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早期革命者一汪雨湘

叶皖明

老炮楼解放前是开明仕绅汪老八家的，楼下当时建有二三读书会，供明光进步青年汪道涵等学习用。

汪雨相（1878~1963），名树德，字霜。1899年入泮，授教蒙馆。1905年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安徽师范班,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宿州志成师范、湖南长沙楚怡初等工业学校。1910年任明光缉熙两等小学堂堂长。1911年任柏文蔚第一军团秘书,后任安徽旅宁教育会评议部长,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芜湖甲种农业学校教员、校长,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1923年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26年任盱眙县教育局长。1932年嘉山设治后,任财委会委员长、安徽通志馆嘉山采访员,编纂出《嘉山县志手稿》。1937年去延安,后历任教员、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

1941年被选为延安市参议员、市政府委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家庭三代佣商，自幼苦读，1899年考中秀才，1902年，开始在家乡蒙馆执教。1904年，因不满清廷腐败统治，不愿意再按科举模式教书误人子弟，经滁州知州熊鞠生介绍回盱眙县备文保送出洋留学。1905年赴省府安庆，考取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附设安徽速成师范班。留日期间，他与著名爱国志士陈天华有过交往。陈天华发现汪雨相毛笔字功底深厚，就将汪雨相举荐给孙中山，汪雨相因此成为孙中山的文书，并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你的字和你的人一样英俊。”这一年，汪雨相积极参加反抗日本文部省代满清取缔留学生规则罢课运动，任本校纠察队长之一。四川籍同学李誉龙见汪雨相非常愤恨清廷，思想激进，就介绍他加入孙中山所组织的同盟会为会员（辛亥革命后转为国民党员）。1906年，汪雨相卒业。他没有留在日本东京继续从事同盟会工作，而是以“本人心慈，英勇不足”为由回国从事教育工作。这是汪雨相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他选择了地方教育事业，同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曲折。

在留学日本期间，汪雨相结识了一个特别人物——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年轻气盛，用母亲变卖首饰得到的钱自费到日本学习军事，结果被军校拒之门外，很不得志。汪雨相很同情蒋介石，多方劝慰，并将蒋介石介绍给了在日本学习法律的陈其美，陈将蒋介石推荐给了孙中山，蒋介石由此受到孙中山的器重。

1906年底，汪雨相满怀激情返回家乡，带着理想和抱负前去晋见知县梁孝通，陈述日本新式教育，以图改革地方教育，振兴地方教育。可梁孝通听信劣绅挑唆，拒绝接见，并派人将汪雨相哄离县衙。汪雨相异常愤恨，借得盘缠只身前往南京两江总督府试图宣传新学，控诉盱眙官绅恶行，结果同样碰壁。至此，汪雨相彻底放弃了对清廷和地方官绅的希望。

正在此时，明光地方学者、开明士绅、汪雨相表兄李泽同来函，约请汪雨相回明光创办小学，汪雨相以学识浅陋为由婉辞，希望补习后再回明光共事。李泽同很快复信，愿意借资帮助汪雨相解决3年生活和补习费用，汪雨相非常感激，于是回到明光，与李泽同商讨了具体事宜。

1907年，汪雨相考取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数学理化分类科，1909年毕业。1910年春，他被宿州志成师范聘任为教员。后迫于电召赴“学部”复试，遭挫未果。同年秋天，赴湖南长沙任“楚怡”初等工业学校教员。不久，李泽同来信，央请汪雨相回明光襄助地方小学事宜。汪雨相饮水思源，于年底辞馆，回到明光帮忙。

1911年，汪雨相就任明光缉熙两等小学堂堂长。后得李泽同资助川资，汪雨相再次赴“学部”复试，获得奖励。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两天后消息传到小镇明光。很快，汪雨相接到故友柏文蔚来信，称自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部缺少文职人才，诚邀汪雨相赴南京浦口，共创大业。汪雨相喜出望外，当即停学，投笔从戎，到南京浦口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一军柏文蔚军长秘书兼教授柏文蔚子女。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以民国纪元。汪雨相很想通过柏文蔚引荐，拜见赏识过自己的孙中山，但孙中山太忙，未能如愿。不久，汪雨相在南京组织安徽旅宁教育会，任评议部长，当选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代表。3月初，汪雨相收到安徽都督孙毓筠通过教育司转写给他的信，鼓励他办学从教。汪雨相觉得自己的长处是教育，于是他告诉柏文蔚，想离开军队，重返教育部门，柏文蔚一直予以挽留。几个月后，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劝汪雨相走从政当官之路，汪雨相以愿在教育上过清贫生活为由婉言谢绝，最终离开军队，继续践行自己教育救国的梦想。1913年，汪雨相任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宣扬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文化，抨击旧礼教旧道德。

1914至1919年，汪雨相任芜湖甲种农校理化教员。由于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教学中，他始终坚持向学生宣传进步主张，反对尊孔读经，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与学生一起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主动参加反对卖国条约“廿一条”的集会游行等激进活动。

汪雨相一向非常关心家乡教育事业。五四运动时期，明光的文化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状态，学生大都在放置戒尺的私塾里苦读四书五经。那时，已接受进步思潮留学日本归来的汪雨相，目睹家乡教育落后状况，决心兴办学校，开创新文化。在学校选址、兴建校舍、购置教具、延聘校长和教师等方面，汪雨相都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事躬亲。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1919年办起了明光公立国民小学，该校有6个班，招收学生193人，其中女生58人。接着又办起了私立明光初级中学（现明光中学），3个班，招收学生91人，其中女生30人。这是明光教育史上一件推陈出新的大事。汪雨相任明光学务专员兼首席校董，倡议任人唯贤，借才异地，聘请校长和教员，得到一致响应。由于他办学有方，工作一丝不苟，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1921年春，汪雨相回到芜湖甲种农校任校长。当年秋，调任滁州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兼教员。1923年夏改任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后调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24年，因愤恨马联甲督皖，他被解职，仍回明光襄理地方教育。

1926年，汪雨相任盱眙县教育局局长。当时，盱眙地瘠民贫，文化不兴，又值军阀混战之际，县内匪患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汪雨相受命于危难之中，不辞艰辛，以振兴该县教育为己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青年一代。在此3年任期内，他大力组织整理教育款产，力主经济公开，印发教育产款收支实录，反对贪污腐化不遗余力，招致贪官污吏仇视。一些地痞、流氓在贪官劣绅的授意下，蜂拥闯入教育局，捣毁什物，殴伤汪雨相背部。是年夏，汪雨相赴省会充任建设会议代表，坚决向安徽省民政厅、教育厅两厅辞职，得到允许，并由汪雨相举荐人选取代自己。

1927年，北伐军北上，蒋介石特地将铁甲专车停靠在津浦线明光车站，接见帮助过自己的故友汪雨相。为欢迎北伐军，汪雨相组织了几百人前往车站。（在现在明光的洼地上，现建为南湖公园）蒋介石当场发表了讲话，傲气霸气十足，令汪雨相大失所望。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汪雨相带领和影响一批国民党党员集体退出国民党，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关系。

1929年，汪雨相应朋友之约，任山东省教育厅科员，因政见不合，3个月后辞职返回明光。1930年，应朋友之约，任浙江海盐县政府秘书，又因政见不合，1个月便辞职归里。

1932年冬，嘉山县建立，区划大部分来自于盱眙，汪雨相被任命为嘉山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到任后，他致力于打击土豪劣绅侵吞公产，结果受到当局排挤而去职。从1933年开始，汪雨相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专心致力于嘉山县志的采访和编纂事务。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基础上，县内的一山一水，一桥一路，他都亲往观察记录，然后广征博采，详加考订，终于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积数年之力写出极其珍贵的第一部《嘉山县志》手稿18本20余万字。

此后汪雨相将县志手稿带在身边，即使在战乱时期也一直珍藏着。1959年，当他得知家乡要修新县志消息后，非常激动，毅然将自己保存多年的《嘉山县志》手稿赠送给嘉山县人民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沿沪宁线北进，即将攻陷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明光也危在旦夕，无法再待下去，决定自身和家族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对此，汪雨相已早有准备，等到秋收结束后，他借得旅费，抛弃一切房屋财产，于12月10日毅然率领家眷及亲友青年男女共28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六旬老人举家投身革命，实属罕见之事，一时被传为佳话。汪雨相一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

很快，其长子汪道涵（原名汪导淮，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海协会会长）、次子汪导江又由延安出发，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打回老家嘉山县。

汪雨相则留在陕北做抗日工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文化教员、安塞小学教员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1941年被选为延安市参议员（驻会议员）、市政府委员。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于1948年6月15日被批准入党。

后汪雨相因年迈退休，1949年迁北京居住，1963年2月逝世，享年85岁。

汪雨相由清末的一位秀才，到同盟会员，不断追求光明和真理，终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终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一生面临多次重大人生选择。他抛弃封建孔孟思想后，开始信奉孙中山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来信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辅助农工”。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雨相果断退出国民党，坚定地加入了反蒋队伍。这些都是汪雨相人生的重大选择。而最关键最艰难的一次就是选择共产党。

一开始，汪雨相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他选择共产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汪雨相就听说了，但他一直没有主动接触共产党，也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长子汪道涵。1933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汪道涵（当时叫汪导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1月初，在上海外滩组织的一次“飞行集会”中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好在汪道涵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汪雨相得知后，通过亲族合力筹款，利用早年朋友等各种关系，终于将汪道涵营救出来。汪道涵出狱后，拒绝在国民党《紧要启示》抄写件上签字，让汪雨相看到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革命青年的凛然正气，儿子有如此骨气，令他非常欣慰，但他并不知道儿子本人就是共产党员。

汪道涵出狱后回到明光，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与李纯儒等爱国青年组织“二三读书会”（在现在的明光老县医院砲楼下）。

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讨论国家大事，传播进步文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号召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并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通讯》等进步书刊送给汪雨相阅读，使得苦苦思索中的汪雨相心中渐渐明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完整的认识。

抗战爆发不久，汪道涵在家中与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明光进步青年筹备组织“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随后又发动明光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抗日快报》，积极宣传抗日。此时，汪雨相已意识到汪道涵等进步青年可能就是共产党，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彻底的，非共产党是不能救国的”，于是才有了举家投奔延安的决心和空前壮举。在国家、民族、家庭、人生最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陪都重庆，而是选择边区延安；没有选择故友国民党统帅蒋介石，而是选择素不相识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选择当时自称强大的国民党，而是选择艰难发展中的共产党。

1940年，汪雨相在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工作。

“益信共产党所倡议新民主主义才能抗日必胜，救国必成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彻底解放民族的”。

根据史料编写 明光市叶皖明

202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