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三）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全体官兵！！！

1958年5月23日，朝鲜副首相朴成哲率代表团来61师慰问时与军师领导合影。左1：符先辉副军长、左2：志愿军政治部丁莱夫副主任、左3：朴成哲副首相、左4：谢振华军长、左6：师政委刘建功

从上海姑娘到巾帼英雄

记华东三级人民英雄陈枫

历文回忆：

在南麻、临朐战役中的一天夜里，天下着雨，路很滑，跟随战斗部队行动的华野第二纵队教导团，奉命向某地转移。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女同志，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原华野二纵队)第二届英模大会受奖的三级人民英雄陈枫。起初，她的脚上还平稳地套着1双大得与脚不相称的雨胶鞋;可是，后来当她接二连三地一共摔了7跤后，她不得不把胶鞋脱下来，提在手里，赤着脚走。队伍在河山交错的地区艰难地行进。她一会儿赶到队伍的前面，一会儿又留到队伍的后面，照顾着文件、行李担子,联络着掉了队的同志。

陈枫同志这时在教导团团部任政治指导员。到部队工作的时间不长。在这以前，将近5年，她一直工作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村。以后，她被调到六十二师(当时的华野二纵五师)，先后担任该师政治部组织干事、政工队指导员和政治部秘书。

敌后农村环境的艰苦、险恶，是我们谁都知道的。她担任过中共区委副书记。在反扫荡斗争中，带领民兵同鬼子打过仗。她能沉着判断敌情，从而迷惑敌人，取得胜利。在扩军运动中，她日日夜夜的深入到各个村里，动员了好多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她常常忘记了自己。1944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她身上却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整日在各村奔跑，以至有时无奈不得不披上棉被去进行工作。

六十二师政治部组织科，有段时间没有科长，只有两个干事，其中一个便是陈枫。那一个同志经常要到连队里去了解情况，这样，科内只剩下她一个人坚持工作。组织部门的工作任务很重，她要作各种有关的调查统计，要制订各种有关的图表簿册，还要整理为数甚多的干部档案，要和调动工作的、精简复员的同志谈话。总之，许多繁琐的复杂的工作都要她去做。由于工作的繁重，她总是抓紧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工作，甚至在敌机袭击之时或在行军百里之后，她都不肯停下工作休息。因此，六十二师政治部组织科虽然处在人手不够，工作繁多的情况下，作为组织工作建设之一的干部档案的管理，仍然是有条不紊的;历次战役前后干部调动与伤亡的上报，仍然是及时的。直到1950年秋，她已调动了两次工作，组织科的各种档案还是她在时一手建立的。在任组织干事高贤德感激地说:“这是陈枫同志努力工作，给我们的便利。”

政工队第一期是训练一批新解放城市参军的青年学生。初次行军到驻地后，他(她)们普遍思想混乱，情绪不定。当时陈枫同志由于长期工作的疲劳，身体瘦弱，屡发疟疾。她没有被摆在面前的这些困难所吓倒，积极展开了她的工作。有时疟疾发作，她坚持工作，有时头昏眼花，她还是坚持工作，以至有时上课只上了一半时间，她再也不能继续上下去了。也正由于她这样,有力地配合了队长，迅速扭转了全体同志的思想情绪。行军中，新参军的女同志走不动路，她每天帮助她们背1个被包或两个饭包;有同志生了病，她亲自照料他(她)们，使他(她)们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由于机关人员缺乏，陈枫同志往往要担负2个人到3个人的工作。后来，她除了行政上担任师政治部秘书职务外，还兼任政治部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和兼管政工队的政治课程。她在这些工作中，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如:政治部的集体办公制度，在她的大力协助下，执行起来了;某些不安心干机关工作的连、排干部，在她的耐心帮助下，逐渐安心了;某些害怕战斗、情绪波动的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在她的反复教育下，开始转变了。

陈枫同志不仅工作积极负责，生活作风也很艰苦朴素。淮海战役中有时部队日夜连续行军，路程常在百里以上。在这期间，她不但没有掉队，而且还不时作行军鼓动工作。师首长看了，要把马让给她骑，她坚决谢绝。同志看了，要把她肩上面袋里的面减少一点,她也坚决不肯。她想:战士们身上背的东西比我多，我不能因是女同志而来迁就自己。到达目的地后，她又帮助通信员烧水做饭，让他们有时间休息。她类似这样的事迹，在解放战争中屡见不鲜，因而她在群众中，自然享有较高的威信。六十二师政治部机关多次改选党支部委员会时，她都是连任支部书记。

陈枫同志是上海人，出身在一个清贫的自由职业者的家庭，亲戚们的势利眼光，哥哥们的革命行动，促使她早在1939年的学生时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当时上海地下党的活跃分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被党派到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此，她更勇敢、更积极地肩负着党历次所交给她的任务。特别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她一直跟随着战斗部队，与广大指战员战斗在一起，成为部队少有的杰出的女英雄。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比作一部大机器，把她比作这部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的话，那么她该是切切实实的起了一颗螺丝钉在大机器中所应起的作用。

(本文1950年10月20日载二十一军《拂晓报》，题为《党的好女儿--陈枫》

1953年初，六十二师奉命入朝作战，先后参加了朝鲜东、西海岸筑城防御和金城前线反击战斗，陈枫同志和战友们圆满地完成了历次战斗任务。

部队刚刚到达通化以东地区，第一八五团就奉命立即配属第六十一师到朝鲜咸兴以北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抗击从朝鲜东海岸登陆之敌。该团经过紧张临战准备，按时出发入朝。师两个工兵连、3个步兵团工兵排组成工兵营，已于2月15日先期入朝执行构筑工事任务。一八五团入朝后，师直属队、第一八四团、第一八六团、炮兵三四二团即于驻地进行3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陈枫同志组织机关干部学习，继续提高入朝作战意义的思想教育，认清美帝既强大又虚弱的本质，看清它纸老虎的一面，做到战略上藐视;又要看到它真老虎的一面，战术上重视。还进行了热爱朝鲜人民的教育，对朝鲜人民、政府、军队、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要友爱和尊重;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严格遵守军事、政治纪律。要认清中朝两国人民是情同手足的一家人，这些是我们作战胜利的政治基础。

陈枫阿姨和丈夫施义之（62师政治委员）及女儿合影于朝鲜。

娃   娃   台

刘春耀回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当年(1953年)志愿军63师,雄赳赳气昂昂出国作战的行动指令传递,竟是由二女三男五个孩子完成的。比今天要求的年轻化还要年轻得多。我们是师司令部电一台,负责师军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保障。

电台报务主任陈飙姐将满20岁,是位足智多谋、老诚能干的女“军官”;首席报务员魏萍姐18岁不到,是位业务娴熟、待人诚恳、温柔善良的女干部;另外三个小不点,一个绰号叫“耗子”,另一个叫“纰漏”,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们都是刚出通校的孩儿兵;“耗子”聪明伶俐是只人见人爱的“小老鼠”;“纰漏”抬手动脚都要出点事故,是个能说古道今的小山东;我因小时当过垒球裁判大家都叫“判官”。坦白地说我也不是盏“省油灯",当年农历8月初8才满17周岁,领导和同行都称我们是娃娃台。这二女三男列队行军时,那些胡子兵都用奇特的眼光看我们,好象在说:这也是兵???这样的“小丫头”、“小顽皮”也能上前线打仗??那位炊事班的老革命——王班长更戏谑的说:“这小子给我当儿子还嫌小一点呢!”

别看我们人小,完成任务并不比“大兵差”,而且这5个小鬼头组成的电台却是一个温暖革命“小家庭”。

报务主任陈飙业务上是领导,在这个“小家庭”里是大姐,好象妈妈”一样要摆平这群“小淘气"之间的关系;首席报务员魏萍是团小组长，我们电台的“政委”,思想政治工作都靠她,大家有心里话都喜欢找她谈:我们3个“小不点”初来野战军什么也不懂,更不知道男女之间有什么忌讳,有几件事真要令人笑掉牙。

入朝前部队驻罗店镇整训,一天早晨出操时,报务主任要我跟管理员讲一声,小魏例假!我不知例假为何事,歪着脑袋问:“例假是什么?”陈主任脸一阵红笑嗔着说:“叫你怎说就怎说,少管闲事!"我勉强答应着去执行,可心里嘀咕着,例假是什么假,我为什么没有,大概要当了干部才有例假!

人朝后,我和“耗子”发现两位姐姐每人身上穿一件花丝棉小袄挺帅气,一定要她们脱下来给我们穿穿看。在我们软磨硬抢之下终于穿在身上高兴地扭了半天才还给她们。她笑我们不害羞。我们说:“男女平等嘛!你们能穿,我们为什么不能穿?”乐得大家嘻笑了好大一阵子。

艰苦的行军,没完没了的电报收发,人感到很紧张,日子长了也感到很单调。驻在昌城时陈姐从军用社买了葡萄酒、花生米、糖果等很多好吃的食品,晚上趁空隙我们开了个“烛光晚会”。大家又说又笑、叽叽嘎嘎,谈各自家乡的趣事、谈童年时的生活、更异想天开的说:能请个假到火线看看,顺便放几枪消灭几个美国佬,能当英雄该有多棒!笑一阵谈一阵,无拘无束,亲密无间,比亲姐弟还亲。虽然隔壁的探照灯在阵地上的大光柱晃来晃去,美国鬼子的夜航机就在我们头上转悠,但我们什么也不怕,好像这个世界上我们无须怕什么。除了通讯联络工作什么事也不放在我们眼里。我那陈姐还诗兴大发,提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写:英雄们空中联络有办法，下联是:鬼子兵干瞪眼儿无奈何,横批是:战士之家。

能笑出眼泪的一件事，是在前线打扑克牌。部队驻在集合洞(译音),一天,还没轮到我上班,就邀陈魏二姐打扑克,她俩“能掐会算”总是赢,我动起了歪脑筋,趁她俩不注意,把打不出去的小牌迅速插到衣后裤带上,洗牌时再偷偷拿出来。这招真灵,连续“胜了"她们好几盘。正当我得意洋洋时,那位陈姐眼珠一转似乎发现了什么,说:“嗯,不对!你手上明明一大把牌,转眼怎么就剩下这两张?”她这才说魏姐也起了疑心,破绽终于被她们看了出来,她们把我上衣一撩，一大把牌整齐的倒插在裤上,这下“人赃俱在”,不由分说两位大姐一人抓住一只胳膊按在床上就“揍”,一边大笑一边喊着“坏蛋!坏蛋!”我笑的快喘不上气来,两位大姐姐也都笑了出来。革命“小家庭”的生活真是幸福多彩!

别看我们顽皮好动,孩子气十足,干工作可从不含糊。2A报、3A报随到随发,平报也从不积压。停战前后的数天里工作特忙,电台24小时不停的运转。陈主任经请示,把单工电台收发信机改成双功操作,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除了吃饭稍微休息一下,已不能离开电台一步了。7月25日至29日几天里已不知白天和黑夜，可谓鏖战持久。陈主任后来说三天三夜没下电台是毫不夸张的。这样紧张而连续的工作,无一人叫苦叫累,反觉过瘾、痛快,咱这志愿军没白当! 少有笑容的王爱希参谋长,来电台检查时也绽开了嘴角。

谁能想到在那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21军军指挥所对63师的指令,就是由这几个娃娃兵用一部功率仅15瓦的小电台传送的,说给当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恐怕他也不会相信。

志愿军第63师文工队

抗美援朝一电台

陈飚回忆：

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一百多位老人,相聚在如诗如画的西子湖畔。在分别半个世纪之后骤然相遇,真有“纵然相逢应不识”之感。他们互相凝视着对方,努力在尘封的记忆中,搜索着几十年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终于,眼前这位老人的某些特征与记忆中的某位战友吻合了,于是惊喜地告诉自己:是他(她),就是他(她)!接着,热烈地握手或拥抱,热泪盈眶,互相倾诉别后的人生经历。又急切地探询这次聚会未曾见面的战友的行踪……他们虽然霜染鬓发,老态初现,但笑语豪爽,步履矫健,仍依稀可见军人的雄姿。是的,他们是神通广大的通信兵。他们,有的曾是威震日寇的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有的曾是打败蒋家王朝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曾是坚持敌后,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机智的游击队员;有的曾是打败以世界上头号霸主美帝国主义为首16个国家组成的侵朝“联合国军”的威武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特别钟情于西子湖,因为他们——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第一次把红旗插在杭州城头。今日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通信兵为保证指挥畅通而苦战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人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最令人难忘的,还是战斗在朝鲜的日日夜夜。毕竟,我们曾将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壮烈战斗;奉献给鸭绿江彼岸,那开满美丽的金达莱却又被战火弥漫,灾难深重的三千里江山。许多战友因此而献出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我们有幸胜利凯旋,有幸渡过重重劫难,生活在今日盛世,又有幸在久别几十年后,重逢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畅谈当年,我记忆的闸门被冲开了..

脚踏三千里冰雪

当我们的共和国诞生不久,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了战火,直烧到鸭绿江边。战争的矛头直指新中国。为了捍卫无数先烈和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为了保家卫国,我们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赴朝参战。我们21军全体指战员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一封封请战书、决心书向上飞递。我除了请求参战外，还写了给母亲的告别和安慰信,信封上有个小条,上写:“在我牺牲后,请将此信寄出。”表明我为国捐躯的决心。

1953年2月,终于盼来了准予我军入朝抗美的喜讯。于是,我们从奉化、宁波,转上海南翔,乘火车专列,直达宽甸。

那年我刚 20岁,从军部调到63 师司令部一台任报务主任。全电台19人,报务员魏萍,18岁,是和我一样身高1.56米的姑娘。报务员4人,都是刚从宣化通校来的十六、七岁的新兵。通信员小熊，摇机班12人(班长老张,副班长老赵)都是好样的老兵。在宽甸,我们做好了入朝的一切准备。我的全部装备是:“五一”式手枪一枝,子弹30发,牛皮图囊一个,内装电台文件:联络对象、呼号、波长、通报暗语及联络的有关规定等。随身带的火柴,以备危急时,烧掉比我生命更重要的电台文件。还有生活给养(米袋、罐头等)和日用品等,总重约二、三十斤。其他同志的装备也差不多。就是摇机班最辛苦,他们还要背收、发报机,和电池箱、马达、及几十米长的天线,比我们背的重多了

1953年3月16日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从丹东宽甸的浮桥上过鸭绿江。虽然纷扬的雪片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但年轻满怀着参战前兴奋、喜悦的心情,一点也不觉得冷。一边在浮桥上走着，一边小声笑语:“咱们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呢!比那些坐车过江的有意思多了。”浮桥那头,灯光下,看见路两边各站着一排人。从着装上,可以判断他们是:朝鲜边防军、入境检查人员和卫生防疫人员等。虽然并未让我们停下来做例行的入境检查(我们也没有出入境护照),但这两排人,分明显示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在浮桥上说笑的年轻人立即严肃起来,队伍肃静、整齐地通过路两边的人墙,既表明了我志愿军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尊重,也表现了我志愿军威武的军容。直到队伍融人沉沉的夜色中,桥头的人墙看不见了，大家才放松了一些,有人又小声地说起话来。夜越来越深沉,山越来越高,四周没有村庄的灯光,也没有人声,大家并未感到与在国内夜行军有什么两样。突然,听到一个稚嫩小女孩的声音在远处高喊:“阿妈妮!”“阿妈妮!”这呼唤声,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从寂静的群山里传来,是那样悲怆!使我猛然意识到已踏上陌生的异国土地,我的祖国、故乡、母亲都被留在江那边了!一股强烈对祖国的依恋之情油然而生,眼睛湿润了,喉头紧紧地直想哭。原先小声说笑的年轻人,一下子都鸦雀无声了,也和我一样,陷入了思乡情感的沉默。我立即警觉起来,责备自己:我们赴朝鲜是干什么来的?我们是战士,不是孩子!感情如此脆弱,怎能在今后残酷的战争中完成艰巨的任务呢?于是，我迅速调整了情绪,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这才使大家重新活跃起来。

为了赶赴朝鲜东线,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几昼夜负重行军,疲倦逐渐占了上风。脚上水泡连连,肩头红肿,每个关节都透着酸疼。行军越来越困难了。往日的笑语声也越来越少了。每当尖厉的防空枪声响起,敌机要来轰炸时,或要穿过敌军的炮火封锁地区时,部队就急行军或跑步前进,累得大家气喘吁吁,脸上的汗水和着雪水一起向下流,棉衣上的雪水向里渗透,里面的汗水向外渗出,棉衣越来越沉,北风一吹,彻骨的冷。

阳春三月，在祖国的江南,已是和风拂面,莺飞草绿了。朝鲜冬天最冷可达摄氏零下40度。三月份依然是冰封大地,雪压群山。有一天夜行军,要过一条宽约百十米的河,桥已被美军炸掉,河上的冰

中朝两军胜利会师

层,承受不了大队人马和辎重,只能敲开冰块,涉水过河。穿着白衣服的朝鲜老人,选择河水较浅的(约一米多深)位置,举着火把站在刺骨的冰河里,为我们指路、照亮。不一会儿,就要由另一批老人把冰河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换下来。河岸上,站着20多个留着齐眉娃娃头、穿着单薄的海军式校服的朝鲜女孩,在严寒中,齐声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志愿军战歌》等歌曲,为我们加油,对我们表示慰问。感动得和我偷偷落泪。朝鲜人民不分老幼、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壮烈场景,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我生长在人称“天堂”的杭州,素性怕冷。此时,看着站在冰河里,举着火把为我们指路而冻得发抖的朝鲜老人和冒着严寒为我们唱歌鼓劲可爱的朝鲜女孩,我豪不犹豫地跳进了冰河。为了安全,报务员分别插入身材高大的摇机员中间,互相拉着手,以免滑倒。我一手拿着图囊,顶在头上,一手拉着摇机班长,艰难地在冰河里行进,冻得我似乎血液都快凝固了，肩上的行装比平时重了许多倍,压得我踉踉跄跄,多次几乎摔倒,幸亏身边的战友拉住我。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掉队,不能跌倒,否则图囊进水,电台文件泡汤,就没法进行工作,问题就严重了。只盼快点上岸,好摆脱彻骨寒冷的冰水侵袭。谁知一上岸,一身的冰水,被凛冽的北风一吹,全身竟象穿了冰甲一样,走路更困难了……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因已到联络时间,我们顾不上烤棉衣,急忙开设电台工作。由于穿着结冰的棉衣行军,所以,凡是胳膊、腿、脚打弯的部分,棉衣、棉裤、鞋全都折断,露出了棉絮。后勤发了布和线,让大家补。摇机班都是老兵,会补衣服。只有四个新兵不会用针线,于是我和魏萍,在艰苦的夜行军后,一个上机工作,一个给他们补衣服。

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负重行军,使台上有些人得了夜盲症、关节炎,有的人冻伤了脸、手和脚,甚至十个脚趾全冻伤,趾甲变黑全部脱落。有的女同志因过度劳累和受剧冷刺激,竟停经,直到年底回军部医治后才恢复正常。我们终于经受住了入朝后的种种考验,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及时、准确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报务小将挑大梁

63师司令部1台,是入朝前组建的,我和魏萍也是这时调来63师工作的。魏萍业务熟练,善良、爱笑,十分可爱,是台上的团小组长。若在和平年代,她还是个要向爸爸妈妈撒娇的娃娃,可现在,在四个新报务员面前,她是“老手”,是大姐姐。她是我最好的战友和助手,我们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刚从通校毕业的新报务员有赵绍荣，16岁,北京人。业务成绩很好,是全校毕业生的前五名之一,来电台后是第一个独立当正班的。他个头不高,聪明、机灵,绰号“耗子”。刘春耀,17岁,北京人,因在小学时当过垒球裁判而得绰号“判官”。外表朴讷,其实是个聪明、幽默、乐于助人,很有心计的男孩。刘学纯,17岁,山东人,很聪明,工作进步很快,但在日常生活中,老要出点小毛病,于是得绰号“纰漏”。朱常忠,17岁,山东人,是后来分到我们台来的,身材、长相、性格都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因为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些,绰号“大老朱”。电台虽然成立不久,但全台同志团结互助,工作都很负责。我们认识到通信工作是部队的神经传导系统,工作质量的优与劣,关系到我军战斗的胜负,关系到万千指战员的生命安危。我们每次收发报时,精神都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马虎,不能出一丁点差错。朝鲜是个多山的国家,盛产镁、钨、铜和黄金,这对于我们无线电通信很不利。为了适应野战需要,我们的收发报机体积较小,功率也小,电波在富含金属矿的群山中传播,损耗大，信号微弱,夜晚还好一些,白天不但信号更微弱,而且干扰大,工作十分困难。部队为了防敌机轰炸,都是夜里行军,白天休息。电台在部队宿营时,就必须立即开设工作,我们则要战胜夜行军带来的疲劳、困倦,打起精神,去捕捉大量干扰声中对方微弱的信号。我们台多数是新报务员,他们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工作时,常捕捉不到信号,抄不到报,只得要求对方重复。抄完后,没有把握,又要求校对,工作效率不高。因此,在遇到重要的3A和4A电报,或对方电台工作忙时，就要求我台新手“换手”,或指名“请你台报务主任上机”。我们不论是刚下班睡觉或是刚端起饭碗,都必须按对方要求立即上机工作。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是晚上行军,白天工作,一天只能休息三、两小时,累得我们只要放下耳机、电键,就浑身无力,不想吃喝,倒头便睡。但往往还没来得及睡,摇机员满身的汗水还没干,部队又要行动了。我们便赶紧收起天线,背上机器随军开进。经常是边行军边打盹,有时还做梦,直到碰上前面的同志,或迷糊中脚步慢下来,被后面的同志推一下,才猛然惊醒,不一会儿,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停战前后,是我们电台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电报雪片似地来来往往,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连马达都摇得发烫了。在全台报务员和摇机员的努力下,没有延误过一份电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四个新报务员,工作、学习都很努力,当副班时,也是一丝不苟地学习通报。他们边干边学,八、九个月后都提了干部,可以独立当正班了。

我们6个报务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7.5岁,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高质量地完成通信任务,因此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夸赞:报务小将挑大梁!

然而,他们毕竟是一群十几岁的娃娃兵,还未脱孩子气。祖国慰问团送来了慰问品,报务员们把香烟送给摇机员,却把水果糖珍藏起来,有的男孩故意去拿别人的糖“请客”,逗得他们互相追打取笑。有时玩扑克牌,故意作弊逗乐。有一次,几个人竟为了抢玩台上唯一的一副扑克牌而扭打起来,经大家劝开后,还赌气互不说话。于是,我有意在晚上派他俩带枪去机要科送电报,这任务使他们必须互相照应,不得不说话。送报回来,看见全台的人都在等他们,不禁全都会心地大笑起来。一场不愉快的事,就这样冰消雪融了。

铁臂英雄摇机班

在电台当摇机员,要政治可靠,思想品德好,还必须有一副健壮的身板。部队转移时,摇机员要以最快的速度,拆卸天线和收发报机。行军时,除了要背自己的装备,还要用肩负起整个电台设备;收发报机、马达、马达铁架、天线等,哪一件都重达20公斤上下。到了

1953年 10月，以贺龙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图为郭沫若等在北京站送行。

宿营地,顾不上喝水、休息,首要任务是架设电台。班长和报务主任一起,观察地形、地物,选择有利于发射和接受电波,又隐蔽安全的地方,架天线。摇机员和报务员同时开始工作,不分昼夜,摇着马达,保证报务员进行收发报。摇马达看似简单,却极费心、费力,必须始终保持规定的转速摇马达,才能达到发报要求的功率。摇快了，功率超出,易损坏机器;摇慢了,信号弱,电报发不出去。报务员发报,电键接触时，就是马达承受负荷时,摇起来最沉重,但转速不能减慢。一般人在无负荷情况下空摇,也坚持不了几分钟,摇机员却要在报务员工作时,连续摇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其劳动强度之大,是一般没有干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都是做双工 BK。如果做单工,报务员收报时,摇机员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只在发报时摇马达。但做双工,不论收、发报,摇机员都要不停地摇马达,直到工作结束,所以摇机员就更辛苦。摇机员都愿意与老手、快手一起值班,因为老手工作效率高,用的时间短。老手发报快(100130字/每分钟),电键接触时间短,摇起来相对轻松一些。可是我们电台大多是新手,发报慢、按键重,工作时间长,摇机员要多受累。我明知新手上机,会给摇机员增加负担,但为了培养新手,不得不忍痛给摇机员加压。摇机员都是从山东、苏北等老根据地过来的老兵,觉悟高,人品好,我向他们说明理由后,他们只是笑笑说:“让这些新手干吧,不干,怎能练成老手呢!”停战前后,电报多,日夜连轴转,累得他们两臂又酸又痛,但从不叫苦。他们这种竭诚奉献,不怕累、不怕苦的英雄气概,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团结战斗手足情

我们一台,既是团结的工作集体,也是温暖的大家庭,大家团结互助,情同手足。电台是24小时值班的,半夜里,上半夜值班的人该交班了,他们已是又累又困,筋疲力尽,真想赶快躺下睡觉。但看见下一班的同志在劳累一天后,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她),宁愿自己多受累,强打精神,再坚持一下,让别人多休息一会儿。这样，上半夜值班的同志就太辛苦了。为了大家的健康,规定下死制度:必须按时交班。这样大家才不超时值班了。行军时,摇机班的老大哥会帮走不动的新兵背背包;身体较好的学生兵如刘春耀等,也会主动帮摇机员背一程机器,让他们歇歇肩。脚打泡了,不论男、女兵都会为别人用头发穿水泡。通信员有事,大家会立即拿起电报、带上枪把电报送到机要科。在生活上,摇机班的老大哥们会耐心地教台上的小伙子们行军时如何甩手、迈步,可以轻松些;如何处理脚上打的泡;怎样拆、洗、缝被子等等。有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吃高梁米饭和咸菜，有的同志得了夜盲症,老大哥们教这些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到山上去挖野菜来补充维生素。当夜班时,老大哥们千方百计用少得可怜的一点供应物品,做出热乎乎的夜餐,又饿又累的报务员、摇机员象一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吃着、笑着。家里人来信了,有什么好消息,收信人会大声朗读,让全台人分享他的快乐。

我们虽然没有在战斗一线冲锋陷阵,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我们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全台的报务员和摇机员用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始料不及的困难。无论是冰雪严寒对肉体的侵害,及超强度的长途负重行军、连续几昼夜不停工作带来的劳苦,还是在敌机呼啸扫射下,在敌炮弹轰击下,我们都置生死于度外,毫无惧色,镇静从容捕捉每一个微弱的信号,及时、准确地完成了通信任务,使首长的命令迅速下达,部队的下情及时上报,从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为此，曾多次受到师首长的褒扬。我们也为此生曾在保卫中朝母亲的战斗中,做过微薄的贡献而自豪。

谢振华军长与五军团郑炳甲将军含泪拥抱告别

炮声嘎然而止

吴新华回忆：

奇怪的紧急任务

1953年7月22日。我正在靠近前沿的649.2高地的团政治处的坑道里工作。突然团长的警卫员钻进坑道对我说:“吴干事,301请你马上过去,有紧急任务!”

我丢下手头的工作,沿着被炮火打得支离破碎的交通壕,一口气跑到团指挥所的坑道。过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坑道里的黑暗环境。只见几位团首长都在石头炕上坐着,围着一盏冒着浓烟的油灯，好像刚刚开完什么重要的会议。政委尹学礼首先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你马上带着小朴(朝语翻译)出发到后指(后方指挥所)去。”我心想,有任务应该到前沿去,到后指去干什么?于是问:“什么任务?”团长刘正昌说:“去了就会知道,还有几位同志在后指和你汇合，由你暂时领导。”

我知道这任务非同一般,作为一个军人,我也不必再问,便和小朴准备出发。政治处主任张秀把我们送到坑道口,叮咛说:“这两天，敌人炮火对山沟封锁很厉害,你们下山观察一下,抓住间隙冲过去!”

我和小朴,有一种承担重任的兴奋感,非常激动,顾不上炮弹时而在我们左右爆炸,迅速翻过两座大山到了后指。果然,其他同志也陆续来到。多数是我早已认识的、有战斗经验的连、排、班长。主持后指工作的后勤处长让我们吃了饭,简单地编了队让我带到师部去。

“还要到师部去?”真使人更糊涂了。

我们走了一夜。拂晓时,周围的景色渐渐变了。离开炮火密集区后,环境从由于炮火反复耕翻而成为一片寸草不生的白色沙漠,进入了林木葱郁的地段。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油然而生。丛林、杂草，这本是多么平常,谁也不会注意的事。而这时,却像是向我们的身心内注入了新的生命的活力。固然,我们在投入战争时,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有时,甚至有那么一种豁出去的想法,似乎对生与死并不怎么在乎,因为已经有那么多战友在我们前头牺牲了;谁也难以预料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模糊了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区别。现在,葱葱绿叶、嘤嘤虫鸣,猛然唤醒了对生命的热爱,对和平的向往。同行的战友们,也都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起来。长时间萎缩在坑道或战壕里,汗水和污垢在身上结成了疙巴,来到这空气清新之处,才闻到自己身上的酸臭。一看到山沟里淙淙的小溪,一个个连衣服也不脱就跳进溪里。先把头埋进水里,咕嘟咕嘟饱喝了个痛快，然后,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洗了一遍。我敢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了!

到达师部时,天已黑了。兄弟团的同志也已来到。师长亲自接见了我们,说有极其重要任务交给我们,目前还是个秘密。他还宣布了纪律:从现在起,住进师防空坑道不许出来。

第二天,除了军部派来一位干部,逐一进行了谈话外(实际上是政治审查),整天我们都在黑暗的坑道里胡猜。二连来的副排长王树范悄悄问我:“指导员(我在该连代理过指导员),我看准是叫咱们到敌后去打游击,不然配那么多朝语翻译干吗?”我摇摇头回答:“不像，他乡异国,没有群众基础,站不住脚的。”有人说:“可能派我们去执行敌后袭击任务。”有人认为不像:“执行那样的任务,最好是成建制的分队,怎么会从各单位抽调呢?”…

26日,师里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军部。兄弟师也有人陆续到来。27日上午,各师来的人集中开会。在会场上,我见到曾到我们连蹲过点的政治部姜林东主任,他满面笑容地同我握手,说:“把你也调来了,你干这个倒很合适。”

“到底是干什么呀?"我急切地

问。“马上就会知道了!”

新的征途

会议开始了。姜主任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经我中朝人民三年来的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迫使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今天晚上9点(平壤时间10点)生效。这是中、朝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胜利……”

“根据协议,基本上以当前的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沿军事分界线两侧2公里的范围划定为非军事区,双方的武装部队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非军事区。双方武装力量撤离之后,各方非军事区的安全与秩序,由各方组建一支民政警察负责维护。你们就是被选派担任民政警察的。”

至此,我们的任务才明确。

首长动员后,我们学习了半天《停战协定》,又给每人配了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晚上就出发了。

一辆嘎斯51型卡车载着我们在被炮弹炸得崎岖不平的临时公路上颠簸着。当我们接近前沿的时候,协定的停战时间已到。果真是一下子“万籁俱静”了,听惯了飞机大炮昼夜轰鸣的耳朵,反而有些不习惯。午夜时分,在往日敌人重点封锁的金刚川地区,我们与从前沿撤回的部队相遇了。和我们前两天的表现一样,成千上百的人扑进金刚川湍急的水流中洗嬉起来。这时一轮明月升到顶空,金刚川上一片欢笑。几小时前,这儿还是重点封锁区,被称作“死亡谷”,现在却是一片欢腾。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幸福,对比是那样的强烈。

我们在金刚川旁一个囤粮点的麻包上宿营。面对夜空,月色皎洁如水。没有夜航机嗡嗡;没有炮弹轰鸣;没有照明弹悬挂头顶;没有曳光弹划过长空……只有金刚川流水潺潺。多么宁静的夜晚!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明天非军事区的斗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志愿军21军文工团在朝鲜

按照停战协定:双方必须在72小时内,清除非军事区内各自一侧的武器、装备和一切爆炸物。

所以,当第二天我们上路的时候,遇到的是川流不息、从前沿往回运送弹药、物资的人流。由于我们的前沿阵地是刚从敌人手中新占领的,敌人遗弃在那儿的弹药装备特别多。我军为了坚决执行停战协定,也是珍惜那些用鲜血换来的物资,从首长到炊事员,都投入了搬运的行列。在清除地雷等爆炸物中,有些分队遭受一定的损失。敌军害怕我军夜战,总是在阵地周围布满地雷。此外,美帝的飞机,漫山遍野撒布了蝴蝶雷。这种长了4个小翅膀的炸弹,借着下落时的空气动力,自动打开了保险,十分敏感,在它周围几米内,只要有人走动,这样轻微的震动,就能引爆。

重上阵地

这天黄昏,我们来到了大无名高地的南坡——这儿将是非军事区的北缘。向南就是非军事区了。

民警连长尹德本同志展开了地图,给各班分配任务。

我被编在2班,担任第二副班长。2班的任务是管东起广石洞、西至伏道寺,正面宽10公里的非军事区。按停战协定,负责维护非军事区秩序的部队,中文和朝文都是“民政警察”。顾名思义,非军事区是不允许军事人员进入的,但不排斥会有平民回到那里重建家园，民政警察就是维护民政的;但《停战协定》对这个部队的英文称呼“Military Police"。按意思,应译做“军事警察”,这在英文里同宪兵是一个词。军事警察或宪兵是管军队的。管军队和管民政,任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称呼,我一直也没有想明白。而实际上连长交代的任务是:虽然停战了,敌人的侵略目标没有达到,他们很可能伺机重新挑起战火;也可能耍出各种手段破坏停战协定;也可能派遣特务越过军事分界线来搞破坏。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最前沿的哨兵。

尹连长交代:“你们班今晚就出发,拂晓前进到广石洞西南山。”他指着地图说:“这儿就是你们哨所的位置。到达位置后,立即安家，派出警戒哨和巡逻组,并协助工兵分队清除爆炸物,为即将开始的设置军事分界线的工作扫清道路!”

天色逐渐暗下来,更糟糕的是开始下雨了。仅看了一下地图,凭着一个指北针就摸索着出发了,心中确实不太踏实。

这一带,原不是我团的前沿。广石洞谷地,是双方火力交叉的区域,实际上是无人地带,很多东西还保持着敌人撤退后的原样。在公路上走,不时会踩着些东西,打开电筒一看,原来是敌人撤退时遗弃的尸体。

雨,越下越大;夜,也越来越暗。由于对敌情还保持着警惕,所以尽量不打电筒和少出声。午夜时,来到了谷底。应该离开公路上山了。在公路上走,还比较放心,因敌军是沿着公路逃走的,不担心有地雷。可上山就不一样了,没有路,极可能有雷区;再说敌人会不会搞些名堂?雨下得哗哗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避一避雨锋,决定休息一下。我们发现公路边的山坡上,有几个掩蔽部,我和班长老徐进去用电筒照了照,地上铺着炮弹箱,还算干燥,就招呼大伙儿进来休息。

老兵们真有办法,那么大的雨,居然没有把他们的香烟火柴淋湿。大家轮流吸一口,那滋味……尽管衣服还是湿的,可不一会儿全都东倒西歪地入了梦乡。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耳边“喀嚓”一声。这“喀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是什么“灵感”,使我在几乎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意识”到:掩蔽部要塌!我大喊一声:“快跑!”掩蔽部里的所有同志,也都像事先训练过的一样,同时弹簧般地跃出了掩体。我们还没有在外面站稳,掩体就轰然塌陷了。吓得我们面面相觑。原来,在反击战中,攻人敌阵地的突击部队,在搜索时,曾向掩体内投掷过手榴弹。掩体顶部的一根横梁被弹片砍开了一道口子。掩体上是一米多厚的积土,雨水逐渐渗入土层,重量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崩塌了。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怎么能在睡意朦胧之中瞬间做出反应,这在平时是很难想象的。也许是某条神经始终绷紧着的缘故吧!

这一来,睡意倒是全给赶走了。损失了几个水壶、电筒,但未伤人,总算万幸。

雨,不知何时停止了。天快亮时,又起了大雾,一切景物全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之中;连我们马上要攀登的广石洞西南山,也不见了真面目。这里没有人、没有鸟兽,甚至也没有虫鸣,静极了。这也好,使我们可以确定,在相当的范围内没有什么人在活动。

我用指北针定了方向,就带领全班向上攀登。为了避免碰上地雷,我们选山脊梁、并尽量踩着弹坑走。广石洞西南山,海拔800米，距谷地的相对高度约600米。一小时以后,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山顶。但雾还没有散。我们站立的地方,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很难判断是否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这时步谈机里传来连长的指示,要我们确认一下是否已经到达位置。正在这时,老战士刘其如跑来说:“副班长,这儿就是我们的位置!”

“你怎么证明?”

刘其如手里攥着两截电话线说:“刚才,我顺着电话线往前摸,不久就到头了;再往前,摸到的就是敌人的电话线了!”

我兴奋地向连部报告:我们准时到达指定的位置!

天大亮以后,雾渐渐散去。极目四望,只见湛蓝的北汉江逶迤从西向东流来。到了广石洞西南山下,掉头南流而去。江南江北景色大不一样:北面的山头,全被敌人的炮火打得光秃秃的;而南面的山头,仍是郁郁葱葱。双方的火力悬殊多么大啊!然而,被打垮的却是他们。

站在这最前沿的高地上,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我在小学里学习历史开始起,就知道我的祖国总是挨打、屈辱、丧权、失地,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一二·八”,偌大的中国,为什么会那样轻易地任人宰割?抗日战争中,我母亲带着我们幼小的四个兄妹流离失所、四处逃亡,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跑得比我们老百姓还快，把大片的国土拱手让给敌人。抗战胜利后,又在杭州、上海看到美国大兵搂着中国姑娘,驾着吉普车,趾高气扬,横冲直闯,不可一世。这

志愿军第61师女战士。

个两次世界大战胜利者的天之骄子,居然败在劣势装备的中朝人民的手下,不得不签字画押同意停战。我站立的这座山头上,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穿着尼龙避弹衣的尸骸。同样是中国人,过去只有挨打的份;现在却把世界霸主打得头破血流。美军的一些将领和新闻媒介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次错误的仗。”其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块双方反复争夺过的地方,我们更能体会到,胜利来之不易。

当我们为搭一个窝棚开挖地基时,清楚地看到近二米厚的松土，呈现一道道明显的“断层”。上一层可以看到美军的钢盔、卡宾枪的碎片;下一层则看到了我志愿军的急救包、压缩饼干等物品。再下一层,又是美军的东西;更下,又有我军的残物……如此交替叠着七八层,其间夹杂着已经分不清敌我的骨骸。我当时想:后代的考古学家如果发掘出这样一些文物,他们能够想象得到这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吗?他们能理解千千万万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的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战士吗?而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留下姓名,后人还会怀念他们的丰功伟迹吗?他们能解释,在异国的土地上,付出那样的代价反复争夺这样一个无名山头的意义吗?

设置军事分界线

根据协定,停火一周后就要建立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南北缘的标志物。

军事分界线的走向,已在停战协定书的附图上标明,但要在实地标定,则并非易事。非军事区南缘和北缘的界牌,由双方各自负责，军事分界线的标志则分段(每10公里一段)交替由双方负责。我们管辖的这一段正好是由美方负责的。

停战生效之后,在我方一侧,部队像逢会似的日夜不停地向外撤出武器装备和清除爆炸物。这是在坚决执行协定72小时要完成这一任务的规定。为此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可南侧却冷冷清清毫无动静。我们进点后,除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窥视我们外,也未见对方有什么实际行动。

在山上建哨所,条件是极为艰苦的。给养要到10多里路外非军事区北缘的连部去取。水要到高差600米的山下去背。没有柴,捡破电线烧。没有房子,在地上挖个坑,捡些装炮弹的油毡纸筒撕碎了垫垫,晚上很冷,无法人睡,只好起来去巡逻。班里年纪最小的战士小吴,不知从哪里找来两条军毯,给了我一条。我也就裹在身上睡着了。早上醒来,浑身奇痒。一看,啊!许多虱子叮在身上,肚子吸满了血,鼓得像红豆。原来,这毯子是他从敌人尸体上拖来的。真奇怪,人死了多日,虱子居然不死,还能左右逢源地吸血。

为了沟通联络,连部命令,尽快从哨所辟一条通往后方的交通道路。路线勘察好了。但很大的问题是:道路必经的山沟,地形复杂，肯定是敌人的重点布雷区。山上被炮弹炸断的树干残枝也堆积在这里,使隐藏在下面的地面变得更加可怕。工兵分队由于任务太重一时来不了。怎么办?我和班长老徐一合计,决心自己动手排雷。我们把全班组织了一下。我和班长在前面探索。我们细心地拨开枯枝碎石,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其他战士跟在后面修路。果然不久就发现了绊雷的细丝。一听说有雷,战士们嗷嗷叫地来请战,要求担任排雷任务。这种雷光听说过很厉害,但谁也没见过。它灵敏度很高，排雷的危险性大。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干部不能让战士来冒这个险。最后是班长与我俩个人争。对班长我很了解:工农干部,作战勇敢，但不够细心。所以我死活也不同意他去排。我灵机一动说:“昨天你看到我拾到一本英文小册子,那正好就是这种雷的说明书,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排除方法。”这一下果然把他诳住了。我命令大家都退到50米以外去隐蔽。班长再三嘱咐我要小心。还从口袋里掏出他舍不得抽的半包烟递给我,说:“你发现地雷后不忙动手。抽支烟,看清楚了再干。”他坐镇在我后面五、六米远的地方。我顺着刚才发现的那根漆成保护色的细铁丝,扒开枯枝杂草,一寸一寸地找。看见雷体了!绿色的跳雷像一个毛竹筒,半截在土里。筒边立着钢笔粗的击针管。上面伸出三个触角,触角下面的小环上系着绊索。只要轻轻碰到触角或牵动绊索,就会使击针解脱而撞击引信,使雷底部发射药点燃,把雷体抛向空中,在2米高处爆炸,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我匍匐到距它很近的地方,仔细观察这随时会散播死亡的“怪物”。忽然，我发现系绊索小环的另一侧,有个小孔。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我猛然想起阵地上到处散落着开口销钉,那是美军手榴弹投掷前的保险销。这个小孔肯定是和美军手榴弹上的保险孔一样的!如果从小孔中插入一个销钉,就能把击针卡住。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推想。谁敢肯定呢?那只能冒险试一试了。我把身上别“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的别针拿下来,扳直了,往小孔里穿。然而,这小孔离绊丝和触角是那样的近,手的活动空间实在太小了。偏偏此时手不由自主地颤动不止。这样不但插不准小孔,而且很有可能碰到触角或绊丝。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我稍稍回缩了一点。坐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边吸边进一步仔细观察,同时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接着再一次“冲击”,果然稳稳当当地把别针穿进去了。接下去,又仔细地剪断绊丝,再把击针管拧下来……

“成功了!”我高兴得叫起来。

战士们找来许多开口销钉,班长也靠近上来。我俩互相配合,速度越来越快。天黑前把道路打通了,数了数,一共起出了 28个地雷。

第二天,美方的标志物设置小组来测量线路,树立分界牌。进行到这一段时,因直线上是峭壁,必须从一侧绕行。带队的是一位美军中尉。他行了军礼后,要求通过我方的通路到下一标志点去。我指出,应该从他们自己那一侧绕过去。他派了两个黑人士兵拿了探雷器试图往那边走。他们那一侧,草木还比较繁盛。两个黑人士兵小心翼翼刚走了几步,探雷器就呜呜地叫起来。吓得再也不敢前进了。我立即指出:你们不遵守停战协定,未按规定时间清除非军事区的爆炸物,贻误了建立标志物的进程,你们要对此负责!

那名中尉耸耸肩,用步谈机与后方唧哩哇拉说了一阵,只得收兵回营。

尽管美方拥有许多先进装备,但在军事分界线的设置工作上,进.度大大落后于我方,都超过了停战委员会的规定时间。这除了他们缺乏诚意外,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士兵和基层干部,缺乏像我们那样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

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建立后,除后来因双方交换(遗留在对方阵地上的)尸体等问题与对方有接触外,我们基本上生活在无人区中。

半年后,我们的任务全部交给朝鲜人民军。

这条绵亘 200多公里,宽4公里的无人地带,存在已经40余年了。它维护了朝鲜停战,保证了朝鲜半岛40年的和平。在“冷战”时代,这一非军事区,实际上也成了两大“阵营”的隔离带,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维护了一代人的世界和平。它也维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这条非军事区,虽不如柏林墙出名,但是其规模却远远超出前者。报载:南朝鲜方面在非军事区南缘设置了长200余公里的水泥墙。因此它也把南北朝鲜人民分隔了一代人的年纪。

据说,40多年来,在这个无人区内,在被炮火耕松了的土地上，已经长出了茂密的森林,各种鸟兽逐渐生息繁衍。由于无人去干扰，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特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这真是当时我们在设立非军事区时始料不及的大好事。如果有朝一日,南北朝鲜真能和平统一,这儿一定会成为世界上难得的旅游观光区。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在一个真正和平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和平的见证人,到那儿故地重游,该有多好啊!

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在朝鲜

熊 林 洞 迎 胜 利

叶民涛回忆：

我们21军后勤部从大洞出发,经过四昼夜行军,到达前线驻地熊林洞。熊林洞左有鱼隐山,右有上甘岭。我们到达时,60军部队正在金城前线酣战,其后勤机关也就未移防。有趣的是我们两个军的后勤部长却是一个人,即齐德宽部长。原来21军齐部长是按上级安排,提前几个月来60军后勤部任职,以便熟悉志愿军的后方保障供应情况的。所以,我们两个军的财务科,同住一处,亲似手足。我们后勤本部,从沟外向里,从沟下向上展开部署,里沟口是部首长带参谋以及管理科、伙房和监护分队,东侧是政治处、西侧军需科,向上东沟干部处、财务科、随军银行,西沟军械科。卫生部及所属各科则部署在东边山沟内。这条山沟山青水秀,又没有居民,所以隐蔽条件特好。住房多数是用松树的段木构成的掘开式房子,少量的坑道和用篷布作顶、树条泥巴糊成墙的房子。睡的是用树枝梢编成的床,人们叫它钢丝床。夜晚门窗均用黑布或雨布遮挂以期防空。当时我们会计组和审计组,不仅办公室是合二为一,而且还兼作男女宿舍,中间是二张用弹药箱的木板钉起来的桌子,两边靠墙铺着几张木板床，女同志靠南边睡,男同志靠北边住。从山下沟口到财务科的距离少说也有一公里,下山到伙房,打一次饭总得40多分钟,一天三顿饭，做值日生也够辛苦的。夜晚基本上是以科为单位组织放哨,财务科则与干部处共为一单位,男、女同志都要参加放哨,以防敌特的破坏。记得当时的女同志有申抒、林秀彬、童华卿、赵一勤和张霞年。入朝后,主、副食采取实物供应,为使经费核算与实物供应相结合,原由财务科管理的四项经费也移交了军需科,人员也相对地作了调动。因此,财务科的工作也相对减轻。但由于部队长期驻在国外，发给个人津贴费的保管和赡养费汇寄发生了困难。由此,志愿军赡养费汇款的办法也应运而生。开始的做法,先由个人填写汇款信封交付汇款金,尔后由伙食单位编送赡养费汇款花名册(一式三份):有收款人的姓名、地址、金额和汇款人的姓名、班排等栏目,由团财务部门汇总,送安东邮局汇出。同时,伙食单位也办起了小银行。由司务长负责保存个人的存款。时间一长,就成立了军、师两级随军银行。军部随军银行行长由财务科长王庆舒同志兼任,科员是张维樵同志，会计有戴维良等同志。随军银行、赡养费汇寄是一种创造,是军队在境外作战条件下,战士与亲人相联络的好形式,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家属的好评和赞扬。

7月中旬的一天,从安东提取来的十多麻袋的现金,因来不及搬上山去,只得堆放在参谋处值班室过夜,我也就睡在麻包上看守。夜深时,突然电话铃声响起,参谋陈辉同志拿起听筒,对方以命令的口气说:军首长指示,后勤要在三天内赶制某某个军事分界线的木牌，不得有误。我心中就意识到停战之事指日可待了,但那时还要保密，不得言传。停战前的几天,特别是夜间,敌我双方炮击越打越烈,好像炮弹不是一发发发射,而是倾泻而出的。每到天黑后,熊林洞前方天空通宵达旦地挂着照明弹,此起彼落,照得如同白昼。有人说这是美军的壮胆灯离开不得,而我们那时年轻还可借光看书呢。一天深夜,我们给震天动地的炮击声惊醒了,这天晚上的炮击真厉害呀!事后得知,停战协定有条文规定,停战后双方各自从接触线后撤二公里,作为非军事区。所以,双方都把储放在阵地上的成千上万发弹药,倾射到对方的阵地上,以扩大战果。

7月27日上午,参谋处通知各科:停战协定今天签字,22 点前仍要做好隐蔽工作,防止敌机的意外空袭。22点后,任何人不准打枪，以免敌人诬我破坏停战协定。白天,双方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猛烈炮击。吃罢晚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不时地看着手表,当时针走到平壤时间 22 点时,大炮轰鸣声嘎然停止，一下子大地沉寂得鸦雀无声。此时同志们打开窗帘,掀掉门帘,奔向附近的山头。山上山下欢呼声此起彼伏,“胜利万岁!”“祖国万岁!”“中朝两战斗友谊万岁!”口号声响彻山谷。第二天,我下山打饭时,在参谋处门前,停有一辆刷着白色五角星的漂亮中卡,据说是车管科长包涤,从军事分界线上开回来的战利品。

在熊林洞还有一件使我永远难忘的事,那就是经王庆舒、张维樵两同志的介绍,我于1953年10月7日被批准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个人多年来的夙愿。

志愿军领导机关欢送祖国慰问团

金城战役中的山炮营

张明修回忆：

62师炮兵团山炮营,同185团一起于1953年3月中旬,配属61师先行入朝作战。金城前线反击战开始时,山炮营进至61 师师部驻地甘地谷以东5华里左右的一条山沟内。同一山沟内,还驻有朝鲜人民军1个女兵高炮团。

营长朱宝江、政教陈国法接受战斗任务后,积极勘察地形、确定各连阵地位置,将各连驭手班组织起来,管好马匹和阵地上不需要的物资。按照61师首长的作战命令,全营指战员积极进行了上阵地的准备工作。

排除万难进入阵地

山炮营射击阵地位于61师左翼团(181团)阵地和右翼团(185团)阵地之间,也即中间团(183团)阵地内的大无名高地前侧。根据实际地形,全营阵地配置是:1连在大无名高地左前方400米处;3连在大无名高地右侧600米处;3连在1、2连之间。营部位于1、3连之间。

该营遵照命令,于1953年7月10日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7月9日晚,山炮营离开原驻地,向阵地开进。人扛着炮,携带着规定数量的炮弹。刚过一条河,向山边前进时,碰到敌人炮击,封锁前进道路,有1发敌人炮弹落到营部与3连附近,两位同志牺牲,两位同志轻伤,医务人员马上抢救、包扎,将伤亡的4位同志往后方运送。3连队形有点乱,连长季福通及时组织指挥,稳定情绪,继续前进。

由于是夜间在敌人炮火不断封锁下行进,战士们负重超常,又是一路爬山,行进的困难前所未有。上半夜还好,虽不时有人跌跤,行走困难,各连还能保持队形缓慢前进。往后,连续翻越两个山头,有些同志走不动了,各连掉队人员不断增加。“后面掉队了!”这声音不时传入营、连领导同志耳中,不得不几次停下来等待掉队同志跟上来,再继续爬山前进。

朱宝江营长率领第一连走在前边,后面是营部、3连、2连依序跟进。克服重重困难后,天亮时抵达阵地。

该营进入阵地后主要困难是:无工事;无住处;无水;运输道路太差,主、副食难以运上来。

根据上述情况,营里首先组织开挖隐蔽人员、火炮的临时工事，先保存自己，再积极投入构筑火炮发射阵地。根据上级要求,火炮发射阵地,不能是露天的,一定要在保障人员、火炮安全的条件下,便于将炮弹发射出去,满足支援步兵作战的需要。这只能开挖坑道、猫耳洞和上边有一定厚度的积土的隐蔽部。只有这样才能防空、防炮,保障人、炮安全,又能及时投入战斗。构筑上述工事是在不断遭敌空、炮袭击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组织严密,没有发生伤亡情况,顺利完成了上述任务。

火炮阵地构筑好后,又抓紧战斗之前的短暂时间,抢修人员生活工事，也是马蹄形坑道、猫耳洞等能防空、防炮的工事,伙房、包扎所也是这种工事。

该营阵地水源是个大问题。只有一处极小量的泉水,一昼夜的积水量还不够做饭用,至于饮水、洗脸、洗脚、洗衣、洗碗等就更轮不上了。营、连干部组织专人千方百计寻找水源,但始终未能满足用水的最低需要。同志们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着力一个“忍”字。

主、副食,是兄弟部队移交下来的高梁米、咸鱼、海带、猪肉罐头等。质量不能算差,但天天重复着吃,就倒胃口了,有的同志编成顺口溜:“高梁米,高梁米,顿顿离不开你;抗美援朝你立大功,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参加金城反击战

7月13日夜,金城战役打响了。我军在李伪军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上展开猛烈反击,仅只1个小时,就全线突破李伪军的防线。

有幸参加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击战役,山炮营全体同志高兴异常。当营首长参加61师炮群作战会议返回后,立即召集会议传达布置,说明全营的任务是对当面敌人前沿各种目标直接瞄准射击，予以全部摧毁。要求各炮人员瞄得准,打得狠,不给敌人喘气时间，直到目标全被消灭。

13 日 21时整。营长在电话中下达了射击命令,全营火炮一齐开火,其它炮兵单位的火炮也一起发射,加上“卡秋莎”连续飞出的炮弹,敌人阵地前沿顿时一片火海。山炮营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壮观的炮击战,各炮炮手情绪高涨,越打越准、越狠。这种集中炮火的连续射击,持续近1个小时,将目标全部摧毁。

山炮营在参加金城反击战的战斗中,勇敢沉着,射效很好,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支援步兵出击

181团当面之敌1个连的支撑点比较突出,对61师与左邻师结合部的安全构成威胁。该团左翼第3营奉命与左翼兄弟师的1个营相配合,于7月17日晚对该敌实施反击,山炮营奉命配合这次重要的反击战斗。

各连领受任务后,在各自阵地上认真动员、准备,连长在观察所指挥,政治指导员在火炮发射阵地组织掌握。各班照例擦炮、准备炮弹,按照炮兵作战指挥图调炮位,选好目标,确定射击诸元,当日黄昏前,一切准备就绪。

17日23时,3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是炮击的信号。紧接着,“轰、轰……轰、轰……”连续不断的炮弹爆炸声震动山川,远远看到,我们的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在敌人支撑点上爆炸,敌人连排支撑点全部被我炮火摧毁。20分钟后,2发绿色信号弹升空,这是命令我炮火延伸的信号,说明我步兵已对敌支撑点发起冲击。我炮火转向敌支撑点的核心部分,营长朱宝江用电话向各连转达首长对山炮营的赞扬。

对敌最后惩罚

金城战役迫使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要求立即签署停战协定，也迫使李承晚伪军不再公开叫嚣“单干”了,于是,历经两年又1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在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同意停战。中朝人民军队,从1951年11月27日与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谈判划定军事分界线以来,我方阵地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签字时，美方代表哈理逊向我方作了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火的实现。"美国也“不再允许扣留战俘……”在这之前,即1953年6月8日,双方达成遣返战俘的协议后,李承晚玩弄“就地释放”的把戏,强行扣留朝籍战俘2.7万人。

朱营长、陈政教在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消息传达给全营指战员的同时,还根据上级的命令,向各连下达了对敌人炮击的命令,各连和营部有关分队和干部开始了认真的准备。

最后一次炮击的目标,是当面敌人的第一、二道阵地内的火力点、地堡、掩蔽部等我炮兵能够有效射击的军事目标。根据现有炮弹,营要求每炮发射不少于50发,命中率要高。炮击从27日16时开始。山炮营战斗人员全部准时进入阵地。朱宝江营长下达了炮击的命令,“咚、咚、咚咚……”我方各炮齐发,群山回荡着炮声,似在欢呼、祝捷!

由于炮阵地不是露天的,每打开一次炮闩退壳、装弹时,都有一股浓烟涌入工事内,呛得人直咳嗽,有的耳朵被震聋,耳内流出血。但勇士斗志昂扬,精心操作,保证每炮都能又准、又狠地消灭敌人。

平壤时间 22时整,炮击停止,敌我双方阵地一片寂静。停战协定真的生效了,山炮营全体同志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在坑道的日子里

马振棣回忆：

1953年7月上旬,21军61师181团受命接替友军防务,进入前沿阵地,开始了鱼隐山西南侧938.2高地的守备战,在坑道里度过了20 个日日夜夜。

猫耳洞里的团指挥所

团指挥所设在938.2高地的坑道里,这条坑道长约80米,有三个出入口,一朝东南,一朝西南偏西,是通往一线部队的出入口;朝北的,为比较“安全”的出入口,是通向后方的门户。朝东南的洞口，经常遭炮击,基本不使用。一日天气晴好,我们将潮湿的狗皮褥、棉被放在该洞口曝晒,傍晚去收时,已被敌炮打得千疮百孔,根本无法使用。坑道为坚石结构,高处可直立,低处需猫着身子通过;宽处可三五人平列行走,窄处只能一人通行。坑道两侧有许多猫耳洞,用来办公与睡眠。坑道的交叉处有个大型猫耳洞,高2米许,长约6米,阔近3米,用汽车油布遮顶,四壁配框,钉上木板,是全坑道唯一不漏水的地方,壁上挂着军用地图,用木柱支撑的“大桌”上,放置多部电话机和敌我工事、火器、兵力配备图,这就是作战室,全团指挥作战的枢纽。别看这小小的山洞,里面却容纳了司令部、政治处、警卫排,通讯连(部份)、炊事班的全套人马。

坑道没 有天窗,也无监视孔,除三个洞口有光线外,其余地道均伸手不见五指,昼夜都靠矿烛照明,敌人一个炮弹落在顶部,爆炸的震波直冲两耳,嗡嗡作响,使你短时间失聪,还将矿烛全部震熄,陷入一片漆黑。我是测绘员,一日正在赶绘敌我兵力布署图,阵阵重炮爆炸声,使矿烛熄了又点,点了又灭,大大影响进度,好在有丛参谋相助,手持火柴,熄了立即点上,如此重复数小时,使我终于完成绘图任务。

7月,雨季刚过,天空已开始放晴,而坑道内滴滴嗒嗒到处漏水，低处积水成池,且经常湿透衣服、被褥,幸好军用雨衣(一块四方胶布,拉紧内部绳子披身)起了作用,才得到方寸干燥之地,保住枪支弹药、通讯工具和作战用品不受漏水浸蚀。

用水很困难,要通过封锁线到半山腰去背。一次,炊事员在取水途中挂了“彩”。每当敌炮封锁很紧时,我们只得强忍干渴,曾有数次炊事班断水,煮不成饭,我们只得用干粮充饥(一种很硬的压缩饼干)。在漫长的日子里,大家都没刷过牙、洗过脸,更不要说洗澡擦身了,但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旺盛。

鲜血换来的粮食

进入坑道一周后,友军留下的粮食告急,一日拂晓,团指挥所的官兵大部下山扛粮,粮食堆在山北坡军械仓库(猫耳洞)门口的平地上。这个仓库顶部岩石陡峭坡度大,敌炮袭来,不是在这洞口的高处爆炸,就是落入离洞口近100米深的山谷里,因此这里成了通往前后方歇脚的好地方。我们扛的是大米,每袋重百斤,为赶中饭,大家没多休息,立即扛上袋子上路了。还未爬过坡,远处传来“嗡嗡”的响声,敌人的侦察机出动了,不一会来到我们头顶,一圈又一圈的盘旋，投下红的、黄的、白的……烟幕弹,这是给敌炮群指示目标的。不好!运粮队伍被发现了。瞬间,“嘘一哐!嘘一哐!”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接踵而至,我们时而卧倒,时而又扛上沉甸甸的大米在陡坡上迅爬,如此超负荷的行动是平时难以体会的。不好!一颗炮弹离一名警卫员不远处爆炸,弹片击穿他的米袋,击伤他的右腿,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裤腿。他倒下了,旁边的战友立即为他包扎,幸好没有伤着筋骨,尚能勉强行走,大家劝他弃了粮食,他死活不肯,说这就是生命呀!一手挡住米袋的漏洞,一手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坚持到最后。

中午,同志们正在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却从山下传来噩耗,就在上午的敌炮轰击中,一颗炮弹不偏不倚落在军械股前面的平地上,伤亡27人,军械股长为指挥大家疏散,没有进入猫耳洞,当场壮烈捐躯。战场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数小时前还亲切接待我们，再三叮嘱我们路上小心的老股长,却就这样去了,大家当时悲愤交加,谁都吃不下!40余年过去了,这位值得永远怀念的老股长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

到前沿阵地的通道

一日午后,团长刘正昌、政治处主任张秀,带着我与一名警卫员，前往3营7连前沿阵地。我们沿着交通壕,俯着身子一直往南走,一路上不见一草一木,满山复盖着黄土,随意抓一把,都有大大小小的弹片,原来一米多深的交通壕,大部已夷为平地,可见友军在此曾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少战友曾遭敌枪炮袭击或挂彩或阵亡。按照规律,我们选择此时通过,正是敌人停止封锁的时候,故得以安全到达7连。该连防守的阵地与敌阵地仅一小山沟之隔,从该连2排猫耳洞的监孔中,用望远镜可看到敌人的工事。我的任务是校正敌工事设施、火力配置及其变动情况,并把其准确地标在军事地图上，复制印发各兵种。敌人欺我们火力薄弱,一群手举铁锹、铁镐的敌兵,在作业之余,居然爬出堑濠,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这是一撮身披美式军服的李伪士兵。这时我们的炮兵说话了,大炮、小炮一齐开火,向敌群射去,敌兵慌了手脚,拼命龟缩进去,丢下几具敌尸横在堑壕边沿。随着飘来的南风,还隐约听见敌伤兵痛楚的嗷叫声。天将晚,首长召开连营干部会议,布置任务已结束,我也完成了测绘工作，起身从原路返回。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论刚才炮击敌兵的情景,不时发出哈哈笑声。正在这时,敌人又开始炮火封锁了,隆隆炮声此起彼伏,机枪的子弹,也劈劈啪啪在左右响起,在这毫无隐蔽之处的山上，团长命令拉开距离,时而飞跃前进,时而卧倒,约过了20分钟,终于通过了封锁线,除了我的裤管被炮弹片穿个小洞外,大家都安然无恙。

攻克 630高地

3天后的深夜,全副武装身带水壶、干粮的7连2排战士,在排长率领下,悄悄地潜入敌前沿,在山脚下草丛中隐蔽起来。日间遭七月骄阳的烤晒,夜里受小虫的叮咬,有时还遭敌人瞎枪瞎炮的射击，他们个个以邱少云烈士为榜样,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在漫长的24小时里,经受了极其艰苦的考验。第二天深夜近12时,我军炮兵向敌630高地开炮,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齐发,密集的炮火铺天盖地在630高地周围爆炸。接着,进攻信号弹划破了长空,我军炮火延伸,2排战士个个似猛虎,向630高地扑去。须臾,勇士们冲到敌第一道防线,这里除留下几具敌尸体和几支枪支外,已无残敌。战士们乘胜追击,矛头直指630高地主峰,没被我炮火摧毁的敌人两个掩体响起了机枪,我伤亡三、五人。机枪的火光暴露了敌人目标,全排兵分两路,对准敌枪眼猛烈开火。爆破战士手持爆破筒尚未运动多远，敌两挺机枪先后瞎了火,全排战士一涌而上,630高地于凌晨2时为我军占领。打扫战场时发现,该高地上敌工事基本被我炮火摧垮,残存的敌人狼狈地向南逃窜了。

朝鲜人民军欢迎志愿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