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四人帮”倒台后事实证明张春桥历史上确实有问题的。

红革会、红三司因为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炮打行动，在政治高压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胡守钧等一班人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差一点丢了性命。2月28日下午市红革会总部宣告解散。中医学院的红革会因为参与了这次炮打行动也吃了夹头也夹紧尾巴消停了。

消息传出后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这一派有位笔杆子借题发挥立马写了份《代红革会讣告》并抄成的大字报后贴在校园内的大字报墙上。 全文如下 “ 上海中医学院《红革会》素有形”左"实右之隐疾，前忽得"炮打中央文革"之暴病，又因讳疾忌医，经多方设法无效。年前回光返照，大打出手，于今日呜呼哀哉，命归西天。现待解剖其病由所在，盗尸者罪该万死，其魂魄未散，恳请各革命同志警惕游魂之所附。治丧委员会于日后开公祭大会，敬请其生前好友同．事多多准备花圈，纸船明烛。 此告 上海中医学院《红革会》治丧委员会。”

当时天上下着雨，动物房的工人老刘看了后就用只破篮子放了点野草野花摆在讣告下方。第二天早上此景引起了众人的围观。红革会因为刚吃了夹头也不敢发飙。

红卫兵作为群众组织在文革中对走资派并不存在保与反的分歧。事实证明共产党各级政府的干部中真正的走资派并不多。怀疑一切，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完全是派性使然。对确有历史问题又红极一时的张春桥之流，红革会敢于将他们从历史的尘封中扒出来众实在是无愧于红袖章上的革命二字。

“人民公社”改称革命委员会

新生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在外滩挂了不到一个月，2月23日突然换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原来毛主席取消了当初为上海人民公社叫好的批示，重新批了“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最新指示。这一天我们又敲锣打鼓上街庆祝了一番。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了军青干三结合的革命政权。

为了庆祝这些“文化革命”的硕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举着红旗上街游行。继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广为流传后，毛主席语录歌在1967年的春天也广为流行起来。后来连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也被谱成了歌曲。每当召开批斗会之前为了造声势就唱上一阵。庆祝游行和示威游行途中更是要一边跳忠字舞一边高唱语录歌的。

就在这时，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然登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块文章。说是有人要否定文化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于是在市革会的号召下我们又举着红旗和横幅上街游行。过了好一阵子从一些小报和传单上我才知道，一个多月前总理在怀仁堂召集老帅们讨论“文化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等问题”，老帅们针对半年来形势的发展，特别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现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意见。会议记录送到毛主席那儿受到了严重关注。稍后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老帅们。并就此停止了政治局活动，以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反逆流时我跟着摇旗呐喊了一阵子，实在对不起一身正气德高望重的老师们。

正当反逆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又传出北京的造反派将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打倒了。罪名是“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更有街传巷议说陶铸是刘少奇、邓小平线上的人。这时我才明白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在第一线工作的听从刘少奇、邓小平招呼的党政负责人。

４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不久《红旗》杂志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下那个没有被点名的所谓“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是谁终于给挑明了。当天我和老夫子跑到徐家汇新华书店一人买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名义上是为了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收藏。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相继成立了。在庆祝共和国山河一片红的同时，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要害部门危机重重，国计民生受到严重影响。3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的通知。4月10日，由空四军政治学院十余名官兵组成的军训团进驻了上海中医学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大中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军训，同时制止两派群众组织的过激行动。

所谓军训就是练队列和跑操。时隔近一年各年级的同学在军训团的指挥下每周三次按原班组接受训练。关于支左，军训团倒是不偏不倚。他们认为中医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组织。自从军训团进驻后两派组织的激烈冲突虽然减少了，但明争暗斗仍时有发生。

自从倒张失败后我们年级的红革会改头换面成立了“七一公社”。在临时接管委员会的领导下他们霸占了学校里的宣传工具。将高音喇叭架在教学大楼顶上，《社员都是向阳花》是他们的集结号，有事时就放上一通。革命歌曲、大批判文章不分白天黑夜想播就播，很是烦人。好在周围的居民对这种革命的最强音已经习惯了。

与此同时我们年级甲班的战猶酣小组联合了其他年级的一些志同道合者，总共十来个人七八条枪也成立了一个“上海中医学院抗大教育革命探索队”（简称抗大），占据了第一宿舍底楼原打印室的那几间屋子作为活动场所。说是占据其实是总务上的战友拱手相让的。那时候流行一句话“亲不亲线上分”，总务上的工人师傅们大多是赞同工人赤卫队的观点的，和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从那时起我也成了这个探索队的队员之一。除我之外乙班的胡班长和黄书记也加入了这个探索队。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从原先住的宿舍中搬了出来，和抗大的几位战友在第一宿舍的㡳层的一间空关的房间里住了下来。

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25周年，一批革命样板戏集中在北京汇报演出。我们不能在剧场里接受教育，却在交通大学的大礼堂里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了银幕版样板戏。从那之后学唱革命样板戏的唱段也成了一种时尚。甲班的郑永足同学扮演红灯记中的小铁梅曾在一次庆祝晚会上登台亮相。由于是男扮女装，他的这一经历一度传为美谈。

转眼就到了五月底六月初了。市革委会发出了支农的号召。因为有军训团压阵，这回我们两派群众组织一起去了奉贤的星火农场。但是到了农场对文化革命持不同观点的同学仍然是合不到一块。

那地方离杭州湾很近。工休时我们去玩过几次。退潮的时候滩涂非常宽广，可以见到一些小蟹和黄泥螺，捉了几只觉得很好玩。涨潮的时候景象很壮观，我们只能站在岸上看一会儿。有一次正好碰到了潮平便游了一次野泳，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校园里发生了武斗

从星火农场回到学校后，我们仍然过着每周一三五斗批改，二四六军训的日子。有一天七一公社用高音喇叭播送了一篇充斥着脏话和侮辱性字眼的评论文章。老朱便写了篇题为“爱卫会通告”的大字报回敬他们。大字报的内容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吃过午饭几名暴烈队的队员冲到我们设在教学大楼底层楼梯旁的“战猶酣”战斗组，说是要找老朱谈谈。骂骂咧咧之间他们呯的一声将门关上了。急匆匆赶到的杨关通叫不开门，他担心老朱和几个女生被暴烈队欺侮，挥拳砸了门上的玻璃。那天正巧七一红卫兵的阿庆在场，双方口角中暴烈队员出言不逊，说什么“再老卵连侬七一兵也敲特……”之后便发生了肢体接触。继而在校园里发生了一次武斗。这一天是1967年7月18日。

在这次冲突中我的好几位战友都挨了打。班长陈凤鸣的一只耳朵挨了一记重击。青年教师严世芸额头上被木拖板敲了一记顿时鲜血直流……事后经长宁区中心医院五官科诊断，陈凤鸣的左耳鼓膜穿孔了。为了养伤，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养心，第二天一清早我领着陈凤鸣躲到我事先联系过的地处偏僻的大阿姨家去避难，并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这事一开始是瞒着我父母的，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

自从刘少奇被公开批判后社会上已没有“保张三保李四”的群众组织了，对事对人尽管意见有分歧但都声称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在夺权之后就会出现争权夺利的纠纷。七月中旬武汉出了一桩大事。主流媒体说“百万雄师扣押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反革命事件。”传单小报上则说“关锋、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百万雄师干得好”。上海远离武汉，我们老百姓一时也分不清谁对谁错，只能根据市革会的号令上街游行声讨百万雄师的滔天罪行。还呼喊了“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陈大麻子者，武汉驻军陈再道将军也。

就在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受到舆论谴责的同时旗手江青在河南郑州接见群众组织“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旗手的一句话上海工总司心领神会立即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部就设在外白渡桥下的外滩源中。从此武斗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从“要文斗不要武斗”到“文攻武卫”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斗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七月的某天下午校园内发生了一起学生坠楼自杀事件。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坐在一楼紧挨窗口的床沿上看书，突然听到窗外有重物坠地的巨大声响，伸头一看竟是一个人躺在了窗前。一时间惊得我目瞪口呆。定睛一看认出是甲班的女生郑近秋。与此同时三楼、二楼也传出了一片惊呼。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隔壁宿舍的一位男同学已经踰窗而出到了现场。

女生宿舍在三楼，郑近秋是头先着地，有鲜血从她的口鼻中流了出来。同学们赶紧从卫生室找来了担架，小心翼翼地将郑近秋放了上去，前呼后拥地送往龙华医院急救。龙华医院的外科徐主任看过病人后初步诊断为颅底骨折，认为病情危重需立即转中山医院做进一步处理。同班的几个女同学随救护车去了中山医院并一直守候在那里。

不知什么原因中山医院没有对郑近秋进行开颅手术。她先是被安排在急诊室里，心电监护的导线，输氧和导尿的管子布满了全身。后来转到了观察室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和降颅压……这一切让陪护的王繁宏和毕士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郑近秋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的征象。值班医生和当班护士每天按时巡诊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亲人则一声不响地待在一旁暗自垂泪。可怜的郑近秋同学昏迷了一周后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花样年华的郑同学为什么选择了轻生始终是个谜。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平时寡言少语。据说，她的家庭成分也不是很高。在这之前已经从中医学院走资派手中夺走了党政财文大权的造反派组织曾经召开过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学生中的所谓反动分子阮圣川、胡思俭、孙锦、戚水根等受到了批判。这些批判该不会吓着她吧？那时候抑郁症还没有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引起人们的注意。她该不会是患上这种病了吧？

文化革命以来中医学院系统已发生过多起员工自杀身亡的恶性事件。郑近秋坠楼事件发生后两派群众组织没有任何说法。在那个年代非正常死亡家属只能忍气吞声。

鸡血疗法起风波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正当全国各行各业忙于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鸡血疗法的风潮。一时间小菜场上的小公鸡供不应求。随之而起的是此疗法是一死刑犯的贡献，它的疗效是如何神奇，诸如此类的段子在坊间四处流传。作为医学生我对此风潮的兴起感到不可思议。异体蛋白致敏的概率很高，万一抢救不要及时出人命的呀！

突然有一天中医学院的校园内贴出了“打倒鸡血兵”的大标语和“俞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报。看过之后才知道社会上的鸡血疗法风潮的掀起原来和我们学院七○年级俞某同学的父亲不无关系。俞同学的父亲是位厂医，早年在江西工作时不知道跟着何人学得用打鸡血治病的本事。回上海后私底下用此法给一些患慢性疾病的人治疗过。因为确实有些疗效便慢慢地传开了。鉴于打鸡血确有风险，“文革”前卫生部已下过禁令。“文革”中有人为此翻案，俞的父亲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俞的父亲历史上有过一些问题于是有人就上纲上线说俞医生是阶级报复，并且抄了他的家。作为儿子的俞同学挺身为父亲打抱不平。这下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支持俞同学的帮他宣传打鸡血治病的好处。反对俞同学的便诬陷他是鸡血兵。大字报都贴到他宿舍的门上了。

对这桩事我的看法是，鸡血作为一种异体蛋白注射到人体内肯定是会引起一些反应的。由此而产生的兴奋感是好是坏一时难以捉摸。如果是过敏就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如果是免疫反应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俞医生虽然是一介厂医，却是受过正规的高等医学教育的。他应该知道新药未经临床验证是不能推广应用的。何况是并不能称之为新药的鸡血呢？所以我支持在没有研究清楚打鸡血对人体的种种影响之前应该禁用。盲目宣传和推广是不负责任的。

从我进校时就听说要在校园里建造一个游泳池。这个消息让我心中充满了期待。经过一年的筹划终于赶在文化革命开始前破土动工了，这是我在校五年见证的唯一的实事工程。泳池选址在总务楼和体操房中间，规模是12·5x25米。小事小了点，有总比没有好嘛。

施工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赶在1967年夏季到来前竣工了。那一天尽管气温只有二十多度还是有许多同学争先恐后地跃入泳池一试身手。我也挤在他们中间过了一把瘾。各年级的游泳高手自愿组成了一支救生队，我们年级甲班的夏义国脱颖而出成了泳池的义务管理者。

自从校园里有了游泳池后我们再也不用到在华游泳场去和黄浦江的风浪搏斗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隔三差五地在泳池内练习泳技。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自觉游泳水平大有长进。

这一年的夏天，某一日东安新村紧靠我们学校操场的一幢民宅二楼突然发生火灾。听到救火的呼唤后同学们立即推倒竹围墙出去救灾。一时间大家排起队用脸盆从游泳池中取水灭火。场面十分感人。等消防车赶到时火势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了。为防止火情蔓延到左邻右里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居委会和消防队都表扬了同学们临危不惧的精神

围观工总司砸联司

其实，上海自一月革命以来市面上也是不太平的。军工路上有家柴油机厂，厂内有东方红和联合司令部（联司）两个造反派组织，都曾经是工总司的下属，但是在夺权过程中彻底闹翻了。这两派在厂内三天两头武斗，并打死了一个叫解福喜的工人，于是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支持联司的组成了一个联络站。而东方红则得到了工总司的支持。到了七月底联司和支联站的势力明显占了上风。

据传，7月31日在南京东路轻工业局门前，支持联司的人因为听到有人当街呼喊“联司必败”的口号，遂上前与之口角进而引发了斗殴。轻工业局的职工上前制止斗殴反而遭到了联司的报复。事态迅速扩大并演变成对轻工业局大楼的打砸抢。事发后市革委会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8月2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

八月三日晚七一红卫兵有人告诉我明天工总司要砸联司，市里要组织革命群众在外围造势。当晚我随中医学院一班人乘车到了文化广场并在那儿等待了一夜。八月四日清晨我们乘车到了离上海柴油机厂不远的地方。那时战斗早已展开。

联司的战士紧闭厂门在房顶上用弹弓对付打头阵的敢死队。高音喇叭中不断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和革命口号。工总司动用了重型卡车、消防车、起重机、推土机、铲车在正面强攻的同时又从厂后的黄浦江上试图强行登陆。一直到中午时分工总司仍然没能攻进厂区。组织我们到现场助威的人并不管我们的午饭，肚子饿了怎么办？我二妹工作的化纤五厂就在柴油机厂附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厂门口打听了一下，那天二妹正好上早班，不一会儿二妹出来了。我让二妹买了十几个馒头才解决了午饭问题。

下午四点多工总司终于攻进了厂区，联司退守到了厂里的一处防空洞中。随着大批围观的人群涌进厂区我们也夹杂在他们之中。攻破防空洞时我在不远处看到落败的联司的战士抱着头乖乖地当了俘虏。据说这一仗双方伤了六百多人，到底死没死人媒体上没有披露过。

二妹下班后肯定将我出现在砸联司现场的事告诉了家长。那天我没有回学校。当我在傍晚时分回到家中时龙伯和我母亲看我毫发未损才将一颗为我担忧的心放了下来。我又让家长担惊受怕了一回。

砸了联司以后工总司的地位愈加巩固了。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随之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凡是实现了大联合的单位都要到市革委会去报喜。一时间外滩市府大楼前敲锣打鼓的人群络绎不绝。

中医学院的两派组织从九月初就开始谈判却迟迟联合不起来。其间还发生了一起武斗。门卫老余因为揭发红革会在谈判中阳奉阴违被暴烈队打了一顿。那天晚上我特地去到设在外滩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报案，站岗的人连门都没让我进。

9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布了毛主席曾在近期视察了上海的消息，并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又说：红卫兵，学生都要联合起来。

在此情况下市教卫组和军训团强行将我校各年级造反派的核心人物集中到北京西路陕西路口的“老团校”关起门来谈判。迫于必须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强大政治压力，经过不断地讨价还价，中医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在9月28日终于达成了协议，组成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名曰上海中医学院大联合指挥部。六七届的调干生老郁当了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六八年级的顾某当了副主任，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也都坐上了常委和委员的交椅，从而开启了学生管学生的时代。

就在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红革会方通过七一公社广播站抢先发布了中医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消息，并大肆标榜自己不折不扣地落实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听罢广播我给我方的头儿打了一个电话表示祝贺。由于曝光了红革会的违规行为，我方代表立即提出强烈抗议，而我打的那个电话则被对方诬为破坏大联合的神秘电话。双方争执不下，据说几乎是谈判停摆。好在军训团成功地化解了这场风波，大联合的协议还是达成了。

从去年六月停课批判三家村以来经过一多的你争我斗，市里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名单位也实现了大联合，这革命是不是离开大功告成不远啦！，

第六章 停课容易复课难

什么时候能复课呀？

从1966年6月1４日停课以来，这一年多时间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先是批判燕山夜话、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又戴上红卫兵袖章天南地北地串联并造了走资派的反。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群众居然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更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权除中央最高层，其他各行各业的印把子都被造反派夺走了。一批造反派的头头摇身一变成了大大小小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过上了一日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官瘾。

都说前任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那现任就赶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吧！。

既然新的革命权力机构已经诞生，我想学校的斗批改应该进入到以改为中心的阶段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学生生活呀？

快点复课吧！我们走出校门是要当医生的。不学无术怎么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是主义呀？

七月份的某一天，《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中医学院复课闹革命方案”。那篇文章中说，他们（当然是指中医学院的学生）在每周二四六军训之外，从一三五的斗批改日程中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学习讨论毛主席对中医政策的论述。我不知道有谁组织过这样的讨论，也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但我认为这种讨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课闹革命。

那时七一公社旗下虽然聚集了众多的中西医教师，但是他们也不敢正儿八经开班上课。不过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这些老师每周都会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到附属医院去坐半天门诊。好学的同学便尾随而去，通过帮助老师抄方的方式获得了不少临证的机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一拨人打着抗大教育革命探索队的旗号，在革命之余编辑了一份《抗大战报》，不定期地发表自己对教育革命的看法和连载自认为是有用的医学知识。战报是油印的，小梁负责刻蜡版，稿件的编辑则由我负责。

我们这一拨人中虽然也有几名青年教师，只是他们精力更多地放在抓革命上。有位专攻针灸的徐（明光）老师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编写了一本《新针手册》。他就以此为教材教授我们一些最基本的针灸治疗方法。他还和医疗器械厂合作用塑料制造出了人体针灸穴位模型和耳针模型。我们互教互学，甚至在自己大腿上练针技，强烈的求知欲可见一斑。

徐老师在体操房搞了一个新针疗法门诊部为社会上的老慢支病人进行冬病夏治。有一天外单位过来学习的一位医生在天突穴用针，一不小心刺破了病人的肺尖，酿成了闭合性气胸的事故。幸亏龙华医院就在隔壁，赶紧用担架抬到急诊室做紧急处理才化险为夷。这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医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没有真才实学，没有过硬的技术，就贸然出手治病那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可能置病人于死地的。

一转眼军训团进驻已经半年了。一周三次的跑步，走队列还在继续。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小会他们是不参加的。但是一旦上级领导特别是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时，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召开大会进行传达并组织学习贯彻。只是对中医教育应该怎么改革这一重大议题从未发表过高见。可是到了九月份，为了实现中医学院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们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了1967年的国庆节，10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这一消息见报后说实在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想静下心来读点书的同学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情。大学生不读书毕业后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们是学医的，是要救死扶伤的，长期这么下去怎么办呀？

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通知发布后并没有立即得到贯彻落实。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的日子一直没有到来。

失望之际我觉得还是抓紧时间自学吧。中医学这门专业还是得从潜心研读基础理论开始。我坚信毕业前肯定会有临床实习的机会。于是就想方设法寻找有关科目的教科书。当时在上海的书店里这方面的书籍早已绝迹。我的邻居王大叔是一位卡车司机，经常为南京梅山基地运送物资。我开了一张书单托他在南京的新华书店中找找看。没想到还真的心想事成，从而打开了我们心灵中的另一扇窗户。我们要走出去找书，同时也排解一下郁闷的心情。

到湖州去实医学书

那时由繁宏同学牵头，我们几个人正在闸北区环卫局调查运送粪便的船员中血吸虫病发病情况。去过几次后，环卫局将属下某船队一名职工和北站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旧案拿出来要求我们帮助追责。就这样我们和船员混熟了。一天听说近日有跑浙江湖州的船队要出发，繁宏便问大家想不想随船队到湖州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沿途的水文生态状况。这一建议的革命性和合理性使得我们获得了一次集体外出的机会。

出发的日子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天气晴好。我们一行十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位于苏州河上西藏路桥附近的码头，与船队的负责人接洽后便上了动力船。说实在那时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实在太差，除了一身工作服几乎没有什么劳动防护。码头上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运送粪便的木船每六只编成一列，由一艘动力船拖带。据目测木船的长度约10余米，宽也就是两米多吧。每艘木船有三个仓位，头仓和尾仓是供船员居住和休息用的，中仓是一个大统仓可以装载各种货物。满载粪便的中仓并不是敞开的，除了加盖了仓板还蒙了一层雨布。每一艘木船上有一位船员负责操舵，其他船员则集中在动力船上各司其职。

从上海到湖州水路近二百公里，按计划船队要在第二天早晨抵达湖州。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约在午后一点左右船队便启航了。几声汽笛之后，动力船突突地开动起来。在一阵舵杆转动得吱吱咯咯声响中长达百米的船队先后从河南路桥，乍浦路桥，外白渡桥下穿过，并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转了个九十度的大弯向十六铺方向驶去，向黄浦江的上游驶去。

从渡轮上看外滩的景致是上海人的福气。每当渡轮从浦西驶往浦东或从浦东驶往浦西时，渡船上的人只要有兴趣都能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地饱览外滩的全景。那些建造于不同年代，代表东西方不同建筑风格的高楼大厦是世界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从行驶中的拖船上看外滩要比平时在轮渡上看外滩有意思得多。随着船队的前行外滩鳞次栉比的建筑像老朋友似的从远处向我们缓缓走来，在打过招呼之后又慢慢地离去。当船队经过十六铺并即将转向西行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平时不易到达的角度纵观了外滩的全貌。从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到金陵路南侧的东风饭店，在长达一公里的空间里一幢幢代表中国风格，近现代主义风格，哥特式风格，巴洛克式风格以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风格的优秀建筑好似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自然地排列着，奏出了万国建筑博览的华彩乐章。

如果说黄浦江的岸线在外滩段是辉煌壮丽的，那么从十六铺到龙华段则是清秀妩媚的。江岸上虽然少了许多高楼大厦却多出数不清的大吊车，这些伸向蓝天的钢铁巨臂与泊在江心的巨轮相映成趣，构成了大都市的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过了吴泾黄浦江渐渐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她静静地流淌在秋天的原野上。江面是宽阔的，微风吹过荡起一层又一层的细浪，浪花拍打着木船的舷板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灿烂的秋阳把它的光辉洒在江面上，清波荡漾中好似有万千条银光闪闪的小鱼儿在欢快地游弋。

这支船队共有十四名员工，年纪最大的已经将近五十。由于工作环境特殊船上没有一名女职工。长期的野外工作不仅晒黑了船员们的皮肤也锤炼了他们饱经风霜的性格。对我们的到来大多数船员都比较热情。在那个年代人际关系是以派别分亲疏的，据事先了解这支船队的员工大多数是原上海工人赤卫队的成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我们持有相近的观点。上船之后经过凤鸣，大强，关通三位的沟通我们很快与船员们混熟了。一路上白皮肤的大学生和黑皮肤的环卫工人有说有笑，相处得十分融洽。几位女同学则主动地帮着工人师傅们一起准备晚餐。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能在母亲河上航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在航行的过程中我们几个男生穿着救生衣坐在动力船的船舷上脱掉鞋袜一面说着话一面把脚浸在江水中任凭浪花拍打着小腿。那种愉快的感觉是我永世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依然美滋滋的。黄浦江两岸的风景犹如一幅水墨长卷，尤其是航行到淀山湖那一段，江流与湖荡逐渐融成一片，水面豁然开阔，那景色显得格外美丽。蓝天映在碧水之中，天上水中都有白云在浮动，已分不清白云是在天上飞，还是在水中游。毕竟是深秋了，肃杀的秋风中，沙洲上的芦苇已经将绿色的华服换成了枯黄的秋装，岸边的垂柳也早早地卸去了满身的玉佩，只剩下柔软如丝的枝条在风中自由自在地摇曳。湖面上虽然也有不少过往的船只，只是现代化的动力早已取代了古老的风帆，再也看不到恬静悠然的帆影了。

秋天的黄昏是短暂的，尤其是到了晚秋这黄昏来得快也去得快。当船队从金泽驶出上海地界进入江苏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次黄浦江上的黄昏。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从中天落到了西边的天际，它那灼人的光焰此时收敛了许多，它的躯体变得红艳艳的，又大又圆。在都市中我虽然也经常行走在落日的余晖中，但从来没有能像现在这样全方位地全神贯注地欣赏它的多彩和壮丽。

船队向着正西方向航行。为了观看日落，我们一拨人差不多都聚集到了动力船的船头。这样的美景船员们也许是见得多了，他们一点也不为之动容，照样不紧不慢地操持着手中的活计。人群中是大强最先发出感叹，他的表情是丰富的，可是言辞却过于简练。“美！美！真的很美！”可以看得出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口唇，乃至整个面部都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

夕阳终于沉入了地平线，夜幕很快地降临在辽阔的原野之上。在我们全身心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时候船员们已经用过晚餐，并且用他们洗刷过的碗筷为我们盛好了饭菜。晚餐是两菜一汤，我们吃得非常开心。凤鸣是我们的班长，一切外交事务照例是由他出面处理。工人师傅的热诚使我们非常感动，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饭钱，这让我们特别不好意思。经过一番磋商，我们决定明天中午做红烧肉酬劳各位师傅，这事就交给繁宏同学具体操办。

没有在木船上过夜的人是绝不可能体会到内河船员生活艰辛的。生活空间的窄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仅如此，生活舱内不能点灯，否则那烟熏火燎的滋味不仅难受而且很不安全。需要光亮时只能揿一下手电。这对我们这些在日光灯下生活惯了的夜猫子来说实在是一桩要命的事。既然什么事也干不成就早早地睡觉吧。躺下以后才发现仓底是一个斜坡，不管怎么睡都不舒服。浓浓的桐油味也让人不习惯。心想反正就两个夜晚，说什么也能熬过去的。我和凤鸣睡在一个舱内，他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这回可受委屈了。在一片漆黑中我们说了一会话，单调的不绝于耳的浪拍船帮的声响终于将我送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当我醒来时拖船已经泊在湖州的码头上了。从船舱里探出头来，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薄薄的晨雾笼罩着大地，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空气是那么清新，深吸一口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据船长说，我们停泊的地方是湖州城北，他们将在这个地方停留四个小时御粪洗船然后继续前往梅溪装载黄沙。船长还告诉我们如果想进城，过桥后沿公路一直朝南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他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在十点之前回到船上，千万别误了时间。

我们此番湖州之行的目的除了游玩实际上还带着一种期望，那就是寻找自己急需的一些专业书籍。那个时代除了红宝书其他一切书籍似乎都是多余的，印刷厂不敢印也不想印。各种科技图书虽然并未禁止出售，但书架上总是缺货。那时在“红色革命风暴”策源地的上海要想得到一本《内科手册》几乎是奢望。吴兴县新华书店坐落在人民路旁的一条弄堂里，门前铺的是弹格路。当我们在街上吃过早点并找到书店时，书店刚刚开门。营业员初见我们这群学生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在专卖医学书籍的书架前东翻西找。过了好一会才有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问我们要买什么样的书。当她听说我们是专程从上海过来买医学方面的书籍时便将我们带到了书库里。

我从小爱逛书店，但从来没有享受过到书库里选书的待遇，突然受到如此高的礼遇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经过一番搜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寻觅到了自己特别想买的书。结账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口袋里的钱支付不了全部书款。在忍痛割爱了两本之后仍短缺一元书款。这时其他同学早已与营业员交割清楚，只剩下我一人将手中的书颠过来倒过去地拿起放下迟迟未结账。先前领我们进书库的那位中年妇女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其实她早就看出了我的窘境，当我最终准备放弃应元岳教授主编的《内科手册》时，她轻轻地对我说：“还差多少？”我顿时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答道：“一元。”“拿去吧，回去后把欠款给我寄过来就是了！”听罢这位阿姨的话，我被感动得好一阵才说出了一句话：“阿姨，应该怎么称呼您？”“我叫文秀。”我连忙掏出钢笔在《内科手册》的扉页上迅速地记下“吴兴文秀”四个字，并郑重地接过发票夹在书脊中。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吴兴的购书经历既是尴尬的同时也是快乐的。回到上海后我立即给这位好心的文阿姨寄去了一元钱，并在信中再一次向她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这之后，在我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也不知淘汰了多少过时的参考书，这本《内科手册》一直舍不得扔掉，至今仍珍藏在书橱之中。

买好书，时间还早。几位女同学一起到菜市场去买肉了，我则和小梁直奔飞英塔而去。那时湖州很少高楼大厦，飞英塔算得上是最高建筑了。站在人民路上不用打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古塔的身影。飞英塔在吴兴县城的西南方向，我们很快便走到了它的跟前。据史书记载此塔建于宋代，是一座双塔。所谓“双”，是指内外有两层，外层是木结构，里层是砖结构。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破旧不堪的砖塔，塔顶的砖缝里长了许多杂草，几只麻雀在塔身上飞进飞出，情景十分凄凉。

湖州的桥很多，这样的环境对初次造访的人来说最容易迷路，为此我们没有敢在城内多逗留，匆匆忙忙地转了一圈便赶紧往回走。半路上碰到已完成采购任务的女同学，于是大家有说有笑地回到了码头，这时九点刚过。繁宏同学用两元钱买了差不多四斤猪肉，想来红烧之后再配上青菜底足够一船人美美地吃上一顿了。在切洗的过程中谁也没有发现所买的猪肉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特别便宜。等到配齐作料将肉放在锅里烧了一阵之后，平时特别爱吃红烧肉的关通突然觉得这锅红烧肉的香味好像不那么正宗，便用筷子往肉上戳了几下。这一戳可戳出了疑问。金红色的肉皮好像橡皮似的坚硬而有韧性根本戳不动。他举着筷子叫道：“上当了，别把老母猪肉买回来了！”很快有经验的船工证实了关通的疑问。这时最感委屈的要数繁宏同学了。“我怎么知道是老母猪肉，看上去不是蛮好的吗？”她一边说一边泄气地放下了手中的铲刀。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弄得大家没了主意。这时船上的饭师傅提了个建议，“烧是烧不烂了，干脆放到汽锅里蒸吧！”

就在大家围着一锅红烧肉又说又笑的时候，船队又起航了。黄浦江在流入长江汇入东海的途中虽然接纳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溪流，但在湖州段参加进来的东苕溪和西苕溪则是两股最主要的水系。尤其是发源于安吉龙王山的西苕溪以她最遥远的行程成了黄浦江的源头所在。现在我们正沿着西苕溪溯流而上。

说是溪，其实西苕溪的水面还是比较宽阔的。大约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后船队离开干流驶入一条狭窄的支流。这时两岸的山丘则越来越多，漫山遍野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虽然已是深秋时节，竹林依然是郁郁葱葱的。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船队终于在一处采砂场停了下来，据船员说这里已经是安吉县梅溪乡的地界。岸上早已有一群民工等在那里，船一泊定他们便七手八脚地往仓里装沙。这里的沙子色泽金黄，颗粒大小均匀，抓一把在手里松散而柔软，那质地就像学校里填沙坑的沙子一般。

乘着装船的当口，我们一边在水边嬉戏一边忙着捡圆滑可爱的小卵石。这时岸上有几位山民打扮的老人在向我们频频招手，看得出来他们是希望我们去买点当地盛产的竹制品。凤鸣是最先上岸和老人们攀谈的，接着几位女同学也围了过去。我囊中羞涩，夹在人群中看了一阵热闹便和小梁一起去爬山。山并不高，恐怕还没有松江的佘山，天马山那般高度。我俩没花多少力气便登上了离得最近的一座山顶。站在山顶上我突然发现周围或远或近的山头好像都要比自己脚下这座山高出许多。一时间便有些糊涂了，刚才在山下看附近这些山头分明是差不多高低的，到了山顶上感觉怎么就变了呢？小梁沉思了一会说：“可能这就是所谓的ˊ这山看着那山高ˋ吧？”但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好像不对头。可是我又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写这段文字时我想在网上找答案，可是给出的答案全是对这个成语的解释，完全是答非所问。

在山顶上看竹海别有情趣。那天风并不大，但无边无际的竹梢随风摇摆时产生的动感就像大海中的波涛一样。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自家竹园中玩耍的情景，便产生了到竹林中去待会儿的冲动。从山上下来我便拉着小梁往竹林中走。这时有同学说，竹林又密又深不宜随便走动，万一迷失了方向将会惹出许多麻烦的。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船队在梅溪装满河沙后返航了。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湖州北。老母猪肉在气锅中蒸了整整一下午终于酥烂了。经过工人师傅的调味，红烧肉端上桌时散发出的香味还是比较诱人的。于是你一块我一块很快就将它消灭了。因为缺乏生活经验上当受骗后心中自然是不爽的。但是却因此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又经过一夜的航行，第二天一早船队停在了龙华机场附近的码头上。我们与师傅们握手告别感谢他们一路上对我们的照顾。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因为还没有到上班时间码头上空无一人。码头离我们学校还有一段路。踩着露珠走在马路边上只感觉到有一股寒意扑面而来。

到崇明岛去游学

从湖州回来后学校里的复课闹革命仍无起色。虽然已经实现大联合一个多月了，但是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一如既往。看来在学校里是没有办法复课了，那就走出去吧。经过一番筹划决定到崇明岛上的堡镇医院去游学。所谓游学就是到实践中去学，这种学习方式我们自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于是在一个清晨抗大的战友们打起背包便出发了。与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年轻教师。是哪一位同学联系上这家医院我已经记不清了。校车司机老蔡悄悄地将我们送到了吴淞客运码头。

堡镇位于崇明岛南岸的中部，从吴淞口乘船过去大约要一个多小时。医院的领导对我们的到来很在意，还特地开了一个欢迎会。那时候我们已经停课一年多了。名义上是大三的医学生了，实际上是既无理论知识又无实践经验。说实在人家能破例接受我们“见习”已经是给足面子了。为了不给人家添乱我们主动提出不介入他们单位的运动并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我们的这一承诺得到了医院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认同。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崇明岛。听着纯正的崇明话感到特别有意思。崇明人将“啥”说成“哈”，而上海人将“蟹”也说成“哈”，于是崇明人的一句客气话“有啥吃啥”，上海人听起来就变成“有蟹吃蟹”了。数九寒天里在崇明我们虽然没有吃到蟹，但是却吃到了又软又糯的大米饭。这对于吃籼米的市区居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堡镇医院虽然是卫生院的级别，因为岛上人外出看病多有不便，这家医院的科室设置、人员配置都远高于上海近郊的同级医院。加上该院还是市卫生局种的试验田，一些重点科室都有三级医院派驻的种子医生，总体上说医护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十二月中旬的崇明岛已经很冷了。最初院方是将我们安排在镇辖的水产队住宿的。那地方空房子不少，但是条件比较差。因为没有热水一早一晚洗漱有些困难。从井里淘上来的水脸还没洗好毛巾已经结冰了。尽管如此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仍然很开心。白天在医院里看病人，看检验报告，看医生如何用药，观察病情如何变化，随时帮助医生护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晚上聚在一起看书学习交流心得，一天下来感觉很充实很快乐。后来医院在镇上找到了几间空房子我们就搬了回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在镇上的一家面馆中吃了一顿长寿面，其间还搞了一个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的仪式，引得路人驻足围观。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堡镇卫生院正在对一批赤脚医生进行培训，为了求知我们也旁听了一部分课程。所谓“赤脚医生”不过是上海郊区农民对驻队医生的昵称，并不是不穿鞋子的医生。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对卫生部党组的汇报材料曾经作过批示，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文艺界为此拍了一部名曰“春苗”的电影，演示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治下的钱医生和贫下中农欢迎的赤脚医生田春苗在面对病人时的不同作为。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那几年我们已经有了学会用“一根针、一把草”为贫下中农治病的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并不感到和赤脚医生同堂学艺有什么“摸不开面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和赤脚医生也相处得很好。有时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走村串户上门送医。在田间小道上骑自行车让我这个城里人丢尽了脸面，我就不止一次地摔到路旁的田里沟里。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一九六七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班前班后带教老师们都在谈论置办年货的事。那是一切主副食品都要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崇明盛产的大白菜倒是不要凭证供应。提上两棵优质大白菜回家过年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顾家之举”。想想实在惭愧，父母用挣来的血汗钱供我们上大学，结果碰上了这么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时代，想学救死扶伤的本事倒成了桩难事。

过完春节又在堡镇医院待了一阵子，因为信守诺言我们和院方相处得很不错。那时有位上海妇科医院的资深医生下放在崇明中心医院，那一段时间他正好巡诊到堡镇卫生院。也许是我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感动了他，他在结束巡诊回中心医院时表示愿意带教我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专业的发展方向并不在妇产科，春节后我和小梁仅去中心医院见习了一段时间便回堡镇卫生院了。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在崇明游学的事终于让学校里的对立派摸清底细了。他们大概是因为找不到对手革命起来没劲，便放出风声要将我们请回去。而我们也觉得游学在外时间久了恐怕也不合适，于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崇明，谢过带教我们的医生护士，重又回到了那无课可上的校园。

到苏州去逍遥

从崇明回校后我们又变得成天无所事事了。就在这时传来了大专院校要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指示。想当初成立大联合指挥部时是何等的艰难，现在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必定也是难产。

没想到市革会出了一记奇招，授命“军训団”将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集中到华东政法学院关起门来解决问题。头头走了校园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趁着这个群龙无首的当口年轻人的脚底又痒痒了。七○年级有几个同学率先骑上学校用来买菜的黄鱼车（三轮车）去江苏宜兴春游了。不料半路上将车整坏了。消息传到校园里有条件的同学也三五成群地骑了自行车逛苏州去了。更有胆大的干脆结伴游黄山去了。

我们这一拨人也想乘机溜出去玩上两天。去什么地方呢？眼下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干脆也去苏州逍遥两天吧。我们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同学的亲戚在苏州，可以帮我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怎么去呢？乘火车最方便，也花不了多少钱。只是这样一路上少了点乐趣。于是又想到环卫局船队的老关系老朋友了。打听下来他们正好在这个星期六就有一趟往苏州唯亭送肥料的任务。于是大强，卓君，繁宏超紧给舅舅、阿姨、表姐去了封信，报告我们一行十一人这个周末要去打扰两个晚上。

出发前老夫子（朱树成同学）是答应和我们一起去的，在徐家汇乘15路电车时他却悄悄地开溜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了，他说囊中羞涩实在舍不得花这笔预算外的开销。

上次到湖州去是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这回去苏州则要沿吴淞江溯流而上了。吴淞江是黄浦江的支流，从苏州方向流来在黄浦公园边上汇入黄浦江，从而造就了“外白渡桥”一处著名的景点。吴淞江在流入上海市境内后因为河面变窄而被称为苏州河。

为了方便苏州河两岸的交通河上造了许多桥。西藏路桥以西河两岸的高楼大厦逐渐为成片的民居所取代，厂房和仓库也明显地多了起来。到了普陀区境内老旧的厂房和码头几乎连成一片。面粉厂、纺织厂、造币厂……要知道这些风格不一的建筑可都是上海工业的摇篮呀。过了中山西路桥随着河岸边的城市喧闹一点点退去郊野的风光开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北新泾以远则是一派田园风光。

江南的春三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柳枝新绿，菜花正黄，完成了分蘖和拔节的冬小麦铺满了人民公社的土地，微风吹过荡漾出万顷碧波。因为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一面看风景一面和船队的师傅们拉家常，不知不觉中拖船已经进入了江苏境内。

二十世纪60年代，上海市区还有成千上万个家庭没有用上抽水马桶。这些家庭中产生的大小便只能通过环卫工人的收集转运到江浙的农村中去当农田的肥料使用。湖州、唯亭就是这些粪肥的接收点。又过了约莫一个小时，拖船在一处河流的分岔处离开了吴淞江驶入一条支流，估计唯亭就快到了。

唯亭是这次航行的终点。和师傅们告别之后我们上了岸，沿着一条田间小道朝唯亭火车站走去。唯亭车站是一个四等小站，只有慢车才停靠。几间站房孤零零地立在铁路旁，说它前不巴村后不巴店虽然有点夸张，但离村镇确实有一段不近的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停靠唯亭站。还好，等了不大一会儿就搭上了去苏州的车。记得那时从唯亭到苏州的车票好像是一角五分钱。

在这之前我虽然多次乘火车路过苏州站，但是从未进过城。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千年文化名城想必是有他的魅力所在。不说别的，单凭那首尽人皆知的古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足以让人们浮想联翩了。总之，苏州对我来说是向往久矣。既然来了那就要好好地玩一玩。

大约四点钟左右火车停靠在苏州站了。苏州火车站在城北，虽然是个大站，但是规模与上海站相比是小多了。车站广场周围也不怎么繁华。初来乍到一时有点晕头转向。在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有好几路公交车开往城里的不同方向。看看时间还早，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进城逛一逛。于是沿着人民路往南走去。

从火车站步行到南门

站在车站广场上可以看到一座宝塔的顶部出露在不远处的前方。大强说，那就是著名的苏州北寺塔。北寺塔原名报恩寺，最早为三国东吴所建，现存的是南宋的遗物。一座木塔能历经千年而不废，除了保护得好科学的结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此塔八面九层，下大上小，既高耸又秀丽。上海的龙华古塔建筑年代与北寺塔相仿，但规模要小许多。难怪北寺塔被誉为江南第一塔。

没花多少时间我们便走到了北寺塔的跟前。寺院的大门紧锁着。那时代什么寺呀塔呀都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能享受关门落闩的待遇已算不错，弄得不好随时都有被铲除的可能。也许因为苏州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到处都有古色古香的历史遗迹，像北寺塔这样的建筑才没有受到破坏。

从北寺塔往南街市渐渐地繁华起来。人民路是苏州南北方向的主干道，也是商业网点集中的地方。虽然不能跟上海的南京路相比，看上去还是蛮热闹的。那时人民路还不是柏油马路，整条马路都是用一块块四楞四方的小石头铺成的，这种路面上海人称之为弹格路。行驶在这条马路上的公交车倒是不少，不过车型都比较陈旧，好像是上海早就淘汰了的老式车，看上去灰头土脸的。除了公共汽车外，马路上的人力三轮车也不少，式样和上海的差不多。苏州的三轮车行走时不打铃，而是用手捏汽喇叭发声。那声音怪怪的，就像一只青蛙在叫。如果同时有几辆这样的三轮车从你身边经过那喇叭声简直有些刺耳。

苏州和上海相距不远，但在语言方面已有明显区别。苏州人说话轻声细气，按上海人的说法有点嗲溜溜的，所以相声演员在学苏州方言的时候总归要加上一句“宁愿和苏州人相骂不愿与宁波人说话”这样的台词。在我的感觉中苏州话从女人口中说出来要比从男人口中说出来好听。一个大男人老是细声细气地说话多少缺了点阳刚之气，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

女生们爱逛商店，尽管不想买什么也不可能买什么，但她们还是很高兴地从这一家商店出来后又进了另一家商店。起先我们男生还陪着她们一起逛，但很快便没了兴趣干脆站在门外等她们出来。

观前街上的玄妙观是我国著名的道观。我们走过它面前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指望它开门。能看一眼那一片黄墙黛瓦的建筑群足矣。要是在以前这个地方肯定是最热闹的。不说别的，单是去道观中烧香卜卦的人就不会少。还有那马路边屋檐下算命测字的摊儿多半也不会闲着，张半仙，王铁嘴们在老百姓中还是很有点市场的。除此之外，路边摆地摊卖各种小吃和杂物的一定也很多。经过一场革命这些行当现在已经销声匿迹，观前街也为之清静了许多。

大强对这一路比较熟悉，我们便跟着他一路东张西望。记得走到三元坊时看到路边有爿卖豆花的小店，大概是肚子有点饿了，大强招呼我们走了进去。一下进来了十个客人店主自然十分高兴，又擦桌子又挪凳子。苏州人的口味重甜，豆腐脑都是甜的。大强口重，看到桌面上有碗辣椒酱，他一连挖了几勺子放在自己的碗中，调了一下说非常好吃。于是我也学他的样子将甜甜的豆腐脑调成了辣的。重口味的豆腐脑确实好吃，

吃过豆腐花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大强说他舅舅家快到了。

半夜听到枪声

大约花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从火车站走到了大强舅舅家。五个男生就地住下，女生则分成两拨随卓君、繁宏到她们亲戚家去住宿。好在苏州人家要比上海人家住得宽敞，否则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还真不好办。大强的舅舅舅妈很客气，晚饭都已准备好了。大伙儿坐着喝了一会儿茶聊了一会儿天便摆开桌子吃晚饭。

虽然是家常便饭，但我们吃得很开心。那年头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大学生每月定量33斤，而一般老百姓只有28斤。在上海未出发前我们就和大强说好不能白吃白喝，这样会给舅舅家带来困难的。这事大强当然做不了主，只好由凤鸣出面和舅舅商量。饭钱舅舅说什么也不肯收，最后将10斤全国粮票收下了。卓君、繁宏在姨妈那里是否也能按这个办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是没有夜生活的，电视机还未进入平民百姓家，电影除了新闻简报便是几部老掉牙的战争题材片，地方戏曲都改唱样板戏了。吃罢晚饭和舅舅舅妈聊了一会儿天，又听了一会儿收音机，便摆开地铺睡觉。我们这一帮子在学校里都是夜猫子，哪天都要整到深更半夜才能闭眼。换了一个环境，又要睡得这么早，躺在铺上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正在睁着眼睛望天花板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叭叭叭┄”的声响。起先我以为是谁家在放鞭炮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同样的声响又传了过来。这时大强说话了：“结棍，苏州的武斗那能轧结棍！”听罢大强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刚才听到的声响不是放鞭炮而是在打枪。怪不得在吃晚饭时舅舅一再关照我们夜间不要出门。并再三叮嘱我们“西园”绝不可去。想必那地方是危险之地。

关于苏州两派群众组织间武斗的消息我们在上海早已有所耳闻，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苏州两派群众组织的全程太长，局外人都不大愿意花脑筋去记。好事者就给双方各起了一个诨号，一个叫G派，另一个叫P派。据说诨号代表了两派组织对大联合的评价。得势的一方说，“好极了！”，这“好”字在英文中是G打头，“极”和G音亦相近。另一派说，“好个屁！”，“P”“屁”同音，以此名之既不失斯文又表达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游网师园

第一次到苏州到底应该玩哪些地方大家心里并没有谱。相比之下杨关通好像有点主见。他说，既然到了苏州四大名园肯定是要看的。所谓四大名园者，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也。其次，虎丘总归要去的。郊外嘛，灵岩山当然不能错过啦！当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时，舅舅和舅妈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等我们有了基本方向后舅舅对我们说：“西园不要去，那里是P派的司令部。”听了舅舅的忠告，我们决定先去离舅舅家最近的沧浪亭。

沧浪亭果然离舅舅家很近，就在我们昨天在三元坊吃豆腐花的那条条街。遗憾的是当我们到达沧浪亭时园门紧闭。原来这园子在去年（1966年）的红卫兵破四旧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后便被关闭了。舅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闭园的事才没有特别提醒我们。一座公园有什么四旧呀？不就是一些亭台水榭嘛，由此可见苏州的造反派是何等的猖狂。

吃了闭门羹我们只能站在园前的河边向园内张望了几眼。透过花墙隐隐约约地看到园中的小山及山上的林木，山顶上的沧浪亭因有林木遮挡没能瞧见。既然沧浪亭关门谢客，我们也只好另找别的地方坃去了。第一大名园没看成，接下来去哪里呢？狮子林和拙政园都在城北，路还远着哩。这时卓君建议说，“网师园离这儿不远干脆先去那儿吧。”那我们就先到网狮园去。就这样我们与沧浪亭是走过路过却错过了。

查了一下地图，网师园位于葑门十全街，就在沧浪亭的东北方向不远处，于是一路寻将过去。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苏州的马路像棋盘格子，要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沿着沧浪亭前的那条河向东走了一段路，终究心中无数，问过几位路人又转了几个弯，终于在网师巷找到了网师园。

苏州人向来好客，即便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对来苏州游玩的人也是客客气气的。不像北京人总以为自己是彻底的革命派，对从其他地方进京的人绝不容许有休闲的选择。当他们发现有外地人企图进公园时便要破口大骂。我一点没瞎说，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在北京串联时就在西直门附近，经过动物园门前时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了当地红卫兵堵在公园门口不让外地人入内的场景。

苏州不愧是历史文化名城，花园的名字都是文绉绉的。像拙政园，怡园，畅园，耦园都是些让人听一遍就能喜欢的好名字。唯有这“网师”二字让我有些纳闷。网是用来捕鱼的，网师当然就是捕鱼人的雅称了。难道主人建这么个漂亮的园子就是为了在池塘里养鱼捉渔吗？后来查苏州园林典故才知道这园子最早为南宋史正志所有，史正志号渔隐。乾隆时宋宗元买下了已经荒废了的这块地并重新建园，借“渔隐”原意自比渔父，故称网师园。封建社会的文人雅士都爱给自己取一个粗俗的号，渔呀樵呀是屡见不鲜的。这未免让人疑惑，你既然那么喜欢做渔夫樵夫，又何苦寒窗苦读科场拼搏呢？

网师园并不大，给人的感觉既是花园又像是豪门大院，反正与以往进出过的花园不大一样。园内有一些老人在散步。我们悠闲地在园子里走着，一面走一面叽叽喳喳地议论这园子与上海的豫园，桂林公园等私家花园有什么异同。我们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群的注意。转了一圈后我们选中了一处既有小桥流水又有亭台轩榭的地方照了一张集体照。这张相片我至今仍保存着，背景的屋檐下是一条当时最流行的大标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很欣赏网师园的格局。各种功能区分得清清爽爽。住宅集中在东边，西边是园林，南边是饮宴场所，北边是读书的地方。园子的中心位置是一方广不及半亩的水池。因为有曲径及小桥与各功能区相连，显得“水广波延，源头不尽”。

游拙政园

从网师园前往拙政国的途中正好路过狮子林。走过路过当然不能错过。这也是一处私家园林。始建于元代，长期为佛门所有。直至十九世纪70年代方为颜料大王贝润生（贝聿铭的叔公）购得。此园较网师园略大。遍布园内的假山石是其构园的特点，因有几处假山看上去有点像狮子，故名狮子林。我们先将园中的楼堂馆阁水榭凉亭看了一遍，然后又在最大的一座假山石前钻了一会儿山洞，并拍了一张集体照便往拙政园去了。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私家花园，也是我国的四大名园之一，占地六十亩。在旧社会私人能住这么大的园子没有足够的底气是不可能的。此园最初的主人是唐代诗人陆龟蒙，元时为大宏寺接手，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辞职回乡买下寺产改成宅园，并借用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的寓意，取“拙政”二字为园名，表示自己做官不如意，是拙于政者。此外他还在园中广植荷花，显示自己孤芳自赏的品格。

进得园门是一幢名为兰雪堂的建筑。穿过兰雪堂左手方向是一座土石相间的假山，名曰缀云峰。假山的东边是一片宽阔的水域和大块草坪，这便是具有田园风味的东园。我们没有在东园多地逗留，绕过假山沿着水岸向西直接去了中园。

中园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亦是以水景为主，与东园不同的是各种形状的亭台轩榭要更多一些，或临水而筑，或直出水中。在水池的南岸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飞檐画栋的大屋顶之下没有一堵墙壁，敞开着一排排花窗。按专业的说法这房子叫四面厅。我们便朝那座厅走去。

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游苏州时间有限，又想多看一些地方，当然只能走马观花。走到近处方看清那门楣之上有“远香堂”三字匾额。站在远香堂中，四面的景色都能落入眼中。堂前有略具起伏的假山，北面有临水的月台。池水将假山分隔形成两座小岛。假山之上林木葱翠，水池边岸藤萝纷披柳枝低垂。远香堂的南面有一处院落是园主人居住的地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怎能不让人神清气爽呢？

游虎丘

以前我来往于南京和上海，火车经过苏州时能看到两座塔，一座是位于车站附近的北寺塔，另一座便是位于西北方向稍远处的虎丘塔。相传虎丘是吴王夫差葬父之地。原来这地方不叫虎丘叫涌山。之所以会将涌山改称虎丘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夫差将父亲安葬后三天见有虎踞其坟上遂名虎丘。另一说涌山的形状本来就像一只蹲着的老虎。

在古城苏州，虎丘是历史遗迹比较集中的地方。远至春秋战国，近至晚清和中华民国各朝各代都有遗迹可寻。就连山门前的那条山塘河也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主持开挖的。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河堤称为白堤，沿河的街市则名曰山溏街。据说最兴旺时山溏街绵延达七华里。儿时我曾听父亲说起过这条街。有一天，一帮秀才来到虎丘游玩，游完虎丘之后便逛山溏街。走着走着其中一位编顺口溜似的吟咏遁：“七里山溏走到溏中三里半”，众人一听，好啊，你想出对子考我们。于是一个个摇头晃脑地开始对下联。没想到这上联出得太蹊跷，一时难以成对。众秀才岂能服输，可是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还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从此这副对子便成了“绝对”并一直流传下来。

虎丘的入口处称作头山门。穿过头山门再跨过山溏河上的海涌桥便是二山门。这二山门又称作断梁殿。我知道在南京的灵谷寺有一座无梁殿（实际上那座殿全部是用砖瓦砌成的，在佛门称作无量殿，老百姓叫白了便成了无梁殿。殿顶呈拱形，确实没有一根梁。），这里又是一座断梁殿，看来我国古代建筑师们的本事都不小，在关键部位也敢做手脚。当我们仰着脖子在殿内寻找断梁的时候，一位老者指着屋顶中间的一根脊梁说，“断梁就在那里”。所谓断梁原来是一根经过拼接的脊梁。能将拼接过的木料用作脊梁这技术绝不是一般般的。

山门之内路东有憨憨泉，试剑石，枕头石，真娘墓，千人石等。我们一时也弄不清这些名胜的来历，看一眼也就过去了。路西多为亭台楼阁所占据，因为类似的建筑已经在几家园林中看过许多便没有特别仔细地观赏。我们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剑池。绕过千人石剑池便到了。

这剑池分明是人工造就的，可是看上去却有悬崖绝壁的气势。池内的水虽不是很清，但也绝非死水一潭。相传这剑池原本是没有的。秦始皇当政时有人告诉他说，＂夫差葬父时在虎丘埋下了三千支剑 ，鱼肠剑，比目剑这些名剑都在其中。”于是秦始皇便命人掘地寻找这些剑。结果剑并没有找到，倒挖出了一只很深的池子。后人在此基础上略加修建便成了今天所见的剑池。

据说二十世纪50年代初苏州政府曾经清理过池内的淤泥，发现池底部的侧壁上有一扇石门。据考古专家分析，此门可能是通往阖闾墓的一个口子。传说和现实常常是对不上号的。比如，既然发现了剑池下的石门，难道看过一眼就算了吗？再有，这个池子果真是秦始皇派人挖的吗？说掘地三尺为了寻宝尚可信，即便是盗墓贼干这事，也不会选择在坚硬的岩石上凿一扇门到地下去寻宝，这么干是不是傻得太离谱了呀！

虎丘的海拔只有三十多米，高达四十多米的虎丘塔便建在其上。此塔始建于隋朝末年，砖砌的塔体呈正八面形。塔体外的木檐和塔顶在历代的战火中多次被毁，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塔体。看上去别有一种风采。

我站在剑池边仰视这座古塔明显地感到塔身向北边倾斜。起先我以为是站位不佳引起的错觉，一连换了好几个点进行观察，虎丘塔确实歪了。

查一下资料，虎丘塔的倾斜自明代起已经被发现了，现在倾斜的角度已达2度多。不由得想起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二者都是由砖石砌成，如此大角度的倾斜却没有散架子实在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这说明每一块砖石都咬合得很牢固，那么它们所用的咬合剂会是什么呢？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发明了用糯米汁拌石灰，那么意大利人又用了什么呢？水泥要到十八世纪才在欧洲出现的呀！如果没有办法将倾斜的塔身扶正，虎丘路会倒掉吗？

游留园

苏州留园位于阊门外，始建于明代，原为太仆徐时泰的私园，称东园。清代此园一度归刘蓉峰所有，更名为寒碧山庄，因园主姓刘俗称“刘园”。晚清的巨富盛宣怀入主此园后始称“留园”。盛宣怀为何要将自己的园子称为留园？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过当我游过此园后除了十分喜欢园内的景致外，还有一种想多留一会儿的不舍之情。因此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园子能让游人流连忘返才称其为“留园”的呀？如若是真的，那就太妙了。

公园的入口处是它的脸面所在，园主人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它造得气派一点。留园却不是这样的，它的门面很小。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门厅之后便是一溜曲折的长廊，走完长廊才能真正地进到园中。但游人走这一段长廊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因为这段长廊很有特色，墙壁上嵌了许多题刻，都是历代大书法家留下的手迹，被称之为“留园法帖”。

过道尽头是迷离掩映的漏窗、洞门，中部景区的湖光山色若隐若现。绕过门窗，眼前景色才一览无余。一片碧水青波占据了花园的中心位置。水池的北面和西面都是土石相间堆砌自然的假山，北面的山较为低矮，西面的山略显高耸。山上林木交映，翠竹婆娑，亭轩隐隐。园子的东部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曲院回廊连着亭厅楼馆，显然是昔日园主人生活娱乐和社交的空间。我们先沿着水池走了一圈，然后攀上假山俯视园内的景致，确实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从山上下来经过一条曲径进入东院。园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座石峰，都是用整块太湖石制成。其中名为冠云峰者高约九米最为著名。此石原是江南的官吏进献给北宋徽宗朝的贡品。那时徽宗皇帝要在开封造一处大型的宫苑—艮岳，便派人四处搜罗奇花异草和玲珑剔透的怪石。具有“皱，透，漏，瘦”四大特点的太湖石自然在必选之列。只可惜被相中的三块石头体积太大，一时无法运往开封，只好暂时留在苏州。后来金兵打进了开封，徽宗皇帝也当了俘虏。艮岳造不成了，这三块太湖石便一直留在了苏州，后来成为留园中的一道奇景。其余两块分别命名为瑞云峰和岫云峰。

太湖石的奇特造型完全出于大自然的神奇之力。一块沉于湖底或湖岸边的石灰石经过风吹雨打，波浪的冲击居然变成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形态。

留园虽然占地近三十亩，但给我的印象似乎很小。因为布局奇巧的曲径回廊将各主要景区分割开了。游过之后方知它不仅不小，而且特别幽深。留园中的楼亭厅馆虽多，但所占据的位置恰到好处，既能为满园的美景增色，又能为游人提供优雅的休息场所。当游人在园中走累了，这些楼亭厅馆便是最好的歇脚处。

另外留园内各处景点的命名十分典雅，如将读书的场所命名为“汲古还修绠”“还读我书斋”，将驻足观景的地方命名为“可亭”“自在处”“活泼泼地”，将歇脚小憩的地方命名为“静中观“、“君子之履”等等，这些从古诗词典籍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词汇因为用得恰到好处，并没有让人觉得是在附庸风雅。

游盘门

我和小梁在寒山寺转了一圈自理了晚餐后早早地回到了舅舅家。和舅舅讲了白天在城里的见闻，坐等大强他们三人回来。我跟舅舅舅妈说明天再到灵岩山去玩一下就回上海去了。同时对舅舅舅妈的热情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天一早和五位女同学在舅舅家会齐后便往南门汽车站乘车去灵岩山。离开舅舅家后沿着人民路南行，走到南门桥时发现路西不远处有一段古旧的城墙和一座城楼。出于好奇便沿着河岸弯了过去。走到跟前才知道是苏州古城的遗址—盘门。

正对盘门的护城河上有一座单拱石桥。通过此桥可以出入盘门。据目测桥的跨度大约有六十多米，宽度不足三米，桥身虽然古旧仍不失雄伟壮观。桥头的条石踏步共有五十级，足见此桥十分高大。我们缓步过桥，行进中发现桥额上有阴刻的楷书“吴门桥”三个大字，桥的明柱上则刻着“江苏省水利工程总局重修”和“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四月”两行小字。

吴门娇始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千余岁了。历史上这座桥经过多次维修是毫无疑问的。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治十一年”时怎么会出现“江苏省水利工程总局”这样现代的机构呢？我将这一疑问说给身边的同学听，他们也感到很惘然。这座石桥经历千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已经显得非常破旧了，不仅桥墩的石缝中长满了一丛丛野草和小灌木，桥面上的青石板上也布满了人行车碾之后形成的凹槽，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支离破碎。但从现在仍然允许行人过往来看它的安全性仍然是有保证的。

在桥上看了一会风景我们便朝盘门走去。城门有内外两重，两重之间的空间就像一座庭院，当然这种称呼是错误的。准确地说这块地方应称作瓮城或月城。城墙和城楼虽然给人的沧桑感十分强烈，但绝不是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原物。据说是元朝至正年间重建的。六百多年的风霜雨雪就能使坚如磐石的城墙显得如此破败，真不知那矗立在北方崇山峻岭之上的年代更为久远的万里长城是如何能保存至今的。

我们沿着瓮城中的一道斜坡上到了城墙之上。城墙虽然不怎么高，但是铺了墙砖的地面很宽敞。从城墙上向远处眺望东北方向有一座宝塔，大强说那是瑞光塔。城墙内民房的密度很大，房屋间巷陌和绿树历历在目。这时转身再看横跨在外城河上吴门桥更觉其雄伟壮丽。吴门桥的知名度虽不及河北的赵州桥，但在江南已是第一桥。不远处的瑞光塔在朝阳的照耀下更显得秀丽端庄。我从雉堞向外探出身子做了一个模仿古代武士弯弓射箭的姿势，心中不禁生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慨。

立在城门之上的城楼已经十分破旧。楼檐下的匾额上隐约可见水陆萦廻四字。看罢城楼我们又往西走了走。但见一条小河从护城河里分流出来穿过城墙流入城中。就在这个位置城墙上有一组绞盘样的装置。我想这里应该就是水门了。终于看明白了，所谓水门就是一座水闸。据说这种水陆并峙的古城门能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别说在我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苏州市水乡河网纵横，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筑城之后如果不设水门城内城外的交通便要受到影响。有了水门就方便多了。

据史料记载，苏州共有八座城门。盘门位于城南，最初称为阖闾门，是吴王夫差为纪念自己的父亲特意命名的。阖闾是在与越国作战时中埋伏而死。夫差为了表达替父报仇的决心，在筑此城门（南门）时有意将城门偏向东南方向，那意思就是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出此城门灭掉你越国。

游灵岩山

意外地游览了盘门之后我们继续乘车前往灵岩山。车到木渎时顺便逛了逛这个千年古镇。在汉语中渎是作小溪解的。“木渎”很可能是运送或者存放木料的地方啦。据史书记载，当年吴王为了在灵岩山给西施建造宫殿，从南方采伐的木料就是先通过水路运送到这条小溪中，然后再转送到山上的。

镇中果然有一条小溪，宽四五米。溪边的古树和残缺的石栏展示了它的岁月沧桑。我们沿着溪边的石板路前行，在小桥流水间徜徉了一阵子，走过几处深宅大院的门前，虽有探访的好奇心但是未敢登堂入室。于是出得镇来径直奔灵岩山而去。

灵岩山位于木渎镇西南方向，海拔182米，因山中有一奇石状似灵芝，故名灵岩山。从远处看此山有点像头伏在地上的大象，所以又有象山之称。既然是山嘛，自然会有一些风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灵岩山只能算一座普通的小山。这样的山要是放在别处恐怕都无人问津。可是长在姑苏城外，更有千古美人西施为它增色就身价百倍了，这就叫人杰地灵。

到了灵岩山我们沿着山道拾级而上，不多时便到了山顶。在民间广为传颂的西施故事两千多年前就发生在这座山上。虽然当年的馆娃宫遗址大部分已在东晋时被灵岩寺取代，但文人墨客们仍言之凿凿地说这也与西施有关那也与西施有关。我们并不急着去寻找馆娃宫的遗迹，而是一路看风景，一路七嘴八舌地议论所见所闻。并先后在石龟，灵芝石等处摄影留念。

山上能看到的馆娃宫遗迹有日、月井，玩花池，玩月池，砚池，响屐廊，琴台，梳妆台等。这日、月二井一名吴王井，另一名智积井。井的口径大约有七八尺吧。我们聚在井边向下张望，清澈的井水将我们的身影映现得清清楚楚。我问身边的同伴：“你们说这是井还是蓄水池呀？”经过一番争论，一致认为是蓄水池，因为在这样的高度凿井地下水是升不上来的，除非从什么地方有一股泉水流进来。说实在我们对美人的遗迹并没有多少兴趣，转了一圈便下山了。

根据原先的计划，游灵岩山是此行的最后一站。这之后便要打道回学校了。由于在山上没有逗留太多的时间，从山上下来时还不到十点钟。觉得这么早回上海似乎有点那个。于是我们又顺道去了天平山。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只要有得玩累一点并不在乎。天平山在灵岩山西北方向，山势看上去要比灵岩山高出许多。那里除了有范仲淹的墓之外，秋天则是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好去处。现在是春天只怕枫叶还没有长出来呢。

那天的天气特别好，一直在运动中的我们感到浑身烘热。男同学都将棉衣脱了扎在腰间，女同学为了保持淑女风范只能硬撑着。还没有到天平山有的女同学就开始抱怨了。又坚持了一会，穿过一片采石场终于到了天平山的山麓。现在回想起来那里肯定不是天平山的山门。女同学们赶紧找了一处背阴的地方坐下来休息。男同学自然是想爬山的。

我们这一群人中大强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他中学时就读的是一所有名的体校，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在学校里碰上他高兴时还会在草坪上翻上几个空心跟头。我们到达的地方并无上山的路。说是悬崖峭壁似乎过于夸张，但要从这里上山确实要费点力气。抬头朝山上望去，在三十多米高的地方有几块大石头搭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石屋。不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何方英雄力士所为。为了照顾女同学的情绪我们决定只上到石屋处。

自然是大强一马当先。因为无路可走，加上坡度又比较大，于是只好手足并用地往上攀，真正叫做爬山。说是三十多米，真的攀登起来却花了不少时间。大强最先上去，站在石屋前挥着手给大家鼓劲。在男生中我是最后上去的。在我之后翠娣和胜利也上来了，其他三位则在下面给大家照看衣物。她们的另一个任务便是抓住时机拍几张照片。在写这篇游记时我把老照片翻出来看了又看，当年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在一张照片的背景中我发现了一处“中白云”的题刻，字迹很清楚，是隶书体。在另一张照片中，一处石壁具有明显的人工堆砌开凿的痕迹。据此我做出推断，当年我们到达的地方不过是天平山麓的一处采石场。

天平山的好景致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到过天平山的。但愿我们还有机会结伴到天平山的风景区一游，那时最好是秋天，既可以观赏满山的红枫，又可以远眺碧波万顷的太湖。如有雅兴当然还应到范仲淹先生的墓前凭吊一番。范老夫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应该是一份值得珍贵的财富。

因为对乘车路线不熟悉，从天平山回到苏州火车站费了不少周折。买好回上海的车票后又在附近转了转。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新辟的墓地。一眼望去至少有几十座大小不等的坟墩头。近前一看埋在此处的全是武斗中死去的年轻人。

说实在，当时眼见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文革”中因武斗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这些死难者。他们既不是为捍卫共和国的尊严而死，又不是见义勇为勇斗歹徒而亡。将来党和国家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吗？如果不能，那么生他们养他们的父母们会作何种感想呢？

想去巡回医疗

从苏州回来后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为成立上海中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的谈判还在进行中。我们作为群众只能拭目以待。唯一的希望是能早点复课闹革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发出已经半年多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高兴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这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1967年的夏天，我们学校的邻居，上海第一医学院六六届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在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指引下自发地组织起了一支“指点江山”医疗队赴贵州贫困山区巡回医疗。他们的行动在我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私下里认为这是一种远离是非之地务正业的明智之举。遗憾的是那时我们才学了一点医学基础，完全没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技能。

我们去崇明堡镇卫生院“边干边学”或多或少是受了“指点江山医疗队”的影响。“边干边学”虽然和“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所收获的。因为脱离了本单位的斗批改，两个月后在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下，不得已只好又回到那个已经让我们不感兴趣的战场。

事实证明，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实际上是“名联而实不合”。1968年春天各单位一阵风似的成立革命委员会注定也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拉锯战。我们在苏州玩了两天后心情愉快地回到了学校 。又过了一阵子，中医学院的革命委员会才宣告成立。

曾经有人将文化革命说成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觉得这话有点道理。从一个人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确实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世界。革命洪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可以不冲锋在前，但是你不可能置身于洪流之外。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场革命中无论是随波逐流，还是冷眼旁观都应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自己不知道的事不应妄加评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在觉得无聊了，开个小差，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偷偷摸摸地跑出去玩玩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就是所谓逍遥一下。或者叫做自我调节。

第七章 清理阶级队伍

领导派我去南京查敌伪档案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份中医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军宣队的反复敦促下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原党委办公室主任李占文和校车班司机蔡新木作为三结合对象进入了革委会。学生中除了70年级没有群众组织的头目进入革委会，其他年级都有自己的代表。我们年级的陈贤传和陶顺江分别代表两派组织谋得了常委和委员的职位，

去年年初红革会因为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后总部虽然解散了，但是中坚分子们并不甘心失败。时隔一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第二军医大学的倒张派突然又卷土重来了，他们到处散发“七个为什么？”传单。一时间人民广场、外滩、南京路又贴满了倒张的大标语。那一天的《文汇报》也在头版上刊登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通栏大标语。让人感到事态有点蹊跷。

据说在军队高层的干预下，二军大倒张派无可奈何地收手了，炮打事件便偃旗息鼓下来，市革会发出了号令：凡是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都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什么叫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将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从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然后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迟迟才成立的中医学院革命委员会首先抓的当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学院革委会很快成立了对敌斗争领导小组。开过动员大会后宣布了专案组的组成人员名单，我居然名列其中。进入专案组后首先是接受军宣队培训，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关语录，学习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学习外出调查的纪律，学习调查取证的流程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年级的郑近秋同学突然在一天的中午从女生宿舍三楼的窗口跳楼自杀了。据郑同时室友说，那一天午饭后大家都躺在床上休息，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恶性事件就在一瞬间发生了。事发后我们立即将郑同学送到龙华医院急救。因伤势严重转到中山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终因回天乏术身亡。

郑同学平时少言寡语。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她从不缺席，也从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她的死因始终是个谜。

我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审查一位女教师的四十多本日记。原因是她丈夫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外单位在对她丈夫立案审查时一并抄走了她写了四十多年的日记。他们原以为可以从中找到点线索什么的。结果一无所获。这一箱子日记转到我们单位后，有关负责人就将复查一遍的任务交给我。这是桩苦差事。为了好交差我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将每天从某年某月某日读到某年某月某日的进度一一登记在册，然后再将日记中记录到她与丈夫一起外出社交的内容摘录下来。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这一箱子日记。当我将阅读笔记交给专案组负责人时他对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满意。

六月底，我和同班的殷同学领受了一项外调任务。学校的后勤部门（即原来的总务处）有位财会人员解放前曾在南京的伪政权中当过差。按当时的思维习惯此人可能有重大历史问题。为此专案组派我和殷同学到南京历史档案馆去查日伪时期的档案资料，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于是我们拿着军宣队负责人大老王签署的介绍信去市革委会开具更高一级的介绍信。奇怪的是，出发前专案组领导并没有让我们阅读当事人的档案材料。只告诉我们当事人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在某部门担任什么职务 。

全国各地到南京查历史档案的人很多，第二历史档案馆门庭若市。办好预约登记手续后有关方面将我们安排在宁夏路的省委招待所住下了。闲着没事就在城里瞎逛。我虽然号称南京人，但只在十年之前跟着一位远房亲戚在南京城里待过很短的时间。这回既然有机会住了下来便和殷同学一起到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九华山，总统府去转了转。

有一天乘车去什么地方忘了，殷同学不知怎么搞的，车子刚启动就在车门未关闭时他突然从车门里被甩了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在一片惊呼声中司机紧急停车，接着就送我们就近去了铁路医院急诊。摄片之后没有发现骶椎损伤。折腾了一上午最后在司机的再三道歉中被送回招待所休息。接下来的两天殷同学养伤，我一人去了外公外婆解放前在鸡鹅巷的旧居，顺便逛了逛鸡笼山和燕子矶。记得那天我站在燕子矶码头上眺望江那边的故乡，心中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要不是公务在身，真想回去看一看。

终于到了我们查档的日子。面对一堆卷宗我俩仔细地查慢慢地寻，终于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那时还没有复印技术，拍照又没有设备，只好手抄。手抄本送交管理人员审核后经双方盖章签字，我们才能将材料带走。

我们的调查对象当年的同事多数住在南京城里，于是就按照查到的线索一个一个地去寻访。找到当事人之后便按培训时规定的程序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谈话、笔录、然后签字按手印，最后还要经单位或居住地的派出所加盖公章才能形成一份有效的外调材料。

当年在南京调查材料，不管走到哪个单位，在我们和调查对象谈话前不是先由我们交代政策提出要求，反而是由对方的陪同人员领着我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面对毛主席像向他老人家请示一番。面对这种礼遇虽然让我们心里感到怪怪的，入乡随俗嘛，也只好照办。

还要去苏北我一个证人

根据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必须前往扬州面见某人获取相关材料。那时候从南京去扬州相当不便，相比之下取道镇江倒是一条捷径。到达镇江后为了便于第二天赶早过江，镇江市革委会接待处的人特地将我们安排在交际处住宿。交际处在云台山附近离轮渡码头不远。闲着无事我便到江边走了走。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长江路上行人不多路边房屋上的高音喇叭蛮多，播放的内容和在上海听惯了的差不多，不是革命歌曲便是严正声明。经过西津渡时那一片依山而建的西式房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没能深入其中细瞧。

不料这一走居然走到了北固山。三国演义中对北固山上有许多描写，围绕刘备与孙尚香的婚事营造出了许多景点，最著名的当数甘露寺了。既然到了山下岂有不上去看看的道理。

北固山临江而峙呈南北走向，山不高，大概有四五十米吧。我从东吴路顺坡上山，从南到北走了一遭，看到的景致除了参天的古树便是各种绿色植物。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入山不远有一口池塘，塘边有两块一大一小的石头，上面刻了＂试剑石＂三个字。这是刘备和孙权各怀心事以剑劈石的传奇。又往前走了一程，路旁有一座石头砌的亭子，离亭子不远处有一尊很古旧的铁塔。再往上便是甘露寺了。

那天我在甘露寺闲逛，寺内只有一位看家和尚，他见我进门并不阻挡，但是始终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与他说话他也不理我。寺内殿宇众多，因为无香火显得冷冷清清。我对佛堂没有多少兴趣，只想看看刘备成婚的大殿。转了一会没有找到。

从殿里出来，转到寺后看到一座二层的楼阁，门楣上有＂梳妆楼＂字样。我想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传说中刘备与孙尚香成婚的地方了。（其实不是，此楼又名相婿楼）因为楼门锁着，隔着窗户朝里面瞅了几眼，因光线暗淡什么也没有看清楚。离开梳妆台后我又在周围转了转。沿江有好几座亭子，还有一处天下第一江山石刻。

黄昏时分从山顶上看大江东去挺有意思。宽阔的江面上百舸争流很是壮观。当西下的夕阳渐渐沉入江中时，万道光芒将江水照嘚金光闪闪。突然想起白居易的经典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实在是妙不可言。北固山对面有一座奇特雄伟的小山叫焦山，也是镇江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虽然近在咫尺，因有江水阻隔无路可通，可望而不可即。

回到住处殷同学也从别的地方逛了一圈回来了。商量吃晚饭的事时不约而同地想到锅盖面。那时吃一碗面才一角几分钱，既经济又实惠。于是便出门去寻找店家。在这之前我曾耳闻过锅盖面的一些传说。说是镇江人在煮面时必定要将一只小锅盖放在锅里与面条一起煮。而那面条不是手擀的，也不是机器压的，而是将面团放在案板上用一根竹竿压出来的。这根竹竿一头固定在墙面上，另一头则置于胯下，压面人通过两条腿的巧妙配合居然能将面团压得又薄又匀。那天我亲眼看见有一只巴掌大的木质锅盖在煮面的锅里漂浮着，＂面锅里煮锅盖＂确实不假。至于那一小把生面是不是将竹竿压在屁股下一跳一跳地压出来的就不知道了。恕我直言，镇江的锅盖面和上海的盖浇面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天还遇到了另一桩趣事，这个交际处的浴室里冲淋设备坏了，䏜务员让我们坐在澡盆里洗澡。虽然有家的味道，感情上还是蛮受刺激的。坐在陌生人刚洗过澡的盆里心里终归不是那么舒坦的。总觉得腻歪歪的。

在扬州逗留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中山码头乘轮渡过了江。在瓜州渡口又乘上一路公交进了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找到了扬州市邗江区公安分局。按程序查明了我们的调查对象现在供职于邵伯信用社。立马返回长途车站购买去邵伯的车票，但是到了车站却被告知“明日请早”。扬州到邵伯有好几十里路，当天走不了只好等明天了。

我的故乡在扬州城西五十多里的地方，从小便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梦想。眼下虽然不是烟花三月，既然已经到了扬州哪有不游之理。于是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店寄存好行李便出门去浏览古城的市容。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古旧的建筑。 瘦西湖是古城扬州的名片，也是扬州人的最爱。要不， 明明是一条河，却把它装扮成一片湖，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湖，是仅仅比名闻天下的杭州西湖路瘦一点的湖。那一片人造的风景，因为这个瘦子也不知倾倒了多少天南地北的游客。

我大体上知道瘦西湖就在古城的西北方向，但是离驻地有多远心中无底。我们从苏北人民医院附近一路往西走去，听说前方有一路公交车可达瘦西湖西门，于是乘车前往。

进了园门穿过一片林荫，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座高耸的白塔。这座白塔与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相仿佛。这种藏式佛塔在江南很少见。痩西湖里为什么会建一座白塔呢？坊间口口相传的说法是，乾隆皇帝“南巡”时扬州的盐商为了拍皇上的马屁，一夜之间用盐包垒起来的。我觉得这一传说既可信又不可信。可信之处在于莲性寺白塔的建造肯定与乾隆“南巡”有关。不可信之处在于一夜之间绝不可能用盐包垒出一座足以让皇上开心的佛塔。

沿着三步一桃五步一柳的林荫道往湖边走，途中经过一片很大的芍药园。因为已过芍药的盛花期，只看到绿叶在风中摇曳。我小时候在老家种过芍药，十分喜爱此花盛开时绿叶红花相映生辉的风情。花圃中有座称之为玲珑花界的水榭，站在水榭旁看风景视野十分开阔。左手边那组建筑群是曾经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地方，名曰熙春台。＂熙春＂一词出自老子的＂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与熙春台隔湖相望的是一组古色古香的江南庭院建筑。

湖水在此向北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一座单孔拱桥恰到好处地建在湖湾里。离开玲珑花界在熙春楼前停留了一会儿，这座飞檐斗拱的两层小楼虽然看上去很古旧却处处展示着宫廷建筑的风貌。小楼不对外开放，只好从外观上下打量了它一番。

从熙春台到二十四桥不仅要走过一段湖边栈道还要走过一段平坦的九曲桥，然后才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拱桥。桥面不宽，桥身也不太长，我数着数向上攀登了24级台阶又向下走了24级台阶便到了对岸。桥堍附近有一些古旧的建筑，还有一些树木花草。我们沿着湖岸往前走了一程，在一处叫静香书屋的院墙外站了下来，根据路牌的指示再往前走一直可以到达蜀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走那么远，于是转身往回走。

重新回到二十四桥处我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又细细地打量起这座神秘的拱桥。因为读过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七言绝句＂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早就对二十四桥有了一些了解，但到实地走过看过后却感到有些迷惘，不就是一座稍有特色的拱桥吗，为什么会让历代文人为它打了一千多年的笔墨官司呢？

殷同学对我的迷惘很不理解催着我往前走。路过小李将军画本门前时他问我：“这个小李将军是谁呀？”我说：“肯定不是飞将军李广，应该是位画家吧。”再往前是一幢二层构架的望春楼，郑板桥题写的匾额悬挂在二楼的醒目位置。这座小楼的底层一半是山石一半是池水，我们进去逛了一圈觉得别有洞天。

站在望春楼下可以看到东边的湖面上有一座很漂亮的桥，体量远大于二十四桥，风格更是江南并不多见的桥亭结合式。于是我们便沿着湖边朝那座桥走去。远远望去桥面上有五个呈莲花状排列的亭子，黄瓦宝顶，红柱雕梁并配以白色栏杆既漂亮又壮观。走到近处，桥堍旁的石碑上有“五亭桥”三个字。

此桥桥面宽敞，坡度和缓，亭内到处是彩绘，挂在亭外的风铃在风中叮咚作响。俯身在汉白玉栏杆上突然发现更精彩的地方还藏在桥下哩！五亭桥的桥身是由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十五个卷洞组成。空灵的拱顶卷洞配上敦实的桥基，桥基的直线配上桥洞的曲线，加上自然流畅的比例，就取得了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

站在五亭桥上东张西望，远处的风景如画自不待言。近处的水中有一处小巧的景点也很有意思。这个叫凫庄的小岛是不是像浮在水面的野鸭倒在其次，我觉得它上面的那一组建筑实在是营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如果住在上面那才叫一个清静呢。

在五亭桥上看了一会儿风景继续沿着湖岸往东走，在凫庄东边的湖中心有一座三面临水的凉亭。出于好奇我们很想再到那个凉亭里去看看。正好前方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上到湖中的小岛上去。这个岛叫小金山。那个湖心亭就是从这个岛上延伸过去的。

顺着一条百十来米的石板路进到了湖心亭中，亭内的匾额是吹台，亭外的匾额是钓鱼台。从字面上分析“吹台”应该是供乐人演奏的处所。一边奏乐一边垂钓倒是挺浪漫的。这个亭子临水的三面是三个巨大的圆拱，从正对五亭桥的那个圆拱中看出去，莲花状的桥顶刚好映在一只圆形的镜框中。而从侧面的圆拱中看出去，因为角度变了巍巍白塔也被非常巧妙地镶嵌在椭圆形的镜框中了。

从钓鱼台回到山脚下沿着蜿蜒的山路往高处走，半道上看到一棵枯死的银杏树。让我赞不绝口的是，在这棵枯树旁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栽了一棵凌霄树，营造出了一处枯木逢春的脞景。鬼斧神工的造型让我叹为观止。

小岛上的最高处有座古朴的风亭。朝南的两根亭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风月无边，到此胸怀何似”；下联是“亭台依旧，羡他烟水全收”。原来风亭这个名称就取自于上下联第一个字。居高临下看风景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观景的好地方。

扬州不乏秀水却无一座像样的山。这当然是一桩憾事。脚下这座小金山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有一回扬州和尚和镇江的和尚在寺里闲聊，镇江和尚说：＂青山也厌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扬州的和尚说，我们下盘棋，要是你输了我就把金山搬过来啦！结果扬州的和尚棋高一着，蠃棋后他提笔写了副对联＂弹指皆空，玉局可曾留带去；如拳不大，金山也肯过江来。＂贴在禅寺的山门上。只用了一个＂小＂字，就把镇江的“金山”引渡过来了。其实这座所谓的小金山不过是当年开凿新水道时的堆土场。

小金山的东边有一处叫四桥烟雨的景点，据说站在湖边的那座楼上可以看到四座色彩和造型各有不同的春波桥、大虹桥、长春桥、莲花桥。于是我们就过去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回。那天是大晴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四座桥虽有远有近有浓有淡有高有低，就是没有烟雨朦胧的感觉。但愿以后有机会重游时能够碰上一个下雨天。

四桥烟雨离瘦西湖的东门很近，本可以从那里出园的。看看天色尚早就想再逛一逛，于是又转身回到小金山上然后从那里去了徐园。徐园在瘦西湖的南岸，从后门进去时发现圆形门洞上方“徐园”两个字的写法有点奇怪，徐字工工整整，园字却写得花里胡哨，远远地看着就像一只线团。走到近处仔细看，园字里的袁写得有点像草书的虎字。

们之所以会去那个地方主要是受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影响。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这首曲子是瞎子阿丙在一个月夜中坐在天下第二泉边听着泉水从泉眼中流出的声音有感而发创作的。（在江苏版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确实有这样一篇课文。）于是乎我就想去亲身感受一下。

记得惠山公园紧邻京杭大运河边。走进公园大门最先路过的是一条街，但是名字却叫寄畅园。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原为惠山寺的僧舍，明嘉靖初年间被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号凤山）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园内有许多景点，无非是小桥流水山色溪光， 还有几处古旧的房屋名称已记不清了。

再往里走便是天下第二泉了。据文献记载，惠山自古多清泉，历史上就有“九龙十三泉”之说。位于惠山寺附近的惠山泉原名漪澜泉，相传它是唐朝大历末年（公元779年），由元锡县令警澄派人开凿的。共两池，上池圆，水色澄碧；下池方，虽一脉相通，但水质不如上池清澈。唐朝陆羽在他著的《茶经》中排列天下名泉20处，无锡惠山泉位居第二。此后“天下第二泉”之名遂为后世文人公认。

至宋代，又在下池前方凿一长方形大池，并通过地下管道将下池中的泉水引入大池。至于大池壁上的出水口螭首则是明代雕刻家杨理特地制作的。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则是书法家赵孟頫留下的真迹。

因为上池和下池已经被二泉亭收藏于围栏内，游人不能贴近观看，我们只好围着大池转了几圈。池子已经十分古旧，池壁的石缝中不仅有经年的杂草，还附着有绿色的苔藓。源源不断地从螭首口中吐出的清泉在落到中时溅起了浅浅的涟漪。好在还有几尾金鱼在池中游弋多少为这寂静的环境增加了几分生气。

过了一天单位给我们发来指示：“先回上海汇报，暂不去渡口。”于是我们便乘上火车回上海了。

第八章 工人宣传队接管了大学

欢迎工宣队进驻中医医院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夏天时，尽管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都已经成立，但是大中学校和机关中两派群众的派性斗争仍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毛泽东为了管住越来越不听话的大、中学生，7月27日召见了北京红卫兵五大负责人，严厉批评了他们不听招呼，无法无天的行为。同时决定向清华大学等学校派出了“工人宣传队”（全称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据传，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抗拒中央做出的这一决定。甚至在摩擦中将一名工人宣传队员殴打致死，将天捅了个大窟窿。过了一个月，中央决定向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全部派驻工宣队、军宣队。把乱得不成样子的学校和学生统统都管起来。

1968年8月26日（星期一）是工宣队进驻上海中医学院的日子。那天下午我们在校园里列队欢迎他们。近二百人的队伍手举红宝书在红旗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幅标语引导下威武雄壮地进了校园。这支工宣队是由上海轻工业局的工人组成的。年纪大的已将近退休，年纪轻的则和我们的年龄相仿。营长是位姓潘的中年人，据说是某厂的车间主任。负责我们年级的工宣队是来自宛平南路上的上海衬衫厂，有两位队员的家就住在学校围墙外的本地房子里。

和工宣队同时进驻的还有几位来自空四军政治学院的军人。其中官阶最高的人称大老王，是东北航校培养的首批飞行员。此人人高马大，记忆力特强。他传达上级指示时绘声绘色很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工宣队进驻后成立了一个由工宣队、军宣队第一把手和一名革命干部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各年级的同学一律按“文革”前的班、组、宿舍各归各位。与此同时工宣队员也分别编入班组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学习。我卷起铺盖乖乖地回到了原宿舍，工宣队员王师傅住进了我们宿舍。

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下，院革委会的常委、委员、各组的工作人员统统回归到原岗位去了。也就是说 他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

这之后，三人小组又做出了一项决定，将院革委会中的正副主任、常委、委员都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学习班。一时间引发了两派群众组织几家欢喜几家愁。大约过了半个月才恢复了他们的自由。我们革命群众则分班组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天天开会学习。

与此同时，六九年级一个号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群众组织将他们编写的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上海中医学院阶级斗争简史》呈交给了工宣队领导。

九月中旬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从赤脚医生成长的道路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此文发出的信号无疑使我们这批末代医学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起来。过了几天，工宣队将赤脚医生的标兵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的王桂珍请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作报告。王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但随后学校里为一批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年轻人办起了“红医班”。

在这之后，工宣队又在全院进行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思想教育。那天他们让食堂用麸皮稻糠和野菜蒸了许多团子，将教职职工和我们集中在大礼堂后每人发了一个。然后，有一位老工人在台上诉说他在旧社会吃的苦，我们就在台一边下吃糠咽菜，一边呼喊革命口号。这时突然有一位工宣队员大声问我们：“忆苦饭好吃吗？”

会场上静默了几秒钟后，不知是谁答应道“好吃！”于是“好吃！好吃！”的应答此起彼伏，让会场上的气氛一度陷入了尴尬。亏得主持人能随机应变，忆苦思甜大会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原先看管隔离审查人员、进行专案审查的人员经过工宣队、军宣队的筛选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我继续留在了专案组。经过再次培训继续参与后勤组几个专案的审理工作。这次我和王师傅负责的审查的对象姓X。此人在派性斗争中十分活跃，为人处世口碑不好。查过他的档案方知他解放前曾经在杭州刑警队供过职。他的历史问题本人已向组织做过交代，组织上已有过结论，但是专案组的领导说，对于他的历史问题必须重新审查。

过了几天领导派我和王师傅去浙江出差，任务是先到杭州历史档案馆查阅x的相关资料，然后根据获取的线索展开详细的调查。

王师傅是衬衫六厂的工人，三十岁出头头，原籍是浙江人。通过几天的接触，王师傅性格沉稳，话语不多显得老成持重。我觉得这次和他同行心里感到很踏实。

和工宣队王师傅一起去杭州出差

上海到杭州乘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便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到杭州。杭州火车站在城东，规模不大，站前广场也比较小。留有深刻印象的是作为车站的大门是一幢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古典式建筑。

从火车站出来第一要务是前往档案馆。有了在南京查阅历史档案的经验，我知道对于排队来说早到一分钟都是好的。此外，填申请表时越具体越详细越好。查档这事完全急不得，急也没用。轮到了就认真查细细找，千万别漏掉什么才好。这次只让我们等了三天，算是幸运的。

从档案馆出来前往湖滨的一个接待站登记住宿。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接待人员将我们就近安排在金城旅馆。这家旅馆比较老旧，木楼梯，木地板，走在上面随时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金城饭店还保留着古建筑的式样。古色古香的二层楼围起一个天井，天井里还铺着青磗。那时没有什么标准间的概念，一间屋子里有四张床。每张床都有四根立柱，都挂有蚊帐。住的是旅馆，却有一种家的感觉。

虽然已经到九月份了，但是杭州的天气仍然很热。我和王师傅吃过晚饭洗过澡后就到西湖边上去纳凉。太阳下山以后湖面上很快暗了下来。只有湖心岛上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湖边昏暗的路灯下纳凉的人或坐，或立，或缓步慢行，偶尔也能见到光着膀子半卧在躺椅上的市民，但那场面远比上海弄堂里宽松，轻松多了。那一晚在西湖边仰望星空是我忘却不了的记忆。黑天鹅绒似的天幕上，一弯新月初上，繁星像水钻似的闪烁着。坐在岸边的石凳上静静地听着湖水轻轻地拍打着堤岸，不时用巴掌和纸扇驱赶来袭的蚊虫和飞蛾，一时间让我产生许多没头没脑的遐想。

闲着无事，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去了钱塘江大桥。因为几年前那座桥上出了一位舍身救火车的英雄，名叫蔡永祥。那年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既然到了杭州没有理由不去英雄献身处看看的。钱塘江大桥在六和塔附近，烟波浩渺的江面上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偶尔有一列火车驰过，吐着黑烟，喘着粗气，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或由近渐远，或由远渐近地进出我们的视野。六和塔附近有不少工人疗养院，工人阶级中的优秀代表是这些疗养院的唯一客源。

钱塘江是杭州的母亲河。江面远较上海的黄浦江宽广。两岸的风景不是高楼大厦，也没有连绵不断的货运码头。我们站在江边看了一会儿江景，返身到六和塔下又转了转。此塔外观呈八角形，高十三层，甚是壮观。不能登楼欣赏江景是一大遗憾。

从六和塔往回走的途中有条岔路叫九溪十八涧。抱着好奇心便往里走，印象中就是一条山沟，两边的山不高，山坡上郁郁葱葱，基本上都是茶树。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有看到什么涧和溪。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如果一直走下去可以到灵隐。问他还有多远，他手一甩说，远着呢！于是我们只好转身往回走。

住在西湖边上一早一晚是和西湖亲密接触的最好时机。儿时读苏轼的＂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美则美矣，可就是想象不出晴时的潋滟究竟好在何处，至于那令山色空蒙雨到底奇在什么地方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住在西湖边上，目睹了晴雨间湖上的景色变化，确实令人赏心悦目。晴天时，阳光照射在湖面上，碧波荡漾，光波相映，潋滟既像无数条小鱼儿在水面上跳跃，又像万千道炫目的光点在晃动。雨天时，蒙蒙的雨雾笼罩着西湖周边的小山，山影时隐时现，尤其是当薄雾从宝俶塔腰间飘过时，那种视觉享受是非常奇妙的。

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的正是里西湖的风光。所谓里西湖指的是白堤北边的那一片水域。那里广植荷花，每到盛夏季节景色十分迷人。史载南宋时此处有一座官营的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因而名“曲院风荷”。现在风荷依旧曲院却无踪了。

苏堤和白堤是西湖中的两条路，分别由苏东坡和白居易主政杭州时所筑。苏堤呈南北向，长达三公里，堤上有六座桥。白堤东西向，大约一公里，堤上也有一座桥，叫断桥。与苏堤相关的景叫苏堤春晓，与白堤相关的景叫断桥残雪。听起来很美，我没有机会欣赏到真正意义上的苏堤春晓和断桥残雪。总的感觉是走在白堤上比走在苏堤上舒坦。有诗为证＂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关于＂断桥残雪＂命名的依据民间有很多版本，可谓是众说纷纭。这不禁使我想起扬州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遇到的同样尴尬。

王师傅说他想到岳坟和灵隐去转一转。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被杀后葬在西湖边的栖霞岭下。于是沿着白堤安步当车直奔岳坟而去。“文革”初期破四旧时造反派认为岳飞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愤怒之下要将它砸掉。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坟和庙才被保留下来。墓阙古朴庄重，墓园古柏交柯，芳草萋萋。那幅多年传颂的松江女士撰写的名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镌刻在墓门石柱上，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个陷害忠良的权奸铸像在铁栅栏内反剪双手，赤身长跪于岳坟前，千秋万代受世人唾骂。

因为炅隐寺不开放，游灵隐时我的兴趣便集中在飞来峰上。首先是找这个峰。灵隐寺周围有许多小山头，到底哪一座是飞来峰呢？虽然明知灵隐寺马路对面的小山就是飞来峰，但心里还是不大相信。传说中，飞来峰是从印度飞来，所以又叫灵鹫峰。说实在，这座百多米高的小山上并没有可以称得起峰的突起，但是大大小小的山洞和奇形怪状的石头倒有不少。既然来了，就在山上、洞中走了一遭。

玩了几天终于轮到我们查档了。管理员在我们面前放了好几卷卷宗，我和王师傅各自翻看一卷，一旦发现线索立即交头接耳，然后便是摘录。刑警队的人员众多，多数是山里人，年龄跨度也大，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还能不能找到实在不得而知。根据查到的线索排了一下队，决定先从杭州市入手然后从浙东到浙南再到浙西转上一圈。

第一个接受调查的对象住在杭州市的下城区，当年他是刑警队中年龄最大的。我们从档案馆出来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便找到了他的户籍地。遗憾的是在派出所被告知此人已在一年前去世了。为此派出所给我们出具了一张“此人已于某年某月死亡”的证明。

第二个调查对象住在留下，那是杭州西北郊的一个小镇。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那个地方。此人和我们审查对象的年龄相仿，也是因为历史问题在接受审查，因此询问和笔录都很顺利。

从留下回来已近中午了，为了少付一天房费我们赶紧退了房。吃过午饭便到火车站买了去宁波的车票。火车驶过钱塘江大桥后一直往东运行。当路过上虞站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祖籍就在这座县城的西门外。当然这已是六百多年前的事了。明朝洪武年间我们这一支李姓的一批男丁根据朝廷的旨意迁到了江苏省六合县境内。六百年过去了我的同宗兄弟们还好吗？

在淅东走了好几个地方

在宁波我们被安排在华侨饭店住宿（那时已被红卫兵改为爱国饭店），真是看得起上海人呀，租房费每天每人一元五角。那地方离火车站不远，交通比较方便。虽然有线索在手但不一定能找到所要找的人，于是又在公安局和派出所之间来回奔波。那年代外调人员多如牛毛，我在月湖边上一个接待站排队等候时居然碰到了高中的班主任。因为各有公务在身末及交谈便各奔东西了。

二十世纪60年代的宁波市容市貌实在不怎么样。甬江的水和黄浦江水一样浑浊，老江桥已是锈迹斑驳。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果真如此，走在大街小巷总觉得闻到一股咸黄鱼的味道。正宗的宁波话听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蛮有韵味的。相声演员说“宁愿和苏州人吵架不愿和宁波人说话”纯属艺术的夸张。

在宁波住了好几天，完事后继续往南走。离开宁波就没有火车可乘了。坐长途汽车在浙东山区的公路上左盘右旋，沿途的景观别有一番意境。浙东的山不高但是绿意很浓。那一天我们早早地就出发了。朝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晨雾笼罩着远峰近丘，一阵山风吹过雾散了山峦露出了真容，一会儿雾又合拢起来山峦重新被淹没在茫茫之中，阳光透过雾霭形成一道五彩斑斓的长虹在眼前一闪一闪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山区，如此迷人的景致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现在闭上眼睛冥想一会儿脑海中便会浮现出当年的所见。

途中经过宁海县，县城很小。在停车上下客的过程中我透过车窗看到几个光膀子的小男孩在向行人乞讨。看来这地方并不富裕。以前读《徐霞客游记》时记得他的开篇之作就是从这儿写起的。他从奉化沿四明山麓东行至宁海后转入天台山。徐霞客是江苏省江阴人，他为什么会选择从这个地方开始踏遍青山之旅呢？身临其境后才知道这儿不仅有多姿多彩的山水，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天台国清寺。

当天中午到了天台县，住在县城中临街的一家旅馆中。小地方找公安局不用走很多的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只能证明我们的身份，在外省找人调查取证必须有当地公安机关的再介绍。我们要找的人住在城北五峰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可利用，也就是说要凭两条腿去奋斗啦。

好在这个村子离县城不太远，第二天我们出城后一路打听着走了一个多小时便找到了那个村子。总算没有扑空，在村委会和受访者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对形成的文字材料按规定签字画押按手印。村委会作为见证方也在材料上盖了公章。走这道程序是外调的规矩，否则形成的材料是不能作数的。

在农村搞调查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午那一顿只能啃干粮。返回县城的途中顺道到国清寺去转了一圈。那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刹，房屋十分古旧，寺前的石塔上砖缝间长了不少杂草。寺内没有香火，只有几个僧人在打扫庭院，和我几个月前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到的景象差不多。

下一站是临海。这个叫临海的县城并不在海边，而是位于灵江边上，离海还有好远的路程。这回住的地方是县政府的招待所，两层楼的房屋依山而建可谓开窗见山。调查对象就住在城里，这倒省当了我们跋山涉水的辛苦。

临海是东南沿海的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东晋的江南长城，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建造的桃渚城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迹。离开临海前我们特意到江南长城去逛了逛。所谓江南长城实际上是临海的城墙，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岸，依山就势，俯视大江，十分壮观。览胜门内有一条紫阳古街，据说是浙江第一古街。沿街两侧商铺林立，药铺、染布坊、茶馆、酒楼等百年老店鳞次栉比，热闹繁荣。

临海也是一个乡土气息很浓的地方，农民进城在饭店里吃饭要用生米换熟饭（后来在其他县里所见也是如此。）早晨在街头卖点心的摊头上花色品种很多，就是见不到上海人钟爱的四大金刚。

在临海办完事后我们便乘车前往温州。车到黄岩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前方温州境内的两派群众组织正在武斗，交通中断了。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被迫改变了行程。在黄岩住了一晚便重回临海向西直奔仙居而去。

黄岩是橘乡，出产的无核蜜橘非常有名。九月份正是采橘季节，大街上到处可见卖橘子的地摊。青皮的橘子只卖几分钱一斤。只要我们在摊前停留下来摊主便会热情地递上只橘子请我们品尝。黄师傅是黄岩人，转了一圈我们花一元多钱各自买了一篓黄澄澄的蜜橘。

从黄岩到仙居有六七十公里，乘车过去花了半天的时间。听黄师傅说仙居那地方是八山一水一分地。到了那儿一瞧果然是个穷地方。县城的规模远不及黄岩，甚至比天台也差一大截。这回的调查对象住在山里，那个村子距县城有二十多里地。我们接受的是政治任务，该走的地方必须走到，该找的人必须找到，这是不能含糊的。

这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呀？所幸公安局给我们派了个向导。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吃过早饭，又买了几个烧饼便往山里赶。二十多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整整走了一上午。真叫不凑巧，我们要找的人一早就进山挖山芋去了。村委会立即派人去找，回来时已经后半晌了。谈话、笔录，签字画押按手印，做完这一切天色已经晚了。咋办？只能在村里住下了。这一晚呀，洗不能洗，漱不能漱 ，受大罪去了。第二天一早也顾不得脚底痛了，便硬着头皮往回赶。

在仙居休息了一天又接着往永康县赶。相比之下永康比仙居富裕多了。那里是五金城，手工业发达能来钱。让我没想到的是永康话就像外国话一样，我问王师傅能不能听懂，他摇了摇头说听不懂。好在公安局的接待人员会说普通话，要办的事情怎算没耽误。

过了两天要从永康去金华，在长途车站等了一上午就是没有车子。与车站几经交涉终于答应让我们破例搭邮政车走。从离开上海算起在外面已经奔波十来天了。心想只要能走管他乘什么车呢。哪晓得这邮政车的车厢后面是敞开的，只用一层绳网拦了一下。我们席地坐在车厢里，一路上饱受颠箥还在其次，那扬起的尘埃呛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到达金华时路灯已经亮了，拍打掉一身的尘土就在邮局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了。

在金华的大街小巷中奔走了好几天，又和我们的调查对象进行了认真地交谈，笔录了好几份材料。有一天在接待站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那里有一个案子牵涉到上海中医学院的一位教师。王师傅认为应该将这一信息立即汇报给领导，于是打了一个长途，当天晚上军宣队的小杜便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谁都知道金华那个地方的火腿很有名。出差在外饥饱不定，虽然嘴馋但是不敢开大荤。穷学生嘛囊中羞涩，虽有出差补贴实在也有限得很。那时正是栗子上市的季节，糖炒栗子满街飘香，实在忍不住了就买了一斤解馋。至今我仍觉得那次吃的糖炒栗子是最美味的。

日。为了不招摇特地将聚会的地方选在第二宿舍三楼一间空屋里。还没说上一会儿话，工宣队的一位女副营长夏某敲门进来，一脸严肃地让我们立即散开。这事让我十分不理解。从窗口往楼下一看至少有十几个工宣队员都站在楼下。

事后这位年龄和我们相仿的夏副营长一本正经地批评我们还在搞派性，我们明知她是没话找话说，也只好忍气吞声。

既然是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了，斗批改总得有点动静呀。先是全校科级以上干部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接着是解放了两名被打倒了的副院长。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的中老年教师经过所谓的甄别一个又一个地解除了隔离审查，获得了解放，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去奉贤县泰日公社调研

1969年的春节前（1月19日）龙伯退休了。从1954年复工算起她又工作了15年。我国的劳动保护法规定，女工应在50岁时退休。为了凑足15年连续工龄龙伯一直工作到52岁。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领到足额发放的养老金。退休后她不用再起早摸黑地上班下班了 。生活看似轻松了，其实不然。为了做家务她反而更忙了。

在龙伯退休前，父亲被选调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工作了。他进驻的是位于浦东北蔡的国棉三十六厂。这个厂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膨胀，长期不能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所以要借助外厂的力量整治一下。

过了春节，1969年的春天来到了人间。持续多年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有增无减，3月2日珍宝岛上传出了自卫反击的枪声。这回英雄的边防战士狠狠地教训了老毛子。当人民日报报纸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英雄们的事迹后，老百姓无不为之叫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要求报名参军。一时间国威军威大振。

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里我觉得校园里最大的变化是，原先被造反派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接一个地被解放了。两派群众组织也不再吵吵闹闹了。再有，就是党员们又开始过组织生活了。甚至又开始发展新党员了。我心中不禁暗想，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四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中全会。毛主席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林彪作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报告。在修改后的党章中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了总纲。公报发表后我们照例是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经过紧张的筹备在校园里开始挖防空洞。

到了六月二十六日这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贯彻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文章，毛主席说，卫生工作不能为金线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要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工宣队立即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毛主席1965年6月26日在那天听取卫生部工作汇报时的讲话。时隔四年正式发表肯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乘着“六二六”指示发表的东风，工宣队终于想到了他们还负有进行教育改革的重任。于是在1969年的七月中旬工宣队组织了一支由学生、中年教师、资深医师组成的教改小分队重赴奉贤县泰日公社。“文革”之前泰日公社是中医学院下乡巡回医疗留种单位之一，“文革”之初驻泰日公社的医生撤了回来。大概是觉得那个地方有群众基础。曙光医院的创伤骨科主任龚志康、后来的副院长张伯讷、后来的校长严世芸都是队员。我也有幸成为队员之一。

那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下乡工作打地铺、吃大锅饭是标配。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公社卫生院接诊的病种，常规治疗方法，一根针一把草的使用状况，病员转院率，以及当地中草药材资源，同时负责当地的赤脚医生培训工作。白天在田间地头采中草药，伏地的车前草，马齿苋，蔓生的瓜蒌，杠板归，还有酢浆草，蒲公英，采回来做标本。老师给赤脚医生上课我们也去听。在近两个月的探索中我还真学到了一些知识。后来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署名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集体编写）即由此次探索过程中获得的素材为基础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编写的。据说在此后的三十年间这本手册一直是作为江南地区在基层工作的医生的诊疗规范使用的。

在泰日公社住了两个多月后我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老师们直接回学校去了。我和探索队里的其他几名同学又到县中心医院去临床实习了一阵子。

自从六八届师哥师姐毕业后，我曾经以为六九届的师哥师姐们也会如期毕业的。但是到了夏天他们没有毕业，我们仍然没有复课。我不知道斗批改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转眼到了国庆节。一九六九年是建国二十周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上海则在人民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庆祝大会。会后的游行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普天同庆的场面激动人心。

10月18日这一天，突然传达了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和市革命委员会的部署工宣队立即将院本部的教师学生疏散到了龙华公社东湾大队。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所谓闲杂人员也被疏散到外地的亲戚朋友家去了。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要打仗了似的。结果却是虚惊一场。

离开上次到东湾大队支援三夏劳动不觉已经过去了三个年头。东湾大队仍然是老样子。为了安顿我们这么一大帮子人，人家腾出了几间仓库和一批民房。据说是要打持久战的，领导便让后勤部门从学校里搬来了一批双层床。因为66～68届的同学已经离校了，学校里空闲的床铺有的是。

当时正逢秋收季节，大田里有很多活要干，但我们这回不是来干活的。革命尚未成功，斗、批、改仍然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好像是应了“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以后拉清单。”那句老话，那些曾在运动中上蹿下跳，屡屡散布出格言辞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也成了审查对象。我们年级的陈某，一个外号叫小跳蚤的家伙就在这个时候被立案隔离审查了。还有那个暴烈队，虽然在工宣队进驻前就散伙了，但是他们干的坏事总是要讲讲清楚的。

第九章 让我们去医院实习了

在老港卫生院实习

如果从新生报到那一天算起，我已经在上海中医学院生活四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儿八经地学了一年的中医基础理论，其余的时间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去了。想当初我报考中医学院是奔着学习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方术来的呀！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再不学专业毕业后怎么为病人服务呀？

我们在东湾大队待了不到一个月，突然有一天工宣队宣布我们要进行临床实习了。这实在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医学生的培养按正常程序是先学基础理论，然后接受各科临床知识培训，最后一年进行临床实习。临床医学本科学制为六年，要求医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前能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诊断治疗常见病的能力。医疗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是直接和生命打交道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容人为出错。自从文化革命拉开战幕，从六七届到七一届的医学生的学业都中断了。我们这一届只学了一年的基础理论，连各科临床的边都没有沾上。凭良心说，要不是这几年零敲碎打地自学了一点专业知识和技能 ，实在愧对“医学生”这三个字。

鉴于这次临床实习是三个年级同时进行，两个附属医院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下三百多人的大队人马。为此院革委会在各区县联系了几十所一、二级医院，制定了一个分批定期轮换的实习方案。实习分三轮进行，每轮两个月。第一轮是公社卫生院，第二轮是县医院，第三轮是学院的附属医院。到卫生院去完成临床实习的安排有点出人意料。但转而一想，师哥师姐们的分配去向是四个面向，我们十有八九是要直接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去了。先适应一下环境也好。

根据既定的方案，我和五位同学第一轮被安排在南汇县老港公社卫生院实习。那是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偏僻之地。上海市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那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工宣队是让校车专程送我们过去的。

老港镇很小，一条小河从镇中穿过。卫生院.坐落在小河的北岸。看得出来这个卫生院是前几年新造的。安排我们住的地方才是老卫生院。卫生院的药品库房还在那个院子里。

到老港卫生院的第二天我们就遇到了一桩恶性事件。那时文化革命正处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进程中，药房的一位工作人员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在库房自缢了。我和黄永康同学闻讯立即赶往现场抢救，尽管我俩为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仍然没有将他救活。直到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个阶级敌人死了活该”的声音时我们才无奈地放弃了抢救。

说是实习，其实就是跟在医生后面看看他们如何查病房、下医嘱。碰到抢救危重病人至多当个下手。但是我们学得很认真。带教的医生，护士和医技人员都对我们很好，一旦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时，无论多晚他们都会将我们叫到现场。为了掌握静脉输液技术，我们甚至在自己身上练习静脉穿刺。从一次次的成功和失败中我们学到了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

黄永康同学是宁波籍人，不知是喜欢还是生性节俭，经常用猪油拌红腐乳当菜吃。看他吃得有滋有味我们也纷纷效仿。这事一时在卫生院传为笑谈。反正是穷学生我们也不介意自己的寒酸相。有一天中医科的丁老师悄悄地对我们说，希望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玩玩。鉴于从市区到老港交通不便，我们至少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文革虽然破除了这一套，但到老师家去玩一玩应该也无妨吧。

星期天一早丁老师的儿子小丁到卫生院来接我们。说是小丁，其实不小了，他比我们小不了几岁。那时他的身份好像是赤脚医生。他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一有空就和我们凑在一起。简直就是一见如故。

在小丁的引领下我们沿着镇东的一条土路往沪南公路方向走去。初冬的西北风吹得我们缩头缩颈，这海边的气温就是比市区要低一些的。过了沪南公路我们拐进了一个小村子。丁老师的家就住在这个村子里。直到跨进家门见到丁老师和丁师母正在张罗饭菜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师是要为我们改善生活呀！那年头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凭证供应，如此叨扰实在罪过。因为我们愚钝居然没想到给老师捎上点礼物。那天老师为我们烧了一桌丰盛的羊肉菜让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至今我仍然忘不了这位老师对我们的厚爱。

两个多月后我们轮换到周浦医院去实习了，从此别过了老港卫生院的各位老师。离开的那天早晨，小丁医生亲自撑篙用船将我们从卫生院的门前送到沪南公路上的汽车站。一直到公交车来了，公交车开走了，他还站在公路旁向我们挥手。真是依依不舍呀！至今我还记得那感人的一幕。

在周浦医院实习

周浦医院是一家准县级医院，条件自然比公社卫生院好得多。这家医院前身为辅善医院，由近代上海著名居士王一亭先生于1930年创建，是浦东中部地区第一所西医医院。

同时在周浦医院实习的有我们乙班的二十多位同学。因为有条件进行分科实习了。第一轮是妇产科，教学目的是学会接生和输卵管结扎（这是当年推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手段。）。在手术室里带教老师真敢教，可是我却不敢学。记得老师带我上手术台后，她在手术部位做了一个标记后就让我用手术刀切皮肤。当时我的手抖得厉害，怎么也下不了手。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进过手术室。

但是在产房里，我确实学到了迎接新生儿诞生的本事。

第二轮是进血吸虫病专科病房。那时候治疗血吸虫病主要使用针剂。此药毒性虽低，但是意外在治疗中仍然偶有发生。有一次一位病人在接受第一次针剂注射时出现了过敏反应，并很快进入了休克状态。当班的医生护士立刻进行了抢救，我作为见证者从中长了不少见识。

后来轮换到内科病房，见到的病种和重症病人更多了。周浦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有好几位是从市级医院下放的）业务水平还是蛮高的，查房时对病情的分析，对治疗方案的制定都有板有眼。这使我的专业知识面在系统化方面有了不少长进。遗憾的是在中医技能方面没有什么提高，因为人家是综合性医院。怎么说呢？当务之急是把自己培养成医生，至于是中医还是西医慢慢地再说吧。

周浦虽然也是一个镇，但它的市面却是老港镇不能比拟的。据当地人说，“浦东十八镇，周浦数第一”。我们住的地方离镇中心比较远，下班后偶尔也会到镇上逛一逛。镇上的房屋虽然老穷，店铺的门类却相当齐全，人来人往蛮热闹的。

我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和周浦是有很深的渊源的。他虽然不是出生在周浦，但是对他影响至深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高中时我读过傅雷先生的许多译作，便有心去他的旧居看一看。几经周折终于在东大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房子很旧，早已是人去楼空的光景。傅雷先生在文化革命初期因不能忍受被红卫兵抄家的奇耻大辱，愤然在江苏路的寓所中与妻子一起离开了人世。

在周浦医院实习的过程中传来了让我们就地进行体检的指示。这表明我们毕业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了。

在曙光医院实习

四月份轮到我到曙光医院实习了，我放弃了到外科去轮转，一门心思扎在内科。三个月里跟着带教老师翻班，在诊断、鉴别诊断、规范治疗和预后判断方面一点点地积累经验，自觉收获颇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有幸聆听了几次疑难病的大会诊获益匪浅。有位中年女性长期血尿，在好几家大医院做了六次膀胱镜检查始终没能找出出血原因，转到曙光医院后中医内科的治疗组在辨证论治过程中也是几经反复。后来请到程门雪院长、蔡中慧主任、裘沛然主任联合会诊，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个处方，三天后病人的血尿消失了。我认真地阅读了这位病人的病程记录，说实在我看不出会诊前后的辨证施治有什么重大区别，没想到个别药物的取舍和用量的增减竟有如此神效！名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彻底使我折服。我深感医术无止境，医路漫漫任重而道远呀！

院方在医院附近的太仓路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因为节省了每天回学校花在路上的时间，虽然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我仍然感到很受用。

四月二十四日电台发布消息说，当晚新华社有重要新闻发布。这一天我特地回了一次学校。原来是九大闭幕了。听完新闻公报立即上街游行。一路一路上敲锣打鼓呼喊革命口号，到外滩市革会门前转了一圈后经过淮海中路便回了医院。九大召开前听说要在上海高校中选一位女大学生做代表。因为符合条件的人太少，我院六九年级的张某曾被列入考察对象。为了体现吐故纳新，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头目陈敢峰被突击入党，并且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过了一天，又说二十六号晚上有重要新闻发布。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宣布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已于昨晚二十一时三十五分发射成功，随后便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的东方红乐曲。电台提示说在几点几分在夜空中的哪个方位可以看到横空出世的东方红一号。兴许是我的目力不齐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它的出现。既然是特大喜讯照例又敲锣打鼓地庆祝了一番。

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实习阶段工军宣队没有召集我们开斗批改的会议。但是文化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6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仁济医院处的一起医疗事故。据说是一名红卫兵小将受伤后死在值班医生吴松的手里了。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张春桥批示要严肃查处。6月15日卫生系统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大会。此后全市各级医院中相继出现了多起病人家属状告医生的事件。一时间医护人员人心惶惶然。

在这之前有名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因胃部疾病在曙光医院外科接受手术治疗，不知怎么搞的手术后发生肠梗阻，再次手术又发生肠坏死，最终弄得不可收拾。这起医疗意外原本已经得到较好的处理，现在又被病人家属翻了出来。外科薛主任作为直接责任人被控诉为对红卫兵小将实施阶级报复。于是薛主任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批斗。薛主任的妻子也是外科医生，痛苦得成天以面洗泪。这件事我看在眼里却大气不敢出。不久薛主任便被公安局拘留了。据说后来被判了八年徒刑。这桩冤案一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可悲呀，一位年富力强的医生的命运和前途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摧残掉了。

笫十章 提前接受毕业分配

提前一年毕业

一九七0年六月底我们的毕业实习被叫停了，说是要进行毕业分配。这让我又喜又怨。喜的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怨的是将我们七一年级的毕业时间提前了一年，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少了。回到学校后在工宣队的主持下进行毕业鉴定。这个鉴定搞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先是分组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然后挨个地进行斗私批修（主要是汇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写出自己的思想总结，即所谓鉴定。再然后在工宣队的监督下由本小组的全体同学对每个人的鉴定逐一进行评议，并将评议结果写在自我鉴定的下面存入档案。

在此之前，政治审查也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了。（我的政审材料上签的是1969年11月8日。）审查人员由原学生处的干部和工宣队员组成，主要是审查学生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履历和政治面貌，重点是审查父母有无历史问题和犯罪记录。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查阅人事档案，和走访居民委员会完成的。根据政审的结果筛选出能进保密单位工作的人选，作为落实毕业分配方案的参考。

按中发（68）92号文件的说法我们这拨人毕业后的去向仍然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另外还附加了一条，即进入工作岗位前必须经过不少于一年的劳动锻炼。因为我们上大学是不交学费的，所以分配是由国家包办的，个人没有什么选择权。分配方案对我们是保密的，在结果公布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叶落何方。

对于学子来说毕业是件大事。同学情，师生情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历来都为文人所倚重的。因为文化革命形成的对立，因为受“亲不亲线上分”思潮的影响，我们这一拨人面临毕业时年级、班级、小组、室友的情分已经十分淡薄。都没能拍一张全年级的师生合影。工军宣队也没人出面张罗这件事。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毕业证书也没发，说什么旧的大学已经被砸烂，要我们到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中去获取真正的毕业证书。

总体方案公布之前我们年级的左文龙和七○年级的陈君书被某部队招走了。他们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后意气风发。工宣队没有给他们开欢送会。办完手续后他们就这么悄悄地走了。那年头参军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我不拒绝参军但没有强烈的愿望。我只想去一家比较上规模的医院当一名称职的医生。

终于等到公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毕业了。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导师在场，更没有校长出席。全年级的同学静静地坐在曾经归我们乙班使用的那间大教室里（301教室）。工宣队徐连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一行行地往下念。气氛异常凝重，当念到新疆乌鲁木齐解放军农场时包括我在内的七位同学的名字逐一从徐连长的口中蹦了出来。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命运就这么悄悄地降临了。当时有一个疑问在我脑海中闪了一下，我曾经两次进入专案组工作，这至少表明我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到临了却连工矿企业都进不了？

徐连长读完分配方案后说，凡是没有报到名字的同学等待分配。所谓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留校，这是谁都听得懂。因为知道自己的去向后只顾着想心事了，我并不知道那几位同学幸运地等待分配。散会时会场上没有人对分配方案质疑。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我们年级八位待分配的同学中，除一位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外（后来去了云南），其中有一位是被空四军挑中的。

关于大学生在毕业分配时是根据什么原则派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曾有“对几分得远，赘几分得近，不远不近给光棍。”的传闻。对儿指已明确恋爱关系的同学，如果俩人想分在一起那就去最远的地方。赘儿指独生子女，原则上可以分得近一点。至于光棍就不用解释了。传说归传说，我们年级对儿有的是却没有一对分到最远的新疆去的。而留在上海的七位同学也没有一个是赘儿。反正一切都在暗箱中操作。

父亲认为分配不合理和工宣队交涉

方案公布后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龙伯和我母亲听说我被分配到新疆去了都愣住了。龙伯那时刚退休，她并不指望我能留在上海，但绝对没有想到我会被分得这么远。他原本已经做好准备跟我去外地的，甚至已经在悄悄地整理行李了。母亲让我到公共电话亭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父亲说他立即去学校进行交涉。放下电话我也急匆匆地赶回学校去了。当我回到学校时父亲已经在传达室坐等我多时了。因为时间已晚当天没有能够和工宣队交换意见。

我和父亲在空荡荡的学生宿舍里度过了非常难熬的一个夜晚

父亲说，我们家祖祖辈辈的历史清清白白，你和龙伯是包身工出身，你从小过继给她做养子有案可稽，你在学校的表现也不错，为什么被分配得这么远，这不合情理呀？

我说，我两次进入专案组工作都是经过审查的，如果家庭背景有什么问题早该发现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

这时我将存在我心中的一个疑团说给了父亲听。

几个月前，有一天我吃完午饭从食堂里出来，迎面碰上了赵学敏老师，他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对组织不老实！”当时我一愣，正想问个明白，赵老师头也不回地进了食堂。我没有追上去。回到宿舍我就想，这话肯定有来头，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赵老师是政工干部，我们彼此认识但从未单独接触过。当时我心中虽感不快，也只能放在一边了。因为政审结论是保密的，赵老师欲言又止本已违规，我更不可能再去刨根问底了。过了几天我突然有所醒悟了，莫不是政审中发现我的家庭出身有什么问题了？

父亲说，你过继给姑妈做养子是解放前的事，是按农村的习俗办的。你的户口迁到上海后我和你妈曾经打算将你和龙伯的户口分开另立门户。但是遭到了龙伯的坚决反对。你龙伯说她这辈子绝不离开以我为户主的大家庭。能证明你和龙伯存在养子、养母关系的有效文书资料除了你加在她名下的那张劳保卡，还有你的档案记载。

第二天父亲见到了工宣队的负责人。父亲以我被二姑收养的事实要求工宣队将我分得近一点，磨了半天的嘴皮得到的答复是“甘肃省张掖地区、四川省阿坝州还有名额，如果愿意可考虑调整一下。”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去乌鲁木齐解放军农场比较稳妥一些。

整装出发去新疆

宣布分配方案时虽然大家的反应都很平静，但是事后找工宣队理论的绝不只有我的家长。因为心情不好，我完全没有兴趣关心别人的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和父亲一起闷闷不乐地回家了。在家里待了一个礼拜我才去学校办理离校手续。这一个礼拜中母亲和龙伯忙着给我准备行李。先买了两只木箱，然后是准备四季的衣服和被褥。而我则整理了需要带走的书籍。邻里和亲戚朋友听说我要远行新疆都上门来关心，送了一堆罐头食品。

大局既定，接下来就是去学校办理离校手续了。那一天是8月8日。从8月1日起学校的各相关部门已经在大礼堂里摆下摊子派专人等待我们办理离校手续。首先是签发人事派遣文书（俗称介绍信），然后依次是迁移户口，注销图书借阅卡、清退饭菜票，如果有借贷和损坏公物的记录都必须清理，最后是领取派遣费。新疆路途遥远可领到人民币80元。其中硬座车票54·5元，市内交通费4·5元，50公斤随车行李托运费20元。

我没有想到派遣费只发这么一点。五十公斤的行李只能带很有限的东西。看着那一大堆东西我犯愁了。家人为我准备的行李和我携带的书籍重量大约有150公斤。到车站行李托运处一打听，随车托运的行李超过50公斤的部分要加倍收费。粗算了一下我的行李的托运费需要一百六十多元。为了凑足短缺运费家长只好四处举债，这事让我心中十分愧疚。

一切料理停当了，为了一路上有个道伴便与毕士敏、黄永康、丁文龙、朱树成、张申九相约在金陵东路火车票预售处买了八月十一日去乌鲁木齐的车票。树成和申九是分配到青海省劳改局的，为了送我们一程才选择了和我们同车西行。

为了和在文化革命中一路相伴的同学告别，我和王繁宏同学分别在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这一别天南地北各奔前程，何时再能相见就难说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亲朋好友到车站为我送行。先是在河南路天目路口的广场上候车。八月初的上海仍处在盛夏酷暑之中，入夜后的广场上热气腾腾让人十分不爽。原想很快就能进入候车室的，不料等了许久说是车子晚点了，还要耐心等待。这一等就是十个小时，既上不了车又回不了家，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呀！

那天夜晚，我在老北站南广场候车去乌鲁木齐报到时，不期而遇地见到了几位在光华补习学校的同班同学。他们也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外地去工作的。当他们听说我是去新疆乌鲁木解放军农场报到，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了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这句话确实是戳到了我心里面的痛处。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清晨我告别了上海，经过八十多小时的颠簸，西行八千多里，十月十五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我们终于从东海之滨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