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那年的下岗潮冲击着她的家

黄薄几

一、 国企时光
自参加1988年市直职业高中（班）毕业生选拔考试并按照“随父母单位定岗”政策分配进入父亲所在的萍乡市轴承厂上班之后，晓祺以其年轻的活力、熟练的技术操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快赢得了车间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赏。
那时，能够进入体制内国有企业上班，晓祺既兴奋又憧憬，而且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这辈子可以吃上皇粮，旱涝保收，虽然工作有点辛苦，但在社会上还是很体面的。她对未来也充满着希望，心想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技术，就可以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受到单位重视。
除母亲在市橡胶厂当会计外，父亲、大哥、二哥同在市轴承厂，一家子都在国营企业上班，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父母显然也很满足。全家人都能享受到单位的各种福利，每逢节日可以领取单位发放的慰问品，什么油呀、米呀，甚至还有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隔三差五还有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或是篮球、兵乓球、羽毛球、象棋比赛之类的，生活显得很安逸。大家住在工厂盖的家属院里，彼此关系很和睦，感觉幸福满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开始张罗自己儿女的恋爱婚姻。眼前的女儿五官清秀端正、肩宽腰长、大方漂亮、有着一种女神般气质，人见人爱，尤其1米68的个儿早已高出当地女孩子平均身高一大截，这既是好事，但也是愁事，因为当地小伙子平均身高也就在1米70左右。为女儿找个好婆家可是要费一定心机的，所以操着心的父母只要遇见合适的人就会托付他们为女儿介绍男朋友，最好找个大学生。 然而，父母操心儿女们的恋爱与婚事，往往都会事与愿违，一定程度上也会让天下父母们枉费心机，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天规”。那时候，厂工会经常组织周末交谊舞联谊会，跳交谊舞也是当时青年男女的普遍活动和时尚趣事。身材曼妙、魅力四射的晓祺显然成为众多男青年职工的邀跳对象，帅壮就是其中之一。在旋律明快的华尔兹舞曲伴奏下，男性特点十足的帅壮更是以其娴熟的舞步带着晓祺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他俩配合竟如此默契，舞步是那么的丝滑，所有的舞者渐渐地公开承认他俩就是一对最佳舞伴，于是乎也开始默认他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其实，帅壮比晓祺只高出6厘米，或许正是这6个厘米的差高应验了男女身高同等最为默契的客观规律。 这一消息传到了晓祺父母的耳朵里。就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帅壮何许人也，父母显然明知。说其好嘛，的确有许多的好；说其不好嘛，又的确有许多的不好。不置可否且反对了一段时间之后，父母眼见不奏效，于是慎重其事地将女儿找到身边，询问女儿的想法。晓祺也左右为难，甚至不知所措，只是对父母说她跟帅壮在一起心里很舒服、很踏实。
父母起初的想法成了泡影。父亲通过他人拐弯抹角地向男孩子提出要其调离本厂做为一个缓冲。不曾想，帅壮真还做到了：不但调入比本厂条件优越且正红得发紫的江西发动机厂，而且还随后提出“非晓祺不娶”的正式要求。事已至此，看来缘分已到，姻缘可续，双方父母不得不凑在一起，商议并成全他俩的婚姻。
1993年春，晓祺与帅壮按习俗举行婚礼。施家父母为他们准备好了一间婚房，这是一栋1984年所盖带有院子的宅子，位于城关区郊区乡北桥村。家公作为桥梁工程技术兵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分配在市土产公司从事基建工作，家婆也在市轴承厂，共生育四个男孩，平均两岁左右一个。丈夫在家排行老三，1963年出生的大哥在市茶果公司，大嫂在市土产公司；二哥也在市土产公司，二嫂在萍乡电厂；弟弟和弟嫂同在江西发动机厂。 那时候，果蔬是不打农药的，猪肉似乎是香的，水似乎也是甜的，一个人的工资虽然并不高，但能养活一家三口人，双职工还稍有结余。那个年代，“以厂为家，厂兴我荣”的口号响彻耳边。厂领导、车间主任及担任生产科科长的父亲都没什么官架子，深入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工人有困难就会想方设法积极介入解决。职工因工伤住院，领导亲自看望，工会还会送上慰问品，车间甚至还会派专人进行陪护；职工如果死亡，还组织开追掉会，发卜告，有不少人文关怀，让活着的职工心里倍感温暖。工人们把厂当成了自己的家，一心一意做贡献。 二、下岗冲击
这并非没有先兆。
1993年左右，厂里有些胆子大的同事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开始“停薪留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去了沿海地区；后来，又出现部分职工“厂内待业”，“放长假”、“两不找”等。晓祺也似乎感觉到工厂每况愈下，效益越来越差。从这时起，下岗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突显出来，成为职工们见面的必谈话题，也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下岗”一词更是频繁映入眼帘，充实双耳，而且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也愈来愈多地报道一些城市工人下岗的情况。晓祺清楚，就算自己身处赣西小城，也将有面临改革的那一天。
1998年年底，晓祺所在的单位终于发生了这件大事，轰轰烈烈的“下岗潮”终究还是无法抵挡地来到了，尽管所有人心里满是疑问和不安。
晓祺按政策“买断”工龄，领取“遣散费”5千多元，黯然离开工作多年的单位。那个年代，在所有人眼里，铁饭碗就是维系家庭稳定的根基，如今被砸了，对她而言，犹如花儿坠落，大树翻倒，“以厂为家”成为她永远的回忆。不久，丈夫也领取“遣散费”6余千元，她和丈夫的人生随之被改变。自从这一次起，晓祺意识到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她第一次有了随命运安排的念头。
晓祺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和各种培训就是让自己做好本职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产业工人”，当好一个“齿轮”，做好一个“螺丝钉”，专精一个领域，努力工作，拿薪水，工资按年头涨，福利按人头发。住房，厂里统一安排；生病，随时可以去职工医院就诊；孩子到达学龄，就安排去读书；无聊了，大家一起在厂里娱乐；退休了，让子女来继承岗位。她说，自己从18岁开始被纳入到这个轨迹中，似乎也已慢慢习惯努力地工作，且渐入佳境，可今天才28岁，忽然工厂把脸一抹说“下岗”，谁能转好这个弯儿。

虽然在心里对自己也有所暗示，算是有些心理准备，晓祺最坏的打算大不了重新捡回自己在职业高中所学的家电修理专业，去接一些家电维修的活，满足温饱不成问题。可真的到了“被下岗”的日子，她被打懵了，躲在被子里哭了整整一夜。这样的阵痛，无论放在谁的身上都着实沉重。像自己生儿子一样，虽然很是阵痛，但心里是甜滋滋的；可这个买断自己的工龄而下岗的阵痛，却让自己看不到未来与希望，晓祺茫然了。“厂就是家、家就是厂”的生活戛然而止，突然就此画上句号。 浪潮来了，谁也阻止不了。
那年年底，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曾对部分地市下岗职工进行调查：每500人中，有46%的人月收入低于120元，大部分属于低收入人群。像众多下岗职工一样，晓祺并不懂得为什么会形成下岗潮？好端端的工厂，怎么就在几年之中垮塌了？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她意识到自己仿佛就像一粒沙子，被海浪裹挟着，渺小而无力，也不知将漂向何方，想要挣脱，又无可奈何。
想一想接下来的就业、生计、住房、孩子教育、医疗等问题，晓祺心事是沉重的。此时的丈夫还在与老同事喝着小酒，他的心似乎比海洋还要大。
那年冬天，特别的寒冷。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一首《从头再来》，歌曲中唱道“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晓祺害怕自己的眼泪落下来，便悄悄地拉着丈夫，带着5岁的儿子一个劲地在屋外燃放起了烟花爆竹，孩子那天真的笑声让她心中有了许多的慰藉和温暖。
三、创业伊始
下岗了，失去生活的来源，靠什么活下去？
上了十一年的班，自己的一切都在轨道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有序进行，如今被迫下岗后的晓祺瞬间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是陌生的，且似乎还在不断地改变。
政府是重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就在当年提出花三年的时间解决国企裁员问题，晓祺能够频繁地接到各种宣传单。她和丈夫也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可怎么也不如意，看来夫妻俩要各自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为数并不多且还不能准时发放的下岗补贴，对于一个家庭总体开支而言，也无济于事。很快，所领取到的一次性工龄买断“遣送金”也会花光见底。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得重新再来，那么这一切的一切，最需要的就是钱，晓祺认准了这一点。
家公原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是萍乡市供销社，其下属市贸易货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在跃进路中段临街面。主办公大楼共四层建在左侧，右侧尚且还是一栋一层的仓库。中间则是宽敞的大门，进入之后是个比较方正的大院子，院子内还有仓库、会场、家属住宅及其他公共设施场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单位顺应时代需求，后来将办公大楼改造为“南方宾馆”。而这栋仓库的后排是家属楼之一的一栋四层楼房，家公作为同系统的职工就在其中分配到一套一层的，家公、家婆及家公的母亲一起就住在这。
那时，政府尽其所能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还在北正街、南正街、吉星路开辟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条街，让下岗职工可以摆摊卖货，并实施许多优惠政策。
市贸易货站公司及南方宾馆也进行了改制，不少员工同样下了岗，为服务于下岗职工再就业，决定将临街面的这栋仓库改造成店铺，并且优先对本公司下岗职工租用，同时也可以收取一些租金用于发放下岗职工补贴。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改造速度较快，进程良好。
家公报了名，并顺利拿下了第二间，但面积很小，大约12平方米。经家庭会议商定，决定开一间杂货店。大哥、二哥家庭没有相关想法，弟弟及弟媳虽有些动议，但怎奈弟媳身怀有孕，只好暂时放弃，于是晓祺和丈夫勇敢地站了出来，并拿出自己的“遣散费”作为启动资金。
开张后，晓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店里，早上7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丈夫负责进货，且占用了家公家婆的一间房作为仓库。开初只是出售各种日用品、零食、酒水饮料等，那年端午节卖出的本地“萍青”牌啤酒就有300多件，几个月下来，收入还不错。随后根据周边居民及客户的需求，逐渐增加了个人护理用品、家居用品、学习用品等。

那时，通讯工具还未普及，能够使用BB机的就算是时髦的了，用上“大哥大”（最初的无线通话工具）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晓祺在店里安了一部电话座机，城区电话每分钟3-5毛钱，农村及长途电话则相应更贵，每天也能带来点儿额外营收。
时间久了，经常有小伙子来店里回复BB机号给心仪的女孩子，尤其那些直接打对方电话的，总要拜托晓祺在电话接通后先说第一句“请问，某某某在家吗？我是她朋友。”而等到女生接到电话后再将话筒递给一旁正在翘首以盼、兴奋不已的小伙子。这样的电话不但通话时间长，而且在结账时，这些个小伙子谁都不会要求找零，甚至还经常来。
更加意外开心的是，院子内原会场对外承包被改造成为“乐涛涛舞厅”，有了新的人流量，电话生意更好，晓祺便找到在邮电局上班的表弟开了“后门”，又增加了一台，高峰期时一个月向邮电局缴纳近6千元通话费，自己则赚取差价，收入较为可观。
有了大半年的营收，晓祺见丈夫每天用一辆28型自行车托运货物上坡下坡的，既劳累辛苦，效率还不够高，于是她拿出钱来购买了一辆两轮摩托车，由丈夫考取驾照并驾驶，一者继续进货，二者进行摩托车出租。 那时期，的确有不少下岗男职工从业摩托车出租这个事，虽说天寒地热、风里来雨里去的，也是没办法，但能换来多一些的收入，何况还两全其美。如此下来，丈夫更能经常性地守在店门右侧院子大门口处，有宾馆、舞厅和院子里越来越多的新办公司客户经常性进出，绝大多数人都是短途乘车的，每次2块、5块钱的，丈夫基本上转个没停。在等待客人叫车的间歇中，丈夫甚至还能照顾到店铺，换晓祺去吃个饭、休息一下，这又是一举两得。夫妻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相互照应，生意越来越好。 这年，晓祺踏踏实实地过了一个春节。一家人一起听歌手周艳泓唱《春暖花开》：春季已准时地到来，你的心窗打没打开，对着蓝天许个心愿，阳光就会走进来，花儿已竞相绽开，你别总是站着发呆，让自己再美丽一些，让世界因你更可爱。 四、途路深耕
晓祺选择下海扑腾，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路。
她的杂货店仅仅开了不到两年。公司为了追求更高的租金利润，联合开发商拆除了这一栋仓库建起了八层高楼，将第一层的所有门面公开拍卖。高昂的店铺价位，让她望而止步。
家婆还是有些商业敏锐性的，未雨绸缪，预见到未来最小儿媳哺育完孩子后一定要找份事情做，谋一个生计，遂提前布局，靠着脸皮厚、打着亲情牌在南方宾馆门口摆了一个流动摊位，卖烟、买槟榔、卖水、也卖些杂货，同时也装了一部座机电话。最初家婆每天守摊，后来最小儿媳妇接接手。杂货店被迫关停后，晓祺也加盟一起互相替换、相互帮衬，靠延长摆摊时间来换取更高一点收入。随后，家婆渐渐退出，晓祺和弟媳妇妯娌俩人维持这个烟摊。当下，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做，收入平摊后虽不算高，但也能维持生活。
转眼几年，IC卡公共电话开始流行并随后得以普及，附近固定的烟酒杂货店也越开越多，并且政府对流动摊位的管理也开始严格起来，各种辛苦且不论，主要是生意越来越淡。弟媳妇也找到一份在床上用品专卖店当营业员的工作，工作环境优越，遮风避雨的，还是国定基本工资那种，外加业务提成和奖金，店里甚至帮其购买社保，这俨然是份好差事。于是，晓祺继续单独再维持了一年，之后不得不撤摊。 失去主营业务的晓祺，仿佛瞬间变成为一只无头苍蝇，没了方向。她一下子搞搞家政，一下子在一些单位食堂里做做饭，一下子又摆摆快餐摊，一下子又开开麻将馆，折腾来、折腾去，几年下来没赚到钱，就算是糊个口吧。当然，这段时间丈夫仍然在从事摩托车出租，生意也日渐低落，于是下决心升考了大货车驾驶执照，开始在一些工地上拖土方，也在水泥搅拌厂运送商品混泥土，还在公安局等单位当过临时司机，比较幸运的是长时间干过私人老板专职司机。 经过下岗潮的冲击，晓祺对儿子的教育更加重视，她和丈夫不想儿子重蹈覆辙。没有忘记即使在窘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把儿子培养好。于是这段时间里，陪同孩子的主要任务也就落在了晓祺的身上。值得宽心的是，儿子非常懂事，聪明好学，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好好的，且忠诚厚道，深受各阶段老师的喜爱。不但如此，还传承到父母的基因，长成1米87的高个，眉清目秀的，人见人爱。为了儿子的学业，她和丈夫也拼力投入，初中让儿子就读当时最好的私立学校，成为萍乡实验学校首届毕业生，升入萍乡中学成绩更加突出。儿子于2012年参加高考，顶住压力，寄托着家庭的殷切希望，一举考上中国海洋大学。 一直以来，晓祺及丈夫担心儿子认为父母都是下岗职工，也没有好的职业，生怕孩子嫌弃家庭的社会地位，形成心理障碍。如今看来，儿子是坚强的，有毅力，有骨气。那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超过915万人，这是多么大的竞争呀，儿子真的争了光。
送完孩子去读大学，晓祺和丈夫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利用家公家婆的旧房及房前空地开一个早面馆，取名为“晓妹早面馆”。这是基于几个因素考虑：一者马路对面就是城北小学、右边60米之内是萍乡三中，少不了部分学生吃面条、炒粉；二者院子里的居民、南方宾馆的外来客人会来用早餐；三者家公家婆已经搬入新房居住，这间房子空着，更加方便她俩起早。
开早面馆可是一件麻烦事，也很辛苦。通常需要在头一天下午4点开始做出相应准备，次日凌晨就要换煤球、旺火、烧水、热汤、准备食材等，以保证早上能及时为顾客服务。这种时间倒差对身体适应性是个考验，且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冷，都要早起，一但启动就需要不断地忙碌，除了泡面、炒面、炒粉等，还需要不停地打扫和清洁，直至上午11点左右打烊，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周边类似摊位也有好几家，更需要满足众人的不同口味：不放辣不行，太辣了也不行；味道淡了不行，盐多也不行；有的人加葱，有的人加香菜，有的人加青菜；有的人吃荷包蛋，有的人吃炒蛋，有的人吃卤蛋；其实市场空间只有这么大，多的时候每天也不过100碗的样子，少的时候又只有40碗左右，且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稳住客源。
实际上，晓祺把这家早面馆当成了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平台。她试图将每一碗面都做得好好的，还努力发挥自己的创意，为顾客带来别样的味蕾享受。慢慢地，她还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如今早已成为好伙伴，几个家庭还每年结伴外出旅游。
美貌和干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二十几年来，晓祺通过经营多个生意和多种打工岗位的体验，练就了一身神奇的本领，这其中最大的学问和奥秘就在于她的笑脸好。她的所有努力和付出，听到了顾客赞叹的声音，得到了顾客满意的笑容，有着许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也正是用她薄利多销理念和做法换来的。
五、生活沉淀
回想起那年代凶猛的下岗潮，晓祺说像极了做一场梦。1965年出生的大哥原在厂里从事产品质量检验工作，下岗后去往昆山、深圳等多地打工，让晓祺担心的是大哥多年前离异且未生育小孩，至如今还是单身一人。二哥和二嫂同在厂里下岗后，外出浙江、上海等地打工。1994年出生的儿子本科毕业后现在上海某国有企业上班，在大城市工作与生活压力也不小。她则继续以这家早面馆为主业，丈夫也得到朋友的关照，几年前在萍乡供电公司找到了一份司机职业，单位挺好的，还帮其续买社保，发放固定工资和一些奖金。
同期，丈夫的两位哥哥和弟弟下岗后，首先也都是从事两轮摩托车出租，后来尝试着做了许多的事情，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掉了不少的面子。可这一切都是为了讨个生活，没什么不值得的。大哥后来与其小舅子一起卖粮食种子，大嫂在某美容公司当会计，二哥在市人民医院医务外包公司运送部做协理工，弟弟成为了公交车专职司机，弟嫂当上了梦洁床上用品店店长。 2000年，萍乡市大修萍水河沿河路，路面拓宽至家公家婆的住宅处，房子不得不拆除并允许垂直于路基重建。根据北桥村统一规划和要求，在按标准购买包括路面公摊面积的前提下，面向沿河路可在一层建三间门面，其中一间建成后必须无偿让给另外的一位拆迁户，家公家婆服从了组织的调配。房子共建五层，一梯两户，大户4室2厅120平米，四兄弟各分得一套；小户2室1厅80平米，家公家婆入住第三层的小户；其他的三套小户连同第一层的车库、大厅及两间门面不具体细分，作为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对外出租，所得租金大家合理分配。 尽管建房后仍有些欠款，但由家公家婆承担，儿子儿媳妇们享受着政府这波拆迁重建的恩泽和家公家婆的福气，又遇那些年经济复苏，房租的确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新冠病毒侵袭期间及近几年来经济的不景气，导致房子空闲着，租不出去，大家都在期盼眼下经济能够迅速好转起来。 下岗的日子不知不觉已过了26年。某个晚上，晓祺偶然翻到那本发黄的下岗证，回首曾经的曾经，既有痛苦，也有喜悦，发现自己在逝去的年华中没了当初的焦躁，多了份历经浪潮击打后的沉着。她也领悟到，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更能品尝到甜；只有在有生之年遇上几个浪潮，才算得上过着实实在在的生活。 回首往事，很多人的命运往往被一个政策、一个决定所左右。经济在转型、社会在发展，晓祺和帅壮的老同事们下岗后，各有各的辛劳和收获。食堂里的面点师傅也在附近开了一家早点馆，至今生意还红火；擅于吹拉弹唱的厂宣传队积极分子邓哥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奔波于红白喜事现场；长相出众、普通话标准的莉妹一直买保险，成为公司的大红人；厂办大学生黄某竟然成为有名的律师，天天忙个不停；吕会计后来考上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独自开了一家财会事务所，成为社会名流。 这些年，经济的确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家庭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可不知为啥，似乎追求金钱利益成为人们的单一目标，没钱寸步难行，有钱就好说话，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一种钱的味道，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人情味却越来越淡，很多人因此而改变。晓祺和帅壮的老同事们下岗后，结局也各有不同：刘蛮是最早买摩托车的人，也是最早开的士的人，一次载客前往湖南遇车祸身亡；赵乃跟着自己叔叔做一点基建工程，赚了一些钱，可染上了毒品，最后吸毒致死；刘大个子自主创业开办工厂，又进行抵押贷款，有些规模，却参与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成为了吊死鬼。 岁月总是不饶人，晓祺的父母渐渐衰老起来。父母向来很看重自家女儿，更加给予足够的信任，虽说照顾老人的生活是子女的法定义务，可真要在生活上给予合适的照顾、精神上给予必要的慰藉时就十分具体而实际了，何况两位哥哥及嫂嫂常年在外地打工，作为家中的唯一女儿，她不得不挑起了照顾父母的担子，负责操心日常，默默承担着许多事务，自然也相应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2020年4月，晓祺按政策办了退休手续，每月能领取社保退休金2760元，当然每年还会有所增加。虽然已经退休，原先很想自由地外出旅旅游，怎奈当下还没办法真正丢下眼前的生意，仍然必须每天坚守着自己的早面馆。
父亲于2017年发病，病情随着时日推移而渐为严重，自我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后期基本上是卧床。2022年又遇到新冠疫毒侵袭人间，终于顶不住病情和疫情的双重打击，在刚刚度过85岁生日的7月悄然离世，晓祺痛苦万分。
作为儿媳，晓祺长期以一种平和共处的状态，积极融入丈夫的大家庭之中，并没有将自己当为外人，得到了家公家婆以及丈夫的哥哥嫂子，弟弟弟嫂的共同认可，这可是要靠着在平时以每一件具体的实际行动做出来的，而并不是说几句甜蜜的口头语言来忽悠。一定程度上照顾年迈的家公家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怎奈1933年出生的家公和1937年出生的家婆相继于2019年9月和2022年4月去世，在他们病重期间，晓祺将他们俩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尽最大的努力给予照顾和关爱，甚至还为他们接屎倒尿、擦拭身子。 晓祺坚持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平日里少不了全方位支持着丈夫，让自己的丈夫拍板定夺，她则果断地执行，犹如当年跳华尔兹舞曲一样配合默契，夫妻恩爱情深。她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面对下岗后的这一切逆境，她和丈夫都顶过来了，如今阴霾已经散去，阳光走了进来。“我决定并勇往直前地执行着我的决定，我坚信并自始至终地把准我的坚信”，晓祺常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和教育自己的儿子。 二哥和二嫂也结束了在外打工漂泊的生活，回到了萍乡，购买了房子，安稳定居下来。近期，85岁的母亲骨质疏松严重，站立和行走能力越来越差。为了方便照顾，二哥、二嫂与母亲住在一起，市轴承厂职工家属区虽然简陋，但母亲已经习惯了周边，哥妹俩和家人们共同承担着这份责任，这无形之中减轻了晓祺当下的负担。 这些年来，晓祺学会了时间优化，找寻到其中的规律，不忘自己还有一份最大职责就是陪同好儿子。出于自己和丈夫的文化水平都不够高，并不能具体在学业上指导和辅导孩子，晓祺特别理解儿子，注意用自己最大的耐心，以母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的方式进行沟通，面对面交流，相互之间各自正确表达和发泄情绪，为其提供适当的解压方式。她让儿子从小就学会独立完成诸如自己吃饭、洗澡、穿衣、整理玩具、做作业等任务，练成了较强的自立能力，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让儿子参与家务、帮衬生意打打下手来增强儿子的责任感。 儿子大学毕业后，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先后在青岛、深圳、武汉等多处谋业，两年前定在长沙，遂一边打工，一边考编，虽考过多次，但岗位均不够理想，不久前才最终选择入职于长沙市所辖某县公务员，晓祺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一点。
眼看着儿子的年龄逐渐大了起来，儿子婚恋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可又不敢多催，抱孙子孙女的愿望不知何年才会得以实现，晓祺也显得很是无奈。毕竟现今的适婚青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似乎成为时髦，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使结了婚的还搞什么“丁克”，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想当年，在儿子五、六岁时，亲朋好友都提醒晓祺生二胎，哪怕违反计划生育罚款也要生，可当时家庭很困难，没钱啊。如今的社会条件好了许多，孩子们却不积极结婚生育。时代真的变了。
晓祺说，不知为什么，眼下一方面工厂建了那么多，可当下大学生就业却那么难；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扩容，房子越盖越多、越盖越远，郊区失地农民的境况却越来越差；同时，乡下农村变得越来越漂亮，可农民却拼着老命往城里挤，外来做生意的客人少之又少，搓麻将越来越盛行，就连自己的早面馆生意也越来越淡，市场很是低迷，大家的收入普遍越来越低，房子也买不动，子女教育难，老人病不起。 这究竟是新冠病毒惹的祸，还是那年下岗潮带来的冲击至今没结束，抑或是在发生什么新的经济危机，晓祺百思不得其解。她默默地收好眼前的摊位，拿起手机回拨了儿子打来但未能及时接通的微信视频，儿子告知她昨天晚餐初识了一位漂亮女孩…… 文/摄影：黄薄双；感谢李秋、陈务豪、王晓、施小萍、陈莉、付增林、江星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