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合中国—商周礼乐文明（2023.12.7）

何言何语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礼”是制度，是仪礼，是器用。

“礼”是敬天法祖的传统，是人本思想的发扬，是社会和谐的要求。

在河南博物院主办，以山西博物院，江西博物馆，山东博物院等26家文物收藏机构联合协办的“礼合中国—商周礼乐文明”里展览精选的260件青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等文物精品，让我们看清楚商周时期礼制的创立，成熟以及自我革新的过程，看明白数千年中华礼乐文明史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礼，蕴含着立国建邦的法则，商周统治者建都于中原，秉承受命于天的理念，择中建都，择中立宫，择中立庙，建立了初步中轴对称的宫廷布局，成为王朝礼制体系的重要内容，求中观念为商周统治者所秉持，中原立国成为政治传统。

　　礼包含器用，制度，理念等方面，而器用是最直观的体现，与古人制器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理念注入其中，使礼器活动具备更多文化内涵。

　　商周时期的礼器，最为人熟悉的还是青铜器，展厅也展出从商代前期至战国时期各类青铜器。

一进展厅，便能看见这件郑州顺街窑藏，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鼎之一，这就是商代前期的“兽面乳丁纹铜方鼎”，当时青铜鼎纹饰较为简单，除器肩饰一周兽面纹外，仅以乳丁纹饰器身。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迄今已有3400多年历史了，深腹，双耳四足，腹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钉纹，形体质朴庄重。出土的共一对，完整无损。现一件藏国家博物馆，一件藏河南博物院。

　　随着时代演进，青铜鼎及其纹饰开始变化。“妇好夔足铜方鼎”，商代后期，器身满布兽面纹，以三重花工艺刻出，加上倒喙形的器足及多处扉棱，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狞厉之风。史载商代尚鬼，由此可见一斑。

　　“妇好夔足方鼎”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长方形，口外侈，束颈窄肩，腹下略内收，平底高圈足，肩部四面中部各有突起兽头一个，四角各矗立一鸟，底中部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我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女政治家，军事家。殷墟甲骨文记录了她攻克了周边诸多方国，地位显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

　　“瓦纹铜匜”（春秋）宽流，曲口，鋬作夔龙，口衔匜沿。作探水状。器口流下饰环纹，重环纹。腹饰瓦纹，四足为人腿形足。

　　“羊首纹铜罍”，商代。折沿，尖唇，高颈束颈，深腹，下承圈足，圈足有三个方形镂孔，肩部有三个突出羊首，之间饰带状饕餮纹。造型厚重，纹饰流畅，凝重华美。

　　“作母戊宝尊彝”铜兕觥盖（商代）盖作兽首，正面为怒目翘首的兕首，角竖立，张牙露齿，背负长螭，两侧饰顾尾夔龙。盖内一端铸有铭文两行六字“作母戊宝尊彝”。造型生动形象，纹饰华丽，为商代青铜器典范之作。

　　“人字纹铜斝”，侈口，高颈，鼓腹，柱足，两菌状柱，颈下部一周凸弦纹，腹部肥大，饰双道人字弦纹，鋬上顶一牛首，眼目突出，具有较强立体感。

　　“举”方鼎，商代，国家一级文物，是迄今在山东境内发现最精美的晚商铜鼎。

饮食器，体呈长方形，立耳束颈微鼓腹，四柱足，四隅有扉棱，口沿下饰夔纹，腹饰巨眼凝视的兽面纹，足饰阴线蝉纹。腹内壁铸铭文：“举祖辛禹”及徽号。

此鼎历经千年，造型厚重典雅，纹饰美观庄重，铸工细腻。铭文笔势雄健。弥足珍贵。

铭文为研究商代礼制和民间活动提供了新的资料。

　　“铜爵，铜觚”，酒器。商代青铜酒器礼器中多见斝，觥，爵的组合，而爵，觥组合是最基本的组合。

　　“覃父癸铜觯”商代，当时出土发现21件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呈现出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核心主题。“觯”是饮酒器，相当于酒杯。颈腹之交饰云纹一周，其余全素。器底内有铭文：“覃父癸”。“覃”为当时的主酒之官，是商代家族世官。“父癸”是日名。由此可知，是为祭祀父亲而特意制作的礼器。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牧正父已”铜觯，与此觯一样。

　　“应候铜鼎”西周，器口微敛，平折沿，立耳，垂腹，三蹄足，口沿下饰一周波曲纹带，以6个长条形扉棱相同的形制纹饰看，是当属西周晚期。铸有铭文4行17字：“应公作尊彝覃鼎珷帝日丁子=孙=永宝”。

　　“许公车戈”春秋，河南平顶山叶县发现的许国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其中16件铜戈，6件铸有铭文。此墓主人已确认是许国十五世国君许公宁（谥号许灵公前591—前547）。

作为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西周小诸侯国，在二十四世时被楚国所灭。结束了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解许国的历史，再看此墓出土的兵器，多少可以理解许灵公墓里随葬大量兵器的缘故。

铜戈铭文没有采用错金银技术，而鸟书文字形体细长，线条蜿蜒。使得许公戈字字流金。

　　“中爯父”铜簋，西周。器主人中爯父的祖父做过周夷王的监国方伯，监国之制与分封制并存的政治制度。监国者由周王分派到诸侯国内，既要对诸侯国君的活动加以监视，又要佐助诸侯国君治理封国。

“中爯父”铜簋，上有盖，盖隆起，顶部有圆形捉手，鼓腹，兽形双耳且带垂珥，微圈底，下有三虎头状矮足。通体用瓦纹窃曲纹及垂麟纹装饰。器盖对铭，铭文44字，系申国之相中爯父为祭祀祖，父两代人所作。

申国是西周王朝分封到豫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关于申国封地的具体地点，古籍上有讲今的南阳，又有讲是今的信阳。“中爯父”铜簋的发现，确切证明西周晚期的申国在南阳。从而解决了学者们争论已久的申国地问题。

　　“保”铜尊，西周文物，尊，古代盛酒器。因铸造人名“保”而得此名。整体呈筒形，身饰兽面纹，联珠纹，弦纹，在底部的圈足有铸铭文四十六字，大意：“因王命令保逮获殷和东国的五个诸侯，废亡了包括残殷在内的六国。王对保进行嘉勉和赏赐，保铸此尊用作父癸宗神祭器。

　　“麻于”铜尊，西周器物。与此同时随州叶家山126号墓地出土还有“麻于铜卣”，“尊”“卣”都是酒器，也是祭祀的礼器。铭文未“庚”为族氏，“册”即作册，是殷商时期地位尊崇的职官，其职能包括掌管祝告，主持礼仪，宣达王命等。器上有铭文：“麻于肈畜马谷赍，用作文戊宝彝，庚册”。

　　“凤鸟紋铜方壶”西周，这件周代文物高盖，椭方形握手，椭方形体，长颈垂腹龙首，衔环耳，大圈足，盖表四周与颈下部饰垂寇相对凤鸟紋。

　　“兔尊”西周，这一只大兔匍匐在一个矮长方形器座上，背上喇叭形口。出土时共4只兔尊，两大两小，两种造型，极像一家四口。铜尊是盛放酒器具。这兔尊在天马遗址的晋穆候墓出土，至今已有近3000年历史了。

这件兔尊形象逼真，器表斑驳锈色，更见岁月沧桑。以兔作尊的器形在青铜器尚属首见，是目前出土青铜器中稀罕物，国家级文物。

　　“大兽御”铜尊商代早期文物。尊在金文中的字形是一个人双手捧酉的样子。这件尊全身饰滿三层花纹，圈足内铸有铭文和图案，工艺技术极高。尊有敬重高贵之意。尊作为祭祀时接待宾客所用的器具，表达对主人的敬意。

　　“子”铜觚，商代，觚为盛酒器。造型优美，大口，长身，细腰，洞底，犹如一朵盛开的喇叭花。商周时期常见的艺术精品。1952年出土于辉县。纹饰清晰突出，并有四扉棱，兽面双目圆睁，给人以狞厉严肃感。圈足底铸有铭文“子”，具有极高历史艺术价值。

“止”铜斝，斝在古代是盛酒器和礼器。用于盛酒或温酒。斝口沿上有对称铸造的云形塔立柱，侈口，深腹平底，三足呈三棱锥形。内腹底部铸有铭文“止”字。

　　“虢硕父铜簠”，“簠”主要用于宴会上盛饭。这个簠不简单，作为西周初期主要的诸侯国虢国，虽然历经分裂最后灭国。但出土的文物依旧具有十分深远价值。这个簠上刻有铭文：“虢硕父乍（作）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虢硕父”又名“虢公鼓”，周幽王时期的上卿，上卿古代的高级长官。

　　“鄬子倗”浴缶，春秋时期青铜水器。鼓腹，短颈，链环耳。是楚系青铜器特有器物。器身满布红铜镶嵌的龙纹，涡纹。一龙回首，一龙前行。盖内口沿有铭文10字：“楚叔之孙鄬子倗之浴缶”篆书铭文。

　　“王子午”鼎春秋。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楚墓出土了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造型装饰艺术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其中最大是这一件。王子午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的兄弟。曾任楚国令伊（宰相）之职王子午的器物。鼎有确切的人名地名。鼎上铭刻“王子午”字样，腹内壁均铸铭文84字，记述王子午作器的用途和歌颂自己的功德，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语词流畅押韵，是青铜器不可多得的美文。铭文用鸟篆书写，是中国最早美术字。此鼎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匍”雁形铜盉，西周。硕腹，腹部一侧斜长管状流，另一侧有一足，有盖，盖以链索与器身相连，这是盉的基本特征。此盉身做雁形，昂首前视，双目圆睁，自然形成盉流。尾部卷身上扬的龙首形手，腹下附四柱形足。雁尾圆雕铜人，双手抱器盖上环形钮。整体造型精巧端庄，美轮美奂。盖内刻有铭文。

这件文物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忆，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艺术的积淀。

　　“邓公铜簋”西周。邓公簋为应国贵族所用食器。上为子母口，口上有盖，盖隆起，喇叭形握手，圆腹外鼓，圈足下置三小扁足，上饰兽面纹。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嫁妆。器底内部三行十二字铭文：“登（邓）公（乍）作为嫚毗媵簋其永宝用”。这是一件陪嫁青铜器礼器。

　　“宋公栾铜簠”，春秋。宋公栾即宋景公。“簠”为古代炊器，即现在的锅，煮或盛鱼肉用。

器身与盖形制一致，口平面为长方形，方唇直口平底。盖器同铭，各有铭文20字：“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栾乍（作）其妹句敔夫人季子媵簠。”从铭文得知，这簠是宋景公为其妹句敔夫人出嫁时陪嫁器皿。

　　来自伊川徐阳墓地，是洛阳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的东周编钟，编磬。是文化融合提供证据。从文物看到，这个西北游牧民族在保留自身习俗的同时，不断向中原先进礼乐文化看齐，主动融入华夏文明。反映了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尊崇。

　　“青釉瓷尊”（商代）尊口外撇，颈部内收，斜肩，深腹，底部向内凹陷。造型规整，朴实稳重。此尊以高岭土做胎，胎骨为黄灰色，表面涂有釉料。

“青釉瓷尊”的发现，将我国开始烧制瓷器的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之前一般认为我国瓷器从汉代以后才发现。

　　青铜器是承载商周礼制的主要器物，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各类不同材质器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礼制的载物，预示青铜器时代将落幕……

“白陶象尊”，河南简称“豫”，字右半边为“象”。此白陶象器身布满纹饰，这些纹饰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如同一辙。臣字目，凤鸟紋，仿佛是一件白色的青铜器，惟妙惟俏，工艺精湛。

“玉鸮”，商代，商人以玄鸟为图腾，文献记载商人的祖先少昊氏以鹰鸮一类猛禽的鸷鸟为图腾，殷商崇尚武力，鸱鸮在商代是受人崇拜的战神。

　　“石圭盟书”春秋。1980—1982年河南温县出土万余片。盟书多刻于玉石质圭形薄片上，出土多数残损，字迹多模糊不清。一般大事（指邦国之交往）小事（诉讼）将盟誓之辞书刻于石，意表信守合约。

自原始氏族社会开始便已有盟誓一说，通过盟誓请求神灵监督，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

此发现是考古界的重大收获，是甲骨文之后发现的又一种数量庞大，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档案。

　　“缀玉幎目”也称“玉面罩”，玉器，西周。一组共58件形成五官的玉片合成五官七窍。外侧环绕两周名为22块组成脸部轮廓。玉片皆是和田青玉。精心打造而出的“缀玉幎目”成为连接生死界的定制，代表一位顶级贵族的最后荣光。

　　“四璜联珠组合玉佩”春秋，组玉佩是西周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礼仪佩玉，一是具有“节行止”的功能，二是具有“鸣佩玉”的作用。通过行止有度的动作带出有节奏的佩玉撞击声，达到以中正平和之音的目的。

　　“漆木虎”（战国）采用整木圆雕，前后粗壮而腰部略纤细，四肢前伸作匍匐状（一前肢残）显随时跃起前赴之动态。虎头浑圆，双耳直立，雕刻细腻。表面通髹黑漆，并以深黑白诸色描绘，略显卷曲的毛发。头部和臂部分别有大小不一的一个长方形镂空槽，可判断应是有其他物件安插的。此虎为底座。

　　“漆木案”（战国）案面长方形，周边使用较窄的板材加固并高出案面，案底面使用两个长条形木板加固，下部安装四个青铜兽蹄状足，足顶铺首衔环，朱红漆通髹，其上再使用黑漆作画，图案是团花式的卷云纹样。构图布局和色彩搭配富丽典雅，造型装饰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案保有这个传统。

此案虽在水中浸泡千余年，但出土后四足依然能将宽扁的案身完好地支撑起来，足见材料的强度之硬实。

　　商周礼制文明伴随王朝疆域的拓展而扩大影响，这一礼制文明至周代发展到极致，深刻影响了同时期的天下格局，也奠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主基调。

　　进入西周，青铜鼎又发生变化，陕西历史博物院的“带流环带纹铜鼎”肩饰一周环带纹，环带纹上下框以弦纹。整体给人一种规整，谨严之感。这铜鼎在形制上与独创的匜相结合，口沿处开口做流。

西周早期后，一套新礼法制度应运而生，前代尚鬼之风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宗教法制度表现在青铜器上。

　　待到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东周，天下开始“礼崩乐坏”，表现在青铜器上，不同地区的青铜器出现在人们眼前，如同此时的礼乐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区的楚式青铜鼎。

这是来自南方越地的越式鼎“平盖牛角耳铜鼎”。

　　这是来自东方的齐式鼎“蟠螭纹铜鼎”

　　这是中原式楚式鼎 “束腰平底鼎”（春秋），该鼎出土于叶县旧县乡4号墓，专家断定为许灵公墓。许国为江淮间的姜姓小诸侯国，同齐，吕，申一样为四岳苗裔。故城在许昌，后迁于叶县和城父（今安徽），约在公元前504年为郑国所灭。后因楚国势力复国。最后也因为依持楚国势力而不修缮与中原各国关系而在战国初年为魏国所灭。该鼎是典型的楚式青铜器，说明许国作为附庸小国受楚国制器风格的影响。

　　“铜觥”（兽形觥），觥是中国古代盛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椭圆形，带盖，盖做成有角的兽头。整体状如蹲兽，前有宽流，下承圈足，盂前端为龙首形。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精品。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卣作盛酒器，形体硕腹向上收敛为口，颈倒安置提梁，上加盖，下置圈足。流行于商代与西周前期。装饰华丽，整体兽面纹，造型新奇，表现很高的工艺技术。

　　“目雷纹方内铜钺”商后期，兵器。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中国最重的商代铜钺，是中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同时也是目前所见商代同类青铜器最重一件。

此钺身较宽，刃微胡。整体形制刃宽大于肩宽，方内短窄，上有一长方穿，平肩上有两长方穿。器中间上有一形似嘴形的长方形镂孔，露出两排13颗三角形利齿。

我国古代“钺”是权利的象征，更是武力的象征。我感受到它的沉重感，更感受到商代青铜器文明的伟大，因为它是商代青铜器文明的见证者和述说者。

　　“石跪人像”距今3200—2900年，金沙遗址出土，呈跪坐姿态，赤身露体，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金沙遗址已出土这类人像12件，基本相同。可能是祭祀活动的特殊用品。学者认为是氏羌人的形象。它的形体正面看很像甲骨文的羌字。

“氏羌”“蜀国”“战俘”“刑罚”“祭品”“巫师”，学术界至今无定论，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石虎”，不可多得的石刻圆雕艺术精品。石虎作卧伏状，石料上有大量灰白色条状斑纹，近似虎斑纹。石虎直颈昂首，虎头和颈较虎身大，正面看虎口呈方形，四角各雕一个硕大三角形大齿。整体显得威猛而狞厉，自然而拙朴。

　　“带盖三足铜壶”（商代），长直颈，颈部有一对小贯耳，垂腹较深，圈底下接三个牛首形扁足。盖顶有一拱形钮。造型奇特，制作精美，是当时较早一件青铜器。

　　1976年在城固县同时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青铜器群中数量较多的一是青铜人形面具和兽面形面具，一是兵器。其中有23件青铜面具。这组人面形面具脸形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种，目框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面具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与人面部相近。兽面具形似牛首，两角粗大，下部宽出中部，聚起一竖直棱脊，双目凸起面面横向切割形成孔。专家认为这些青铜面具与商代大兴巫术的风气有关。

　　兵器也有特色，包括三角援铜戈，柳叶形剑，卯等，兵器数量多，制作精良。国宝级的“双头蜈蚣铜戈”，此戈援身宽短，本部宽大，呈三角形，锋锐利。内有一圆孔，援两侧面饰同样的双头蜈蚣纹，构思巧妙，体厚重而精致。此戈全国独有，堪称国宝级文物。

　　“龙形铜觥”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腹两侧渦纹和云纹衬托，很有动感。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这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文化代表作品。

整体如一停泊的龙舟，独具风采。器上饰鼍的形象，极为罕见。国家级文物。

　　“铜方壶”春秋，通体扁方，口微敞，长颈，鼓腹下垂，方圈足，器物表面滿饰垂麟纹，环花纹，蟠龙纹，颈两侧有凤鸟衔环耳，盖顶内侧与颈部内侧前后各有一单字铭文。铜壶整体美观大方，铸造先进，为山东地区相同器物的精美者，国家一级文物。

　　有盖，直口，束颈，鼓腹，圈足，立体昂首，蟠龙角上出枝杈，形似十字。足踞于盖顶，盘尾为盖。铜罍主要用于盛酒。

　　“铜罍”（春秋），方唇，短径鼓肩，圆腹，平底，平顶盖。盖面中央有环钮，盖面饰一周窃曲纹。器身滿饰简化龙纹。发掘时已有残缺。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铁权”，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权”是衡器一种。

器身大部分斑驳锈蚀，但上铸铭文基本可辩。铭文为阳文，共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河南博物院《礼合中国》，集8省26家文物单位，260件（套）文物，阵容何其强大，可是一场顶级文物的盛宴。我能有幸遇上，真是幸运极了！

（202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