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市博物馆

高高兴兴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 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

参与者。一一-习近平

　　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以物载史，永续延绵。

潍坊，古属东夷，地濒北海，南望泰沂山脉，东西立于潍淄二水之间，有地兼山海之利，物阜民丰之饶，自八千年前东夷文化在此蕴生伊始。

潍坊作为东夷文化的核心区域，地域与历史深度碰撞交融，由此孕育出了璀璨辉煌的地域文化。数千年来潍夷先民，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对历史的追溯、对未来的诉求，或形意，或简繁，熔铸于现实，寄托于器物，承载着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让经典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中，并不断实现蜕变和升华，成就了潍坊区域文化艺术之特色，亦是齐鲁文化重要组成，且在多元一体构成的华夏文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潍坊象祥祥”形象介绍

“潍坊象祥祥”IP形象头部由潍坊的汉语拼音首字母“W”演绎而来，也是潍坊蝴蝶风筝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之一;耳朵融入祥云纹图案，寓意吉祥与好运;身体融合潍坊剪纸元素，使其形象更加生动。整体设计取材于潍坊市博物馆“潍坊象”化石，该化石于1979年在潍县望留公社(今潍坊市潍城区望留街道)武家村出土，年代测定为距今约10-20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为猛犸象属的一个新种，中国科学院将其定名为“潍坊象”。“潍坊象”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猛犸象，也是唯一以中国城市命名的猛犸象种。

象的体型硕大强健，喜好群居，且“象”与“祥”谐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被认为是庄重敦厚、忠诚睿智、团结协作、孔武有力的象征，与潍坊“崇文尚德、惟实励新、开放包容、自信图强”的城市精神高度契合。“潍坊象祥祥”IP已成为潍坊独一无二的黄金名片，被誉为潍坊的城市吉祥物。

　　世纪宝鼎简介

鼎是我国夏商周时期所特有的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传说禹定天下为九州，而分铸九鼎与之相应，以纪社会稳定，礼乐太平。今铸此宝鼎，更志世纪腾飞，社稷昌盛，文博事业兴旺发达。

该鼎通高2.1米，以喻二十一世纪之始。直径1.66米，重达3.2吨，浑厚古朴，凝重典雅。形体、花纹及铸造工艺，乃集中国青铜文化精萃于一身，是迄今我省历史上最大一件铜鼎，可称之为鼎中之冠。

世纪宝鼎的铸造，是由市博物馆专业工作者、仿古铜研究所人员协力合作，历时半年铸成。鼎内侧，铸有长篇铭文，以志鼎之缘起。

　　龙凤呈祥

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寄托。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潍县新修城隍庙碑记》中是这样描述龙和凤的:“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

华夏祖先赋予了龙凤众多的寓意和象征。龙为神兽之王，象征着皇权，而凤则为百鸟之冠，象征着富贵吉祥。中国瓷器艺术发展到康乾盛世，已经达到了最为鼎盛时期，其器型规整、画工精细、釉面莹润，其纹饰更具特色。《中国陶瓷史》载:“清代官窑瓷器纹饰，尤以缠枝莲和龙凤纹为多，龙凤纹的盘、碗、瓶是帝王婚礼必备之物。”

龙凤纹在清代官窑瓷器上的使用，让瓷器变得极度奢华，更加雍容华贵，极大的推动和繁荣了清代瓷器艺术，让“瓷器”这一中国的金色名片，更加享誉世界。

　　妙相庄严

佛教造像作为佛教广泛传播和推行教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厚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自汉代佛教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以来，佛教造像艺术便随之孕育而生，逐渐遍布华夏大地，又因受佛教传播区域途径和政治历史文化，以及众生对佛法体悟的差异等因素影响，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光辉灿烂的佛教造像艺术。东晋十六国至盛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至鼎盛，印度笈多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鉴融合，使得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了黄金时代，并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东汉末年，佛教渐入潍坊地区。自两晋开始至唐代，佛教发展更是迅猛，境内可谓佛寺林立、僧徒众多、造像万千。在式样众多的造像中，金铜造像极具特色。早期金铜造像精致小巧，便于云游僧侣随身供奉。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拓展，逐渐被皇室贵族供奉于宫廷寺庙之上，僧侣纳藏于佛塔地宫之内，众生敬奉于宅院佛堂之中。明清时期寺庙广建、朝廷赏赐、民间供奉等诸多需求，使得金铜佛像数量大增，极大推动了明清时期佛造像艺术繁荣与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艺体系。冶铜、塑胎、拨蜡、铸铜、磨修錾刻、鎏金技艺的运用，使得金铜佛像更加精美绝伦。

法相庄严、铸造精细、造型优美的金铜佛像，蕴含着华夏先民的智慧和精湛技艺，在表现对佛国天界无尚虔诚的同时，也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伟力。

　　清雅满堂

汉刘熙著《释名·释宫室》记载:“古者为堂，自半以前虚之谓堂，自半以后实之谓室。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前堂后室的厅堂格局，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逐渐延续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

以中轴线对称布局为基础，是厅堂陈设一成不变的惯例，在等级制度和社会性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陈设器物的布局，不仅需要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还受到了封建礼制、传统民俗、待客礼仪、文化审美等多重影响，蕴含着儒学中庸原则和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厅堂陈设之器物多为木质，因易雕琢且可塑性强，是历代能工巧匠的首选材料。几、案、桌、椅、屏等为厅堂必用之物，始终是厅堂陈设的灵魂。明清时期厅堂所用器物选材及工艺极为考究，以檀木和楠木等最为珍贵，透雕、浮雕、镶嵌等工艺的广泛使用，在厅堂陈设器物中随处可见。

　　金韵涵香

香炉的历史由来已久，宋赵希鹄著《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记载:“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制造始于此。”由此佐证，香炉最晚应出现于汉代。

香炉，形制为开放式，王公贵族除日常熏香外，多用于祭祀礼佛活动。古人通过焚香表达对祖宗神佛的敬奉，营造馨香、宁静、肃穆的祭祀礼佛氛围，是古人的一种礼仪形式和生活方式。受历史背景和宗教文化以及制造工艺的影响,香炉在其他历史时期的样式、材质、用途均有所不同。

熏炉，形制为封闭式，上有盖为镂空或炉身有孔，常用于宴客熏堂和熏衣驱虫。熏炉还可作为陈设装饰品，是古人生活中情趣和意境的重要载体。熏炉的发展与香料的出现和使用密不可分，两者相伴而生，极大促进了熏炉使用的普遍性。

手炉，又称袖炉、捧炉、火笼，是暖炉的一种，由炉身、炉盖、提梁等组成，是由熏炉和火盆演变而来，除用作暖手外，有时也用以熏香。手炉炉盖和炉身刻有花卉鸟虫、人物山水等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性。

香炉、熏炉、手炉用途不尽相同，但其三者的演变过程中，都蕴含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无论重器或玲珑妙品，其铸造精致且造型典雅，均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和风雅意境。

　　干戈卫疆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体现了祭祀与战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其中作为祭祀所用的青铜礼乐之器，确保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分封制的稳固存在。而多用于战争的青铜车马器与兵器，则是对现实的维持与保证，是支撑一个政权存在和延续的力量。

从奚仲造车到列国征伐，车马既是贵族权力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又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而斧钺剑戈、箭镞弩机等青铜兵器，则是在冷兵器时代，既让方国之间的攻伐变得更为激烈，又在历史的进程中，见证者着古国的交替。

马车的出现与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青铜文化的内涵，随之在马车上大量使用的青铜构件和饰件，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青铜时代的发展。青铜兵器是中国青铜文化中重要构成，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各类兵器合金成分大有改进，已将最精湛的铸造方法用于兵器的铸造，极大的提高兵器物理性能，在研究冶金铸造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镜鉴春秋

铜镜，是一种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实用器，因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纹饰华丽，铭文丰富，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不同时期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宗教民俗和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映照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是古代青铜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据考古发掘佐证，在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晚期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商、西周和春秋时的铜镜，亦有零星发现，多用于祭祀或王侯贵族所用。战国始盛行，产量大增。到汉代，由于日常生活的大量需求，加之西汉中叶后经济飞速繁荣，铜镜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所制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铜镜能照察审辨，古人便常以镜鉴寓理，并为世人释述戒训。《旧唐书·魏徵传》载:“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顶戴花翎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历经唐、宋、元、明，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历经了一千三百余年，是历代有志之士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潍县自古为东莱首邑,科举之风笃盛，有清一代先后考中状元两名，进士七十八人。

清代官员等级制度严格，其中顶戴、朝珠、补服等，是清代官员等级的重要标志。补服也叫“补褂”，前后各缀有一块方形补子，各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据《清会典事例·冠服通例》记载:“文官一品绣仙鹤……，武官一品绣麒麟……。” 均由江南织造进贡而来，其用料讲究，做工精良，尺寸、图案都有严格的规制。

顶戴是指清代官帽帽顶上的顶珠和翎管。不同的顶珠质料和颜色代表不同品级，一品至九品分别为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素金，阴纹缕花金和阳纹镂花金。顶戴后有翠玉翎管，内插一束孔雀翎。翎又称花翎，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

从佛珠演变而来的朝珠，多以珍珠翡翠、玛瑙珊瑚、琥珀蜜蜡、水晶玉石等世间珍物琢制而成，佩戴时均有严格的规制。《大清会典图》中记载，武官四品和文官五品以上，在穿着朝服时方可佩戴。

　　文房逸致

文房四宝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相伴而生，由文房四宝衍生而来的文房器物，明清时期被称作“文玩”，其不单纯具有实用功能，因材质考究、雕琢精细，可用可赏，使之成为文人书房和案头上不可缺少的陈设和把玩之物。

文房器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体现了文人的情趣品位。制作的材质奢华至极，从竹木牙角，到玉石翡翠以及花梨紫檀，均为能工巧匠所用。器物或大或小、或巧或拙，却多精雕细琢，颇具匠心。工匠艺人们大都是迎合文人的审美情趣而奏刀操觚，从玉石把件、珍玩赏石到笔砚袖扇，无不彰显了文房器物丰富的文化内涵。

　　潍坊地处齐鲁腹地，璀璨夺目的史前文化，方国林立的青铜时代，经学佛教鼎盛的汉魏唐宋，明清时期的金石学重镇，八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发展史，使得潍坊无愧于齐鲁文化的中心。

潍坊市博物馆建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几代潍博人传承和守护，其学术研究、考古发掘、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社会教育等工作已是异彩纷呈。今从馆藏文物中甄选精粹，汇集于一展，虽是吉光片羽，但无不彰显潍邑浩瀚广博的文化底蕴。

谨以此展，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让文物在“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传递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

　　贾思勰，北魏寿光人，我国著名农学家。其著作《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内容最丰富的农技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