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山西④——游皇城相府杂感

坐观岁月

皇城相府与山西的其它大院有着惊人的相似，兴于明朝，盛于清朝中期，凋零衰败于清末民初。这些大院的衰落意味着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预示着中国官僚地主和工商地主时代结束，现代社会正在逐步到来。——题记 现在全国能看到的古民居多数是明清时期及民国初年的建筑，明朝之前的已经很难看到了；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全国完整保留下来的也为数不多。但是，山西却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众多的明清时期的豪宅大院，这与山西晋商这一群体密不可分。明清时期，山西晋商称雄天下，富甲一方，这些巨商们在家乡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恢宏宅院，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我曾游览过最具代表晋商辉煌历史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以及碛口古镇、三交古镇、平遥古城等地的古民居，却没有游览过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的皇城相府，一直想去这里看看，听听这里的故事。这次走马山西，于2024年9月27日游览了皇城相府，总算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 在此，附带说几句题外话。近年来，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皇家看故宫，官家看相府，民间看乔家（也有说民间看王家大院）”，有人说这种说法源自清代，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实，位于山西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的王家大院是静升王氏家族住宅建筑群，严格意义上说，是一座超大型的王氏宗族城堡，算不上大院。所谓的王家大院是由众多院落组成，占地面积比北方地区一般传统村寨、小城镇都要大许多，堡内有街道，有市场，有商业活动。关于皇家看故宫、官家看相府、民间看乔家还是民间看王家大院，这种说法不可能有200多年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说法时间不是很久，—则封建时代没有人敢冒杀头风险拿官宅、民宅与皇宫作类比；二则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紫禁城， 1925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始有“故宫”之名，至今不足百年。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阳城县北留镇午亭山村，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经筵讲师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世家的私家宅院。陈廷敬是康熙皇帝最信任的重臣之一，为官53年，在清朝的六部中，除了没有在兵部任过职，其它四部都当过尚书，礼部当过侍郎。陈廷敬宦海乞归之后，仍然被皇帝召回继续为官，最后终老于相位之上，被康熙皇帝赞为完人，称为老相国。康熙皇帝曾两次下榻这里，故名“皇城”，后世将其合称为“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又称“斗筑居”，为陈廷敬伯父陈昌言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所建，主要建筑为陈氏宗祠、世德居、树德居、麒麟院、容山公府、御史府、河山楼、屯兵洞等；外城又称“中道庄”，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外城紧依内城西墙而筑，主要建筑为陈廷敬府第、冢宰第、大学士第，配套建筑有书房、花园、小姐院及管家院，相传陈廷敬为其母所建。 步入皇城相府，首先看到的是御书楼。御书楼中间四个大字“午亭山村”，是康熙皇帝的封笔题字。午亭是陈廷敬晚年的号，可见其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两侧刻有康熙皇帝题写的“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楹联，对陈廷敬一生功绩和操守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走过御书楼，树立着一道功德牌坊。牌坊最上面四个大字——“冢宰总宪”。冢宰就是吏部尚书，总宪就是左都御史，这是陈廷敬同时担任的两个官职。功德牌坊是陈家一门五代人的官职和功名。陈氏家族从明孝宗到清乾隆二百余年间共出了41位贡士，19位举人，9位进士，6位翰林，38人进入仕途为官。乾隆曾御笔题联：“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在山西所有的大院中只有皇城相府有功德牌坊，突显陈氏家族的世代荣耀。 依次游览官署、府邸、园林、祠堂、庙宇等建筑，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那些雕刻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象征着吉祥、美好、尊贵，讲述着忠孝节义的故事。陈廷敬的会客厅叫“点翰堂”，厅中摆放着一套紫檀雕刻的桌椅和白檀雕刻的屏风，历经300多年依然完好无缺，是皇城相府三件宝贝之一，旨在体现主人黑白分明，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 从外城进入内城，经内城城墙而上，行至内城最高处的屯兵洞，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在城墙步道上从下往上走，预示着步步高升；从上往下走，预示着平步青云。步道建于明朝时期，当时陈廷敬尚未出生，其53级台阶与陈廷敬为官53年正好巧合，甚是称奇。我觉得不排除后人牵强附会，甚至动了手脚，类似这样玄乎的情况在各旅游景区并不少见，因为故事编的越离奇，游人就会越感兴趣。屯兵洞由125孔窑洞组成，上下五层，设计精巧，暗道相通，机关重重，异常坚固，兼具储藏粮食、兵器，家丁宿舍，保安防御等功能。 皇城相府书院、学堂、祠堂、庙宇等一应俱全，文化教育和传统礼教在此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各种纷繁礼仪规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陈氏家族极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崇尚官位不可传，财富不可传，“功名报国在文章”。严格的家规、家训约束着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强调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使“科举入士”成为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和每个家族成员心目中的重要使命。在如此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下，培养出了既符合封建王朝需要的人才，又保持了家族荣耀的代代相传。 皇城相府雄伟险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院落布局严谨有序，府院连绵层叠。反映出明清两代的建筑艺术，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尊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感觉这里聚集了一种十分强大的封建文化力量，让人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撼。特别是游览位于大学士第旁边的凝晖堂，令人感慨不已。凝晖堂现为陈廷敬生平事迹及陈氏家族历史陈列，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展板上择抄自《大清相国》书中的一段话：“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延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寥寥数语，把陈廷敬概括的几近完人。 我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普通游客，又不是什么政治家或者思想家，何必在古人身上琢磨功过事非。我尊崇古人，不愿意、也无能力褒贬古人，但总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过度褒贬古人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古人的不尊重。看到有些人把这样一个集封建文化之大成的地方和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士大夫顶礼膜拜成近乎可以引领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灯塔，不由得想谈点个人肤浅的看法。我绝不否定封建士大夫中一些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尚的道德追求以及对国家和社会高度的责任感。但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束缚，加之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摆脱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一些行为，“官有多高，门有多大”。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陈氏家族文化的价值观的核心是教育子孙保持耕读清俭之风，但那些精致典雅、极尽奢华的宏伟建筑摆在那里，与陈氏家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大相径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现象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封建文化和人性的虚伪。过度美化封建士大夫精神有违基本历史常识和历史事实。陈氏家族文化的实质结果显然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格格不入。 听导游讲，陈廷敬在北京做官后，老娘想去看看北京，那时候，几千里路程谈何容易。陈廷敬为这事非常发愁，一怕路上老娘万一有个闪失；二怕老娘天生一双大脚，怕看惯了‘三寸金莲’的京城人笑话。不让老娘去吧，实在有些亏心。思来想去，就对老娘说，咱在自己村子里修一座“小北京”，让老娘天天住在里边。老娘理解儿子的苦心，点头同意了，陈廷敬就修建了外城。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总觉得可信度不高，可能是后世为了突出陈廷敬大孝子的形象而杜撰的故事。游完皇城相府，我心中有个迷团一直无法解开。有关资料上说，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期间陈廷敬在京做官，内城为其伯父陈昌言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所建。陈廷敬与陈昌言都以做官清廉著称，陈昌言官至户部郎中，因劳苦过度辞职归家，除了修建内城外，还出钱出力，操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建成青云、接龙两座桥。明清时期，官员薪俸是比较低的，户部郎中顶多是从五品，算不上权力滔天，修建宏大内城和造福桑梓的钱从何而来？外城到底是不是陈廷敬所建，语焉不详，传说陈为其母所建。按照清朝官员最高俸禄，不可能完成外城规模如此宏大的工程。 有种说法引自《陈氏家谱》，陈氏家族祖上在明朝从陕西迁入阳城，由农而商，到明末清初时，富甲一方，成为当地望族，陈家有能力花巨资建造皇城相府。但是，在封建大家族中，财富也是互分彼此的。我所看到的景区介绍，只有皇城相府中的最高建筑河山楼为陈昌言、昌期、昌齐三兄弟合力建造。皇城相府到底是谁出资建造的，我依然疑惑不解。为什么早不修建，晚不修建，正好赶在陈昌言、陈廷敬为官其间修建？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家族辉煌与荣耀挂在两位官员名下，让人们对两位官员的清白产生怀疑呢？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人说这句话出自宋朝，也有人说最早出自明朝唐寅之口。其中的“清”是指“清廉”，不是指清朝。我是在《儒林外史》中看到的这句话。吴敬梓用辛辣嘲讽语言塑造出各类士大夫的形象，揭示了他们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虚伪、贪婪和自私。我不否定各朝各代都有清政廉洁、刚正不阿的官员，但绝不对封建士大夫清廉估计过高。清朝官员薪俸水平极低，存在收入和支出完全不匹配的现象。雍正帝不得不实行养廉银制度，各级官员的薪俸水平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即便如此，与官员奢华开支相比，还是杯水车薪。现在看看全国各地清代官员遗留下来的豪宅大院，钱从何而来？不言自明。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乃至今日，大量官员一边自称清官，大讲清政廉洁；一边费尽心机，暗中大肆捞取银两。 游览皇城相府，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并惊羡不已的是这座古建筑群背后的科举制。科举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王朝选拔了人才，发展到后期，就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和迂腐不堪的封建士大夫都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反而有人为科举制大唱赞歌，拔高其对现代教育的引领价值。这让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十万进士》文章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种资格就是科举制选拔出的进士和少数举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一千四五百年间，进士人数只有区区十万人左右。由此可见，科举制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官员资格选拨考试，与之前的士族世袭制度相比，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由于中国古代的文武官员主要来自进士阶层，官员和吟诗作赋的读书人形成高度重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莘莘学子—旦科举中榜，意味着门庭生辉，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能不让读书人如疯如癫，怎能不让人羡慕和佩服呢！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而非文化教育制度。与现代教育相比，科举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它的内容主要围绕儒家经典，范围狭窄，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现代教育则截然不同，它涵盖了丰富多样的学科领域，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现代教育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具备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科举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不能简单地与现代教育相提并论。 皇城相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让中国的封建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的封建文化完全丧失了自新能力和创新能力，科举入士成了陈氏家族成员基本信仰和精神动力，这种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种文化一旦衰落，必然带来这个家族的逐渐衰败。陈氏家族最后一位进士是陈廷敬之孙、乾隆朝的陈师俭。陈师俭之后，陈氏家族再无人考中进士、举人，就是府学、县学生员也是凤毛麟角，意味着家族荣光不再，家道开始中落，皇城相府也从王侯深宅逐渐沦落为寻常百姓的混杂大院。 皇城相府与山西的其它大院有着惊人的相似，兴于明朝，盛于清朝中期，凋零衰败于清末民初。有人认为是盛极而衰，只是一种历史的轮回，我绝不认可这种看法。我觉得这些大院的衰落意味着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预示着中国官僚地主和工商地主的时代结束，现代社会正在逐步到来。清末民初之后，不是再没有豪门巨贾，而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将巨额财富浪费在远离现代交通、通信等，缺少配套的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的穷乡僻壤。 皇城相府是祖宗留下的历史遗产，能够造福今日的阳城人民，陈氏先祖在天有灵也会为之而感到高兴，以此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无可厚非。但人们不应该肆意解读这里的传统文化，过度注入现代社会的文化因子，这样会让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 游览皇城相府，最让我吃惊的是尽然能提炼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的文化价值。有些主流媒体竭力推出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清”风传承，“廉”行皇城——市能源局开展“严守六项纪律，永葆党员本色”主题党日活动；等等。我在想，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堡垒中的宗族家长制，君权、父权、夫权的封建伦理体系，以及封建的主仆关系，对践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价值观有什么值得借鉴意义；有些人接受教育后会不会心理不平衡，人家清廉做官可以修城堡，自己不怎清廉买一套单元房还要按揭贷款，当然这样的比仿可能不恰当。 我国曾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封建残余思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封建残余思想必须加以警惕和摒弃，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承和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再找不到地方，也不能找到这里来。