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旧事

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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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我有记忆起，我的生活便似藤蔓一般，与外公外婆紧紧相连。那是五十年代初，在我的记忆深处，外公家最初坐落于沙市大赛巷尾，那是一座极具年代感的老房子。临街的一面是一个杂货铺，高高的柜台里，各类物品琳琅满目，宛如一个小小的宝库。往后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天井，恰似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老房子中央。天井两边，分别住着王家、李家和其他几家，他们的生活相互交织，共同编织着大赛巷的故事。再往后，隔一层板壁，偏南边的一间房便是外公家。外公家旁边有一扇门，犹如一个神秘通道，通往后面的院子。院子偏南处，廖家的房子静静地矗立着，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在外公家里，每当我从甜美的睡梦中缓缓苏醒，首先闯入眼帘的便是那个高高大大的窗户。窗户上糊着构皮纸，在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望着这扇窗户，我的脑海中总会如烟花般绽放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神仙们腾云驾雾，鬼怪们张牙舞爪，各种奇妙的景象纷至沓来。我们这些小孩子呀，总喜欢在后院玩耍。那时的玩法简单而纯粹，捉迷藏时，我们像一群欢快的小精灵，在院子的各个角落穿梭躲藏；跳绳时，绳子在空中飞舞，我们的笑声也随之飞扬；或者滚铁环，铁环在地上滚动的声音，仿佛是我们童年的乐章，充满了童真童趣。

每天早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外公家门口时，从外公家出来到大门口，便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担子如繁星般摆满了大路两旁，热闹非凡。卖鱼的担子是两个竹编的大盆，里面盛着清澈的水，活鱼在水中欢快地蹦来蹦去，仿佛在跳着一场活力四射的舞蹈，显得格外新鲜。卖菜的则大多把菜捆成一捆捆的，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吆喝着招揽顾客。还有各种小商品的担子摆满了路边。巷子两边的各种商铺也都纷纷开张纳客，店门开启的声音如同欢快的旋律，奏响了新一天的乐章。整条街道闹哄哄的，甚是热闹。犹记得街对面有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总是富有节奏地响起，那清脆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对面还有一间让人感到奇怪的火龙队，专门负责消防灭火。我曾有幸看过他们的一次演习，各行各业的人如同听到了集结号一般，迅速聚集而来。他们抬着一个大物件快速赶到演习场，动作整齐划一，充满了力量感。有担水的人把水灌入那个大物件里，然后两边分别站着人把杠子压来压去，不一会儿，从管子里就会有水喷射而出，如同一道银色的巨龙，对着火冲去，瞬间就把火熄灭了。整个大赛巷从北向南都是各种不同的商铺，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在一起，一直延伸到南头，便连接着东西走向的胜利街了。

外公家有六个孩子，五女一男。我母亲是外公家的老大，在大赛巷居住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大女儿和二女儿结婚了。因为我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外孙，所以外公外婆对我格外喜爱，那浓浓的爱意如同温暖的阳光，时刻包围着我。由于我母亲要照顾接下来出生的两个妹妹，所以我就长期生活在外公家。我舅舅是老四，当时正在学校读书。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正月十五灯节时，我舅舅特地为我做了一个能点蜡烛的灯。那灯精美绝伦，仿佛是一件艺术品。节日的晚上，舅舅带着我与制作好的花灯一起到街上玩。那街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甚是热闹。人们带着自己制作的各式各样的灯在街上逛，那些灯五彩斑斓，形态各异。而各商铺门前也挂着琳琅满目的灯，最好看的有走马灯，那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有身姿婀娜的仕女仙女，仿佛从画中走来；有神态各异的八仙过海，仿佛在施展着神奇的法术。在烛光的映照下，走马灯不停地转动，甚是好看，仿佛一个梦幻的世界。

大赛巷的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路，不太热闹，但往西走就会走到便河。河上有一座石桥，古朴而坚固。桥东有一座院落是殡仪馆，每每从它门前走过，总会听见院里一个屋子里传来和尚念经的鼓乐声和念经声，那声音低沉而悠扬，很是神秘，仿佛在诉说着另一个世界的故事。站在便河桥上，可看见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帆船停靠在河两边，林立的桅杆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远方的故事。人们不断地从船上把各种货物抬上或挑上岸，再装上板车运往各地。那场面热闹极了，仿佛是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

沙市的老街

　　那一年，在沙市，一项重大的城建工程拉开了帷幕——要修一条自东向西的马路。而原来大赛巷尾的那条自东向西的老路，恰恰成为了此次扩宽的对象。于是，大赛巷尾的老住户们不得不面临搬迁，他们即将迁往黄家塘。在黄家塘，新修起了一排排整齐的平房，这些平房都是为了安置因扩路而拆迁的住户们而建。外公家被安排在了第四排东向的第二三间房里。整排房子大约有十来户人家，其中第三排与第四排的住户大多是原来在大赛巷居住的老邻居。比如，有打铁的老王家，他们家的铁锤敲击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开杂货店的张家，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曾给邻里带来多少便利；还有原来住后院的廖家等等。

解放初期，沙市的工厂少之又少，有规模的似乎只有老纱厂和打包厂。市民们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着五花八门的行业，有的经商，有的经营小作坊，有的则单独从事某个行业，以此来艰难地养家糊口。

我的外公在解放前曾在某斋铺（糕点铺）做事。然而，解放后，斋铺的数量逐渐减少，外公也失去了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得另谋生计来养家。解放初期，他也曾从事过市政的临时工作，但由于年纪大了，最终被辞退。之后，他便自行在家制作叶子烟（雪茄烟）来挣钱养家。外公中等个子，面容和善，慈眉善目。花白的头发，前额有些微微秃了。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衬托出他精明的模样。而外婆则有着瘦长的身材，梳着一头旧时老人常梳的发髻。她精神矍铄，眼神中透露出岁月沉淀下来的沉稳。

平日里，外公会到市面上买来一些烟叶。那些烟叶刚买来时，颜色还不是很黄。外公便把它们晾晒在阳光下，看着它们慢慢变黄。等烟叶变黄后，外公又会喷上一点水，让烟叶变得湿润起来。接着，他把叶子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外公安装上手铡刀。一手拿着捆好的烟叶，一手用力按下铡刀，把那烟叶切成极细的烟丝。然后，他用好的烟叶包上烟丝，小心翼翼地卷成烟卷。再把烟卷两头按固定长度剪去两端。最后，用一种专业的方形铁夹把卷好的烟放入其中固定。诸多装好的铁夹被放在炭火中翻烤。火候一到，外公便解放铁夹。一根根方形的雪茄烟就这样诞生了。最后，外公还用印好的包装纸将雪茄十根一包地包好，准备出售。在这些过程中，外公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操作把关。有时，外婆在处理完家务后，也会来到外公身边，帮着一起做卷烟。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和两个小姨也常常在一旁帮忙上铁夹或下铁夹，那场景热闹而温馨。

有时，为了补贴家用，外公也会在家养些兔子。外公总喜欢带着我出外给兔子割草。我挎着竹篮，跟在外公身后。我们一边走，外公就一边给我讲解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花，兔子爱吃什么，或者不能给兔子吃什么。在外公的讲解下，我仿佛打开了一扇认识大自然的窗户。每每我们总是满载而归，竹篮里装满了鲜嫩的青草。

空闲的时候，外公总喜欢看看书。外公有一个木箱子，侧放起来就当作书柜。里面有好多他多年来买的医书，比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兴趣来时，他会平铺书本，手指着文字，给我讲《黄帝内经素问》里的片段，并且边读边讲解。可惜那时我尚小，对于他的讲解似懂非懂。小时候在外公家住时，晚上我与外公睡一床，我睡床尾给外公暖脚。偶尔，晚上睡过头了就会尿床。外公感到脚下凉了，会立刻给我换裤头。第二天，外公的床单上多了一块“地图”被晒在屋前。外公会打趣地说：“毛相公（我小名叫毛儿）昨晚又做好事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外公爱抽烟，也喜欢在晚饭时喝点酒。我犹记得我后来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回沙过年，特地给外公带了两瓶武汉有名的汉汾酒。当外公拿到酒时，那别提有多高兴了。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得到了世间最珍贵的宝贝。有时谁有点头痛脑热时，外公会亲自到药房里去配点药。那时人们非大病很少上医院，外公的这一“技能”也给邻里带来了不少便利。

　　外公一家搬到黄家塘时，二姨家也恰好住在外公家的隔壁居住。那段日子里，外公家可谓是热闹非凡。几个小姨以及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们常常聚集在外公家，那场景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每天，小孩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和哭叫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充满活力的生活乐章。外婆则在这一片喧闹中忙得不可开交，脸上洋溢着既无奈又幸福的笑容，家里很少有安静下来的日子。

时光悄然流逝，后来舅舅招到北闸管理所工作，三姨也进入了老纱厂。我们这些小孩们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长大，然而，外公外婆却在不知不觉中老去。曾经精力充沛的外公再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制作卷烟了。而且，随着香烟市场的不断扩展，抽雪茄的人越来越少，制作卷烟的收入也变得不太乐观。在家庭生活的压力之下，外婆毅然接下了不少杂活。剁莲籽时，她专注的神情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打伞网时，她灵活的双手上下翻飞，让人惊叹不已。为了能多挣一些小钱贴补家用，外婆甚至来到街道煤厂做起了煤粑粑。

煤厂里，工人把煤用水均匀地混合在一起，而做煤粑粑的外婆就用一方盒子，小心翼翼地把混好的煤做成一块块形状规整的煤粑粑，再轻轻倒在地上，排成一条条整齐的队列。待下午时分，煤粑粑渐渐变干后，外婆又会仔细地将它们收起来，垒好，等待出售。每天，外婆都要长时间蹲在地上做事，有时一蹲就是几个小时。那时的外婆已经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了。但她却用瘦弱的身体独自承担着这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每当我们这些稍大一点的孩子们有空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煤场，帮外婆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力。比如，在傍晚时分，我们会一起去收煤粑粑。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那画面温馨而又动人。

母亲与我(一九五一年于沙市)

　　时至今日，我依旧感到十分奇怪，自己在很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那些事儿竟然还能断断续续地记起一些。我的父亲是福建人，因他的同乡宗璜叔早早地在沙市安了家，便将父亲介绍到沙市做事。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光呢，当时的老沙市人把糕点店铺称为“斋铺”，父亲就在沙市的一家斋铺里做事。父亲为人踏实肯干，言语不多却人缘颇佳。也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前，他结识了在沙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士杜文华先生。解放后，杜先生担任文化系统的领导，经他介绍，父亲得以在沙市中学担任会计一职。记忆中，那时我们家住在三中西南角围墙边，就在五一路与公安巷的交叉口处，那是一座老房子。同住在那幢屋子里的，还有周冰茹校长和一位姓丁的老师。丁老师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她时常带着我出去玩。

后来，父亲被调到文化馆当会计，那时我也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我们家又搬到了崇文街居住。那里临街的一间房是孙必清老师（我父亲的同事）在住，紧挨着的便是我们家。记得我们家与富阳巷口的理发铺相邻，那家理发店的店主姓朱，为人和蔼可亲。他们家是夫妻店，忙碌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常常过来帮忙。每次母亲带我去他们家理发，天热的时候，理发店里没有风扇，只有一个用人拉的大布片来为客人降温。一个人坐在旁边，拉着一根绳上下拉动，那厚厚的布片就来回摆动，给小店带来丝丝凉风。那时的我在便河路一小里上幼儿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有一次晚上，爸妈参加了我们幼儿园的演出活动。我在一个节目中扮演小兔子。演出结束后，爸妈领着我回家，一路上边走边谈论着我表演的节目。那真是少有的一次温馨时光，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言语极少，他总是忙忙碌碌的，我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或许是因为在文化系统工作的缘故吧，“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不断，文化人在那个时候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所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只是一个淡淡的轮廓，他瘦瘦的身材，皮肤有些黑，总穿着中山装，平时寡言少语。唯一记得清楚的是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带着我去崇文街小学，接待我们的是杨骏老师。杨老师问了我一些问题，又用音叉测了一下我的听力，然后就通知我开学时来报到。

我与两个妹妹(2016年摄于北闸)

　　我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妹妹。当年，我即将步入小学之际，母亲已然参加了工作，在沙市印刷厂上班。那时，两个妹妹都还十分幼小。大妹妹由外婆照看着，说来也巧，大妹妹的年龄与外婆的最小女儿——我的小姨年纪相当，于是她们便一同被照料着。小妹妹就更小了，只能请保姆来照料。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每次随母亲从外婆家出来，经过便河桥再走上一会儿，便能看到一座古朴素雅的木房子，那便是照顾小妹的保姆家。我和母亲常常会去探望小妹，那时的小妹妹已经能够在站筒里站着玩耍了，小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模样煞是可爱。

进入小学后，父亲变得更加忙碌了。有时候，晚上我都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在我周日休息的时候，也曾去过他的单位。那里似乎有无尽的事务和会议，把他的时间占得满满当当。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他还会写大字报之类的东西。后来，我才渐渐知道，那段时间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等。那时候的大人们，都仿佛被时代的浪潮推动着，忙碌而又充满使命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在工厂里的日子忙碌而充实，常常加班加点，直至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而我，也就此成了近似无人管的“自由人”。不过，幸运的是，那时学校组织了家庭小组。住在相近的学生们组成一组，晚上一同到某一学生家里做作业。那昏黄的煤油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静静地守护着我们。我们几个小伙伴在这温暖的灯光下，一边嬉笑玩闹，一边认真地做作业。那小小的空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仿佛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让我们在这忙碌的世界中找到了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欢乐。作业完毕后，我们便带着满足的笑容，各自回到家，进入甜美的梦乡，期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得让人猝不及防。当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父亲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那时的我年龄尚小，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模糊，印象也不深刻。只记得母亲要陪着父亲到遥远的武汉去就医。父亲临走前，满脸担忧与不舍，他把照顾我吃饭的事托付给了文化馆门房的刘伯。刘伯两口子居住在文化馆门房旁的一间小屋子里，虽不宽敞，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每逄到吃饭的时候，刘伯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好饭，小心翼翼地为我留着。待我放学时，便直接到刘伯那里吃饭。那段时间里，我没有父母亲的任何消息，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对那空空荡荡的房间，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落寞。夜晚，我一个人静静地睡在房间里，孤独感如影随形。第二天早上，又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看着身旁来来往往的人群，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只觉得自己十分的孤单和无助。

突然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上课，突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老师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你爸爸回来了，你出去一下。”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仿佛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我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我看到母亲红肿着双眼，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断落下，她颤抖着双手，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母亲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悲伤，颤颤巍巍地对我说：“你爸爸去世了。”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无数根针刺穿，疼痛得无法呼吸。那种内心的感受，真的无法用文字来准确表达。之后，我和母亲一起，强忍着悲痛，料理父亲的后事。记得那天，我全身披麻戴孝，走在章华寺庙堂的路上，每一步都沉重无比。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小小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仿佛抱着父亲最后的温暖。寺里的方丈神色肃穆，缓缓地引路，带着我们来到了乘放骨灰的地方。我轻轻地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好，看着那小小的盒子，心中满是不舍。办完相关的手续后，我们缓缓地离开了。母亲牵着我的手，我们慢慢走出章华寺。我时不时地回过头，望着父亲安放的地方，那一刻，父亲的身影在我心中慢慢地淡了，但那份深深的思念，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底。

母亲与我(一九八四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