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〇）“循吏”之“福民”情操——来自《明史·循吏列传》的启示

平民

“循吏”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出创造性地将世之公认的“好官”，依其履职倾向和成效差异，分为“循”“酷”二类，分别立传，为后世修史奉为皋臬。对于“循吏”，司马迁的定义，核心在“奉职循理”，后人则直接诠释其为“本法循理之臣”。卷中记述的循吏只有五位，均为春秋时期的非等闲之辈，都是侯国王朝的秉权重臣，孙叔敖、子产、公孙休、石奢俱为国相，权位稍低一些的李离，也是当廷执掌刑罚的最高长官。而司马迁眼中的“酷吏”，在概念上更像后来人们口中的“清官”，以执法如山，不畏强暴，“武健严酷”且清正廉洁见长，具有鲜明的法家印记。因此，在崇尚“内儒外法”的西汉，司马迁便把酷吏人选集中于当朝，如名闻遐迩的郅都、宁成、张汤、杜周之辈，凡十一人，张扬的是严苛执法、惩恶治贪的朝纲政治正义。而《循吏传》则更在意官德典范标准的树立。“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宣扬的是发展经济，富裕民生；“子产病死，郑民号哭”，肯定的是以良善施政得民心拥戴；“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声张的是维护农本经济的坚定不移；而“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则无疑是奉公自律，以一人之死匡正朝纲秩序、忠诚担当的坚贞表率。而这些行为都与国家治理的根本密切相关，从不同侧面揭示着循吏所以为“循”的核心和规范，不仅为后世修史，让忠于职守、造福一方的好官良臣青史留名，建立了标准，也为后世官吏成为“好官”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后世修史，都效法司马迁，将《循吏传》单列成卷，而“酷吏”部分则因各种原因而飘忽不定，如《明史》就只有《循吏》而无《酷吏》。较之《史记》，《明史列传》中的循吏部分，有了不少改变，它的关注点从大政方针制定者即王朝政府的高层大吏，转向直接面对黎民百姓，关乎民生福祉和民心向背的府州县官员；德行之外，评定官吏优劣的基点，也更多地聚焦于造福一方的政绩和为民众信服的官声。这些改变，在当时，无论怎么看，都是值得肯定和研究的政治进步，反映着未来的前进方向。

《循吏传》开卷，引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来朝觐见的府州县吏的一段诫谕，“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同时引述了洪武五年“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的具体规定，借以明确有明一朝“循吏”的认定标准和权威依据。看似平实的界定，可真正执行起来却是如登珠峰，《明史》选入《循吏正传》的“政绩可纪者”，却只有区区三十。以明朝存续时间计，平均下来，差不多十年才能摊上一人，而实际分布更是众寡悬殊惊人。《明史》修撰者，据史实将明朝吏治分为三个阶段，自洪武“下逮仁宣”，差不多百年，为“吏治澄清”期；英、武之际和嘉、隆之间前后，又是百有余年，则为吏治守成的延续期；万历之后的七十年，朝廷加速腐败没落，吏治进入“日媮”即日渐苟且的浑浊期。与由清而浊的历史演变对应，各个阶段的“循吏”，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循吏列传》中，在洪武至“仁宣之治”第一个盛世时期，任职府州县主官的多至二十人，占了三分之二，而神宗之后七十一年，入传的循吏的却只有万历朝陈幼学一人，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为零。不仅如此，鼎盛时期的二十人，除淮西勋臣陈灌外，有科考功名的，严格算来不及半数。其余均以荐举或功业除授知县或知府。后两个时期的循吏，科举及第的进士、举人数量上升，十有其八，可正经的进士也不过四人。以所谓功名学术衡量，循吏群落在官僚精英中，大抵居末流，然而这并不能遮掩他们高人一头的魅力光彩。明朝有一千一百三十来个县，上面还有一百四十府，一百九十余州，二百七十六年间，“知”府州县的官员何止万千，与之相比，寥寥三十，不是沧海一粟，也是万里挑一，稀缺程度，就连状元也难望其项背。

在《循吏传》中彪炳青史的官员，皆非等闲之辈，可真正在字里行间与他们神交，却有如品茗，开读时甚至有些许平淡寡味的苦涩，待到细读，先前的苦涩，便随“入境”而渐次化为沁人心脾的清新醇香，令人陶醉其中，品至深处，则似打禅入定，于寻常铺陈中寻得自然真谛，从他们的人生点滴中，看到的则是一个个灵动的人生折射出的为官治吏的深邃道理。

其中最能动人心魄的是这些“循吏”，无一不是体恤民生，勤于“福民”的干实事的官。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皇帝朱元璋曾明确指出，“国家任命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循吏三十人，无疑是这一宗旨最忠实的实践者，造福一方，政绩斐然。“福民”，在这班“守令”那里，绝非唬人欺世的标榜，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凡是循吏，均具有勤政惠民的鲜明特征。

淮西勋臣、庐陵人陈灌，在宁国知府任内，“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

永乐二年进士、上虞人贝秉彝，在东阿知县任内，不仅“善决狱，能以礼义导民”，更善于“福民”。“邑西南有巨浸，积潦为田害。秉彝相视高下，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数百顷，民食其利。尤善综画，凡废铁、败皮、朽索、故纸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胶、铸杵、捣纸、绞索贮于库”，后来成祖朱棣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贮济用，工遂速竣”，为当地百姓减除了沉重的物役负担。

泰和人李湘，“永乐中，由国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东平知州”。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以身作则，“常禄外一无所取”。“城东有大村坝，源出岱岳，雨潦辄为民患，奏发丁夫堤之。州及所辖五邑，地多荒芜，力督民垦辟，公私皆实”。

永乐十九年进士、丰城人范衷，任寿昌知县。“辟荒田二千六百亩，兴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区”，政绩突出，“三考报最”，“当迁，邑人颂德乞留”。任汝州知府，居吏部察举廉吏第一。

应天人陈钢，乡试中举授黔阳知县。“县城当沅、湘合流，数决，坏庐舍。钢募人采石甃堤千余丈，水不为害。南山崖官道数里，径窄甚，行者多堕崖死。钢积薪烧山，沃以醯，拓径丈许，行者便之”。施政积善，为民所爱，陈钢重病，“民争吁神，愿减已算益钢寿”。

成化十四年进士，阳城人田铎，任户部郎中时，奉诏振灾四川，“坐误遗敕中语，谪蓬州知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为豪右所据，铎悉以还民。建大小二十四桥，又凿三溪山以便行者”。更为神奇的是，“御史行部至蓬，寂无讼者，讶之。已，乃知州无冤民也，太息而去”。

安岳人汤绍恩，科考及第履职户部，嘉靖十四年“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他为人宽厚，“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袭之”。对待民生困厄，倾以扶助之诚。如果说“岁大旱，徒步祷烈日中，雨即降”，尚有虚幻之嫌，那么在根治常年水患方面，施展的则全是智慧与奋争叠加的硬功夫。其之治所，“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拥沙积如丘陵。遇霪潦则水阻，沙不能骤泄，良田尽成巨浸，当事者不得已决塘以泻之。塘决则忧旱，岁苦修筑”。为治理积患，他遍行水道，寻求根治之策，在三江口彩凤山与龙背山对峙处，探得适合建闸所在，遂兴工建造三江闸，历尽艰险，“修五十余寻，为闸二十有八，以应列宿。于内为备闸三，曰经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闸之溃。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闸患。刻水则石间，俾后人相水势以时启闭。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庙闸左，岁时奉祀不绝”。汤绍恩不仅是好官，还是非凡的水利工程达人，三江闸长四百丈有奇，宽四十丈有余，重达千斤的块石牝牡相衔，胶以灰秫，灌以生铁，有二十八道闸孔，在全凭人工的状态下，用工半年，即建成使用，怎么看，都是史所罕见的奇迹。

万历之后唯一立传的循吏、无锡人陈幼学，业绩同样辉煌。进士及第即授职确山知县。任内一心发展经济，泽惠于民，“积粟万二千石以备荒，垦莱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余头，核黄河退地百三十余顷以赋民。里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余辆。置屋千二百余间，分处贫民。建公廨八十间，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节公费六百余两，代正赋之无征者。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余株，开河渠百九十八道”。调任中牟知县，“秋成时，飞蝗蔽天”。他组织民众扑杀蝗虫，积重达“千三百余石，乃不为灾”。县域遇灾，他以工代赈，“给饥民粟”，让他们整修低矮破损的县城墙，既解灾民之困，又得城池加固之公益，“工成，民不知役”。“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他巧设计宜，公告于民，凡到县衙投牒诉讼，“必入草十斤”，在此带动下，荒地野草很快便被除尽 ，“得沃田数百顷”，都分给了缺少耕地的贫民。县域有一片沼泽，“占膏腴地二十余里”，陈幼学便组织治理，“疏为河者五十七，为渠者百三十九”，排除积水，“民大获利”。“大庄诸里多水，为筑堤十三道障之。给贫民牛种，贫妇纺具”，数量为邻县两倍。升任湖州知府，“霪雨连月，禾尽死。幼学大举荒政，活饥民三十四万有奇”。每到一地，皆有“福民”善举，实属难能可贵。

以上诸循吏所为，俱为一方民生所系，虽事关千家万户，却都是一家一户无力做到的事情，非守令难以为之。可同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因琐碎庸常，费精劳神，无利可图，甚至吃力不讨好，很多人避之尤恐不及，置若罔闻。只有把江山社稷、民生福祉放在心头的循吏，才会把它当回事，全力以赴，把该做能做的事做好。但这样的官员，在当时那个年代，着实不多。循吏之少，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循吏 “福民”，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倾心维护民众利益。在这方面，他们同样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宁海人方克勤，洪武二年，“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当时朝廷“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可三年未到，衙吏便违约征税，“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方克勤一到任，即与民诚信再约“税如期”，并“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盛夏时，“守将督民夫筑城”，他上书中书省，以“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为请，“得罢役”，久旱不雨的济宁随之大雨，旱情全解。当地人都认为以是方知府善政感动上天所致，并作歌谣为之颂，“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朱亮祖率舟师赴北平，船到济宁，“水涸，役夫五千浚河。克勤不能止，泣祷于天。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事虽荒诞，但其心可嘉。“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兰溪人吴履，由府丞迁安化知县。“大姓易氏保险自守，江阴侯吴良将击之”，吴履加以劝阻，认为易氏如此只是“逃死”，而非“反逆”，“招之当来。不来，诛未晚”，吴良听从他的建议，易氏果然受招归顺。后升任潍州知州，“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损耗巨大，吴履为民计，请改牛羊为输粟，“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生死存亡的转换，只在吴履体恤百姓的一念一行之间。

弱冠进士及第的南昌人万观，由御史出为严州知府。“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舟数百艇，时剽行旅。观编十舟为一甲，令画地巡警。不匝月，盗屏迹”。任内“励学校，劝农桑，奏减织造，以银代丝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绩，治行为海内第一”。境内“有芝生尧祠栋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万观不以为然，只曰，“太守知奉职而已，芝，非吾事也”。与动辄以献瑞谄媚谋私的小人行径相比，万观的君子坦荡已远在云壤之上。

泰和人李信圭，洪熙朝以举贤良授清河知县。县制清河有南北之分，这里的清河，应该是我家乡、明南直隶淮安府的南清河，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发现流传五个世纪的《明史》，在《李信圭传》中竟将位于沭河以南、与清河相邻的“沭阳”误作“沐阳”，鸿篇巨制中出此低级讹误，多少有点煞风景。地处漕运枢纽和黄、淮、运交集要冲的清河，“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当地民众苦不堪言。李信圭为此数度上疏，呈请减轻本邑及江淮运河沿线傜役负担，直达天听，“帝亦从之”。“民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夺，民代输租者六十年”，李信圭秉公持论，上疏朝廷，请予纠正，“诏还民”。善政良举，泽被民心，正统元年，李信圭“擢知蕲州。清河民诣阙乞留，命以知州理县事”，主政清河长达二十二年。

维护民众利益，少不了与荼毒民众的权贵抗争，“循吏”自然不乏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铮铮君子。

安肃人赵豫，以靖难之役有功入仕，任松江知府。境内“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与民休息，“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见清军御史李立“专务益军”，牵连无辜，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他皆上章极论，“咸获苏息”。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离开时，“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传为社会美谈。

丹徒人唐侃，正德八年举于乡，授永丰知县。为官廉正，“之官不携妻子，独与一二童仆饭蔬豆羹以居”，为吏民信服。晋升武定知州，任内遇“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又“有议徙州境徒骇河者”，唐侃皆极言其害民之甚，加以阻止，“事并得寝”。嘉靖皇帝生母、章圣皇太后出殡安葬，内宫太监沿途勒索金钱，“宣言供张不办者死，州县吏多逃”。周侃毫不惧怕，“置空棺旁舍中”，太监至时，引至“棺所”，指之而曰，“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诸奄皆愕眙去”。

贵溪人徐九思，嘉靖中，授句容知县。在任“治于单赤（孤苦平民）务加恩，而御豪猾特严”，“隶莫敢至乡落”。为政廉谨，所得公费尽使于解除民忧。“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思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境内有道教福地茅山，朝廷数遣中贵醮神，“县民苦供应”，他便变通，用府中积存的盐引金给尝，“民无所扰”。岁发洪涝，谷价涌贵，“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粜而偿直于官”，他认为，能够平价购谷，皆为富豪之人，而真正需要救济的贫民“虽平价不能籴”，于是施策周济，以时价“粜其半，还直于官”，而以余谷开振施粥，“全活甚众”。两可之间，他所选择的，都是需承担风险的施惠于民。

洛阳人周济，由御史出为安庆知府。任内，“岁比不登，民间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他便借漕粮赈灾，“禁鬻子女者”，疏请免租，“全活甚众”。这些举动，在当时尚属正常，可当“饥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盗劫告”，周济以“民饥故如此”为饥民抒解，要求饥民将所抢粮食数量报知州府，“太守当代尔偿”，则是出格。但如此法外施恩，却更显其爱民情怀的辽阔，“掠者遂解散”，一场风波随之平息。周济病逝任上，“民皆罢市巷哭”。

南海人庞嵩，嘉靖十三年乡试中举，十年后任职留都南京应天府佐贰，历时八年，屡以通判、治中代行府事，不是知府却比知府干得还要出色。爆发严重饥荒，受命监督赈灾，“公粟竭，贷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万七千余人”。“蠲积逋，缓征徭，勤劳徠，复业者又十万余人”。见“民苦役重”，又“力为调剂，凡优免户及寄居客户、诡称官户、寄庄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苏”。“江宁县葛仙、永丰二乡，频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户。嵩为治堤筑防，得田三千六百亩，立惠民庄四，召贫民佃之，流移尽复”。之后迁任云南曲靖知府，“亦有政声”，“应天、曲靖皆祠之名宦”。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循吏”，都会因善政“福民”，留下好“官声”、“民声”，为百姓敬重爱戴。《循吏传》中，这样的案例可谓俯首可拾。

永乐二年进士、龙岩人王源，任深泽知县，“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时年饥荒，“发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输纳，得赎还”。任潮州知府，集民资在城东修复“岁久半圮”之广济桥，立教化亭，“会杖一民死，民子诉诸朝，并以筑桥建亭为源罪。逮至京，罪当赎徒。潮人相率叩阍，乃复其官”。王源“乞休。潮人奏留不获，祠祀之”。这是一种表现。

另一种表现则更为醒目。《循吏传》中，正传三十人外，还有九十四名府州县吏附录。此九十四人，书中记述十分简单，多者百字左右，少则只有数言，就连与包拯、海瑞齐名的大清官况钟，也只有“苏州况钟”四字而已。但就是如此简单的人物记述，竟有八十六人有治地民众拥戴的内容。诚如《循吏传》所言，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

吴桥知县吴原，“九载考绩赴部。县民诣阙乞留，帝从之”。

贵溪知县徐士宗，“三考俱最。民诣阙乞留，诏增二秩还任”。

会宁知县郭完“为奸人所讦被逮”，境内里老赴京师拜伏宫阙“讼冤乞还，帝亦许之”。

永州知府余彦诚，“以征税愆期，当就逮，其父老伏阙乞留。太祖赐宴嘉赏，遣还”。

齐东知县郑敏“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守阙下求宥。帝宴劳，复其官。赐钞百锭，衣三袭”。数年后，“考满入朝，部民复走京师，乞再任，帝从其请，及是，再获宥”。

凡此等等，既是循吏“福民”之福报，也与朱元璋“为政以得民心为本”，“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的民本思想和治政宗旨一脉相承。故而，这一类事件广见于立国之后的繁盛期，亦在情理之中。随着明朝政治百年之后由式微而浑浊，腐败变质，清明的吏治渐次败坏，基础颓唐，大厦焉有不倾之理。

被百姓视同父母的循吏，赢得民心还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官德支撑，即清廉如水和秉公持正。

《明史》记载的循吏，都是廉洁从政的皎皎君子。明成祖朱棣颁诏褒奖治县考绩第一的汶水知县、解州人史诚祖，称道之首即为“持身励志，一于廉公”，至于“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不逊古良吏的业绩，则在从属之列。非“廉公”不成循吏，是一不可颠仆的铁律。

为人清廉者，如永乐二年进士、吉水人张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汤绍恩“性俭素”，居官时，“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袭之”。如此清廉的简朴自律，在百姓眼中，显然有别于令他们恐惧的贪官污吏，彼此的关系自然亲近无别。而在循吏，他们所以如此，也绝非恪守君子品质，洁身自好那么简单，对于廉洁，他们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追求。官历弘治至万历五朝的徐九思，“生平不嗜肉，惟啖菜”，任句容知县，为申明清廉为官的赤诚志向，在自己居室挂一幅《青菜图》，旁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其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菜色”，其中“不可不知其味”，表的是心系百姓疾苦丝毫不容懈怠，而“不可令有菜色”，则是愿百姓永远过好日子为官宗旨的形象展现。将自己甘愿清苦的“菜滋味”与不愿百姓脸上出现“菜颜色”融为一体，造化境界远在廉洁自律的独善其身之上。

至于秉公持正，循吏们的作为更多的表现为对社会底层民众利益倾尽心力的关怀照顾，较之执法公正，不循私情，惩恶扬善，这一“公正”的社会价值意义更为百姓所需所盼，非如此，民众的爱戴尊敬便不会那么炙热和真挚。

时至今日，几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与这些循吏在故纸堆中邂逅神交，之所以依然会被他们感动，为他们的“福民”境界折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怎样的社会环境，怎样的制度背景，“福民”与否，永远是评判其善恶优劣的最高标准，没有之一。

2024.11.03.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