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短暂的历史，永恒的大学

成者荣之

文 | 成者荣之
图 | 同行好友
历史遗迹 | 西南联大旧址
背景音乐 | 《西南联大校歌》

说起西南联大，那是一段令中国知识界骄傲自豪的历史；走进西南联大，一股爱国、自强、独立的学术之风扑面而来。

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战中高校办学的一个特殊学校。1937年11月，由国立北大、清华和私立南开在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因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八年抗战，西南联大八年办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其学术可歌可泣，其精神可学可继。

2015年7月，与陈鹤鸣、张丽君等一行，以敬仰之心参观了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区内的西南联大旧址。

来到云师，只见正门东侧墙上镶嵌着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16个金色大字。旧址处有西南联大纪念碑、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梅园、民主草坪、李公朴先生衣冠冢、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以及镌刻有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等。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馆藏文物有一千多件。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 2015

参观西南联大，引发我太多的思考与启迪。

在抗战的紧急关头，政府没有忘记教育，而且投入重金保教育。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北大校长蒋梦麟三位教育家在危难时刻的担当，尤其是一直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的民主治学，令后人望其项背。师生南迁长沙，继而迁徙到昆明，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

特别是在搬迁过程中，艰苦曲折。其中有200多名师生徒步横穿湘黔滇，历时两个多月，步行1600公里，才到达昆明。一路上，政府任黄师岳中将为旅行团团长，一路精心护送。既体现出师生有热血豪情和勇敢、坚韧精神，也表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来到昆明，办学条件艰苦，但西南联大办学热忱和治学精神不减。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三千多名学生有三百多名教师执教，而且大师云集。文学系有朱自清、胡适、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外语系有叶公超、吴宓、钱钟书、朱光潜，历史系有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吴晗，哲学心理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算学系有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系有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钱伟长，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赵九章，政治学系有钱端升、罗隆基，商学系有陈岱孙，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有沈从文……直到我们这一代，这些先生的名字仍如雷贯耳，他们的研究成果引领着一个时代文学、哲学和和理工学科的发展。

西南联大办学八年间，毕业三千多名学生，可谓人才辈出。其中一千一百多名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有些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空军，在抗战“驼峰”航线上与美国飞虎队一起血洒长空，其事迹何其悲壮。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大部分学生成为科学精英，有些成为泰斗。西南联大共有174人当选为“两院”院士，其中不乏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不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邓稼先、唐敖庆等人的名字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带头发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集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发表反战演讲；四名学生被杀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遭枪杀；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主持李公朴追悼会和记者招待会后也遭杀害，又酿成“李闻惨案”。

在西南联大旧址，看过民主草坪、李闻衣冠冢和“一二·一”四烈士墓，心生敬畏。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民主、和平，面对当局的丑行，英勇无畏，敢于揭露和批判，是有血性、有骨气、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们尽管拿着当局的俸禄、受到当局的资助，但为了真理，为了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知识分子的脊梁绝不受任何利益的诱惑而扭曲。

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歌词是这样写的：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从西南联大，想到民国时期的那些先生。

在《先生》一书中，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竺可桢、马相伯，一个个身躯柔弱、精神却顶天立地的先生形象犹在眼前。他们不光有令人仰慕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追求自由民主的仙风侠骨和独立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