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贤的人去楼空 一一南昌时鲜楼的历史补白

卢洪献

好不容易在地铁2号线坐上位置，就觉得隔壁的人一直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他，70左右，与我差不多：“你是稀贤里咯吧？”他终于没忍住向我发话。

“稀贤”，听到这久违的名称，我顿时激动起来，这可是半个世纪没听到过的名称啊。随着龙龙的介绍，我很快想起我在“稀贤”时的往事。原来龙龙是隔壁的邻居，半个世纪过去了，龙龙还能从我现在的老态中记得我年少时的模样。我依稀想起小时候许多人说“稀贤”两字，到“稀贤”去，就是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我恍然大悟：“稀贤”就是南昌方言---“时鲜”，我住的地方曾经是南昌赫赫有名的时鲜楼？

哧溜——，哧溜——”我一只脚踩在小门上面，另一只脚踮到地，一蹬连体的大门就随之扇动。我喜欢大木门带着自己前后游动，喜欢感受它哧溜的声响。“稀贤”是民德路上的一栋三层楼房，在五六十年代是南昌城少有的高层住宅，住了三四十户人家，清一色的民警及其家属。进门时，抬头可见门楼上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大字，这是非常时期我父亲花了几天时间打格子用漆填上去的，那时他所在的单位随着公检法被“砸烂”，无所事事才露了这一手。我朦胧感觉到这书写的门楼上本来应该漆上“时鲜楼”或“北味时鲜楼”的。

据“时鲜楼”的现在介绍：南昌的时鲜楼是1923年（民国12年）由山西太原人白起龙先生创办，店址设在文子祠3号，即现在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对面的繁荣巷。抗日战争时期迁往赣州经营，解放后迁回南昌。1957年公私合营，1958年4月从文子祠3号迁至胜利路63号，文革期间曾更名为“东风餐厅”。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时，时鲜楼是不是有迹象在民德路建新楼，新楼落成后遇到一些麻烦事，才从赣州重新回到文子祠的。否则“稀贤”的盛名怎能这样家喻户晓呢？！

“稀贤”在市中心的民德路330号，东距象山路百十米，转个大弯就是最为繁华的中山路。西临人情鼎沸的胜利路不足千米，中间隔着邮电大楼、南昌三中、儿童木偶剧场等有点名气的单位。得天独厚，我远在千米，每天可以听到亨得利浑厚的西洋钟的钟声。近在窗前，能够享受到三中学生朗朗的读书声。

穿过“稀贤”大门是道十来米的走廊，靠明瓦照明，才看清第二道门厅。门已不复存在，古色古香的痕迹却留在那里，雕龙画凤的门楣，镶有蓝色浮法玻璃的门格。门额上还留有时鲜楼3个繁体字，这是我邻居爱华说的。进门有面对面的4间门房，应该是迎宾送客的地方，不难看出过去的豪华和气派。越过门厅的幽暗，眼前豁然开朗，明媚的阳光透过明瓦将楼内的三层照得锃亮。宽大的大厅应该是酒楼的宴会厅，却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下午四五点钟放学，我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推铁环，捉迷藏，跳房子，踢毽子，跳皮筋，推推搡搡和吵吵闹闹，声浪几乎把整个大楼给掀翻。“吃饭啰！吃饭啰！”用餐时间，才换成了各家主妇声音的比拼。东家唤，西家叫，加上换炉底、卖鸡毛掸子，剃头修面的不同声调的混搭，十分热闹。

宽大的木楼梯一级一级地将我们送到各自的楼层，楼梯的扶手则成了我们的滑梯，从三楼一直滑溜就到楼下了。楼上各层靠里都有走廊，呈回字形，有木雕的护栏，从走廊一头进去，可以从另一头出来，形状有些像田径场的跑道。每家每户住房面积不到20平方，与走廊人隔断是木板，上面镶嵌着透光不透明的花玻璃，出门就可看见楼上楼下的风光。房子是砖木结构建筑，从三中看是高大的青砖大楼。大楼里除了“洋灰”的墙壁外，木隔断、木地板、木楼梯、几乎都是木头制作的。有一次起火，幸亏全体合作才没有酿成大患。

一楼除出大门外有两个出口，一个去公共厕所，在那个时候有公共厕所的不多。另一个去厨房，厨房很大，看来就是为酒楼设置的，但那时各家每户各占一隅，却显得拥挤不堪。进去有一个大水池，肯定是盛水的，后来装上了水龙头，供大家使用。但是一大半的人觉得花钱的水太贵，宁愿到马路对面的那口水井去挑水，打水洗衣、洗菜。厨房中间有一透亮的露天天井，横着几块大石块，可用来劈柴。上午十来点钟，家家生煤球炉子，整个厨房烟熏火燎，眼睛都睁不开。我7岁就学会生炉子，那时父母都上班，哥哥姐姐上学要到12点才回来，我的任务是劈柴生炉子，还要淘米煮饭，母亲回来烧菜就不会弄得太晚。炒菜时，不同的香味此起彼伏，炒菜的声音都是撩人的。

从大楼的布局、规模和装饰看，这里确实是给“时鲜楼大酒店”准备的。解放了，前主人不知是夹着尾巴逃跑了还是什么原因不能在此经营，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栋大楼，改为市公安局宿舍，解决大批泥腿子招进公安机关的需要。作为管理员，我父亲在装修这栋房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好不忌讳地争取了二楼第一间房间，似乎没顾及旁边局长和科长们的感受。

“分萝卜了！分红薯了！”一阵快乐的呼喊，大家来到门房。两张大桌子上摆着一份份萝卜或者红薯，编好了号，各家代表从一堆号里面抽出一份，按号拿走自家的一份。公安干警那时出门是制服皮鞋，光鲜锃亮，但微薄的薪水，过多的子女，日子过得都很窘迫。三年困难时期，家属们利用农民到宿舍内的公共厕所掏粪，硬是讲条件，要农民带来红薯和萝卜进行交换。农民推着用木头制作的独轮车，吱啊、吱啊地作响，来时车上是萝卜红薯，回去时却是几桶粪。要知道一般人工资仅有三四十元，但一斤红薯要八角钱。分这些个东西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们小孩兴奋地跑上跑下。在那物资极为贫乏的年代，红薯和萝卜与大家喜悦的心情完全等同起来。

“文革”砸烂公检法后，公安干警下放的下放，离队的离队，宿舍里少了许多威严，空气是晦涩和茫然的。不久，做木工的、推板车的作为“领导阶级”占据了政治舞台，也顺理成章地占据着原来的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丰富赤裸的语言，让我们仅存的一些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我父亲本应随公安局下放去南昌县渡头公社，由于身体不好照顾到副食品公司受教育，所以我家没搬出。父亲的工作单位楼下就是东湖饮食公司，他没事闲着，竟然跟着餐厅的大厨学起了炒菜，后来家里的伙食大为改善，成本没增加，是炒菜技术的提高所致，当然，深层次地讲，是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丰硕结果。

七十年代初，父亲又随着湾里的新建，再次下放到湾里区，在搬迁时，被居委会强行将家具搬至一空，回来时，房主已易他人，我们对“稀贤”全部的怀念逐渐淡去。虽然去过几次，但是人走茶凉，熟悉的人大多数搬走，不认识的人总用一种陌生的眼神回避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把庙主都赶了去。几十年内，“稀贤”经过两次拆迁，人去楼空，面目全非，再也听不到耳熟能详的“稀贤”乡音了。

龙龙的一声“稀贤”勾起我太多的回忆，让我如梦如痴地码下这些文字，往事历历在目，眼睛却是湿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