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课闹革命

苏仲辉

引言：《动乱年代》是我自传体文章的第五部分。这部分分为：（一）复课闹革命、（二）一中风云、（三）夺权与反夺权、（四）“反围剿”、（五）运粮与“夺枪”、（六）进攻与反进攻、（七）余波发酵。本次发表的是第一部分：复课闹革命。其余将陆续发表，欢迎批评指正。

五、动乱年代

（一）复课闹革命

北京串联回来，就复课闹革命了。这复课不是回中学，而是回到刚毕业的小学。北京串联，又见到毛主席，被激起的革命热情还在高涨，与原班上的几位要好的同学一合计，就成立了“古二小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他们都认可我当司令。

当时，成立革命造反组织不要任何的审批手续，只要你想成立，谁都无法阻挡你，所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小学也是如此。隔壁班的余志坚、陈泽宪、陈荣三人，就成立了“乾坤赤武工队”。我们高中（1）班的张伟振同学就回忆说，他当时与几位同学就成了“主沉浮纵队”，为什么叫这名字呢？张伟振同学解释说，叫“兵团”人太少，叫“战斗队”又嫌太小，确定为“纵队”不大不小刚刚好。而且还根据毛主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加上了“主沉浮”三字，从而彰显壮志豪迈。当时叶圣同学也成立了“革命到底战斗队”，还与“主沉浮纵队”发生了“冲突”。

我们成立的“古二小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虽然没什么“文化”含量，但“造反与联合”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用语”，“司令部”的名称，听起来“行头”也大，“派头”也足。刚成立时动静也确实不小，我到刻印社（实际上就是街边的一个刻印小商铺，店铺名称为刻印社）去刻“司令部”的章，刻印师傅问我要刻多大的？我心里没数，就倒问师傅应该刻多大的？师傅说没有规定，说着拿出刚刻完还没被取走的一枚章给我看：“古田县红色造反兵团”。这枚章大慨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务院的章那么大。我说也刻这么大的。师傅说你们是小学生，章应该小一些。我说那也不能太小，小了被人看不起。

刻完章，又去制作了一面“军旗”，“军旗”的面料是绸缎的，也很大，在上面印有黄色字体“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军旗”要对外展示，省去“古二小”三字，更显的气派、高大。然后到校教务处领了刻字的钢板、蜡纸和纸张，我这“司令”亲自操刀，刻写了一份《宣言》，内容就是七抄八凑，喊几句口号而已。在学校教室的外墙上贴一些宣传标语，造造声势，而后就开始“招兵买马”，发展队伍。我们印刷了几百份的《入伍申请表》分发到低年级的所有班级，低年级学生就是10岁左右的小孩，他们一般都填不来，都要拿回家叫父母亲帮填，而我们这表格本来就没有设计好，就有许多小学生带着他们的父母来学校咨询。这些来的家长他们看到我们也是几个孩子，就感到有点惊讶，也就不怎么当回事了，但他们都还热情，为我们指点表格要怎么设计，下一步要怎么做。真是宾为主，主为客了。

一起组建的徐孝芳、黄世清、吴德智等几位同学没几天就“不见踪影”了，但加入了林顺琛等几位六年级的同学。那时学校有五年制的和六年制的，六年级与五年级一起都是66年同时毕业，又同时返校复课闹革命。这些同学年级虽只比我们大一点，但有主见的多，林顺琛就说我们这“司令部”不能只当“口头革命派”，要有一些实际革命行动，也就是说要对古二小的“走资派”进行批斗，多数人意见要开一场批斗校长林秀钗的大会。但我坚决反对，我认为林秀钗校长已经被批斗过多次了，再批也没啥可批了。林秀钗校长虽然是“走资派”，但我对她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刚当少先队中队长时，她找过我谈心，对我的鼓励还是很暖心的，她有一句勉励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你比你几个哥哥书都读的好，要继续努力，一定会有好的前程。所以，我在参加批斗林秀钗校长时，会场上高呼“打倒林秀钗，砸烂------”，我一句都没喊。我的意见是去揪斗教务处黄主任。这位黄主任对学生很凶，平时学生都怕他，而且有一次我与一位女同学发生争执，明明是我有理，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狠狠地尅了一顿，没有几个男生对他有好印象。在我的坚持下，他们都同意揪斗黄主任。但没想到，当我们要付诸行动时，得知他因猥亵女同学被公安局带走了。又有人提出要斗谢老师。谢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也当过六年级的班主任，书教的非常好，是个才艺双全的老师，缺点就是对学生特别严厉，但这提议分歧也很大，最后没有被通过。

那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批斗之风盛行，竟至于斯：师长可轻易批斗校长，学子亦可肆意指谪师长；无知者竟胆敢妄议智者，愚昧之力竟欲撼动文明之光，落后之势企图颠覆先进之基。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及教师等群体，皆如同置于砧板之上的鱼肉，任人随意宰割，其境遇之悲，令人扼腕。

书生议政，纸上谈兵，一事无成。其实，这时的形势直转之下，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不久学校就空无一人，许多教室的窗户被打破，课桌椅被损坏，财物被偷窃。我们成立的“古二小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自然而然地就鸟兽散了。我把“司令部”的印章与“军旗”带回了家，被我从鹤塘供销社回家探亲的父亲知道后，第一时间就叫我要销毁印章与“军旗”。父亲说：“现在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揪出来了，都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小孩子还在折腾什么？注意秋后被算账。”这话似乎说的有道理，最大的走资派都被打倒了，还要再揪斗谁呢？没人揪斗，那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但，这话被事实证明是错了，文化大革命还是整整延续了10年。我母亲也在骂：“林校长是个多好的人啊！你们怎么会这么没良心，去批斗一个孤寡的女人！”我母亲的骂，似乎更有道理与深刻的含义。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教会在在旧城一保后巷创办黄氏女塾（毓馨），民国二年(1913年)，女传教士胡美琼将其改为幼稚园，民国17年(1928年)正式改名为毓菁小学。1951年9月，县人民政府接办该校，改名为古田县第二小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二小学还被称为红旗小学，1979年恢复第二小学名称），林秀钗出任校长。林秀钗是一个基督徒，人长的清秀文雅，终身未嫁，一心为教育，她在当校长十几二十年期间，第二小学一直是全县先进教育的标兵，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家6个兄弟和表姐弟，从旧城开始都先后就读于第二小学，母亲也因交学杂费困难等事多次找过林秀钗校长，母亲对她的印象特别的好。

不得不承认，我这一生上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培训学校，经历过多个不同的学习历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二小学期间学的知识最多，读的书（小说）也最多，与校长老师的关系也最融洽；如果没有小学的扎实基础，很难想象我能考进大学，还能有后续的学识增长。第二小学给了我许多，但我却以“斗争”的形式与其告别。真的像我母亲说的：你们这些人太没良心了！

我年老了，能清醒地回顾自己曾经置身于的那段特殊历史的经历，而这种清醒并非源自于对那段疯狂且荒唐岁月的简单记载。它更多地源自于在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交织面前，我所经历的狂喜与迷惘。我曾崇拜并参与过某些历史阶段，也曾质疑并参与过对这历史阶段的否定。若说我从中有所收获，那仅仅是在年老之时，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得以重新认识一个不再丑陋、不再模糊的自我。

我已经没有学校可复课了，也没有组织可参加闹革命了，但古田一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却如火如荼，古田的文化大革命却风起云涌。

以下三张照片均下载于网络，为古田县第二小学的老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