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我们那英雄杨子荣

五哥放羊

我们那英雄杨子荣

文/刘嘉陵

许多年以前，沈阳城的男孩子中间，流行过这样一段顺口溜，其中几句是：

杨子荣，假胡彪，

坐在炕头啃年糕，

气死老匪座山雕。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顽童早已长成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比当年那位冒名顶替的侦察英雄还要大上几岁，而他们的孩子们却不再知道也不想知道杨子荣是谁了。他们中间流行的是另外一类顺口溜：

假冒经理，

参加婚礼，

人家吃饭，

他啃苞米。

想当年，便是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包括小女孩跳猴皮筋时哼的歌谣，也带着英雄崇拜和尚武精神的痕迹，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覆盖渗透的结果。不过英雄们也未免潇洒得离了谱儿，他们神通广大，战无不胜，略施小计便可置顽敌于股掌之中。你瞧，我们的侦察排长子荣同志啥也不必做，只消坐在炕头啃啃年糕，便能把崔旅长活活气死，这得算是革命浪漫主义之最了。凡是捧着曲波小说《林海雪原》长大的过来人都知道，41岁的杨子荣打进匪窟之前的蹒跚行程中，啃的是冰冷的秫米饭团，渴了就吃几把林中的白雪。更不妙的是那种前途未卜的心情，凶多吉少啊，谁敢保证他就一定能骗过老奸巨滑的座山雕呢？

不错，他是会讲一大串土匪的黑话，知道在“天王盖地虎”的后面接上一句“宝塔镇河妖”，坎子礼什么的也不在话下，还会哼几句土匪中的流行金曲“提起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可假的毕竟是假的，纸里包不住火啊。

子荣同志倘若当年没有牺牲，二十多年后看到舞台上的童祥苓唱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时那样豪气冲天，老人家一准儿会苦笑的。唱京剧的杨子荣面对有声无形的“猛虎”，比景阳冈上的武松和真正的杨子荣精彩多了，一个凌空大劈叉，枪声也同时响了。老虎一枪毙命，“天灵盖都打碎了”。可是面对土匪的喝彩，唱京剧的杨子荣却还满不在乎地说：“它撞到我的枪口上啦！”

我们重新翻读《林海雪原》时发现，面对突如其来的猛虎，杨子荣和《水浒》里的武松一样，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子荣先用步枪打了一枪，不成，是个臭子儿。慌忙之中又抽出大肚匣子，哗的打了一梭子，还是不成，连上梭子的时间都没有了，只得再次换上步枪，却打了好几发空枪。眼看要山穷水尽时，才射中虎口，令那大虫“仆卧在雪地上，只有一条尾巴乱绞了一阵，死去了。”而子荣的步枪那会还固定在匕首和树干之间呢，他的四肢仍在颤抖。子荣是头一次见到活着的东北虎啊。

样板戏年代我们之所以对英雄们无比神往，没别的，就是觉得当英雄是件美差，是个肥缺，名满天下，却还那样妙趣横生，有惊无险，就是一个潇洒啊！走到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围前围后，矮扁扁地簇拥着你，亮晃晃的追光走哪儿跟到哪儿。少年时代，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迷狂状态中走近京剧《智取威虎山》的。

1968年，坐落于沈阳北市场西侧的辽宁京剧院里首次上演《智取威虎山》，那时候现代京剧还用民乐队伴奏呢，加上西洋乐，用圆号吹“打虎上山”的前奏音乐是以后的名堂。沈阳的老式戏台小而多尘，台上铺着一张非常陈旧的编织地毯。从前那些才子佳人就在这张旧地毯上咿咿呀呀，甩着水袖。现在，工农兵终于夺回了舞台，在那上面叱咤风云，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可脚底下依然是那张褪了色的旧地毯。杨子荣在上面打旋风脚，少剑波领着小分队战士一蹲一起做滑雪动作时，那旧地毯（和它的味道）让人不舒服，怎么努力也没法把它想像成皑皑白雪。《急速出兵》之后的大型滑雪舞蹈，民乐队中的二胡、琵琶、中阮和三弦勉为其难地使自己尽可能雄壮一些，迅疾一些。翻跟头、折把式的武生们与民乐队共享一个狭小的舞台，两种力量之间只一板之隔，大家都小心翼翼，互相照应。最后一场《会师百鸡宴》，开打时，我们发现民兵和土匪、杨子荣和座山雕之间一面打着，一面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各自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谁也别伤着谁。

但我仍然非常迷恋那样的演出。有几次我都是从后几场开始看的，并且一直站在过道上，因为我是个没有戏票的小混子。这家剧场二楼的厕所一直开着窗子，从后院到那墙下张望一番，就觉得那简直像是高一点的一楼。墙角刚好又支棱八翘地堆着一些木头架子，我和一些胆大的男孩子就从那儿三番五次爬进二楼厕所，潜入剧场。有一次，几个小发烧友都爬上去了，我最后一个爬到窗口时，刚好把门的老头来上厕所，看见我他大吼一声，吓得我匆匆顺原路退回。

过了十几分钟，我重新鼓起勇气，告诉自己说，要是你这点险都不敢冒，你就连那个点头哈腰的小炉匠都不如了！我再次爬上窗口时，厕所里倒没人了，可几米外的栅栏里面却有几个演员正在休息，一个扮夹皮沟群众的女演员望着飞檐走壁的我，喊了一声：“喂！”我慌忙回望了她一眼。哇！那真是个英姿飒爽的女演员，她化着浓妆，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粉色格上衣，浑身上下充满了革命美女的魅力。我正在空中愣神的时候，她又说了一句：“你？怎么回事？”她的口气虽然凶了一些，但一点都不吓人，因为她太漂亮了，况且还扮着“自己人”。我没再犹豫，一步就跨进了二楼厕所。

　　跑到剧场里时，戏已经演到第四场《定计》了，少剑波正在唱他的西皮原板“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少剑波是杨子荣的顶头上司，在小说《林海雪原》里他是主角，年轻英俊，大权在握，代号二〇三，是个前途无量的一号种子选手，三十六人的小分队里唯一的女性白茹“小白鸽”，对这位年青首长产生了爱慕之情，剑波后来发现自己也堕入爱河，他的四十四行长诗《万马军中一小丫》可以为证。可谁料到，京剧版的《林海雪原》经过了文革前后的反复折腾，剑波渐渐地由主而次，变成了子荣的绿叶，尤其是“三突出”原则时兴后，这位正营职的一把手在舞台上处处陪衬着他的部下杨排长，集体行进的场面，他甚至矮着身腰屈居排尾，让部下杨子荣高大地站在排头，挥手指方向。

这同其他样板戏都大相径庭，无论是《沙家浜》《红色娘子军》，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一号人物都是清一色的党支部书记，一把手，这样的设计显然比《智取威虎山》更符合中国特色。尤其不幸的是，少剑波在定稿的1970年版的《智取威虎山》里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得了，只剩下一个没滋没味的符号——“参谋长”。而他的情人白茹也没有了叫名字的权利，变成另一个没滋没味的符号——“卫生员”。为了彻底灭掉我们大家的念想儿，京剧团还特意选了一对老成持重的大叔大婶扮演那两个不幸的人儿。所有读过《林海雪原》的读者再看戏时，无不心有戚戚，好端端一对有情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二〇三一天天走出我们的兴奋中心。

因此，1968年春季，那个从厕所悄悄潜入剧场的男孩子，在过道上眼看着少剑波在表演，心里却盼着这片级别很高的“绿叶”早些唱完，让他所陪衬的英雄部下尽快上场。我们多喜欢后者那一身匪气和满嘴的黑话呀。

那个对我喊“喂”的革命美女和那个把门老头谁也没有穷追猛打，把我这个异已分子清理出去，我得以站在过道上一直受完了革命传统教育。我真要感谢这两个好人。

戏演完后，谢幕的时候，身着虎皮坎肩的杨子荣站在全体演员的最前面，优美地打着拍子，指挥观众们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个庄严神圣的时刻，我夹在观众中间，一面唱着“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一面盯住子荣看个不休。他的一生让人着迷，既是个钦定的英雄，可又允许他喝喝酒，说说黑话，放松放松。这样的英雄谁个不爱，谁个不羡，谁个不想当一当啊？

但我们知道，即使是没有任何战争危险的戏中的杨子荣，也并不好当。

样板戏年代有一位山村杨子荣，他没有童祥苓那样优越的演出条件，他的舞台是土堆的，而且设在露天。这位杨子荣白天的身份是生产队里的小队长，有无穷无尽的土方等着他和他的队员们挖除。已经是旧历十月了，必须赶在大地冻实心之前完成农田基本建设任务。这在那个时代的东北农村，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刚好是个供电的日子，山村为了欢迎一支解放军的拉练队伍，晚上上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小队长摇身一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杨子荣。许多年后，我的臃肿黑胖的朋友提起那个夜晚时，笑眯眯地说，他们那支知青为主的演员队伍当时演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全剧”。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依他们那会儿的条件，即使把一个“选场”完整地演下来，也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故事就发生在最后一场，“会师百鸡宴”的武打场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严格按照样板戏规定的套路开打的，反正我的朋友，那个当年黑瘦黑瘦的杨子荣忽然在土台子上翻起了车轱辘把式，但愿所有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什么叫“车轱辘把式”，那是真功夫之外的一种武术赝品，又叫“侧手翻”，电影《小街》里张瑜和郭凯敏都比试过，道地的小孩子的把戏。

杨子荣连续翻了几个车结辘把式，戏剧进入高潮，掌声雷动。就在他马上要功德圆满之时，真正的戏剧出现了。天气寒冷，舞台又毫无弹性，尤其不妙的是，白天他已经战斗得精疲力尽。我的朋友忽然侧歪下来，他的脚崴了。如果这事摊在我身上，我想我只能抽搐着面部神经站起来，向台下的亲人解放军道声抱歉，然后一瘸一拐走下台去。而我那可敬的朋友为了杨子荣的面子也为了《智取威虎山》的面子，决不甘于失败。他咬紧牙关，索性在土台子上一个接一个地打起滚儿来。他的目的是一直滚到台侧，然后堂而皇之地脱离假定角色的束缚。这种创造性的妙举令人误认为是剧情的合乎情理的发展，我甚至觉得，这同梅兰芳大师处理舞台意外情况的创造性“救场”可以媲美。

台下大军的掌声更加热烈了，山村杨子荣脑子一热，又多打了几个滚儿。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忽然悬空了。

他跌落得很不是地方，差不多在舞台的正前方。

在一次豪华的晚宴上，我的朋友讲起这档子往事时，引起哄堂大笑。

我们当年都是童祥苓的崇拜者，我们都把童先生想像得过于幸运。多年以后才知，童先生并不比他扮演的英雄原型更顺利。

童祥苓生于1935年，江西南昌人，工老生，宗余派，“文革”前曾出演过《乌盆计》《胭脂》等传统京戏，并且还获过奖。1962年他在戏曲影片《尤三姐》中，居然成功地扮演了风流轻薄的公子哥儿贾琏。但这些经历许多人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我们情愿他永远都只是英雄杨子荣。样板戏年代童祥苓三四十岁正当年，唱念做打无不精力充沛而又炉火纯青。他脸上一根胡须都不用留，也无须唱“提起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更不必勉为其难地给土匪讲蝴蝶迷和郑三炮的猫腻儿，居然就深得上上下下的爱重，连小匪都说“还是九爷好”。这假胡彪当得也忒来劲了。

但“文革”中及“文革”过后，他也受到过各种冲击，和姐姐童芷苓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如出一辙。这位南方人大老远的跑到东北鞍山唱了好几年古装戏，就很说明问题。1986年我们第一次从彩色电视机上看到“文革”后的童祥苓先生时，发现他已不再年轻，身材矮小了许多，因为少了一顶狗皮棉子，头部也魅力大减。他穿着西服扎着领带的样子我们一点都不习惯，可没容我们多想，他已在京胡和交响音乐声中唱起了“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那唱腔依旧是响遏行云，声震旷野，令晚辈望尘莫及。然而他身上的沧桑之感，也让人眼热鼻酸。

我最后一次在荧屏上看见童先生大约是1995年，那是浙江卫视台在播放他的专题片。童先生一家四口——三个京剧演员和一个不喜欢京剧的人，在上海一个十分普通的地方开一间十分普通的小吃店。从镜头上看，那小店很整洁，但也很狭小，区区几张小桌，我们没看出什么财源茂盛的迹象。

片子的结尾是，夜已渐深，童先生一家人团团围坐吃完了面条，仔细锁好小吃店，开始往家里走。已呈明显老态的童先生穿着老头衫和家常短裤，一面两手叉腰、不停地活动着腰部，一面对继续跟踪的电视台记者谈起了京剧这门古老艺术的前途。

那时候夜上海依旧灯火辉煌，马路上人来车往，我们崇拜了半辈子的英雄杨子荣啊，一副寻常百姓模样。他笑得那么慈祥，就像我们的老街坊邻居一样。

（原载于《青年文学》199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