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水泥

母亲是2023年11月2日凌晨2时平安离去的，是在睡着的情况下离去的，享年94岁。周围亲友都说母亲是前世修来的福，高寿，是喜丧，尤其是没有“打搅”我们。我是在夜里10点多接到护士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太好的。我赶到养老院，医生护士护工都围在床边告诉我，母亲有点呕吐，带着听诊器的医生说“听了一下，好像有点啰音”，问我怎么办，要不要去拍个CT，要不要赶紧治疗（抢救）。我俯下身去搂着母亲的脖子对着她的耳朵唤她：“妈，妈，你哪儿不舒服？”母亲睁开眼看到是我，轻声地说“仁丹。”我知道她是要吃仁丹。母亲平时就离不开仁丹，而且只吃龙虎牌仁丹，我一年四季给她买仁丹，从几毛钱一包，涨到现在的4.8元一包，而且由60粒变成了30粒。母亲总是对我说，这仁丹是好东西，可管用了，哪儿不舒服了，恶心了，吃几粒，就好了，能救命，可比被弄去打针（输液）强，打针，花钱还受罪……母亲还以很多次她的亲身经历证明仁丹非常灵验。我不知道母亲这种观念是不是“老传统”，但在过去，尤其是老电影里仁丹的招贴画（广告）都是很醒目的。仁丹，夏季还好买，到了冬季，药店里就很难买到了，店员不解地问我，怎么大冬天买仁丹。我笑笑说，母亲就爱这一口。有一次我一下子把药店里的50包全买了。我赶紧从母亲的衣兜里摸出仁丹，往她嘴里放了几粒，母亲摆摆手示意“没事了”，让我把她放下。我让医生、护士、护工回去睡觉，我坐在床边守护母亲。母亲睡了一小会儿，又要呕吐，我急不择物，拉过脸盆来接，母亲却倔犟地不往里面吐，非要我拿过垃圾桶来，她才吐，还轻声地交待我“擦擦（干净）”。母亲又睡了，睡得还挺平稳，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值班护士过来对我说，你回去吧，如果有什么情况，给你打电话。我俯下身听了听母亲的呼吸和心跳，一切正常，才迟疑着离开……我心里一直在祈祷，祈祷母亲安然无恙，因为约好了今天上午要给远行他国的朋友饯行。手机突然响了！噩耗传来…

凌晨4点，我低声地叫着“妈，妈……”给母亲梳洗干净，在护工王师傅的协助下，给母亲穿好衣服，请护士给殡仪馆打电话要车，护士诧异地问“怎么没买寿衣？”我说，这完全是按照母亲的意愿办的。母亲在世的时候交待过我好几次她的后事：

1、坚决不抢救，不插管子不打针，我见得多了，拉去抢救，到最后钱花完了，人也死了，还累害一圈人，还不胜俩眼一闭，落个全尸，该死就得死，如果都不死，这世界不憋破了！我十分敬佩母亲的死亡观，看淡、不惧死亡。都说人越老越怕死，越到快死的时候越怕死。母亲却不然。母亲曾信过基督教，说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分给你多少粮食，那都是有定数的，你吃得快，吃完了，就得死，你慢慢吃，就能多活几年。我曾怀疑，母亲多年的节衣缩食是不是这个理念在支配着她老人家。

2、不买墓地。好几万块钱，巴掌一块地，不值！我死了，一烧（火化），不要跟任何人说，不弄那啥告别仪式，谁来了也没啥用，劳烦人家，累害你们。骨灰撒到河里，洛河，黄河都中（父亲家在洛河南岸凉洛寨村，母亲家在黄河南岸白鹤村），周总理人家恁大的领导，骨灰不是撒到海里了？要是人家河里不让撒，就弄回老家，埋到你二哥（堂兄）家的自留地（责任田）里。母亲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就是个普通的女工，居然有这么高的觉悟，看得这么透！

3、不买、不穿寿衣。我箱子、柜子里有好几身都没挨过身子的衣服，我就穿那。花好几百块钱，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做的鬼衣裳，做啥？母亲过日子非常节俭，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宁让死了剩，不让活着缺。”和“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的说法正相反，却暗合了“最大的悲哀是人还活着钱没了”。母亲的确有好几身几乎没有穿过的新衣服，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己缝制的，有几件只是在参加亲戚家的喜事时，过年串亲戚、给邻居拜年时穿过，随后就打理干净叠好放起来。我按照母亲的愿望，提前把要换的衣服整理出来，除了一件衬衣我嫌是深蓝色，与深咖色外套颜色太接近，专门跑到银座买了件乳白色的，其它的，从头上的帽子（毛线织的），到脚上的鞋子（手工纳制的千层底），从里面的汗衫（工会奖励的），到外面的外套（请裁缝做的雪花呢大衣），都是母亲生前自己的衣服。我给母亲的只有一条从藏民那里“请来”的明黄色绘有藏传佛教故事的哈达。

凌晨5点半，殡仪馆的车来了。

　　我们没有惊动任何亲友，我和夫人，加上护工王师傅，在司机的协助下，把母亲的遗体抬上车，送到殡仪馆，在停尸房做了详细登记后，选了200号冰柜……随后，我们给母亲买了木质的刻有牡丹花的骨灰盒。

母亲生前最喜牡丹花，能自理的时候就自己去牡丹公园看花，一个牡丹节期间往往要去看好几次，股骨颈骨折后，我和夫人推着轮椅，送她去看过两次，在路上她不停地问我累不累，我说没事、不累，但再也不去看牡丹花了。她是心疼我们。按照母亲丧事简办、快办的意愿，我们选择了第三天火化，没有通知任何亲友。那天，早上下起了小雨，似乎老天也在掉泪。等我和夫人到达殡仪馆，雨逐渐停了。办完手续，我们被允许进入待火化区，确认遗体，做最后告别。母亲没有送去化妆，音容相貌依旧可亲可敬。我们向母亲遗体三鞠躬后，把她老人家送进火化间……我们在寒风中等待、迎接母亲的骨灰，同时把寄存在殡仪馆的父亲骨灰一起接回了家。我们把父母的骨灰盒和遗像并列在家里的矮柜上，点上蜡烛，摆上水果，寄托哀思。直到立冬那天，才在微信里告知亲戚们。各位亲友：家母于11月2日驾鹤西去，享年94岁。谨遵老娘“不举行任何仪式，不打扰任何人，一切从简”的遗嘱，天佑吾辈，丧事办妥。感谢亲们多年来的关心、关照、关爱！叩首！再叩首！文建 争玲 癸卯年立冬日

无论我们在电话里怎样谢绝，还是有好几拨亲戚朋友来家里吊唁母亲。无疑，来者首先是埋怨我们“这么大的事，都不吭声！”还好，我有母亲的遗嘱做挡箭牌，火气最大的表姐妹海玲、海涛也拿我没脾气。来者，对着母亲遗像三鞠躬后，和我们一起追思母亲的过去。母亲娘家是黄河边白鹤村的，属于孟津。父亲家是洛河边凉洛寨村的，属于洛阳。在旧社会，相隔这么远能成就一对姻缘是比较少见的。母亲的父亲信奉基督教，经常受教会委托步行来洛阳传教，在父亲家乡这一片认识了父亲的家人，觉得这一家人特别好，而且这边比孟津那边富庶，便把女儿，我母亲嫁到了凉洛寨。父亲哥仨，没有姐妹，他在家排行老三，是最小的儿子。母亲嫁过来，哥哥嫂子们，都喊她“老三家”。大嫂身高力壮，力气活全包了。二嫂温婉善良，杂活全包了。母亲则专做些缝补、绣花方面的细活。因为心灵手巧、长得漂亮，很受婆婆恩宠，大嫂、二嫂也都处处让着她，尤其是二嫂。

　　母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哥哥弟弟都是打铁的（铁匠），解放前逃荒去了山西。解放后，哥哥回到家乡，进了县机械厂，不到60岁脑溢血病逝。弟弟在山西成家，只回来过一次，要钱盖房子，母亲没有钱借给他，从此一刀两断没了音信。大妹妹早年参加革命，曾跟随妹夫先后在黄河水泥厂、洛阳橡胶厂、洛阳手表厂工作，是机关干部，如今93岁依然健在。小妹妹在社办工厂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态，没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喂奶时间”，在一次停电的夜里给发烧的女儿喂错了药，导致女儿死亡，因此精神失常，最后在河岔里自溺身亡。母亲的母亲，五十多岁因心绞痛，解放前就去世了。父亲长寿，八十多岁时还从家（孟津白鹤）步行几十里地，来洛阳看望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外公带来的石榴和柿饼，石榴是后院种的石榴树结的，为了防止虫蛀，在花口那里塞着一团沾过“六六粉”的棉花，里面的石榴籽像红宝石一样好看，像冰糖一样甜爽，柿饼是外公自己晒的，深咖色的柿饼外面有一层白醭，像面糖特别甜，我总要先用舌头把它舔光了再吃。每逢过年回去看望他老人家，他都会把收着的盒装点心拿给我吃，有的已经收了很长时间，都发硬了，他还不舍得吃。外公待我是真好。外公将近九十岁去世，我赶回去协助大舅办理了丧事，参与了入殓、盖棺、下葬的全过程。

亲友们回忆了母亲的很多好处和优点，比如清楚、聪明、能干、要强、节俭、待人热情。说起母亲的清楚，那是真的清楚，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见了多年不见的人，依然能叫出名字说出一些往事，而且买什么东西能算清账，分分毛毛不带差的，谁都糊弄不了她。母亲家里穷，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在扫盲班学了三个月，就能读报纸了。晚年，耳朵背，听不清或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只要写下来，母亲就能认得就能理解。母亲年轻的时候爱绣花、做针线活，看到好看的花样就能画下来、绣出来，直到我19岁参加工作，我的鞋子和棉袄、棉裤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做我和父亲的衣裤时，为了节省布料，总是采用“套裁”的办法。我结婚时，所有的被褥都是她亲手缝出来的，后来，她给儿媳做了好几身缎子棉袄，给孙女纳的鞋垫至今还剩有十几双。鞋底也好，鞋垫也好，总是把她节省下来的劳保手套拆开做材料，千针万线纳出来。居然还用手焖子（一种帆布做的很厚的，只有大拇指的劳保手套），做出很时尚的帆布挎包。大拇指那里的孔洞，秀上两只白象档上，两只手套的外层帆布做挎包的两个面，两只手套的外层帆布裁接拼合为挎包的侧边和背带。火化的时候，我悄悄将这个挎包放在了她老人家腋下……母亲很能干。在耐火厂五线选过料，在三库包过砖，在二矽车间扫过卫生，在职工宿舍看过楼门。五线，是厂里第五条铁路线的简称，是堆放原料的露天场地。选料，就是坐在大约1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挑选、筛分原料（铝矿石），要用小锤子将表面的杂质敲掉，并且根据原料的外观和在手里的重量（密度和比重与铝含量的高低），分为圆锥料、筒磨料和一二三级，大于40公分的还要用大锤砸开。当时百十号“家属工”都在那里做这份工作，属于厂里最苦最累的女工岗位，除了下大雨，再毒的太阳，再冷的雪天，都要工作，而且是“计件工资”，选好的料经过质检员认定合格，由民工拉去过磅，月底结算，绝对的多劳多得。真佩服母亲她们那群女工，为了多选料，多给家里挣点钱，中午都是自己带饭，吃在工地，早去晚归，而且选出来的料，基本没有不合格的，凭眼看手掂，选出来的料，和化验结果几乎一致。然而，到了晚年，她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患上了久蹲久坐久哈腰导致的职业病，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盆底损伤，老寒腿，等等。

母亲在那期间，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一条大腿疼得不能动，几乎瘫痪。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先后在职工医院、二院都看不好，回老家用了不少民间土办法也没治好，吃了三年多的中药，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借了亲戚朋友五六千块钱。我记得中药里有一味药是蝎子，好像也是最贵的，父亲为了省钱，经常下了班就去南村捉蝎子，捉的多了，就卖给药店。那年月，五六千块钱可是个巨大的债务。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51元。为了还债，母亲病没有好利索，还不能独立行走，就在家里给人家带孩子，带一个月挣15块钱，最多时同时带三个孩子。老天爷终于开眼，在第四个年头，母亲的病好了，可以工作了。她到三库去包砖。三库是二矽车间的成品库，包砖，是用草绳把几块耐火砖“包”在一起，一般要密密匝匝地缠绕两层，以防在运输途中磕碰造成缺边掉角和破损。那一包砖，最少也有二十来公斤。母亲一干就是好多年。并且终于还清了借亲戚朋友的钱。后来，母亲她们那批“家属工”终于在政策的关照下，全部转为了“正式工”。后来，母亲受照顾，在二矽车间打扫卫生。再后来，又受照顾，到职工宿舍看楼门，上夜班的时候兼给职工放电视。那时候，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电视，厂里给每个职工宿舍配备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那时很少家庭有电视机，很多家属和学生，晚上都去看。家里借的钱是还完了，但家里已经家徒四壁了。母亲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不仅工作不甘落后，生活也不甘落后，暗暗下决心，别人家里有的四大件“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咱家也要有！父亲从部队转业时，靠津贴带回来一辆旧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台没有牌子的收音机。母亲患病举债期间，这两样东西坚持着没有变卖。自行车供父亲买药、捉蝎子省劲快捷，收音机供我听“小喇叭”长知识。这样，只需要攒钱再买两大件就可以了。但是母亲要强，缝纫机非要买最好的上海名牌“飞人牌”，手表要买进口的“梅花牌”，这和买四大件几乎没什么区别。当时，进口的梅花表360元，是国产上海表120元的三倍！母亲的节俭真的是到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地步。家里炒菜，总是用个很小的调羹勺比量着，不能多倒一点。家里的面吃完了，把面袋子反过来，用案板接着从上面扫下来的面，再做顿面汤。家里买什么，都要记账。我上学的书包，是用老家的土布缝的，弄得个别家庭富裕的同学笑话我背的是“老杂皮”（他们对农村人的称呼）书包。邻居李叔叔、陶阿姨两口是厂里的技术员（后来双双成为高级工程师），喜欢我，母亲给他们带过孩子，他们给我买了新书包还有铅笔盒，希望我好好学习。我没有辜负他们，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如果不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就直接跳级了，班主任已经找我讲过直接跳到四年级。后来，在中学，我依然学习特别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霸”，可惜中间冒出来个张铁生，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所做的工作，也被定为“右倾翻案风”，被“四人帮”反击。数学老师悄悄对我说，你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好了，准能上个好大学，可惜了……母亲的愿望在她的节俭下实现了！父亲戴上了心仪的手表，母亲用上了期盼已久的缝纫机。母亲在她将近50岁时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家里又买了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她居然能和父亲一起骑着车子回老家了。

　　母亲大名蔡凤英，名字里有个“凤”而且还有个“英”，是属小龙（蛇）的，但她跟别人总是讲“属小龙”，我感觉是不甘被归于蛇，想为龙，哪怕是小龙。由此可见母亲的强势和要强，甚至有点任性。父亲大名宋书君，属牛，是个标准的老黄牛，厂里很多人都说他是个“老好人”，有两层意思，人好，是个和事老，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暗合了名字里的“君”字。母亲常常呵斥父亲“见了三岁孩子也上烟！对谁都那么客气！”父亲总是一笑了之。父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算是“高小（小学五六年级）文化”，对应了名字里的“书”字。母亲待人也有非常热情的一面，而且热起来像团火，但冷起来则冷若冰霜。我记得，父亲的两个要好朋友，一个是电工房的仁师傅，一个是父亲的徒弟崔小宝。他们两个都属于“一头沉”的单身职工，老婆孩子都不在跟前，一天三顿饭要去职工食堂买着吃，贵且不合口。母亲一做好吃的，就让我去叫他们，仁师傅有时候一天两顿饭都是在我们家吃，崔叔叔的老婆孩子来探亲，全在我们家吃住，大女儿还在我们家“寄养过”小半年。但后来，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母亲跟人家翻脸了，骂仁师傅“下才（贪吃）死了”，说崔叔叔“太精了（抠门）”。再也不让人家来家里了。母亲一度特别宠爱我的堂姐夫书安和表姐夫世杰。书安是个能人，木工活、泥瓦活都会，还会修农机具。老家的房子过两年总是找他维修，家里的两个箱子和碗柜也是让他给做的，除了管饭，没有给一分钱。后来，他办机械厂要买台车床，来跟母亲借了2000块钱，两年后还了回来，但是没有给一分钱利息。因此，母亲就再也不跟他“共事”了。世杰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退役的军人，转业到一拖“六六五”（制造过军用卡车，仿制过苏联坦克），是个技术非常高的人，那时候就能把铝板焊接起来做成永远烧不坏的烧水壶，人聪明，嘴巴还甜，见了母亲一口一个“大姑”。每到星期六下午，母亲就让我去请他来家里吃晚饭，这个惯例一直维持了两年多。后来，因为他“参与”了他妻子，我表姐，母亲的哥哥家“分家”的事，母亲说他和表姐想独吞家产，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母亲很厉害，眼里揉不得沙，吃不得一点亏，看不惯巴结领导的人，爱跟那些人吵架，甚至记仇。结果，人家都承认她能干，有本事，她却连班组长都没当上过，一直是个“群众”。母亲是家里的掌权人，父亲开了工资，留下抽烟的钱，其余的全部交给她。父亲乐得其所，说“不管钱，不操心。”我小时候母亲没有给过我零花钱，没有买过任何玩具，自己做的弹弓、木头手枪，纸折的飞机等，就是最常玩的玩具，看到别的孩子玩跳棋、军棋羡慕得不得了。母亲也没有给我买过零食，只有在我有病感冒发烧了的时候，才会给我买一毛钱（大约二两）的饼干或者几块水果糖，还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给我煮了个鸡蛋。

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发工资，如数上交。母亲说“你这钱，我一分不要，都给你攒着，娶媳妇。”但从那以后我发的奖金、加班费、夜班费、保健费等工资以外的部分，加起来由大约有10块钱，后来逐步增长到15块钱，母亲全部让我自己掌管，但不能吸烟喝酒，不能“吃嘴”（买零食），必须买有用的东西。我的那些钱全都用来买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半导体零件。中学时代就爱好无线电，和几个爱好者整天混在一起，照着书本里的电路图，自制半导体收音机。参加工作后，发挥这方面的特长，搞了路灯照明自动控制和龙门刨床无级变速“技术革新”，荣获团中央授予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买书，订阅杂志，是我的嗜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停刊的杂志开始复刊，我就订了《无线电》《电工》《今日中国》《摄影世界》《人像摄影》等杂志，后来又偷偷订了《诗刊》《人民文学》《译林》。母亲非常反对我看小说及文学类作品，说那都是“闲书”，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茶喝，见到我看“闲书”就呵斥我“没出息！”我反驳道“国家主席还看小说呢。”母亲说“人家是国家主席，想看啥看啥，哪怕看鸡叨架呢！”我无言以对，但我还是偷偷地订阅，偷偷地阅读，《哥德巴赫猜想》带给我的兴奋，《高山下的花环》带给我的震撼，让我很快陷入了“文学青年”行列，还偷偷地参加了厂里的第一个“文学小组”，在《洛阳日报》还发表过《涨价风波》等小小说。改变母亲对“闲书”看法，可能是因为那年《中国青年报》掀起的“知识竞赛”热潮。整版整版的题目需要选择、判断、填空、简答。那时候没有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只能去书籍里查找。在此前，我从女朋友（后来的夫人）那里得知宣传部分配到两套《辞海》，而宣传部只订购一套的消息，立即把另一套订购下来。那是文革后修订出版的第一版，分上中下三册，定价60元，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从这套《辞海》里查找到了很多其它地方找不到的知识，在那次竞赛中得了奖，名字上了《中国青年报》的获奖名单，全厂只有我一人！全厂上下，尤其是在机关和街坊里，一时间我成了议论热点。从那以后，我买什么书，订什么杂志，母亲一概不管，以至于到如今家里书籍泛滥（类别很杂）。

母亲替我管钱，是为了给我娶媳妇，她说到做到，我结婚时，不仅把我的钱全给了我，还倒贴不少，除了置办家具宴请亲友等开销，另外给了我三千元现金。在当时，我的月薪是38元，差不多是我将近7年的工资！

找对象，母亲的愿望是找个听话的，身体好的。比如农村来接班的。一直拐弯抹角地暗示我、催我，说谁谁谁，我同学都找了，都结婚了，都快有孩子了……在她几乎对我失去信心时，得知我谈了个对象，就迫不及待地要看看。我没同意，她在邻居邱阿姨的帮助下，趁厂里开运动会，去偷偷地看了看。回到家忧心忡忡地说，那么瘦，胳膊跟蔴杆一样。没相中。邱阿姨安慰她说“人家身体好着呢，长跑总拿第一名！”母亲缓了缓问我：“她吃肉不吃肉？别像你一样（不吃肉）！”我赶紧说“吃，吃！”母亲的心思我懂，是担心瘦弱、挑食、不结实（爱生病）。在找对象之前，母亲为我的工作可谓是搅尽了脑汁操碎了心。首先是能不能进厂，第一批进厂，进本厂。母亲穿梭于街道主任、工宣队长、人事科长之间，为我说好话，给人家送礼。母亲能说会道，说好话，不成问题。她知道，光凭好话是不行的，就让父亲去送礼。父亲脸皮薄，似乎还不愿意那么做，说“我不去，要去，你去！”母亲真的就去了，而且很会送，送的都是农村的土特产，粉条、小磨香油什么的。收礼的人喜欢，而且没有“受贿”之嫌。我顺利被推荐、招入国有大企业洛阳耐火材料厂。其次是工种问题，被安排到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决定你人生道路的问题。那时候，洛阳的十大厂，几乎都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本厂子弟优先安排好岗位好工种，外来的安排到较差的甚至是最差的岗位工作。而不论是本厂子弟还是外来的，有关系有路子的，会被安排的更好甚至是最好的岗位。耐火厂那时候的方案是，本厂子弟，男孩子统统去钳工岗位，女孩子统统去辅助岗位，其中几个中层以上领导的孩子，特批进了仪表组、电修班、变电所、化验室。我从小爱好无线电，爱摆弄电器，去干电工是我的最大期望。电工也是三大好工种（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之中最令人羡慕的。母亲再接再厉，继续为我奔走呼号，去跟有关领导讲我的特长，从找管人事的说好话，去找车间主任、书记说我的本事，还在家里亲自下厨请有关人员吃了一顿。我的工作安排如愿以偿，成了那批进厂的男孩子里唯一的电工，他们不解地惊诧道：“他爸也不是当官的，他咋去当电工了？！”我没有给母亲和关照我的领导丢脸，在市总工会组织的全市技术大比武中荣获“十大状元”，在厂里被抽调到技术革新小组，参与自动压砖机的研制……九、婚后，母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工作。我们俩，得了很多先进，获过不少荣誉称号。母亲会在亲友面前骄傲地说“俺家的锅碗瓢盆用不完，都是孩子们得的奖。”母亲特别急于抱孙子，总是在我们面前吹风，谁谁谁，你们同学，你们一块进厂的，怀孕了，生了……那时候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胎。我是独生子，父母虽然没有说过，但肯定是希望生个男孩，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夫人怀孕后，不少好心人都对我们说，看样子肯定是个男孩。偏偏不巧，生了个女孩。但我没想到，母亲比我还想得开，说“生啥都一样，人家花木兰不是比男的还厉害。”此后，母亲时不时还会哼上一段豫剧《花木兰》。母亲非常娇她的这个孙女。过去家里没有暖气，母亲给孙女做的棉衣、棉袄、棉鞋、棉袖头都是最厚实的，用的都是新棉花。喂饭的时候，把孙女抱到炉台上，让孙女边烤火边吃饭。夏天，吃完冰糕，要站到太阳地里晒出汗才行。母亲还特别护短，听到有人说孙女有点黑，不好看，便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质问，俺哪儿黑？俺咋不好看？母亲有了孙女后，特批我买了照相机，可谓是允许我买的第一个大玩具。那个年代，照相机相当于奢侈品，“三转一响一咔嚓”，那“一咔嚓”指的就是照相机。我记得那是第一届“牡丹花会”，全家出动，逛王城公园，拍照留影，还买了只烧鸡回来吃，拍的那张女儿啃鸡腿的照片最逗人。母亲有了孙女后，对待儿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全力支持工作，转为看不惯。看不惯儿媳早走晚归，看不惯星期天不休息，看不惯无偿加班，甚至讽刺说“家懒外勤！”“当先进有屁用！”并经常叫苦叫累，儿媳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做家务，更不会做针线活，婆媳关系一度很紧张。真正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改变母亲态度的，是我们俩人双双在一夜之间，被一手遮天的领导以莫须有的理由免职。免去我们职务的红头文件上的理由是“根据工作需要”。母亲比我们还想不开，经常坐在厂门口怒视办公大楼，怒视她心里的坏蛋。母亲坚信她的儿子、儿媳没有错，儿媳年前还被评为集团公司优秀党员，十佳干部，儿子是团市委评出来的“优秀团委书记”。夫人被迫离开洛耐集团（原耐火厂），应聘到洛阳联想计算机公司工作，由于上班路途较远，总是早出晚归，母亲早晨总是提前把饭菜做好，晚上总是把饭菜围在炉台上热着。后来，她老人家住进养老院，夫人是天天去看望她。我们每次去看她，她总是问“工作好不好干，人家看你们高不高？”

　　母亲能说会道，总是嫌我嘴笨。母亲给人家说成过好几对“对象”，我虽然做过八年青年工作，却没给人家说成过一对“对象”。改革开放之后，母亲还给人家介绍过工作，解了不少人的“难”。人家念及她的好处，逢年过节必来看望她。母亲在养老院期间，特别会表扬人，而且编成顺口溜夸养老院的护工、护士、领导好，上面来检查工作的，外面来采访的，总是要安排到她这里，上上下下都夸她“那个老太太可会说了，脑子可管用了。”来吊唁的亲友，都夸老太太长寿，母亲生前也自满地说“俺家，就我活的岁数大了。”大家都想知道母亲的长寿秘笈。其实，母亲没有什么秘笈，退休之前过的都是苦日子，退休之后也谈不上膳食营养全面，也没用过任何保健品，住进养老院之后，除了养老院的一日三餐，最爱吃的和离不了的就是冰糖，蛋糕，奶粉，生鸡蛋（每天早上用开水冲成鸡蛋茶喝）。常用药，阿司匹林肠溶片，尼群地平片，氯霉素眼药水，仁丹（应该不算药）。要说有秘笈的话，我认为就是“任性”。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母亲是个任性的人，她的后事必须按照她的意愿安排。我和夫人商量过将老两口的骨灰撒入大河，但听说环保有要求，如今河道不让随便撒骨灰。我们又联系了“凤凰山集团”，拟于感恩节那天去凤凰山“树葬”。结果，还是按照母亲的第一愿望，把她和父亲的灵骨送回了老家。堂兄二哥文玉，家里有一亩自留地（责任田），年轻的时候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组建了建筑队，跟着大的建筑公司干过不少工程，在村里找了几个小老弟，看了方位，挖好了墓坑。堂兄五哥文洪，退休前曾多年担任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师，因教学成绩突出被提拔为校办主任，文采和组织能力超棒，写了感情真挚的悼词，主持了骨灰安葬仪式：龙邙垂首致哀，伊洛呜咽放悲，人活百年为长寿，叶落归根得安宁。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安葬逝去的老人，我受逝者儿子、儿媳的委托，主持老人的安葬仪式。两位逝者都是90多岁的高寿老人，按照古人的说法，今天两位老人的丧事属于喜丧。所以，我建议各位亲朋好友在安葬老人的过程中，请保持肃穆安静的心情，恭送二位老人平安入土。

……

母亲，亲爱的母亲，音容永在！

2024年1月9日，初稿。

2024年11月2日，母亲逝世一周年，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