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华同志访谈整理稿（5）

周路明

周实华访谈录（6）

    潘：新中国建立，举国欢庆，您当时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愿景？

    周：我们参加了新中国的建立，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解放后，总觉得生活是比以前好，一身轻松。一年以后，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又开战了，我们要抗美援朝，但是我们（地方干部）没有去朝鲜打仗，那时部队去的，我们没有深切体会。但是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人，有好几个在部队里去参加抗美援朝。他们回来后说那个地方艰苦得很，打仗比解放战争还要残酷。（和平环境）日子好过一些了，能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学习，总是比战争环境要好得多。虽然解放初期的生活，比现在来讲，是艰苦的，但比建立政权以前要好多了。

    潘：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容易，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靠您们换回来的。

    周：怎么说呢？过去是打仗，夺取政权。现在夺取了政权，怎么搞生产建设又很不一样了，这可麻烦多了。生活要让搞好了，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以后日子还很长，要走的路很多。如果再来一个六十年，我们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实际上，我们国家建立以后，真正谈得上经济发展的也就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还不行，改革开放十年以后的这一二十年，经济才很快发展。这搞生产不简单，需要基础，需要积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成的，靠“运动”这种方式不行。

    潘：对啊，“大跃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周：对，大跃进，就是太急了，太冒进了。鼓吹可以一下子搞成，但结果还是不行的。

    潘：您在解放之后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

    周：我们解放就是要进城了，进城以后呢，就在那里准备渡江。渡江是1949年春天3月，但是我在支前司令部工作，刚刚说起过的，结果发生了车祸，负伤了，所以最后也没参加渡江，就留下来在淮阴当地工作了。在淮阴工作几年后，1953年组织上调我到北京去学习，叫中央政法干校。是不是我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这时候没有这些觉悟，至于什么专业，不太清楚这些东西。这时要成立检察院，没有人。当时我在专员公署工作，在支前司令部当科员，搞支援前线（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报名参加支前工作，上海解放后，支前的任务也就结束了。51年搞镇压反革命，我在镇压反革命办公室工作，叫裁判委员会，专门给人批案子，那时候镇压反革命，办了不少案子，把反革命抓起来杀、管、关。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快结束的时候，成立了检察院，我就到检察院工作。53年的时候说要调干部到北京去培训，我就报名去训练了，去学习检察院工作、司法工作、政法工作，学习学了一年多。53年4月去的，到54年9、10月在那里结业了，就被华东局分配调到上海来工作了。本来我准备回到淮阴工作的。华东局和我说，那（指淮阴）是老解放区，人多，上海是新解放区，需要人，你就不要回去了，留在上海工作吧！结果我后来就留在上海了。我不是第一批南下干部。

    到上海，先是在老闸区，后来老闸区并到黄浦区，就一直在黄浦区检察院（工作），先是当的秘书组长，后来当的是检察长。直到文化大革命，检察院撤销了。被打倒以后，我72年调到粮食局工作了，当党委书记，干了5年以后，又分到了卫生局去当党委书记。到了卫生局，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就去区里当副区长，后来当了人大副主任，在区政府区人大工作至90年离休，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任务分工，我还是搞政法的。退休的时候63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记得，54年秋天到上海的时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对吧？不是（建国）49年么，到54年10月份，不是就正好五周年？！从54年冬天到黄浦，到检察院工作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了，到现在也有五十五年了，半个多世纪了呢。

    潘：好感人啊！那您一定对这里很有感情吧？

    周：哈哈！[笑]当然有感情了，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江苏沭阳县，那是我的第一故乡，我来在黄浦、工作在黄浦、退休在黄浦，住也在黄浦，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潘：周爷爷，您曾经在离休以后，经致力于很长一段时间的助残事业，还曾作为上海的一位助残代表，到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能不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景？

    周：我当时退休以后，觉得身体也还好，在退休以前，我是管政法工作的，政法工作包括公、检、法、司、民五个部门，当时残联是归民政局（管辖）的。当时有个政法委员会，我是副书记，兼政法办公室主任。我在区政府是副区长，在人大是副主任，管这方面工作的。所以，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民政，这里面具体事情很多的，一年到头也就忙得很了，很够呛的。对残联，照顾不够，重视不够。残联把我作为他们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名誉么，也就是名义上咯！但是我没有（亲自）参与过，但我知道这项工作，有时候报告看看，残疾人也很多，来不及顾及。我退休以后，那些事我就不管了，有别人管，但是我想想，残疾人是弱势群体，需要人家帮助，过去我在职的时候，应该多重视这方面工作，可惜我没有重视，作为弥补过去的不足，我做了助残协会的理事长，做了几年，作为对残联工作、残疾人工作，我过去重视不够，我现在补偿，不然我总会觉得有点遗憾。

    （残联主席吴忠伟）是个青年，也是残疾人，他的残疾也蛮重的，不能走路，一天到晚坐在轮椅上，人家叫他“轮椅上的民政局长”。所以，我看着也很同情，这个人也挺要强的，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我当了助残协会（理事长）。我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么？他说，现在重残无业的人有好几百人，没有人照顾，生活很艰苦。我就带了一些人去视察了一圈，看一看，（他们）实在太可怜了！因为他本人不能动，睡在那里，需要人家照顾。没有职业也没有收入，生活很困难，生存都很艰难。将重残无业这部分人，有好几百，作为重点解决（对象），（涉及）医疗问题，经费问题，还有一些他们关心的问题，这属于慈善事业。我就想办法，和有关方面打交道。到企业里面，希望照顾照顾这些人，把他们分片包干，这个企业重点照顾几个，那个企业重点（照顾几个），找的都是比较好的企业，商店、单位，定期给他们（救济）。还有就是组织里弄里面一些乐于奉献的人，让他们分工照顾那些（重残无业的人），经常去探望他们，照顾他们，洗洗衣服，拖拖地板。那些人不能动呀，躺在那里也可怜得很，家里时间一长也很困难。（这就是）重残无业困难户，当时大概有一百五六十人，都联系好了，定期发些钱，定期帮助他们。当时出现了好多好人好事，有的人主动拿钱送给他，有的一个人由十几个人帮，一个青年读书没有钱，十几个女同志每人每月凑多少钱，这小孩就能读书了。所以这小孩后来说“我有十六个‘妈妈’”还是十四个“妈妈”，我也记不清了，这些材料上都是有的（是真实的）。还有武警部队十中队，他们也去帮助。逢年过节，他们送东西给这些重残无业人士。企业就是拿钱，帮这些残疾人，一个人一百块。一个企业拿出几万块，就包了三十五个。这样的话，那些重残无业的问题解决了。也有些不是这样情况，但也有点小问题的，也有人帮助。到1998年，助残协会就撤销了，我也就不干了，一共大概干了六七年。后来这件事情经常有报道，《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记者都来采访，电视台（也来），“撒向人间都是爱”。还把我邀请到北京去，说（我是）离休干部，帮助残疾人做好事，让我去发个言，（一个是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个是）小型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正好那年我七十岁，是1997年5月份，十三年前的事情了，照片还在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就是做点事吧，退休以后，身体还可以，帮着做点事情，以弥补我过去在职时候工作的不足，这样我也就对得起残疾人了。过去我在职时应该管，但我没有管，全区残疾人有上万呢，（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就是这些事情，没什么值得多（夸赞）的。

    潘：可能您觉得没什么，但其实拥有一份很大的价值。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周：不不不，我只是起到了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运作是一台大机器，我们就是一个小零件，当然，没有我们也不行。不过如果想少了自己就不行，那也是不可能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这些工作都是平平淡淡的，不是什么很出色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