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相隔情永在，一生一世寄相思

杨观达

　　这是二十世纪发生在浙江平阳江南垟张家堡的一个故事。一位父亲杨士琳大学毕业后，担任高校教师，但青年丧妻，不再续弦，独自养育子女成长。长子杨宪棠留日归来时，投身于赣南抗日宣传，抗战结束后，转任省立高等水产学校校长。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中，随蒋经国前往台湾，开启了四十余年的曲折生活，宛若一首悠长的离歌，承载着这家三代的悲欢离合，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人生乐章。

保存于龙湾文博馆的杨慕侃乡试硃卷

一、诲人不倦‌

1900年，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平阳地区亦未能幸免，神拳会事件危及了江南垟的社会安定，在清政府与江南团练领袖杨镜澄、刘绍宽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得以平息。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我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面貌，更成为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同年8月27日，张家堡后仓大夫第的南头大宅内，一声婴儿的啼哭带来了新生的喜悦。举人杨慕侃躺在床上，满心欢喜地迎来了次子的降生，取名为士琳（名莹孙，字润夫），寓意着珍贵、美好且积极进取的人生。
杨慕侃，字子訚，号甓廎，亦字亦陶，1889年与诸葛钧一同在乡试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中己丑恩科举人。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1891年他突患恶性痢疾，被迫放弃赴京考进士的机会。两年后，当他满怀信心准备第二次冲刺会试之际，双腿足疾却突然恶化，遍访名医未能治愈，从此卧床不起，科举之路就此中断。
杨慕侃逐将未竟的梦想寄托于长子詒孙（字公燕）与次子士琳身上，然而命运似乎再次捉弄于他。1902年，当时霍乱疫情肆虐，杨镜澄与杨慕侃等乡绅相继染病去世，家族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同窗十四年的表哥刘绍宽在诗中深情地写道：“庚子随仲舅，乡邦靖氛逆。始知家国忧，匹夫与有责。壬寅秋疠盛，仲舅忽罹疫。一门集三丧，悲风重凄侧。”这首诗不仅是对亲人不幸的哀悼，更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刻沉思。
杨士琳之母李老孺人，出身名门望族，乃东谢按察使照磨衔李尊三之掌上明珠，在丈夫杨慕侃不幸离世后，她毅然挑起了培养两个儿子的重担。在自家的私塾里，两个儿子不仅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还时常得到表伯刘绍宽和堂叔杨悌等前辈的悉心指点。为了延续杨家血脉，1915年，在母亲的安排下，年仅15岁的杨士琳迎娶了鳌江名儒王筠园的曾孙女王蕴如为妻。王蕴如自幼受父亲王洛勲的熏陶，熟读诗书，知书达理，尤其擅长书法，是当地有名的才女。
婚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与甜蜜。1916年，大儿子杨宪棠（号字茵湖）出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尽的欢乐。1925年，次子杨宪杲也来到了这个世界。然而，命运弄人，次年妻子王蕴如因病离世，给年轻的杨士琳留下了无尽的哀伤与孤独。他生怕后母难以如亲生母亲般待子，便承载着对妻子的无限哀思，坚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七十年如一日，令人动容。
1915年，杨士琳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与日后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结为同窗挚友，他们的数理老师则是张家堡中仓的杨霁朝，他是十五岁就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小神童。在校期间，杨士琳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19年，中学毕业的杨士琳顺利考入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科，成为该校的首届毕业生；1923年，他因在校期间表现优越，被学校优先聘任为数学教员。
1928年，因妻子去世，家家繁重，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教职，转赴杭州穆兴初级中学任教，以期为孩子们谋求安定乃至更好的未来。
穆兴初级中学是一所具有特殊性质的穆斯林学府，它不仅接纳回族学生，也欢迎汉族男女学生入学。对于回民子弟和教师子弟，学校实行免学费政策，并提供住宿与伙食，这减轻了他培养两个子女的经济负担。
由于学校初中部初创，师资力量相对紧张，一位教师往往需要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杨士琳面对部分不擅长的课程，深感压力之大。于是，他向表伯刘绍宽求助，希望通过刘绍宽与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埔军校管理处长戴任的私人交情，为自己调换岗位。刘绍宽在1933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今日晴，阅《思辨录》三卷毕。杨润夫（士琳）莹孙任教于杭州穆兴中学，因教学压力，乞我致函戴夷乘，为其另寻教职。我遂致函戴夷乘之父立夫，由润夫自行转交。”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36年，杨士琳的大儿子杨宪棠在浙江省立十中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水产大学深造，小儿子则留在国内，就读于平阳县立初级中学。

杨士琳早期与学生合影

二、邂逅蒋家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显露，激起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杨士琳，这位深谙大义的传统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庐山暑期训练团的首期训练，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
据黄道炫所著《1937年的庐山训练》一文记载，该训练团在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后，于7月4日至18日举办了第一期训练。训练主要由教育长陈诚主持，蒋介石亦两次出席了毕业典礼。然而，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抗战形势愈发严峻，蒋介石于7月31日手令陈诚停办原计划的第三期训练，训练团在举办两期后提前宣告结束。两期训练团为地方和军队培养了大量急需的人才。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大多数训练团成员毅然选择投身抗日部队，奔赴前线杀敌报国。
对于杨士琳而言，作为一名教书先生，显然不适合前往前线作战。在堂叔杨悌的沟通下，他来到了蒋介石故乡奉化的武岭农校，担任数理教员一职。杨悌曾在日本留学时与蒋介石结识，并与蒋的义兄陈其美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为杨士琳的任教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武岭中学是由蒋介石于1927年在家乡创办的重要学府，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教育模式上展现了其独特性。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且于1931年增设了农事职业教育部门，改称武岭农校，这一举措在当时颇为前瞻。该农校不仅设有农场、林场、工厂等实践基地，更有医院和银行作为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实现了教育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其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武岭中学被誉为“小黄埔”。1932年蒋介石亲任名誉校长，另设校务长管理日常事务，后成立由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陈布雷、陈立夫、陈果夫等12人组成的校董会，宋为董事长。
杨士琳于武岭农校任教期间，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专业知识深受师生们的尊敬。他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热情，也得到了蒋经国和蒋介石父子的高度认可和器重。有一次蒋介石回奉化探亲时，特意与杨士琳等教务人员拍照合影，这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武岭中学教育理念的一种宣扬。
然而，世事无常。二十多年后，这张照片竟成了杨士琳在特殊历史时期中被批斗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杨士琳在武岭农校的那段时光，无疑是他教学生涯中的一段宝贵经历，也是他个人品格和专业素养得到充分体现的时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者的使命与担当，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5年南雁初级中学毕业留念，左8为杨士琳

三、颠沛流离

1939年，日寇飞机多次轰炸奉化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也被炸遇难，为了确保师生人身安全和坚持正常教学活动，学校不得不进行疏散、搬迁。1941年春，学校在黄石岩临时搭建了一些房子供农职部师生上课，4月，溪口沦陷，整个学校停办，各附属机构亦相继停止活动，农职部同学由教师洪长铭带领长途跋涉奔赴江西。而杨士琳看到宁波遭受空前浩劫，他决定带着小儿子杨宪杲回到久别的家乡温州逃避战祸。
1942年3月8日，杨士琳接到时任赣南专员蒋经国先生的信件，邀请他前往赣南学校任教，信里还说他儿子杨宪棠在赣州一直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他编导的《塞上风云》《凤凰城》得到了抗日军民的喜爱。
杨士琳次日来到平阳找表伯刘绍宽商量，当时平中校长朱君爽也想邀请杨士琳入教平阳中学，朱校长还请金翼云等人劝说，欲强留他一二月，以满足学生对他的仰望之情，而刘绍宽则建议杨士琳应前往赣南学校，既然蒋经国先生这样器重你，你不应该失信于他。这段对话在《刘绍宽日记》有记录，离刘绍宽去世仅仅只有十四天。
赣南历来是兵家战略要地，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多次遭到敌机轰炸。1942年1月15日，日寇再次出动30余架战机在赣县上空进行轮番俯冲轰炸，地面上日寇到处设卡盘查，哪怕从江南垟走到温州都要2-3天。杨士琳多次启程前往赣南，均因战事频繁和日寇严格盘查未能如愿，他也就只能写信给蒋经国先生，叙述无法前往赣南任教的缘由。
其时，日寇继续南下，浙江地区的战争逐渐白热化，天空上日寇敌机经常轰炸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浙江省大多数大中学校纷纷南迁，比如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温州师范搬到泰顺莒江。
1942年的秋天，杨士琳接到昔日同学苏步青和平阳南雁初级中学陈铎民校长的邀请，前往该校担任物理教员，该校是爱国人士吕妙贞女士和陈铎民等共同创办的私立初级中学，师资雄厚，1944年冬，校长陈铎民离开学校，前往浙东第三临时中学担任校长。
1945年春，杨士琳应平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杨德璵的邀请，前往平师任教，平师是由陈卓甫等乡绅捐资迁建的学校，大多数教师系平阳籍(包括今苍南县、龙港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本是大城市大专院校的讲师和教授，学识渊博，各有专长，因避战争烽火受聘回乡。如文史教师杨峨甫（名士璋，张家堡人，举人杨悌长子，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为校歌撰词）；历史教师王载栻(字抱冲，鳌江人，乡贤王理孚之子，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博物老师方仲友（名悌，以字行，金乡人，乡贤方宝才之子，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畜牧系毕业）；国文教师陈德煊（宜山人，陈公翰之子,燕京大学毕业）；钱文玑（名瑞璇，号政璿，括山尤家园人，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等。
杨士琳担任平师教务主任，负责全校的教务和政教工作，他还兼任数理教师,对于每一个数学原理和难题,演绎得非常清楚，使学生们能够轻松领悟，简明易懂。
时值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关系开始紧张，学校的部分教师对时局的看法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专注于教书育人和教学研究，鲜少有人在师生中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这在当时的时局形势下实属不易。
校长杨德玙,富有社会活动能力,口齿伶俐,通达人情,态度威严,曾配合县三青团理事李芳强制过学生“集体入团”,但没见过他有从政治上开除学生和镇压学潮的事。
杨士琳老师素性清高,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肮脏,常露不满和怨言。1944年秋，当平阳县三青团理事李芳来校发展三青团组织校方设宴招待时,他却避席而言道：“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如果都像这类人物一样,岂不糟了！”
1949年5月，宜山解放，学校宣布停办，杨士琳在平师的教学生涯画上了句号。

1947年平阳简师毕业生留影，左四为杨士琳

四、赣南抗日

“手握三寸笔，心系九州情。”1939年，当杨宪棠自东京水产大学学成归国之时，正值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军旅，以笔为剑，以学识为矛，誓与万千同胞并肩作战，共赴国难。
因父亲杨士琳曾在蒋家创办的学校执教与蒋家父子有一定的渊源，杨宪棠决定前往赣南跟随蒋经国先生投身抗战。自幼酷爱戏剧与艺术的他，被分配至赣南赣州县抗敌后援会，肩负起抗日宣传节目的编排重任。杨宪棠对抗战宣传一丝不苟，他精心执导的《塞上风云》与《凤凰城》两部话剧作品，公演后深受抗战前沿民众的喜爱，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
时任中共赣州县委宣传部长的薛汕，按照组织的安排，前往赣南在蒋经国领导之下工作，致力于促进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薛汕所著的《性情中人蒋经国》一书的第一章“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中，他回忆了有关杨宪棠与蒋经国之间关系的一段史实：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街，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
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喂!老表!”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接着就听到他不断地招呼人:“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回答:“你好，蒋主任!”又再一声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把他拉起来。”接着，已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有个来由: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他也乐意接受了。
他之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这个到到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术”，精于戏剧，就是不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青年们回答着:“你去拉他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实际是这样，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时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要搞自己的风格，按他说的应该有上海的水平，不这样要他这个导演何用。
蒋经国似乎也理会到这一点，不坚持……”
1940年“五四”青年节，蒋经国派遣慰劳团深入粤北、赣北、浙东前线慰问，蔡省三带领的宣传大队携带三大卡车慰问品，走进战壕与坑道，为抗日将士献上《塞上风云》《凤凰城》等精彩节目，鼓舞士气。同时，赣县抗敌后援会宣慰团也在大余西华山等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掌声如潮。部分剧团还前往周边地区巡回演出，这些抗战戏剧对于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宪棠与蒋经国关系匪浅，其文才亦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凭借其留学经历以及在导演、演艺、戏剧、诗歌等方面的才华，杨宪棠迅速在抗战宣传中崭露头角，担任青年军209师政治部少校分队长。
杨宪棠1940年与吴兴平湖县富商之女马俐真相识相爱，并结为连理，先后育有四子，由其父亲杨士琳分别取名为邦骥、邦骧、邦骏、邦騄，孩子们的名字寓意如骏马般强健，奔向美好未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笼罩。杨宪棠不愿目睹同胞相争的悲剧，毅然选择离开部队，投身教育事业。他担任厦门福建省立水产职业学校教务主任，1947年，浙江省长公署任命他为浙江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致力于水产教育的发展。在浙江舟山定海，他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然而，1949年元旦拍摄的全家福，却成了杨宪棠一家三代日后无尽的思念与回忆。

1936年杨宪棠留学日本留影

五、海峡相隔

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杨宪棠接受了蒋经国的邀请，前往台湾为水产养殖事业贡献力量。他原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离别，很快就能返回大陆与家人团聚，谁知这一去却开启了骨肉分离40年之久的悲戚忧伤的人生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之间的自由出入很快就被禁止，连基本的电话通信也中断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宪棠特意写信，通过香港中转，声称自己在香港工作。父亲杨士琳和妻子收到信件后，信以为真，便稍稍得以宽慰。然而，此后他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亲人的音信，焦急的家人通过在美国的堂妹杨湘霖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杨宪棠早已去了台湾。
家人心急如焚，后通过杨士琳在台湾的堂侄杨宪世（又名杨忠道，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帮助，终于与杨宪棠取得了联系，然而，1951年杨忠道前往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条珍贵的通信渠道也随之中断。
杨宪棠回归大陆的希望破灭后，他只能在台湾中国水产协会工作。1953年，他开始担任《中国水产》月刊的主编，该刊物是水产领域的老牌期刊，因选稿严谨而在国内外享有学术声誉。
1958年7月，杨宪棠接任了台湾省立高雄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一职，该校后来更名为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学校迁回了旗津原址，并增建了多项教学设施，还筹资建造了远洋鲔钓实习船，设立了台南分部，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
1961年2月，杨宪棠因受到台湾本土势力的排挤而不得不主动辞去校长职务。次年，他转投刚改建为中国文化学院（原名远东大学）的私立综合性大学工作，该校位于台北市士林区阳明山，1980年正式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
在台湾的漂泊岁月中，杨宪棠备受孤独寂寞的煎熬。许多朋友和同事目睹他孤单一人的生活状态，纷纷劝他再找一个伴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大陆，你身为大学教授，条件这么好，还怕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吗？”然而，杨宪棠总是微笑着拒绝：“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心里始终装着故乡的妻子，她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四个孩子，我怎么能辜负她呢？我更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啊！”
此后一位在台的老同学不忍心看他无依无靠的孤独生活，便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杨宪棠作为养女。杨宪棠给养女取名杨俐芳，其中的“俐”字乃是他寄托对远在大陆的妻子马俐真的思念。他将亏欠妻子和四个儿子的爱全部倾注在杨俐芳身上，通过在美国的堂弟杨忠道和堂妹杨湘霖的帮助，安排她前往美国留学。杨俐芳学成回台后，在国立戏剧学院工作，受养父影响，她精研京剧，后来还担任了学院的艺术总监，曾多次来大陆作京剧学术交流。
70年代末杨宪棠在台湾退休后，打算通过经商积累一笔资金，以备有朝一日回大陆赡养老父及妻儿之用（其时，他并不知道妻子因受他去台湾的牵连而忧伤交加，身染顽疾已不幸去世）于是他与朋友开始跨国贩运木材生意，由于缺乏经商经验，最终赔光了几十年的积蓄和养老金，晚年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维持生计和积累返回大陆的资金，杨宪棠不得不在多家培训机构担任日语辅导老师，一边还去电影制片厂饰演一些角色。1980年，他参与了电影《地狱天堂》的拍摄，在片中饰演一位老僧法师，其逼真的神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该片后来获得了台湾金马奖。

1949年元旦杨宪棠全家福摄影于定海中外照相馆

六、两地相思

在大陆的那一端，马俐真，这位勇敢而坚韧的女性，用她单薄的身躯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和未来，她毅然决定将母亲从吴兴平湖接至平阳江南张家堡，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无数个日日夜夜，她以无私的母爱和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孩子们的心田，引领他们茁壮成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对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马俐真带着对远方丈夫的深深思念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夫家故乡张家堡。在陌生的环境中，她勇敢地挑起了养育孩子的重任，将母亲接至身边，让老大、老二到张家堡平等小学里接受教育，老三、老四则由母亲在家悉心照料。在公公的帮助下，她在湖前小学谋得了一个教师的工作，每日奔波二十多里路，饥饿与劳累让她的身体落下了胃病和营养不良的病根。
1953年，为了孩子们能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全家迁往温州。1959年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让农村地区粮食短缺，为了全家的生计，他们无奈地将体弱多病的三子邦駿过继给江南垟望里护法寺的一户医生，再次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
到温州后，马俐真先后在温州市油车巷小学等处任教，以微薄的薪水支撑着家庭的费用。为了让家人吃饱饭，她常常忍饥挨饿，只喝菜汤去教书，她的胃病日益严重。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但她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然而，那条横亘在海峡两岸的亲情纽带却如同天堑一般难以跨越。年迈的父亲在漫长的岁月中默默守望，期盼着儿子的归来；年轻的妻子在等待中逐渐老去，对丈夫的思念如同烈火般炽热；孩子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缺少父亲的陪伴和关爱。
1966年4月27日，马俐真终因过度思念和饥饿劳累导致胃病恶化成胃癌晚期，不幸离世，年仅47岁。她的离去留下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遗憾，成为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杨士琳先生晚年生活照

七、“文革”风波

新中国成立后，杨士琳首先到平阳中学和瑞安中学任教，1953年调往温州师范学院任数理教师，全家人随他搬到温州市区居住至今。杨士琳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被选为温州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杨士琳深深的了解因儿子去台湾而给家庭带来各方面的艰难困苦，故而千方百计在经济上资助媳妇、孙儿生活、上学，几十年来他省吃俭用，将自己的部分工资交给媳妇填补家用；他亲自帮孙子联系学校，亲自为孙子辅导学业。正当孙儿们满怀希望，准备迈向更高学府的大门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而至，因父亲在台湾的缘故，他们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的偏见与不公，当时社会上实行的“唯成分论”如同一道冰冷的屏障，将他们的梦想拒之门外，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文革”期间，进驻温州师范学校的工宣队不知从何处发现了一张杨士琳在奉化任教时与全校教职员工和来校视察工作的该校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合影，以及他儿子杨宪棠在台湾的事实，便将已经退休的杨士琳发往温州景山“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并组织人员到张家堡开展调查。
由于杨士琳年轻时就外出读书，毕业后又在外面工作，自己家的几份薄田几乎都是给乡邻村民免费耕种，因而口碑极好。自己偶尔回家时，也会给需要困难的乡民给以帮助，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一直在平阳、瑞安、温州等地学校教书，村干部和村民对他的评价非常肯定，至于儿子杨宪棠，抗日战争时期便在国共区从事抗战宣传，后虽然去了台湾，但一直在从事教育事业，与政治无涉，故温师工宣队对杨士琳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文革”的流毒还是不容忽视，那些造反派依旧会对他开展批判，让他更痛心的是孙儿们因为儿子杨宪棠的关系和当时执行的“推荐上学”的政策二孙邦骧失去了考高校的机会，小孙邦騄只能到街办工厂去当临时工。

温州日报杨士琳先生逝世讣告

八、破镜重圆

1988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杨宪棠通过不懈努力争取到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重归阔别四十载的故乡，眼前的景象既熟悉又令人伤感：妻子芳华早逝，父亲则已年迈体弱。他多次深情地吐露心声：“我此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当年要不是我离家出走，她也不会受到如此大的磨难，英年早逝了，三子邦骏也不会送给人家了”
1989年，为了弥补四十年来未能尽到对父亲的孝道及对子女关爱的遗憾，他毅然决定返回大陆定居。回乡后，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先后担任了温州市政协委员、民革省委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温州市台胞台属联谊会顾问等职。
杨宪棠十分孝敬老父亲，有人劝他回温州后轮流到几个儿子家居住，可他却说“我那个儿子家都不去住，因为我还有老父亲需要陪伴”。他用自己从台湾带回的积蓄在温州市区买了房子，悉心照料，端茶送饭，无微不至，陪伴父亲终其一生。1995年1月13日，父亲杨士琳以96岁高龄安详离世，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一丝慰藉。
杨宪棠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老人，常与新朋老友共叙旧事，作为一位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积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偶尔也创作诗词，借以描绘家乡的风情，为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温馨与欢乐。现摘其一二，以飨读者：

癸亥仲秋于浙中读友欢聚喜赋于刚

1983年仲秋

回首烟波五十年，香飘桂子水窗前。

已经蜂妒莺镵日，喜见风调易顺天。

岳麓放歌休嫌老，钱塘潮落好归田。

古稀难得朽逢笑，且指浮云映月圆。

宁馨囝

1994年7月12日

半岁婴儿真可爱，细皮嫩肉体丰腴。

红红圆脸如甜柿，亮亮双眸似宝珠。

幸福阿娘怀里抱，欢奇路客心中呼。

天生恁样宁馨囝，不悉为何谢乃夫。

台风夜袭

1994年7月12日

昨夜强台袭浙东，倾盆暴雨梦醒中。

雷鸣海啸震千里，地暗天昏气势凶。

树倒山崩撼乾坤，潮汹洪涌决长虹。

可憐陋屋贫民窟，晌晓何处避飓风？

1995年4月10日，《温州日报》报道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活动--“欢歌一曲度春宵”，该活动由温州市政协委员与华侨饭店员工共同参与，报道亮点之一是80岁的原台湾省高雄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校长杨宪棠老先生，以其浑厚的京剧唱腔为晚会增色不少，收获了满堂的喝彩与赞誉。
时光荏苒，杨宪棠于1999年8月2日在温州安详离世，享年84岁，为他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温州日报杨宪棠先生逝世讣告

　　这是跨越一个世纪的家庭传奇故事，细说了两位贤良女性短暂的生命波折和两位男士对爱妻长达几十年的忠贞不渝，描诉了祖孙三代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离别之痛。那份夫妻间饱经风霜的爱恋、父子间深沉的牵挂、儿女间绵延的思念，犹如一条不息的心流，在每个心灵中潺潺流淌，汇聚成一首“海峡相隔情永在，一生一世寄相思”的凄美诗篇……

杨士琳先生晚年生活照

备注：本文写作过程中，非常感谢杨宪棠先生子女杨邦骧和杨邦騄兄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并提供了相关的材料与照片。采访过程中感谢杨观浩校长和杨作静局长的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