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許地山“别了燕京大学，别了司徒雷登”

羊羔书话

许地山与司徒雷登的恩怨：离开燕京大学教职之谜

杨仁飞

燕京大学对台湾出生、闽南与粤地成长的许地山来说，有着不可忽略的人生意义。自1917年就读燕京大学文学院、神学院，1926年学成回燕京任教职，到1935年正式离开，除了在美国与英国的4年多留学生涯，他在燕京大学实际生活、工作了13、4年的时间，期间文学创作、哲学、宗教、历史研究卓有成效。但是1935年离开燕京大学应该不是许地山个人的心愿。

目前有关许地山离开燕京大学的理由有三种说法，一是1934年起许地山因为得不到母校燕京大学对其研究的支持，只好另谋他职。二是许地山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1876－1962)排挤进步教授。《许地山年表》写道，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地山，地山符合条件，经胡适介绍受聘，毅然前往。举家南迁，住香港罗便臣道一百二十五号”（许地山著、文明国编：《许地山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三是田崇雪在《东西文化交融中的许地山》一书中认为，1935年许地山因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被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辞退。

许地山从燕京学子到母校教授，最后不被聘用，个中变化缘由，需要我们穿过历史谜雾，找到可能的历史真相。

一、从燕大校长吴雷川日记中发现事件的起端始于1932年

吴雷川，28岁中进士，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杭州市长、教育部次长。1922年吴雷川进入燕京大学执教，1926年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1929年成为燕京大学首位中国人校长。吴雷川日记记载了他多次约谈许地山，但是没有记录谈了何事。

日记一：1930年10月16日，晚上“七时半，至清华吴之椿处，谈郭兼课事。又至冯芝生处，谈许地山、吴文藻兼课事”；日记二：10月17日，“上午八时许地山来，赠椰蓉酥一盒，粤中制也。并谈清华兼课事”，这说明许地山、吴文藻等人在清华、北大兼课之事是经过吴雷川协调而成的。日记三：1932年2月16日，“午间许地山来，谈一小时。四时半，听郑振铎在礼堂报告上海抗日情形”。鉴于许地山与郑振铎是长达10年以上的挚友，许地山应该参加了下午的郑振铎报告会。第二天四时半，吴雷川欢迎王克私、马丁、孟福禄三位夫妇，晚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院会在寓聚餐。日记四：6月9日，“至郑振铎家，国文系聚会，会毕晚饭。六月十日，许地山来谈。九时至司徒宅，晤孔庸之。十时返寓。郭绍虞来。下午二时到校，与司徒、洪煨莲商许地山事。二时半归。四时入城，至协和参加毕业礼并演讲。六时散。至许地山处谈”。这是吴雷川日记中比较详细记载与司徒雷登、洪煨莲、许地山来回交谈过程。

1932年的这次“交涉”是否直接关系到1933年底许地山先休假后离开燕京大学，吴雷川没有说明理由，而司徒雷登的日记亦未加记载。吴雷川日记中的孔庸才是孔祥熙，与许地山之事没有关系。其他人物如司徒雷登、洪煨莲、郭绍虞、郑振铎均与许地山关系密切，或同事或好友或上司。如洪煨莲，原名业，福建侯官人，1910年入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5年赴美留学，先后取得文学、神学学士，1923年受燕京大学之聘，协助募集燕大建设款项，并任历史系教授，后在燕京大学执教长达23年，历任文理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院文科主任。洪煨莲与许地山有许多交集，顾颉刚1931年10月4日日记写道，“到丰顺胡同谭宅赴宴。……今午同席：孟心史、尹石公、黄晦闻、洪煨莲、邓文如、马季明、许地山、谭瑑青、予（以上皆客）、陈援庵（主，陈垣，燕京学社首任社长）”。郭绍虞，1920年代撰写过《马克思年表》，赞赏苏俄马克思主义。1927年起受聘燕京大学教授，1934年出版《中国文学比较史》，他与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关系较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6月中旬，吴雷川校长接连找郑振铎、司徒雷登，许地山、郭绍虞主动找吴雷川，应该与许地山与校方关系不佳，其倦意已浓，先请假赴印考察，思考未来被燕京辞退后的去处。

从许地山书信、日记看去职原因：哈佛燕京社的钱没用在中国国学研究上

1934年春夏，许地山请假赴东南亚与印度考察，期间给夫人周俟松写了不少家书，信中频频提及他可能被燕京辞职及其中的原因。

1934年4月9日许地山在旅印日记中写道，“关于咱们房子问题，交涉了没有？我想若是学校下年辞退许多教员，当局必不会给我们原先看定的那所房子（史密斯的房子）。住在南大地或东大地，未免不方便。现住的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要，因为租钱太贵，又没花园给孩子玩”。

4月15日许地山的信中提到：“近几天来，每思燕京的事情，以后是靠不住的。君子见机而作’，应当早想法子。哈佛燕京社的钱，他们不拿来用在真正国学的研究上。我们几个人，除了我懂外国话可以抬杠以外，其余颉刚（顾颉刚）、希白（罗志希）两位是不闻不问的，所有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不晓得到什么时候，他们要开除我”。显然许地山在赴印度之前已心知有可能被燕京大学辞退的事，所以在住房问题上必须提早考虑。

许地山所说的国学研究问题，应该是指燕京大学成立后于1928年4月所设立的国学研究所，当时由陈垣任所长，容庚、洪煨莲、顾颉刚、罗希白、许地山等任教授，研究的方向有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因办理后成绩未见理想，虽有于安澜、白寿彝等报名就读，但注册学生渐减，加上校方对资金用途有其他想法，于是1932年国学所被改组，燕京大学管理方仿照大学管理制度，取消国学研究所名称，所长改称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总干事，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的研究工作，美籍燕京大学哲学教授、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傅晨光（Lucius C. Porter)担任首任总干事。哈佛燕京学会共募集资金640万美元，一笔给哈佛、燕京两校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与行政上的费用，一笔190万美元专门用于中国大陆的六所基督教大学。国学研究所改组之事，就是许地山在旅印家书中提到的“哈佛燕京社的钱，他们不拿来用在真正国学的研究上”之事。

4月24日许地山在信中写道，“钱如筹到，即请电汇。燕京如不再给，是真对我不住，使我对于他们更失信仰，我实在不想同他们再混下去。燕京当局老抱着一种‘要则留，不要则请便’的政策对付教员，这是我最反对的。来年裁的人固然有许多该走的，但也有很了的教员在里头（未见着名单，谁被裁总知道一点）。几个大头闹意见，拉拢教员，巴结学生，各树党羽。在我看来，无一是处，我想还是另找事情，北大、或南京，或广西、湖南都可以。我不再找清华了，这次要走得远一点”。许地山表达了自己对司徒雷登掌控的燕京当局老抱着一种‘要则留，不要则请便’的政策对付教员的不满。

但是4月30日许地山的信中还是流露出对燕京大学的不舍：“你知道，我读在燕京，我教在燕京，我生活在燕京，我尊敬燕京的老师，我爱护燕京的学生，对母校燕京是有感情的。但对燕京当局的种种措施不能容忍，我决心要离开”。

5月21日，他又写道，“同时收到燕京两封，一是傅晨光先生的，一是会计处的。说的都是关于钱的事。学校只应许借，因为原许的二千美金已经用完，金水落得厉害，所以不敷。这也不能怪学校，不过借薪水在此地用，有点不上算，还是去催催×××，多少总筹一点来做路费。燕京借钱照例要算利息，你得提防，你告诉傅晨光，我把《道教史》交给商务印书馆，他写信来说我应当先问哈佛燕京社要不要，因为所有我的作品，哈佛燕京有权先印。这一来，连小说都要算在内。咱吃他几百块，还要吐东西还给他，实在有点不愿意。我要写信给傅晨光先生，如果学社要，得给钱。告诉吴文藻先生，说不要给我定功课，我来年不教书。我真想自己出来干一干，燕京是靠不住”。

从许地山给夫人周俟松的家信里清楚解释了他将可能被解职的原因以及他最后下决心辞去燕京教职的心路历程。

引发许地山被燕京大学不再聘任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庚子赔款而设立的哈佛燕京社款项使用问题而与司徒雷登发生冲突，相比顾颉刚、罗志希，许地山就是一个“刺头”，力主将经费用在国学研究上。二是许地山对燕京大学内部勾心斗角并且以冷漠的方式对付教员的生态与做法渐生厌烦，想远离北京是非之地往南方发展的心思。三是燕京大学1935年裁辞一批教职员的计划始于1933年底，许多燕京教师都在猜测自己是否地裁减的名单中。

三、追求光明的许地山与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司徒雷登们的距离越来越大

除了加入基督教外，许地山具有进步、革命的思想。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参与创办《人道》杂志；1921年与周作人、蒋百里、郑振铎、沈雁冰等一道成立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专心撰写《道教史》外，与进步知识分子团体左联有密切的接触，包括中共地下党员的董绍明。吴雷川日记记载，1932年8月9-20日期间，“许地山少坐。偕地山、景升至四平台访董绍明，先在茶馆午餐，后至绍明寓所，坐一小时。二时半启行，五时抵寓”。董绍明，笔名秋斯、求实、求思等，1916年入南开中学，1922年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1926年毕业于燕大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主编《血路》月刊。1930年代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工作，主编《国际》月刊，翻译了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鲁迅亲自为之作序。1931年经史沫特莱介绍，到第三世界东方局工作，与佐尔格建立密切关系。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燕京大学师生大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站出来支持抗日，如1931年10月12日容庚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13日又担任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委员；由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抗日救国委员会聘容庚、郑振铎为顾问；1931年11月30日到12月6日，燕京大学师生发起爱国运动周，“集誓以至诚，终身努力于救国雪耻之工作”，当时的洪业也是抗日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募捐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容庚与洪业、郑振铎多次商议抗日会事、公祭抗日烈士。

从许地山的言行来看，他可能比一般的抗日知识分子走得更远。据燕京大学学生越寰回忆道，当时燕京大学有各种团契，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他们可以在校园里自由活动。

也许正如在1933年所写的“《解放者》弁言”中许地山告白的那样，“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做明灯，为那觉根害才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作者能做到这地步，目的便达到了”。这一年春天他陪同燕京大学的美籍同事刘兆蕙（George Loch)从广安门到宛平城、卢沟桥参访考察。在七七事变后，许地山写下“忆卢沟桥”一文，指出在史迹上，卢沟桥多次系着民族安危，“纵使你把桥拆掉，卢沟桥的神影是永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这个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更使人觉得是如此。当时我只想着日军许会从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来这道名桥侵入中原，绝想不到头火就会在我那时所站的地方发出来”。1934年3月12日在东南亚考察途中写信给夫人周俟松，称“因为历史有助于我们清理思想，借鉴历史经验检查过去，指导现实。正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苦经验，也对祖国某些方面落后的原因有所了解，从事实对比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激发起爱国热情，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努力为祖国建设出力”。

四、许地山与燕京司徒雷登的决别在1933年-1935年

也许正是因为许地山用笔追求光明、启迪民智的进步反帝爱国思想行动，与共产主义者走在一起，真正触及了司徒雷登们的逆鳞。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描写他的学生们：“是他们造就我们的学校。有些人令人感到失望，大部分人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不好。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学生的整体情况而言，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混乱秩序，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出的品格和精神远远超过我最初的想象。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良好品质，以及中华民族的充沛活力和聪明才智。全面的人格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他提到了燕京大学的学潮：“我在中国生活里，多次看到中国学生生活中令人不太愉快的部分，他们却给它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风潮’。有组织的爆发的活动愈演愈烈，成为爱国游行中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当在校学生们发现有组织的活动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之后，全国各地的激进学生开始罢课，并把它作为一种修复真实或幻想的校内矛盾的方法。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从校长的人品到食堂饭菜的口味。被激情四溢的演讲所感染，被有技巧地操控所引导，即使最规矩最和善的学生也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加入疯狂的冒险队伍。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严重的危机就会发生。幸运的是，燕京大学没有这种不可收收拾的‘风潮’，但是我们还是对这种可能爆发群众性心理效应的危险深感恐惧”。

终之，许地山与燕京大学的“结”，系于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燕京大学向他提供了给一个可以展现他在文学、艺术、哲学才华的舞台，而解开他与燕京大学的“结”却可能是因为作为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自觉觉醒，走到了反帝反封建、维护基督教势力在华发展的司徒雷登对立面。时代的洪流，将许地山推离燕京，但使许地山在香港文坛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