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故事】 同学情，铭心的情

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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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生，我很平庸。对成绩没什么概念，但对高中时的一些经历却印象深刻，有些人和事刻骨铭心，让人终生难忘！

（一）

我出生在华容农村，父母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人。二老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姐姐老大，与共和国同龄；大哥1956年生，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二哥1961年生，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身体单薄；我排行老幺。

在靠劳力谋生的年代，父母因劳累过度而体弱多病；姐姐在我上小学时就出嫁了。一个缺少劳力的家庭，贫穷是必然的。从小我就与贫穷相伴，对贫穷的感触很深。它犹如核原料，不仅伤及身体，还伤及意志和心灵；它既让我对衣食担忧，对学费发愁；又让我着急成绩不好，患上恐考症！

　　我大哥生性聪明，没进过校门，在读过私塾的母亲教育下认识了不少常用字，也深受母亲“做人要做通情理，明事理，讲道理的人”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1976年，大哥对穷困潦倒的家境看在眼里，焦在心里。一天，他哭着告诉母亲，他要出去做事。双腿虽然残疾，可大脑和双手是健康的，他要学门手艺赚钱为家庭分忧！就这样，他花一年多时间学会了碳精画像，且画功还不错，华容彭楚藩烈士馆的画像就出自他的笔下。1977年，他在华容老街麻元巷口讨了一片屋檐空地，用芦席围个空间摆摊画像。从这年起，我大哥供我学费和食宿，我照顾他出行和生活，他陪伴着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二）

1981年我考上了华容高中。

高中生活是清苦的。那时住校的多，走读的少。住校的每周一从家里带两罐咸菜，走读的偶尔也带点新鲜蔬菜来校。学生吃的是桶装散饭，每到饭点，就由值日同学抬到教室，然后由生活委员分发。廖福刚是生活委员，有时在分完饭后还有剩余的，他就会喊我：“猴哥，过来，你长这么瘦，再添点你”；熊三坤是走读的，他时常从家里用个迷你搪瓷缸带点蔬菜，吃饭时他也会喊我：“猴哥，来搞两片莴苣去”……同学的这份情谊藏在饭里，附在菜上，溶在馒头里，融化在身心内。

高中生活也不乏快乐。一天，坐在我前排的熊三坤对我说：你的名字不好，幼兵是最细的兵，永远的“细裸（小男孩）”。我说我要改名叫饶翔，像翱翔的鸟那样飞得高高的。在一次地理测验试卷上，我用拼音写了名字“RaoXiang”。阅卷后发卷子，这张试卷留在了最后发。姜封贤老师问：“这张试卷是谁的？”我站起来说：“是我的。”姜老师带着搞笑的表情说：“你叫饶香呀，还雪花膏哦。”

　　在一节语文课上，包贵州老师正讲《邹忌讽齐王纳谏》，我在后面搞小动作未听讲。突然包老师喊我：“饶幼兵，妾是什么意思？”我弹簧似的站起来回答：“妾是小老婆的意思”。包老师追问：“么意思呀？”我答：“小老婆”。老师问得突然，我答得干脆。包老师摇摇头，伸出右手掌向下压了两下。我怏怏的坐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自打那节课后，就有同学开玩笑喊我小老婆。四十多年过去了，高作为还时常笑问我：你的小老婆呢？

1983年秋，我和葛光军、高作为三人去逛街，走到丝网厂门前，碰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他头戴大沿帽，肩扛小盾牌，领挂红领章，身着橄榄色的衣裤。高作为说像国民党军官，挺威武的。我们上前去问他穿的是什么制服，他说是公安局的警察服。高作为把手一拍说：“这衣服过瘾！”我们仨都伸出右手将手掌搭在一起抖三抖，发誓说：“将来一定去干警察！”没想到后来我们三个果真都当上了警察。如今想起来蛮好笑的，幼稚有幼稚的乐趣。

　　我们班同学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改革开放初，农村土地分田到户，每到双抢时农活繁忙，父母根本忙不过来。为了减轻父母的劳动量，夏文轩就骑上自行车到赵江华、高作为、葛光军、熊三坤和我家，将我们邀约在一起，到各家去协助双抢。我们年轻有力气，手脚麻利，干活效率高。干完活休息时，各家父母就会把我们叫拢在一块，告诫我们说：同学一场是缘分，要珍惜，要像兄弟般相处。

80年代初的华容高中，硬件设施较差，全校仅有的一台电视机搁在一间空教室里。1983年夏天，连续剧《霍元甲》正热播，好多同学在晚自习时溜去偷看。有一天我也去了，踮起脚往里瞅，《霍元甲》没看到，却看到了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在演讲。她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拖着病残的身体，处处遭人白眼，赚几个钱容易吗？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我当时觉得我的大哥不就是这样吗？我跑回到教室，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发呆。仿佛上天特意安排在那个时间点，恰恰让我去听那一句话。内心升起强烈的负罪感，顿觉我是个罪人。从此厌学、逃学、辍学的念想就埋在了心底，学与不学在斗争，回去与不回去在纠结。不学回去吧，抗不住我眼噙泪花、充满期望的母亲；不回去吧，我那拿不出手的成绩对不起供我学费的大哥。在纠结中继续，在继续中煎熬，终于坚持到了84年毕业。

（三）

高考就像非洲草原上的角马度马纳河，爬上岸了前面就是肥美的大草原，没上岸的就面临水中的鳄鱼。84年高考发榜，以班长熊国胜为代表的一帮同学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华容高中高考史创下了辉煌，同时也启示和鼓励了落榜的同学：考取不是没有可能！

1985年，带着考取同学的启示，带着夏文轩等同学的鼓励和母亲的期望，我选择了复读。11月8日，因经济再一次拮据，我对高作为谎称要回去参军，逃离了二中。走到凡口桥上，我狠狠地将书本扔下桥，回乡务农，再也不想踏入复读的校门！

　　1986年夏天，坚持的同学都考取了心仪的院校。1987年正月初七，夏文轩、赵江华、高作为、高满生、葛光军、廖福刚、熊三坤等七人带着课本来到了我家，苦苦劝我再去复读最后一次。就在这一天，我们结为了义兄弟。1987年2月13日，在同学们的真情感召下，我带着干农活攒下的积蓄，通过高作为与二中老师的沟通，第二次去插班了。通过二个多月的追赶，我顺利通过了预考，可接下来的高考又犯了“贫穷后遗症”，考得一塌糊涂！

可能是上天眷顾，我最终被省公安学校录取了。在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早上，高作为从汉口赶回来接我，七兄弟提着衣物、鞋袜前来为我送行。临行前我泪流满面向他们挥手，内心由衷的感慨：同学们真好！兄弟们真好！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份同学情、兄弟情从末减淡！是你们像纤夫一样，用尽全力硬生生地把我从泥潭拖上岸；是你们让我赶上了人生幸福的末班车！在此，我真诚的向你们道一声：

谢谢你，同学们！谢谢你，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